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题与升级

陈铁军

随着经济全球化及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区域经济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中国—东盟自贸区在这样的大环境中应运而生。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是中国对外签署的第一份自由贸易协定，也是继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之后世界第三大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自贸区是迄今为止人口规模最大的自贸区，被誉为发展中国家合作的典范。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发展进入新时期，中国与东盟都面临着调整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的挑战。经过近一年半的四轮谈判，双方于2015年11月在北京就升级谈判成果文件《议定书》内容达成一致意见，为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正式签署文件创造了条件。全球经济发展进入新时期，中国与东盟都面临着调整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的挑战。

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现状

2015年是中国—东盟自贸区建成5周年，也是中国和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2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有力地促进了双边经贸关系，展示了发展中国家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良好模式，将为东亚地区合作开创新局面。印度尼西亚雅万铁路、中老、中泰铁路等大项目合作取得新突破，中国同东盟的互联互通建设和产能合作迈上新台阶。2015年，中国还与湄公河流域国家共同成立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这一机制与其他区域合作机制相互补充、相互促进，有力地推动了东盟共同体建设，促进了区域一体化进程，也为中国—东盟合作增添了新内涵。

（一）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中国—东盟自贸区一路走来，成果丰硕，中国与东盟的进出口总额持续增长。这种增长源自中国出口东盟比较优势的产品，以及中国进口东盟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在该自贸区的带动下，中国和东盟经济总量接近13万亿美元，占整个亚洲的近60%。随着自贸区红利的释放，中国连续7年是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连续4年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2002年，当中国—东盟自贸区刚刚启动时，双边贸易额为548亿美元。到2014年，双边贸易额就已高达4 801亿美元，12年间增长了近9倍，年均增长20%，较上年增长8.3%，快于中国对外贸易3.4%的平均增幅。（见表1，图1）2000年，与中国的贸易额只占东盟国家对外贸易总额的4.4%，而这一数据在2014年增至15%；同一时期，与东盟国家的贸易额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比重则从8.3%跃升至11.1%。^[1]中国庞大的市场和不同的消费层次将随自贸区建设而与东盟企业分享开发空间。中国和东盟贸易中，化学成品及有关产品、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机械及运输设备，呈现出较高的产业内贸易指数，产业内贸易依存度最大，是今后一段时间内最有互补发展潜力的贸易产品。新加坡是世界著名的贸易中心之一，中国企业可通过与新加坡企业的密切合作而将产品销往更广的国际市场。马来西亚具有伊斯兰清真食品国际市场销售认证资格，中国企业通过与马来西亚企业的合作可有效开发全球清真产品市场。

表1　中国—东盟双边贸易统计表

图1　中国—东盟贸易增长图

（二）相互直接投资不断增大

由于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成，双方市场的开放，投资壁垒的逐渐消除，双方之间的投资进一步增多。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其规划的今后海外投资的重点区域之一是东盟地区。中国政府积极支持中国企业到东盟国家投资兴业，并鼓励在当地建立一批基础设施完善、产业链完整、关联程度高、带动和辐射能力强的经济贸易合作区。中国对东盟投资发展迅速，目前，东盟已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三大经济体。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03～2013年，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由1.2亿美元增至72.7亿美元，增长了60多倍，年平均增速50.8%。截至2013年底，中国对东盟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存量达到356.7亿美元，占存量总额的5.4%，仅次于中国香港（57.1%）和欧盟（6.1%）。中国共在东盟设立直接投资企业2 700多家，占中国在外设立投资企业总数的10.6%。截至2015年，双方累计相互投资已超过1 500亿美元。投资合作方式也将更加多元化，双向相互投资从2003年的33.7亿美元增长至2014年的122亿美元，增长近4倍。双方累计相互投资已超过1 500亿美元。特别需要提及的是，由于中国与东盟相互之间取消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实行贸易的自由化和便利化，中国企业在东盟投资生产出的产品还可享受东盟与这些国家的自贸区优惠关税待遇，从而销往更加广阔的国际市场。另外，随着双方服务业的开放，相互之间的投资也必将进一步扩大。

