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本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的关系问题上，考茨基坚持，后者是在对前者的批判地继承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在考茨基看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在经济、政治等客观条件上的发展为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奠定了重要基础。社会主义民主有对资本主义民主的继承。同时，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断发展，无产阶级也在不断成长壮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不断加剧的社会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无产阶级反抗力量的加强，因而阶级斗争形势的不断严峻化又为未来社会主义的建立提供了主观上的条件，即无产阶级作为社会主体意识的不断增强，因此，社会主义民主是在对资本主义民主不断批判的意义上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从客观、主观方面为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反过来，社会主义民主在形式上是对资本主义民主的批判性继承。
1.实现社会主义必需的客观条件:社会经济、政治的民主化
正如前文有关考茨基“经济民主”理论部分已经阐述的，考茨基敏锐地观察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是包含了“资本的垄断”与“民主”双重特性的统一过程。无论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由于科技水平的提高而带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方面的革新、民主化，还是以“股份公司”为代表的新的企业组织形式的出现进一步推动了经济“社会化”趋势的发展，这些因素都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这里还将以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不断崛起的大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方式为例进行说明。19世纪末20世纪初，金融资本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的经济格局，金融资本的垄断性质逐渐打破了前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各个企业无论大小以无政府状态自由竞争的格局，而逐渐在现代资本主义中建立起以“卡特尔”与“非卡特尔”为代表的企业格局，并且“卡特尔”企业联合组织对“非卡特尔”的侵占趋势不断加剧。希法亭曾在《金融资本》中详细描述了这种经济形势的构成情况。他指出，金融资本的本性决定了它与中小资本之间的对立，这种矛盾体现在企业组织方面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卡特尔”组织与“非卡特尔”组织之间利益的矛盾性。在这场攫取利益的博弈中，“非卡特尔”组织在抵御来自大企业的竞争压力的过程中不是葬身于资本市场，就是逐渐被“卡特尔”组织吞噬。最终，金融资本造就了“卡特尔”组织，也造就了资本主义大企业。[30]考茨基也意识到了“卡特尔”企业组织形式在现在资本主义形态中的重要地位，在《帝国主义》中，他明确将“卡特尔”同保护关税、金融统治以及殖民政策共同列为帝国主义时代的突出特点。考茨基认识到，“资本主义竞争在无论何地都力求把落后的企业铲除，但是这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一个如此痛苦的过程，以至于受到这种过程威胁的企业会千方百计进行抵抗”。[31]但另一方面，“卡特尔”化的过程构成了企业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凤凰涅槃，在大企业吞并小企业的过程中实现了企业结构的调整，促进了“大企业”形式的建立。考茨基认为，企业规模在社会中的扩大化趋势在一定程度上恰恰铸就了大企业的社会化趋势，而“社会主义生产只有在大企业的基础之上才能发展”，[32]因而这种企业形式的“社会化”过程将为未来社会主义社会服务。“资本主义企业的社会化(或直接称为向国家、地方和合作社所有制的过渡)本身，就会伴随着发生大部分金融资本社会化的过程。例如，使一个工厂或一个农场国有化，它的债务也国有化了，即从私人债务变成了国债。如果它是股份公司，则股东就成了国家的债权人。”[33]
针对现代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企业主联合组织”这一新现象，考茨基认为，这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无产阶级运动的发展。早在《社会革命》这本小册子中，考茨基就已经提到过“企业主的联合组织”问题，他指出，一当这种组织采取“卡特尔”、甚至“托拉斯”这种紧密的经营共同体形式时，它就很容易握有不可阻挡的力量，考茨基甚至形容道，“企业主联合组织这样一个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权力;在这个权力面前，甚至专制君主都会屈服，而且它的力量还被现代大国从专制主义那里承袭下来的权力手段——官僚机构和军队所加强”。[34]正是考虑到这种“企业主联合组织”作为现代资本主义垄断的产物将给整个社会带来的巨大影响，考茨基果断地分析道，在未来无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只有联合起来，并且无产阶级也是建立在民主自由基础上、利用民主形式投入到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才能取得胜利。因此，考茨基认为，“企业主联合组织”形式为无产阶级运动奠定了基础。
