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茨基认为，尽管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观对人类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它并未得到应有的理解。有些社会主义者只是对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产生狂热追求;还有部分人尽管在理论上承认唯物主义历史观，但并没有将这种观念真正付诸实践;甚至在德国，部分理论家认为只有从那种反马克思主义出发才能使历史唯物主义得到实现。考茨基经过考察，特别列举出马克思主义继承者中的三种典型代表。一种是毫无保留地站在唯物史观立场上的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提到，第一个论述历史唯物主义、并把它应用到诸多著作中的是保尔·拉法格，随后还有俄国的普列汉诺夫、意大利的拉布里奥拉(Antonio Labriola)、德国的梅林(Franz Mehring)、库诺夫(Heinrich Cunow)及考茨基本人。另一种是以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为代表的“企图把唯物主义历史观与唯心主义哲学调和起来”的作者。考茨基认为，前者是要将历史唯物主义应用到历史研究上去，而后者则是企图给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建立一个哲学基础，或者加以修改。此外，包括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艾克斯坦(G.Eckstein)、巴尔夫斯(Parvus)、阿克雪里罗德(Axelrod)等人在内的马克思主义者，虽然承认唯物史观并且以此指导实践，但在理论方面主要是从政治或经济的角度去研究，而忽视了历史研究方法。可见，考茨基在理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过程中更为重视其作为“历史观”指导社会的作用。事实上，这种从历史的角度研究唯物史观的方法是与考茨基早期所受的达尔文主义进化论思想影响有紧密关系的。
在此基础上，考茨基进一步批判了当时存在的将历史唯物主义误读为“经济唯物主义”的观点，即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主张人们仅仅为自己的物质利益所推动。考茨基以当时俄国的一位社会学家捷列夫斯基(J.Delevsky)的观点为例，阐明了这一点。捷列夫斯基在《社会的对抗和无产阶级的对抗》这本小册子中这样论述到，“与那种把理想看成历史发展动力的见解相对立的，是把物质利益说成历史的原动力(Principium movens)的经济唯物主义理论”。[1]考茨基又列举当时德国另一位学者亨德利克·德·曼(Hendrik de Man)有关唯物史观的评述。德·曼在其《社会主义心理学》一书开头便说道，工人生活在一种完全受牟利动机支配的环境中，因而他们在思想上将这种动机当作支配整个社会的最高原则，因此，工人很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考茨基指出，德·曼《社会主义心理学》整本书都是在错误地假定唯物史观主张牟利的动机是推动人类的唯一动力的前提下展开论述的，德·曼甚至批评马克思主义未能洞察到社会主义应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考茨基认为，所有这些歪曲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表述都存在一个共同的缺陷，即把“经济利益”与历史、甚至与“全部人类生活”混淆。考茨基承认，如果没有牟利的欲望、没有占有财富的需要，人类是不会生产财富的，更谈不上“生产和交换财富的过程”，即狭义的“经济”行为。但考茨基指出，人类生活并不仅仅取决于牟利的欲望，毕竟人类生活中还现实地存在着对他者的同情等道德层面的内容，因此，这种狭义的经济活动并不就涵盖了人的全部生活。换句话说，绝不能把牟利动机当作人类一切行为的原动力。考茨基以工人为例反驳道，从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中不难发现，工人反抗资本家剥削剩余价值、争取自身解放等因素较之于单纯的牟利动机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考茨基为此总结道，“凡是不懂得把经济动机和经济条件严格地分别开来的人，就绝不能理解唯物主义历史观”。[2]所谓的“牟利的欲望”究竟对人的生活起着怎样的作用关键取决于“经济条件”，即当时的社会历史发展条件、经济发展现实，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存在”。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一种指导人们现实生活的方法论，因为它有利于人们从产生问题的物质利益、现实条件出发因时因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为人们更好地认识现实、改造世界提供有利方法。同时，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也成为一种指导人们现实生活的历史观，因为它并不是从心理学的角度，而是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状况出发研究问题;它要研究的并不是普遍的人类的东西，而是历史的、特殊的、具体的内容;它研究的问题“并不是人何以有思想和行为，何以有观念和理想并且受这些观念和理想指导，而是这些观念和理想何以在不同的时代大不相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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