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伦理建设的地位与作用

《礼记·礼运》中特别强调：“如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儒家讲仁义礼智信，讲道德、讲伦理、讲礼仪、讲伦理，凸显了这是小康社会中绝不可轻视或漠视的重点。孔子说过：“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民有耻且格。”德，礼，就是要求人们不仅要讲权利，而且要讲义务，不仅要讲享受，而且要讲贡献，一言以概之，就是于心志伦理之外，更要讲究责任伦理。

贯穿整个中华文明的责任伦理在《礼记·大学》中有相当完整的表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孙中山在“民族主义”演讲的第六讲中曾说：“中国古时有很好的政治哲学。我们以为欧美的国家近来很进步，但是说到他们的新文化，还不如我们政治哲学的完全。中国有一段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在外国的大政治家还没有见到，还没有说到那样清楚的，就是《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段话。把一个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这样精微开展的理论，无论外国什么政治哲学家都没有见到，都没有说出，这就是我们政治哲学的知识独有的宝贝，是应该要保存的。”这是孙中山在从发动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到领导推翻北洋军阀统治的大革命的长期实践中获得的结论。

在中华农耕文明的长期演进中，家庭、家族、宗族，一直是社会生产、社会交往、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但人们又不仅仅局限于家庭、家族及宗族的交往，每一个个人相互之间还有广狭不等的地域性联系，还有纷繁复杂的各种经济联系、族类联系，及其他各种不同层面的社会联系、政治联系、文化联系，等等，在此基础上，形成以大一统国家为最高诉求的社会共同体。家庭与国家高度同构化，彼此密切不可分割。《老子》第54章中说：“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管子·权修》中说：“天下者，国之本也；国者，乡之本也；乡者，家之本也；家者，人之本也；人者，身之本也；身者，治之本也。”《吕氏春秋·执一》中说：“为国之本在于为身。身为而家为，家为而国为，国为而天下为。故曰：以身为家，以家为国，以国为天下。此四者，异位而同本。”《礼记·大学》中所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正是这一思想的概括。当中华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山林农牧文明在长期交往、冲突中逐步融合结为统一的命运共同体的时候，融个人、家庭、乡里、国家、天下于一体的责任伦理得到了更为普遍的认同。正是基于这一认同，每一个人都必须自觉地承担起对于家庭、乡里、国家、天下的责任。这一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责任伦理，既有别于特别专注于个人的个人本位主义，又有别于几乎完全抹杀个人地位与作用的国家本位主义、社会本位主义。

重温传统儒家小康社会论述中对于社会责任伦理的强调，可以帮助我们比较准确地把握“全面实现小康”中的“全面”二字的真正含义。没有对于“全面”这一方面的准确把握，就很难避免孔子所说“在势者去，众以为殃”那样的最终结局。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批评旧唯物主义“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能动的方面反而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5]。在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里，坚持物质第一性和充分重视人的主体的能动作用，立足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特别是革命的、批判的实践活动，是不可分割地统一在一起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程中，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同时并重，紧密结合，正是真正全面坚持了马克思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