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观建设

全面深化改革的背后还是人的问题，是人的观念与价值的问题。治理文明与人的文明都要求切实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习近平讲：“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加快构建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12]可见价值观建设的重要性，利益观的调整首先需要价值观的自觉调整。现在流行一个说法，即，以前中国改革面临的问题是思维方式与观念问题，是要不要改革，而近些年来改革的问题越来越变成利益问题，特别是改革过程中形成的利益团体及利益格局，也就是“硬骨头”。为啃“硬骨头”，近几年采取的诸多硬措施也初见成效，不过，要真正形成良法善治及新常态，仍然绕不开观念与价值。利益问题诚然日益突显，但观念与价值问题依然存在，只是同利益相纠结愈加难解，价值观冲突也越来越明显地表现为利益观的冲突。利益困局其实是被利益观不断加以巩固的，利益观实际上是价值观的表现，代表某一特定群体利益的观念一旦形成，便总是具有合法性，比如，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很多人会觉得凡是为所在的团体、单位或地方站位，凡是为本单位争利益、争名分，均是名正言顺、理所当然的。诸如团队精神、集体观念、本位意识等，也都包含着特有的集体利益立场，而且，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个人的利益本身就是与集体及其利益格局捆绑在一起的，因而，个人也许主观上并非出于利己主义而行动，但如果罔顾所在集体与整个国家社会的关系，也可能做糊涂事、蠢事和错事。那种认为集体性的功利主义包含着某种“仗义”，甚至可以为此赢得尊敬的想法，究其本质，是思想观念上的根本错误。很多地方或单位的官员认为，只要不是为自己，而是为所在单位职工谋发展、谋福利，自然是天经地义的，不会出错，殊不知自己正是在如此观念的支配下，放松了警惕，糊里糊涂但又必然地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一位曾向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行贿100万的落马官员，在法庭上居然作如此自我辩护：“我送钱是为了公，不是为私”。明眼人自然清楚，这里的“公”其实是幌子，是贪官理屈词穷的诡辩，徒增笑耳，但其对大是大非及法治的无知无畏，实让人瞠目结舌。显然不能从制度缺失上为如此贪官进行辩护。一般而言，在利益式的且以种种不正当方式巩固和扩展起来的集体中，掌权者保持洁身自好的可能性并不大，最常见的倒是对利益财富的均沾甚至独享，实际上还是利己主义价值观在作祟。

利己主义是30多年来最具有侵蚀效应的价值观。最近几年，与八项规定、反腐倡廉及全面深化改革措施不断推进的进程同时出现的，还有懒政及“不作为”现象。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出于安全顾虑的所谓“谨慎”——在这一顾虑背后依然存在着体制问题；另一方面，在更大的程度上，还是价值观念问题，所谓“无利不起早”，仿佛“得好处”是行政的唯一动力，既然做了没有任何好处，就不作为，此前的“乱作为”是为了“利”，而现今的不作为，背后也是一个“利”。利己主义价值观显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障碍。因此，中央在坚持深化改革、调整利益格局、坚决反腐倡廉的同时，也致力于整治懒政及“不作为”现象，而这一过程必须与价值观的教育同时展开。

人的活动总是受自己价值观的支配，价值观一旦形成，个人便是其忠实践行者，并由此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因此，形成健全的价值观十分重要。前些年，人们总说：性格决定命运；现在，我们还想说：价值观更加决定着命运，因为所谓决定命运的性格，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价值观决定的。在这里，价值观实际上影响着相应的人生观、世界观，并渗透到心理及性格之中，而这些因素，都属于虽看不见但却对人们的行为产生实质影响的因素。近年来，很多行为失范的人，究其根本，正是价值观出现了偏差。反思贪腐官员的种种行径，可以看到，很多官员看上去精明强干、进取心强烈、有决断力及执行力，但往往固执专断、简单粗暴；很多官员看似并不一味追逐政绩，实则眼睛只是盯着上面，一心一意谋自己的发展，漠视人民百姓的冷暖；很多官员看似追求价值的实现，但满脑子却是功名利禄，只想着如何捞取个人资本；一些官员表现欲强烈，沾沾自喜，自恋自大，令人生厌。很多官员出事时常常会说“辜负了组织的培养与教育，放松了学习与思想改造”云云，不过听上去总显得“虚”，琢磨个中原因，多是贪官把学习本身形式化了，因而也就把本来很“硬”的问题给绕了过去。

