影响深远的“美丽岛事件”

（1）

我们的摇篮，美丽的岛

我们摇篮的美丽岛，是母亲温暖的怀抱。

骄傲的祖先们正视着，正视着我们的脚步。

他们一再重复地叮咛，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婆娑无边的太平洋，怀抱着自由的土地。

温暖的阳光照耀着，照耀着高山和原野。

我们这里有勇敢的人民，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我们这里有无穷的生命，水牛、稻米、香蕉、玉兰花。

……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美丽岛》，歌谣里弥漫着浓重的家园气息，在表现了“原来的台湾”的美丽之外，还强烈地表现了台湾民众对于人生和家园未来的思考。后来，这首歌可是被台湾当局禁止了，禁止的理由是“台独”。可令台湾当局没有想到的是，这首被禁止的歌曲却焕发出了强烈的生命力，最后竟然成为了一代人追求民主与自由的“思想圣歌”，因为这首歌的歌名后来成为了一本著名杂志的刊名，而这本杂志则引发了一场形成台湾政治分水岭的重大政治事件——1979年5月中旬，台湾民主人士黄信介从这首传唱一时的歌曲里捕捉到了灵感，遂为自己新创办的杂志取名《美丽岛》。

《美丽岛》杂志创办之时，正值台湾的“党外势力”大崛起之时。在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之后，台湾一直施行高压政策，使得“党外势力”一直处于低潮期。而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随着台湾的中产阶层的崛起，那些收入较高的医生、作家、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等高收入人群开始对社会的现状表露出了强烈的不满，纷纷要求打破当时“纳税有份，参政无望”的社会现状，主张对社会进行改革。而这一批新兴的“党外势力”，马上成为台湾当局最头疼的对象。20世纪70年代初，台湾接连在“外交”上的重大失利，尤其是在“保钓事件”中台湾当局的软弱态度，更是激起了岛内人民的强烈愤慨。此时，国民党当局为了稳固自己在台湾的统治，只好装出开明的样子，打出“革新”的旗帜，用“民主”标榜自己，结果给“党外势力”提供了很好的滋长土壤。

在创办《美丽岛》杂志之前，黄信介就与当时著名的“党外人士”康宁祥、张俊宏等人联手创办了《台湾政论》等杂志。他们在杂志中宣传民主，不断发表自己的政见，一时间让台湾的“党外运动”风起云涌，很多的民众在他们的宣传呐喊下开始觉醒，逐渐形成了一股对抗国民党的政治力量。当时，正在美国哈佛大学深造的吕秀莲在听闻台湾发起了如火如荼的党外运动后，马上从美国返回台湾参选桃园县“国大”代表。

1978年年底，美国突然宣布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随后，蒋经国为了不让这一事件成为“党外势力”攻击国民党的“口实”，马上行使“宪法”“临时条款”所赋予的紧急权力，宣布停止一切选举活动。然而，蒋经国的这一做法不但没有让黄信介等人停止宣传活动，相反还促使他们决心再创办一份比之前的《台湾政论》等杂志更有影响力的新杂志，以反对当局的高压政策。

1979年6月2日，《美丽岛》杂志正式在台北挂牌，与此同时，一场汹涌澎湃的新民主运动也开始慢慢酝酿发生了……

（2）

《美丽岛》杂志诞生之初，几乎所有的著名“党外人士”都聚集在它的周围，不论是以康宁祥为代表的稳健派，还是以施明德等人为代表的激进派，都将《美丽岛》杂志社当作了自己的大本营。

1979年8月，《美丽岛》一正式发行就一鸣惊人，因为其主张实行民主化“国会”实行改选和地方长官改选，目标直指“党禁”和“报禁”。随着杂志销量的快速增长，施明德等人更是积极地发动各个地方的“党外人士”，在很多地方办理了杂志社地方服务站，广泛吸收进步的青年和民主人士加入进来。《美丽岛》杂志的“异端邪说”和施明德等人的激进做法在那个“党禁”和“报禁”都没有开放的时候无疑是一种“犯上作乱”的举动，其与当局的矛盾被迅速地激化。

1979年12月，《美丽岛》杂志社向当局发出了一封申请函，要求在高雄市举行一场3万人的大集会游行活动，理由是为了庆祝10日那天的“世界人权日”。在那样一个极为封闭的年代，要举行一场3万人的集会游行规模，无异于就是向当局发起了挑衅。所以，《美丽岛》杂志社的这个申请自然没有被当局批准。