此外，随着资本主义逐渐发展到成熟阶段，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建构也在逐步调整。相对于前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仍然没有完全摆脱封建君主专制的残余而言，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体制已经得到部分改善。以议会民主制为代表的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在制度上为社会成员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提供了政治保证。
总之，在考茨基看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都将为未来社会主义的建立奠定基础。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在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民主、政治民主的基础上进一步得到发展。
2.实现社会主义必需的主观条件:无产阶级成熟化
考茨基认为，社会主义得以实现的重要条件还在于要有“实现社会主义的意志”。任何社会意识的建立都得益于当时的社会条件，社会主义的意志的建立与发展也同样离不开相应的社会条件的奠基。考茨基认为，特别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大企业联合组织的建立，这些将进一步为“实现社会主义的意志”，建立和发展无产阶级的联合组织提供有利条件，从而加速无产阶级队伍的成熟化。
考茨基首先分析了小企业在社会中占优势的情况。考茨基认为，“小企业经常产生着那种要保持或取得对那些用于劳动的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的意志，而不能产生那种要社会公有制、要社会主义的意志”，[35]因而还达不到产生“社会主义革命”的水平。相反，若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企业已经占有绝对优势的情况下，特别是在德国、美国社会中，“卡特尔”“托拉斯”等大企业联合组织在社会中占有绝对主导地位，大工业生产方式促进了生产资料和资本的社会化发展，也进一步提供了物质基础。考茨基认为，“随着实现社会主义的意志以及物质条件——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社会主义的原料——的存在，实现社会主义的力量也就必然存在了。”[36]随着大企业在社会中的发展甚至占有绝对优势，考茨基分析道，无产者的人数必然会迅速增加，这就意味着资本家人数的相对减少。尽管与非无产阶级的中间阶层，如小农和小资产阶级相比，资本家的人数还可能在一定时期增多，然而，无产阶级队伍在全国范围内的迅速壮大将使得“那些要社会主义的人必然会成为强有力的，必然会比那些不要社会主义的人更强有力”。[37]考茨基认为，“无产阶级不仅必须有实现社会主义的兴趣，不仅要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和拥有利用这些条件的力量，而且还必须具备一种保持和正确运用这些条件的能力”，[38]这样才能使社会主义持久地付诸实现。因此，要使社会主义成为可能，除了社会经济条件的成熟以及与之相伴的工业化发展，还必须加上“无产阶级的成熟”，也就是必须认清无产阶级的主体地位，认清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所发挥的主体性作用，认清无产阶级在现代革命中必须发挥的主体能动性。
值得注意的是，考茨基所主张的无产阶级成熟化的观点是与布朗基主义和魏特林等人将无产阶级革命诉诸少数人的专政、少数人领导的革命的观点相区别的。考茨基尤其针对魏特林的这种精英领导的革命观点予以批判，将其比喻为从前耶稣教团在巴拉圭组织和管理印第安人那样的教权组织。魏特林曾在《和谐和自由的保证》一书中论述到，“我看出了一个佩带宝剑的救世主的来临，他是为实现先知的教义而来的”，[39]“由于他的勇敢，他能成为革命队伍的领袖，并且借助于这支队伍，他将粉碎旧社会制度的腐朽机构，而使眼泪之泉流入遗忘之海，并使人世变成天堂”。[40]在魏特林等人看来，无产阶级愚昧无知，在当时的条件下还不具备自我组织和管理的能力，因而需要由无产阶级内部少数精英组成相应组织，从而对无产阶级展开自上而下的组织和管理;他甚至否认未来社会主义社会中实行民主的必要性，而建议由优秀的“个人”实行专政从而带领一支胜利的革命队伍来实现社会主义。