价值观对人的行为影响十分重要，而良好的价值观的养成，本身就是文明化的过程。文明需要积淀，常言“富不过三代”，而文明的积淀，也得三代以上。近些年的高速发展取得了巨大的经济与社会成就，但恐怕也形成了不少歪斜扭曲的价值观。古人讲：“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今人更强调社会分工。但不少人一身多任，本职局长，却在某个高等学府做着教授和“博导”，在书法家协会挂个职，又担任着某家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居要津，享盛名，也捞实惠；印个名片，名头多得数不过来，拿下哪个都心疼，于是市面上平添了不少加长版的名片；不务本位，反逐业余与剩余，忙并快乐着，好一个追求社会贡献与自我实现！还美其名曰“践行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实不过是名利欲与虚荣心作祟，沽名钓誉，追名逐利。人的一生在各个年龄层的价值重点各异，应逐级提升，知命知天，渐达坦荡豁达，由个人价值、家庭，向整个社会、国家及人类开放；孔子所谓“十有五而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13]，道出了大道人生的位序与至理。但时下常常呈现出价值观及人生观的反常与错位，譬如，学习是为了父母，不知“志”为何物；年及二十却懵懂无知，甚至满足于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安然做着宅男、宅女；“三十而立”却难立，或因懒得“自立”，对责任（responsibility）毫无回应。有的人可能顺风顺水、大器早成，却少不得各种速成的名堂及节奏，但其价值观可能也停在了其上升时期的浮躁状态。如此或蹉跎或奋进，转眼便到了四十，或事业达于顶峰，名利欲望泛起，本乃“不惑”，实则大惑，不少人正是在四十岁上下却做尽糊涂事；一路风光到五十，其实不知天命矣，甚至到了耳顺之年，脑子里还是功名利禄，人生何来够本？因此当捞则捞，多捞多得，捞不了创造条件也得捞，59岁现象背后，显然有价值观的因素在作祟。有的人一生的价值观就停摆在某一个特定的时期或时代，是悲剧、悲哀还是悲催？至于谈到“从心所欲而不愈矩”，便是奢侈了，整天忙着到处指手画脚、题词作诗，恐怕难说是这种境界。

虽然这么讲来实有些苛刻，也有些不正当，但在这个快速发展、急剧转型的时代，每个人或多或少会受些影响。由于这些负面价值观本身就是在大家共处的这个社会中形成起来的，因而，我们每个人都不能把自己当成是这类负面价值观的绝对的“他者”，事实上，我们总会在其中发现一个“小我”的影子。而某些小的价值观，甚至于在一定范围内合理的价值观，一旦任其放大，就可能走向错误的价值观，因此，调整和矫正价值观的工作，当从小处和细处着眼。整个社会转型期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不断调整和校正价值观，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化与践行绝不是表面文章，而是实实在在的历史实践，需要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完成这一历史任务，为中华民族复兴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将儒家的慎独、反躬内省、修持涵化，同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修养与宗旨意识结合起来，很有必要。习近平在不同场合提到“慎独”，最近正在落实的“三严三实”教育实践活动，显然特别有益于价值观的调整。

总之，“四个全面”开创了中华民族复兴中国梦的新格局。这个饱经沧桑、历尽艰辛的古老民族，这个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从绝境中崛起奋进的不屈民族，这个凭宽广的胸怀与巨大的担当开出民族复兴之路的伟大民族，也一定会再创立足于自身实践、又属于且代表着人类文明重建方向的现代文明。我们坚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推进及落实，将把中华民族这个古老的民族真正地带入现代文明。如习近平所言：“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14]越是接近目标，越是充满了阻碍与迷障，更须攻坚克难、奋力搏击，“咬定青山不放松”。现代文明的新境界注定是干出来的，不是空想和空喊出来的。

【注释】

[1]邹诗鹏，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

[2]20世纪80年代以来里根及撒切尔夫人推行并持续至今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实是与“新保守主义”相通的“新古典自由主义”，而不是在19世纪70年代出现、并在20世纪上半叶在西方发生影响的“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但为了与相关说法保持一致，我们仍称neo－liberalism为“新自由主义”，且不加引号，而对老的新自由主义则加上引号，以示区别。

[3]除朝圣山学社及奥地利学派，成为新自由主义政策理论资源的还有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以及以拉弗、费尔德斯坦为代表的供给学派等。

[4]参见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第137—174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页。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2页。

[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259页。

[8]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5年2月3日。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71页。

[10]习近平：《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新华文摘》2015年第5期。

[11]《王岐山在河南林县调研时的讲话》，参见新华网2015年3月28日。

[1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06页。

[13]参见《论语·为政》。

[1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35—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