（三）经济合作的领域更加丰富

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成，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将进入一个全面、深化发展的新阶段。5年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自由贸易区涵盖的范围越来越广，不仅包括取消关税与非关税壁垒，还包含内容更加广泛的经济合作，甚至涉及经济领域以外的合作。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即是广义范围的自由贸易区，将不仅仅是消除双方之间存在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还将涵盖全面的经济合作框架，如投资、贸易便利化等广泛内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涵盖范围和合作领域主要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贸易投资便利化。由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市场大、地区发展不平衡，有着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这种差异带来双方经济上不同程度的互补，利用好经济互补性则可为双方合作发展提供有利条件。从产业结构上来看，双方即使在相同的产业部门，各自产品也有不同的侧重点。因此，随着相互开放市场，中国与东盟国家产业间的横向合作和产业内的纵向合作不断有新的扩大。在投资合作蓬勃发展的推动下，东盟持续成为中国最大的海外承包工程市场。2003～2013年，中国在东盟工程承包完成营业额从18亿美元提高到210亿美元，增长了10.9倍，年均增速达到23.1%。同期，中国在东盟完成工程承包营业额占中国对外工程承包完成营业额的比重由12.7%上升至15.1%。中国企业在东盟国家承包工程合作涉及电力、桥梁等基础设施以及农业、制造业等诸多领域。

（四）合作的方式不断出新

中国与东盟共建一个统一的大市场，形成日益紧密的经济关系和越来越多的共同经济利益，本着先易后难、循序渐进原则逐步向前推进。2015年11月，澜沧江—湄公河合作首次外长会议在云南景洪举行。湄公河国家发展潜力日益凸显，打造六国合作机制，顺应时势，水到渠成，顺乎民心，势在必成。各方围绕“同饮一江水，命运紧相连”的主题，就进一步加强澜沧江—湄公河国家合作达成广泛共识，一致同意正式启动澜湄合作进程，宣布“澜湄合作机制”正式建立。将“澜湄合作”建设成为六国共商、共建、共享的次区域合作平台，确保新机制启动顺利。根据现阶段次区域实际情况和发展需求，从互联互通、产能合作、跨境经济合作、水资源合作、农业和减贫合作五个方向优先推进，提供政策、金融、智力三个方面的重要支撑，以项目为主导，着重抓好落实。“澜湄合作”将秉持开放包容精神，与本地区既存合作机制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并行不悖、协调发展，发挥各自优势，共同推进次区域发展繁荣。会议审议通过了“澜湄合作”概念文件，一致同意研究并尽早实施一批“早期收获”项目。致力于深化次区域国家间互信和睦邻友好，推动经济和可持续发展，促进社会人文交往，包括扩大贸易投资，改善互联互通，促进水资源合作，将澜湄合作机制建设成为各方共商、共建、共享的次区域合作平台。

（五）区域合作更加和谐友好

伴随着自贸区建设，近些年来双方在媒体合作、旅游合作、文化产业合作、青年合作、教育合作等诸多领域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达成了共识，签署了有关合作文件。今后随着这些文件和共识的实施，中国与东盟国家人民之间将越来越多地相互了解，友好关系必将进入一个新时期。这种和谐、友好大社区的逐步形成，又将为自贸区建设构建十分有利的人文环境，比如旅游方面。旅游业不光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重要内容，更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和大力发展的战略产业。中国与东盟旅游合作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一些特色旅游路线和产品已成为国际旅游品牌。例如，大湄公河次区域旅游环线以及世界遗产地观光游、东南半岛民族风情体验游等。旅游活动的发展，还将涉及信息、金融、酒店、交通和其他产业部门。世界旅游经验证明，发展旅游业可带动众多产业的发展，旅游收入每增加1元，带动相关行业增收4～8元。旅游业直接和间接带动的产业有100多个。旅游业是劳动密集型和资金、知识密集型相统一的产业，加快旅游业发展，可以广泛吸纳不同层次劳动力就业岗位。旅游业每增加1个直接就业岗位，社会就能增加5～7个就业岗位。旅游业的发展，带动了其他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的高度发展，为其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中，我们一方面看到双方日益密切的合作关系带来的可喜变化，可以感受到自贸区在形成过程中出现的丰富成果。零关税已经覆盖了双方90%～95%税目的产品，货物贸易自由化水平大大提高。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由于受当时中国的国情以及东盟10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中国—东盟自贸区还只是一种简单的互补性货物贸易自由贸易区，不仅在货物和服务贸易领域的开放程度有限，而且投资贸易的空间也受到抑制。至于技术、环境、知识产权等敏感性问题更是没有涉及，以致双边企业贸易往来的成本依然较高，各国民众所享受到的自由贸易区红利并不显著。