然而，令当局没有想到的是，10日那天，《美丽岛》各地服务处成员和支持者源源不断地涌来，他们慢慢地向着扶轮公园方向汇集，好多的宣传车都在不断地广播着“集会照常进行”的宣传语。当局得知集会游行照常进行后，如临大敌般地派出了大批的军警进行阻挠。结果，在大批军警出动后，参与集会游行的人群一下子变得群情激昂，他们高呼口号，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解除戒严令”、“开放党禁、报禁”、“打倒特务统治”、“争取民主与自由”等。

事实上，为了阻止这次群众大游行活动，台湾当局早在前一天晚上就派遣军警袭击了黄信介的住宅以及《美丽岛》的几处服务站，两名《美丽岛》的义工在发传单时被警察逮捕，并遭到殴打和拘留，一直到次日凌晨才被释放。可是，令台湾当局没有想到的是，他们搞的突然袭击不但没有起到任何的震慑作用，反而起到了更坏的作用。次日，当局突然袭击的消息传来之后，使得事件开始进步一升级。游行队伍中，施明德手持一个燃烧着的火把站在车上，不断地指挥着游行队伍的路线，远远望去就像一位引导民众追寻自由的“天神”。在施明德的引导下，游行人群一路高喊着口号、挥舞着标语，浩浩荡荡地向扶轮公园走去，可是，就在游行队伍抵达扶轮公园大门口的时候，却发现扶轮公园的大门已经被扣上了大铁锁。于是，游行人群又向中山一路与中正四路口的大圆环靠近。

军警们一看游行人群改变了前进方向，马上冲过来阻拦。结果，军警们的这一阻拦使得人群的情绪更加激动。吕秀莲从人群中站出来大喊道：“几百年来，台湾人从来没有机会像今天用这么大的心声喊出咱的勇气、咱的正义感，喊出咱对人权的要求，今天是伟大的一天，希望大家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挽救大家的生存命运。”随即人群中爆发出了一片热烈的掌声。

看着群情激昂的游行群众，台湾当局也调来了更多的军警来平息事件。游行群众看着越来越多的军警，心中的努力已经开始转变为熊熊的怒火。不久之后，场面就开始完全失控，游行群众开始用石头和棍棒攻击军警，而那些手持盾牌的军警由于受命不准还手，结果被打伤一大片，大街小巷变得一片狼藉。为了避免事件的进一步扩大，警方开始施用催泪瓦斯等手段进行反击，最终这场游行活动在警方的不断施放的催泪瓦斯的浓烟中终结——游行冲突虽然终结了，但是持续性的影响却逐渐开始发酵了……

（3）

可以说，“美丽岛”事件是“二二八”事件之后，台湾民众在争取民主与自由过程中的又一次具有很大影响力的冲突事件。事件爆发之后，蒋经国马上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12月12日，蒋经国亲自前往医院慰问在事件中受伤的军警。次日，台湾当局下令封锁消息，警察逮捕了张俊宏、吕秀莲、林义雄、姚嘉文、周平德、陈菊等152名民主人士，已经出逃的施明德被通缉，《美丽岛》杂志社被查封。

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美丽岛》事件很快就被国际媒体报道了出来——BBC将现场的录音带播了出来；施明德妻子艾林达所写的《台湾：接连不断打击反动派》的文章也在美国《新闻周刊》上发表，文章指出“美丽岛”事件是“几年来台湾进行的几次最大的政治镇压之一”。

“美丽岛”事件在国际上传播开来后，很多关心台湾局势的人都担心台湾当局会像处理“二二八”事件那样采用血腥镇压的手段。很多的国际名人或团体开始声援此次事件中的台湾民主人士，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约50名教授写信给蒋经国，抗议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大规模逮捕。很多学者还给《纽约时报》写信，控诉其实受审判的不是这些民主人士，而是台湾的民主。

在国际舆论的强大压力下，蒋经国的态度开始逐渐发生改变，他开始思考：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国际人士支持那些“反动分子”呢？于是，蒋经国召集自己的幕僚，问他们该如何处理这件事情，那些“反动分子”是应该直接判处死刑呢？还是网开一面？结果，他的幕僚们也反对实施死刑，一位幕僚直接对蒋经国说：“当年黄花岗72位烈士最大的殉葬者就是清王朝，我们今天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