考茨基批判道，不仅魏特林等人诉诸少数精英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内容存在问题，而且这种理论产生的基础，即片面地认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无知愚昧，因而需要由少部分人领导革命的观点本身也缺乏合理性，不符合无产阶级斗争的最终目标以及社会主义得以建立的宗旨。相反，考茨基认为，无论从理论还是社会实践方面来看，只有依靠无产阶级自身的成熟、实现自我拯救才能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目标。随着现代化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大企业的建立，工人阶级的贫困化问题愈发严重，过度繁重却又单一乏味的劳动活动以及妇女儿童相继成为资本家榨取利润的劳动力工具，这些不仅使得工人阶级物质生活贫困，甚至造成了工人阶级在精神上的贫困化。工人阶级贫困化现象的愈加严重，使得工人越来越意识到不可能指望资本家的怜悯、救助改善自身的生存条件，相反，只能寄希望于那些利益就在于实现社会主义的人，即无产阶级自身。因此，“从贫困化中就产生了要走向社会主义的第一个动力:即力争终止那日益增长着的群众贫困化”。[41]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早已注意到了工人阶级的贫困化问题，考茨基认为他们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们不仅仅看出了资本主义的贫困化趋势，而且还看出了无产阶级的反贫困化趋势，并且他们在这种反贫困化趋势中，也即在阶级斗争中，看出了重大的因素，这个因素会提高无产阶级，并且使无产阶级具备这样一种能力:这种能力是无产阶级所必需的，如果无产阶级不仅是要利用机会，作为偶然的成功而夺得政权，而且还要能够保持和运用这个政权的话”。[42]正如前文就“无产阶级反贫困化”问题已经涉及的，考茨基是用“无产阶级反贫困化”一词来概括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观点，并且强调无产阶级反抗剥削和压迫的斗争作为一种群众斗争是以民主为前提的。这里的“民主”即使不是绝对意义上、纯粹的民主，它也至少是在一定程度上为组织和教育群众而需要的民主。
纵观考茨基的整个思想可以发现，考茨基主要从两个方面对无产阶级队伍成熟化问题展开了讨论。首先，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不仅创造了更多的利润，而且创造了人数更多、规模更大的无产阶级队伍。无论是男女老少，一切能够带来商品价值和资本利润的劳动力都卷入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活动中。资本家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越来越尖锐化，这使得处在资本家和无产阶级之间的、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中间等级逐渐分裂化。一部分作为统治阶级管理社会的工具的知识分子更加倾向于为资本家工作;而另一部分已经认识并切身感受到社会剥削现状以及无产阶级现代革命必然趋势的知识分子则加入无产阶级的革命者队伍。因此，无产阶级队伍在现代社会在数量、规模上都在不断增大，并且这种趋势还将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而迅速发展。其次，随着知识分子的加入以及无产阶级自身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无产阶级的知识水平将会不断提升。考茨基认为，只有无产阶级在精神和知识水平上的进步，才能实现其自身的自我解放。针对无产阶级该如何实现自身知识水平进步的问题，考茨基分析道，“成年人只能从生活中受到教育”。考茨基为此讲道，马克思曾提出工人阶级的教育应当来自现实生活的观点，换句话说，就是希望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对工人组织产生的重大影响能够使工人阶级受到教育，而这种受教育方式最终要体现在工人阶级同资本家之间进行的阶级斗争中。只有在阶级斗争中，无产阶级才可能重新获得相应的民主权利，才能通过对政治活动的参与实践使自身足够强大;只有无产阶级具备足够的知识，才能具备管理自身、管理社会的能力，才能为最终解放自身、实现社会解放提供可能。
资本主义民主为社会主义民主的建立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础，考茨基总结道，“民主制作为一种使无产阶级成熟起来以适应社会革命的手段，是必不可缺的”，[43]“民主之于无产阶级，犹如空气和阳光之于有机体那样，缺少了就不能发挥其力量”。[44]因此，考茨基认为，民主构成了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必不可少的基础，“只有在民主的影响下，无产阶级才能达到它实现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成熟程度”。[45]
3.“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正是由于考茨基坚持，社会主义民主是在形式上批判地继承了资本主义民主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因此，考茨基在《无产阶级专政》中明确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论断。
考茨基认为，根据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共产主义运动的论述，从“共产主义”这个无产阶级斗争的长远目标来看，“社会主义”与“民主”一道都只能算是无产阶级实现人的最终解放、实现“共产主义”最高目标的手段;而“社会主义”作为社会发展目标，主要是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现阶段的具体情况出发，为无产阶级发动社会革命而设立的现阶段目标。换句话说，无产阶级要进行阶级斗争、实现社会解放的革命道路是十分漫长的，在这个意义上，现实地将无产阶级的整个斗争活动区分为最终奋斗目标、现阶段斗争目标，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任务更加清晰化，从而有利于革命事业的发展。