（一）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开放程度相对较低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除了新加坡外，基本都是发展中国家。中国虽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第一贸易大国，但也是人口超级大国，导致人均收入较低，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要想加快本国经济的发展，就要吸引外资并利用它来加快本国经济的发展。现有的中国—东盟自贸区框架是跟当时我国的国情以及整个东盟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应的，现在已不能满足所有成员国的诉求，仍有完善的空间。^[2]中国—东盟FTA（自由贸易协定）虽实施了五年，但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贸易不平衡一直存在，特别是与欠发达的东盟国家的贸易都是顺差。尽管东盟各国可以从中国进口到廉价的消费产品，但单纯的终端产品进口只是一种贸易替代关系，并没有在当地形成现实产能，从而也不能为东道国创造就业空间，东盟不少国家民众并没有感受到建立自贸区的好处。在中国对东盟贸易顺差的同时，还存在着中国对东盟的资本贸易逆差。于是又出现了一种尴尬，即东盟不少国家，尤其是像柬埔寨、老挝、越南和缅甸等国因资金短缺饱受基础设施匮乏之苦，而具有资本输出能力的中国因东盟的许多投资限制又不得进入。中国未能获得“准入前国民待遇”的承诺，将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中企对东盟的投资。东盟与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日本、韩国的“10＋1”自由贸易协定，在投资方面均为“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这也是符合当前国际惯例的通行模式。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中国与东盟过去的投资协议中并不涉及“准入前国民待遇”问题和负面清单。鉴于中美投资协议谈判目前已经就“准入前国民待遇”问题和负面清单明确了方向，因此，在升级版谈判中，东盟可能会据此向中国要价，需要中国能循序渐进地改革投资管理体制。

（二）中国与东盟既有合作也有竞争

合作与竞争是同步展开的，中国与东盟成员国之间也存在竞争关系，这些竞争性关系若得不到妥善处理，也容易成为影响经贸合作的因素。由于中国和东盟国家的要素禀赋相似，采取鼓励出口，吸引国际投资来促进本国经济发展。所以，双方在吸引国际投资方面存在很强烈的竞争。东盟国家对中国开放了零售品市场，且费用低廉和与中国陆地交通便利，使东盟国家成为许多精明中国商人的“生意跳板”。由于质量和服务的不足，中国商品主要占据低端市场，它们得到了当地市场的认可，市场占有率比较稳定。中国、东盟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都依靠发达经济体的市场而不是彼此，为了促进各自经济的发展，双方在吸引外部的资金上必然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竞争。而中国经济和贸易的飞速发展，使东盟担心在国际市场上丢失掉自己本身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的份额。从产业结构与出口结构上看，中国与东盟国家的产业在第三方市场（如美国、日本）上存在很强的竞争性，在敏感性产品（如动物产品）的开放，以及幼稚产业保护上存在一定的意见分歧；同时东盟各国自身产业结构的单一化问题仍然严重，产业结构趋同，在出口导向型战略下，依然以劳动密集型产品或下游的电子信息产品为主，不利于自贸区发挥贸易效应。从贸易政策上看，东盟内部市场小，联盟内部成员国间贸易的发展程度低，各成员国纷纷单独与区外其他国家进行双边贸易协定的谈判。自2002年1月新加坡与日本签订双边贸易协定，减免超90%的双边贸易商品关税以来，东盟各成员国也与日本、韩国、印度等国签订双边贸易协定。从短期来看，双边贸易协定会破坏其他国家的利益，而长期贸易协定效应则难以预料。