可惜的是，台湾当局最后还是决定用“军事法庭”来审理此案。不过，为了平息民众的情绪，台湾当局决定让庭审过程全程公开，允许岛内岛外人士前来旁听，并同意被告委托律师辩护。1月4日，蒋经国在《中央日报》上发文，直接给“美丽岛”事件定了性质，他指出：“高雄暴力案件的发生非常不幸，这是一桩‘法律’案件，对于涉嫌分子自应‘依法’秉公处理，尤其对于首、从应明确区分，毋枉毋纵。在高雄的暴力案件发生后，‘政府’一定‘依法’处理，今后不会影响我们推动‘民主法治’的既定政策及决心。‘民主法治’之路，是我们一定要走的路。”为了进一步平息民愤，蒋经国还坚持要好好开一次庭并全程录像，这样才使得媒体有了有史以来第一次进入军事法庭的机会。

1980年2月20日开始，一场备受瞩目的审判开庭了。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就在法庭开庭后的几天里，就发生了一起令人发指的血案——2月28日，“高雄事件”当事人之一、台湾省“议员”林义雄的住宅遭到血洗。林义雄的母亲林游阿妹和林义雄的双胞胎女儿林亮均、林亭均惨遭杀害，大女儿林奂均身受重伤。血案发生之后，不仅台湾全岛为之震动，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2月29日，蒋经国下令“警总”迅速破获“林宅血案”。随后，“警总”开出了悬赏200万元的天价赏金通缉凶犯。可是，令人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案犯也没有抓获。“林宅血案”发生之后，台湾舆论界普遍认为此案是国民党当局在“美丽岛事件”后，为了压制日益崛起的党外反对势力所采取的一次血腥“警示”手段。

1980年4月18日，台湾当局对“美丽岛”事件中的主要人物黄信介等八人分别判处了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台湾当局以“意图以非法的方法颠覆政府而着手实行”的罪名，判处黄信介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公权十年；判处施明德无期徒刑，剥夺公权终身；姚嘉文、张俊宏、林义雄、林弘宣、吕秀莲、陈菊各有期徒刑十二年，各剥夺公权十年。黄信介等八人的全部财产除酌留其家属必需生活费外全部没收。

值得一提的是，“美丽岛”事件的大审判在引起全社会的关注的同时，也让一批年轻的律师进入了台湾民众的视野，他们中的很多人逐渐成为了“党外势力”中的主要人物。后来，成为台湾政坛风云人物的谢长廷、陈水扁、苏贞昌等人当时就是黄信介、林义雄等人的辩护律师团成员之一。谢长廷在决意参加辩护律师团之后，对家里人说道：“我们律师有的辩分尸案，有的辩强奸案，有的辩偷窃案，这个案件为什么不能辩护呢？除了有风险外，没有什么理由啦。如果这个案件来了，我们律师不敢辩护，其实没有资格再做律师。”在法庭上，谢长廷、陈水扁、苏贞昌等人慷慨陈词，明确指出台湾的“戒严令”本身就不合法，军事法庭怎么会有资格审理这一案件呢？可以说，这些年轻的律师们不仅仅在为被告在辩护，也是在为整个台湾的党外运动做历史性的辩护。

“美丽岛”事件最终以台湾当局的暂时性胜利落下了帷幕，但这一事件却成为了台湾政治、社会生活发生转折的标志性事件。1981年年末，新一次的“立法院”选举中，为《美丽岛》辩护律师陈水扁、谢长廷和受难者家属许荣淑、周清玉、黄天福等人，不仅填补了党外运动的空当，而且在打着悲情牌下大获全胜。他们与“美丽岛”事件中惨遭逮捕判刑的民主人士们形成了后来成立的民进党的主力。在20世纪80年代中，他们通过选举、群众活动、办杂志等形式不断扩张自己的影响力，努力冲击政治和社会体制。

可以说，“美丽岛”事件之后，国民党与“党外势力”之间的“冲突隔离带”几乎被彻底摧毁，最终促使蒋经国开始认真思考台湾的未来，使得国民党的政治体制改革步伐进一步加快了。现在，再回过头再去回顾那风云激荡的“美丽岛”事件，唯一令人遗憾的就是，当年那个为了民主运动不惜赴汤蹈火的青年才俊陈水扁，在后来登上台湾地区领导人的宝座后却因为贪腐弊案而身陷囹圄，而他却在看守所里一再地向外界透露，自己被关进监狱的遭遇是他人生中的又一起“美丽岛”事件，他相信自己最终会获得清白，可是他的这一说法除了让大多数人大跌眼镜之外，再也没有产生任何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