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价值观与核心价值观

二、价值观结构：基础价值观与核心价值观

“国家安全不是一座孤立的堡垒。安全同样基于我们自由制度的价值体系。”^[3]由于价值体系在最核心的层面上关系到国家安全，而价值体系又是文化存在最直接表现形态，这就在文化安全与国家安全之间建立起了内在逻辑的关联性：由于国家安全的制度性实现是建筑在核心价值体系上的，核心价值体系的存在最集中地体现和反映了这种国家安全的制度性存在的全部合法性与合理性，任何对这样一种核心价值体系的威胁和否定，就都将威胁到“自由制度”存在的安全基础，因此，对于制度所赖以存在的基础——价值体系安全的维护及其实现的程度，将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的维护及其实现的程度。正是在这样的逻辑基础上，文化安全与国家安全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文化安全不仅不是某种外加给国家安全的一种异己的力量，而是国家安全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离开了文化安全，国家安全也就失去了它的全部灵魂之所在。

价值观有核心价值观和基础价值观。核心——基础，这是价值观体系的一般结构。核心价值观是决定一个国家或民族相区别于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本质属性，涉及它之所以存在以及存在的全部合法性与合理性。核心价值观涉及国家文化安全，或者说是衡量国家文化安全的一个最重要的尺度，并且因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而区别。基础价值观是关于生活的最一般的理念系统。例如，仁义礼智信。其中的内容有不少就属于基础价值观。不同人群、族群、国家在核心价值观上会存在本质上的差别，但在基础价值观方面却会有着许多相似之处。这是人类可以共存的基础。在基础价值观方面发生安全问题，那么这样的文化安全问题也就构成了共同文化安全。国际社会，特别是通过像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来就人类文化问题制定和通过的一系列国际文化公约，其所涉及的就属于基于人类共同体的全球文化安全，或人类文化安全。文明冲突和文明安全主要发生在核心价值观领域里，而不是在基础价值观领域内。如何认识、对待和尊重各不同文明主体的核心价值观，是克服和消除国家文化安全的核心问题之一。以自己的价值观为唯一价值观，并且用这种价值观要求不同国家、地区和民族都要按照和遵守这一价值观来建立国家生活和社会秩序，这是导致和造成现代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重要来源。

存在于二者之间的，可以称之为“中间价值观”。构成这一价值观的主要是知识分子群体。这一群体中既有以核心价值观为坚定信仰的，也有以社会基本价值观作为自己价值取向的，并且各自以此把自己同对方区别开来。然而，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常常兼有核心与基础两种价值观认同，有时甚至还表现为在学术思想上是核心的而在生存方式形态上又是基础的。他们的价值观常常给予核心——基础两头以巨大的影响。正因为如此，这一群人常常被称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精神灵魂的脊梁。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一个社会的价值观体系就是由他们来建构的。中国价值观发展史上一个最典型的事例，就是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中的“百家”。构成后来中国价值观体系的无论是核心价值观还是基础价值观，他们都是重要的源头。

价值观还有传统价值观和现代价值观之分。一般来说，传统价值观往往表现为基础价值观，而现代价值观则往往表现为核心价值观。这两个方面的价值观危机都会构成国家文化安全问题。传统价值观更多地涉及人的身份认同，现代价值观更多地涉及价值信仰。二者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冲突。认同身份并不一定拥有共同的价值信仰。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认同自己是炎黄子孙，同属于中华民族，但是，在价值信仰上却又有着不同的主张。这是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面临的最大的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如何在尊重各自价值信仰的基础上，以共同的价值身份为标准实现两岸的和平统一，将成为当今中国人面临的最大考验。

核心价值观与基础价值观，现代价值观与传统价值观，哪一个价值观安全问题构成了国家文化安全问题，还是所有价值观安全都构成了国家文化安全问题？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命题：国家文化安全在价值观安全问题上的结构性层次问题及他们之间的安全构成的驱动性问题。

一般来说，由于核心价值观是由一个时期这个国家占主导地位的统治阶级定义的，统治阶级不仅掌握着物质生产资料的主导权，而且还掌握着精神生产资料的主导权，一般来说影响着被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变化与选择。占主导地位的核心价值观的“核心”地位在整个社会价值观生态系统中所处的位置，即社会影响力和社会认同度，将直接影响统治阶级的执政的权威性与影响力，直至它的执政的合法性。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对这个国家核心价值观体系构成的威胁和挑战，都必然地构成了对这个国家的文化安全的威胁与挑战。核心价值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具有国家文化安全的性质。国家核心文化安全最重要的就是国家价值观安全。这是影响和决定国家其他方面的文化安全的核心。没有国家价值观安全，其他的国家文化安全都不存在。这种安全需求，是指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国家统一、国家利益拓展以及国家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文化发展的需求。

与此同时，基础价值观不是无能为力的。基础价值观更多地表现为一个国家人们的生活方式。一方面它受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和制约（更多地表现在对制度和法律的接受），另一方面又对核心价值观构成反作用。由于基础价值观具有更为广泛的社会普遍性，是构成一个国家安全稳定最重要的社会基础，因此，基础价值观的任何动摇，即任何对基础价值观构成威胁与挑战并使之动摇对核心价值观的接受与认同，不仅构成核心价值观的安全问题，同时也会构成基础价值观的安全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核心价值观与基础价值观之间存在着一个互补互助。基础价值观既是一个变化相对稳定的文化稳态因素，同时也是一个处在剧烈变动中的文化变量。当一个社会的基础价值观出现整体性剧烈变动的时候，往往也是一个社会要求核心价值观转变的时候。能否求得二者之间的协调平衡，将直接影响这个国家文化变量的安全性系数。相互之间变量越小，则国家文化安全系数越大，相互之间变量越大，则国家文化安全系数越小。国家文化安全系数与核心价值观和基础价值观之间的变量呈负相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