（三）贸易保护与市场开放正影响自贸区建设

目前，贸易保护主义的新形式涌现，有的很难被发现，更不易解决。由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成员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的不同，使其市场成熟度和对外开放后的企业承受能力也不尽相同，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自由贸易区的发展。由于经济差距较大，东盟各国在推动自由贸易区建设方面的主张和所起的作用也各不相同，必然会对谈判进程产生影响。有的国家经济自由化程度较高，对推动自由贸易区十分积极，期望尽早从中获取更大的利益。有的国家在经济互补方面占据优势，并欲通过推动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在东盟发挥主导作用。有的国家则保护意识较强，不希望自由贸易区影响本国产业的发展，主张循序渐进。相对落后的国家则千方百计寻求得到更多照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各国贸易比重尚低。就贸易产品而言，多数产品仍为初级产品，科技含量低。在中国与东盟相互开放的市场中，双方行业对接合作不够，打造新的产业链还需较长的时间。这一问题直接影响了双方企业在更大范围的互利合作，影响了区域内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竞争力的提高，并易带来新的贸易和投资保护。目前，中国出口规模正呈不断扩大的趋势。中国对东盟贸易顺差的出现已引起东盟国家的担忧，担忧中国—东盟相互开放市场，采取以低价切入市场的战略，中国制造的商品就会大量涌入东盟，会影响他们的市场、投资、产业结构，并担心在大部分产品实行零关税后，敏感性产品、幼稚工业、中小企业会遭受中国廉价产品冲击，带来失业增加。而中国自身的农业也受到冲击，由于我国粮食价格高于国际价格，进口大米到岸价仅1.6元／斤左右，而国产大米卖到2元／斤^[3]，导致进口量增速迅猛。根据海关总署的数据，2015年前9个月我国谷物及谷物粉的进口量为2608万吨，同比增加81%。生产量、进口量、库存量“三量齐增”，加剧了国内粮食供大于求的失衡。大米、小麦价格均出现跳水，目前的现货价与上年同期相比分别下跌5%、11.5%，为12年以来新低。

（四）在东盟的大国博弈日益激烈

东盟的地缘政治因素决定了其对整个亚洲和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各国都不愿与这个全球经济发展的热点地区“擦身而过”。东盟区域整合的加速又会刺激欧洲参与区域整合进程，欧美、日韩等国家的积极行动将加快GMS区域整合的进程，大国之间的博弈将会越来越激烈。特别是日本加大了对东盟国家的战略投入，不仅增加对东盟欠发达国家的经济援助，而且加快了对东盟国家的产业投资转移，对中国造成了激烈的竞争压力。近年来，无论是民间还是官方，日本在东南亚的投资迅速飙升。受劳动力成本影响，日本企业2014年在东南亚的投资规模超过在华投资的三倍。日本政府同样加大了对东南亚的援助力度，其中对越南的援助尤为突出，从2008年到2013年，日本向越南提供的援助总额约为100亿美元。中国与日本在高铁建设方面展开激烈的争夺，一般有高铁可卖的市场，就一定少不了中日两者的竞争。而主要的战场除了正在大兴土木、加大基建投资的亚洲国家之外，欧美市场也在成为新的争夺之地。东盟国家开始实施大国平衡战略，并从大国博弈中获益。大国平衡战略仍是东盟自立、自强的法宝。冷战结束以来，东盟通过推行大国平衡战略，大大提高了自身地位，并从所有大国获益。周边国家过去比较封闭，主要与中国发生经济往来，随着逐步开放，也利用大国对权力的追求，使大国势力在东南亚地区达到一种平衡的状态，旨在防止某个大国的势力在该地区过分膨胀，从而实现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大国平衡战略是周边国家处理本地区国际关系的一种特殊手段，希望通过这种特殊的手段，使该地区达到一种特殊的稳定状态。周边国家是希望通过平衡各大国在该地区的力量，达到多种力量的和谐并存，实现地区格局的多极化，使东南亚各小国的利益得到保证。此外，随着中国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在一定时期内也将影响到中国与东盟之间的经贸合作。

（五）TPP对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带来许多不确定因素

2015年10月，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12个谈判国达成基本协议（其中包括了东盟的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和文莱四国），同意进行自由贸易，并在投资及知识产权等广泛领域统一规范。规模占全球4成的巨大经济圈将应运而生。TPP就是为将中国排除在外的贸易体系。美国通过TPP谈判可以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起到制衡作用，削弱中国经济在该区域的影响力，保持和扩大自己的资源版图，重新构建信用体系，保持美国超级大国的霸权地位。打着推行高标准规则的名义，把世界经济划分成一个个排他性的小区域。区域内的经济体能够享受开放平等的贸易往来，而区域外的经济体则被排斥在外。^[4]

首先，这种关税同盟对中国形成巨大的贸易歧视与贸易转移效应。TPP成员国相互之间实行零关税，那么就意味着中国出口到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越南等12个TPP成员国的产品将会受到歧视性待遇，被征收高关税，而TPP成员国之间却享受零关税。这样就会导致企业为了追求零关税而离开中国，到TPP境内去完成TPP成员国之间的外贸。增加其他国家的产品优势，不仅影响中国—东盟的贸易，还影响中美、中日等的传统竞争优势。中国被排除在外，那么中国的贸易数额会大大减少，因为加上制造成本、商务成本、关税成本等，中国的商品价格很难和TPP体系内的商品竞争，美国等进口大国可能就会减少从中国进口商品。TPP将会挤占中国出口市场，进而对中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给中国贸易大国地位带来威胁。