在此基础之上，考茨基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命题。按照前文对考茨基“民主”概念的阐述可知，考茨基将“民主”视为人应当具有的一种属性，并且将人类社会中的“民主”区分为“原初民主”与“现代民主”，而早期人类社会就属于“原初民主”的阶段。所以考茨基提出，“没有社会主义的民主”是可能的，但是，社会主义若离开民主确实无法想象的。考茨基分析道，即使在不以民主为基础的其他社会中，社会本身也依然会按照自身的经济规律和交往方式不断发展，但若在不发达的社会条件下盲目套用共产主义经济模式，则反而容易导致社会违背正常的发展规律、重新陷入旧社会那种排斥人民的专制制度。在这个意义上，考茨基重申了他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解，“我们把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不仅理解为社会化地组织生产，而且理解为民主地组织社会。根据这个理解，对我们来说，社会主义和民主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46]民主与社会主义相互区别，却也紧密联系，特别是资本主义民主为社会主义民主奠定了重要基础。资本主义的确构成了一切生产方式迄今为止所达到的最高阶段:大工业以及还无权支配生产资料的自由工人;而社会主义不仅要在经济上继承资本主义发展以来所积累的一切社会财富，同时，“大企业的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的经营管理，加上工人最充分的自由:这就是高出于工业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47]
这里还值得说明的是，考茨基在当时提出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命题同列宁的“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民主”的命题构成了鲜明对比。笔者认为，在把握二者有关“民主”与“社会主义”之间关系的论述时，不能盲目地、武断地、带有偏见性地用其中一方的观点驳斥另一方的观点，而是应该通过科学地分析二者各自观点提出的理论背景以及侧重点，审慎地、客观地、实事求是地予以分析和评价。首先，二者观点提出的背景不同。考茨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观点的提出主要是建立在当时欧洲、特别是德国社会发展基础之上的，由于当时包括德国在内的资本主义在社会经济以及政治等方面业已取得了较大发展，因此，考茨基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民主的建立应当以资本主义民主作为基础，这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而列宁所提出的“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民主”的观点则是以当时俄国革命的现实为基础的。俄国作为当时“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它仍然是以封建农奴制经济为基础的，相比之下，资本主义经济依然处于萌芽阶段，而在政治方面，由于长期以来处于沙皇专制统治之下，因而十分缺乏民主政治基础。因此，面对这样一个经济、政治等方面社会化、民主化程度十分匮乏的国家，列宁提出“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民主”也是具有现实合理性的。其次，二者观点的侧重点不同。考茨基是在现代资本主义高度已经高度发展的西欧社会中提出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观点，虽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在客观上、在经济和政治方面为社会民主的实现提供了经济基础和制度保证，但从社会现实的运行机制来说，社会在整体上依然被垄断资本家所把持，无产阶级尚未成为社会的主体力量，因而“社会民主”在本质上还没有实现，因此，考茨基强调，未来的社会主义的建立必须以“民主”，特别是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为基础，这样才有利于社会民主的最终实现。而列宁之所以主张“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民主”的观点，则是结合了俄国具体情况，侧重于强调首先实现“社会主义”的重要性，在俄国这样经济和政治依然较为落后的国家中，只有首先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才能在本质上实现社会民主。因此，不同的理论背景和现实基础使得两位理论家在同一个问题上关注的重点不同，因而表达了不同的见解。但是，通过对考茨基和列宁有关“民主”与“社会主义”之间关系的命题的分析可以发现，二者虽然观点不一，但落脚点是相同的，即二者都意识到了“民主”与“社会主义”紧密相连，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在本质上促进社会民主的真正实现，民主是社会主义的题中之意，更是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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