其次，TPP自由贸易安排达成后可能对非成员产生一定的贸易投资转移效应。^[5]一旦TPP达成实质性的协议，将会冲击中国贸易大国地位。TPP形成后可能带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价格链，促使全球产业布局发生很大变化，出现区域生产网络和全球供应链的重构。外资企业在中国生产的产品将没有竞争力，有可能使大量的外资企业从中国撤退，产业转移到TPP的成员东南亚国家。另外，可能也会导致中国对东盟投资的损失，最后有可能使中国贸易顺差大打折扣，中国的外汇占款大幅度减少，导致国内就业的减少。

（六）东盟共同体成立对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带来变数

东盟拥有6.25亿人口，GDP总量达到2.6万亿美元，形成共同体就将成为世界第七大经济体。在过去的实践中，东盟着力自身共同体建设，东盟各国之间几乎已经消除了所有关税贸易壁垒，现在它们的任务是要确保建立一个单一市场和生产基地，进一步促进货物、服务、资金、人员等各类要素的自由流动。2015年，正式成立以经济、政治安全和社会文化为三大支柱的东盟共同体，这是亚洲历史上首次建成区域共同体，在推动形成“一个目标、一个身份和一个声音”的一体化道路上，东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也再次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上。东盟经济共同体的成立，将在东盟内部形成统一的大市场，这就提高了中国—东盟自贸区的质量。另外，由于自贸区具有对内开放、对外限制的特征，因此，在成员国之间贸易壁垒降低的同时，对区外经济体则构成更高的壁垒，会产生贸易转移的效果。塑造内部的认同以及赢得国际社会的认同对东盟来说是2015年一体化建设重要的目标。东盟更加抱团，将成立以6亿人口单一市场和共生社会为目标的“东盟共同体”，为了获得内外认同，在经济上东盟努力加强内部的相互依赖建设，2014年推动单一海运、空运市场建设；在外交上推行商务旅行卡、东盟内部互免签证、对外统一签证；在中国南海问题上坚持整体与中国对话等。此外东盟还进一步加强秘书处的功能，似乎意在提升东盟作为超国家组织的水平。东盟一体化建设对于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将会有两个相反方向的影响：一方面，东盟接下来将重点加强互联互通建设，这与中国提出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将有紧密的联系，是双方可以加强合作的领域。更重要的是，东盟互联互通建设需要大量资金，中国提出建设的亚洲基础设施银行符合东盟的需要，会有很大的合作潜力。但另一方面，东盟的共同体建设就是要提升国际认同、加强其作为东亚合作主导者的能力，因此在处理与外部的关系时将更加一致对外，这对中国处理与部分东盟成员的争端将造成不利影响。^[6]

三、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升级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提出的，是建立在双方长期经济交流和互动基础上的合作，因而有较为深厚的经济基础。从世界经济发展的态势看，也存在着继续深化的动力：中国经济将在入世等利好因素的激励下，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会对东盟国家形成持续的市场需求和吸引力；东盟经济对中国经济的依赖性将进一步加大。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定格在货物贸易层面已经不合时宜，在TPP等压力下，中国如果想要通过中国—东盟自贸区来提高自身的抗压能力，就迫切需要对老版本的自贸协定进行升级。寻求最大化的经济利益使中国与东盟走向合作，打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将继续带动中国与东盟合作走向深入。

（一）《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已签订

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发展进入新时期，中国与东盟都面临着调整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的挑战。经过多年来的不懈努力，中国的自贸区战略已经从着眼于自贸区覆盖范围的扩大逐渐发展为注重自贸区水平的提升。2015年11月，在李克强总理和东盟十国领导人的共同见证下，中国与东盟十国在吉隆坡正式签署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谈判成果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关于修订〈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及项下部分协议的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此举标志着中国—东盟自贸区正进一步向高水平迈进。按照中国和东盟达成的协议，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除了进一步削减非关税壁垒，特别是敏感产品的关税外，还将落实新一批服务贸易承诺，从准入条件、人员往来等方面推动投资领域的实质性开放，进而将单纯的双边货物贸易关系转变为以商品、服务与投资贸易，特别是投资为基础的综合合作关系。利益联系越来越把中国—东盟双方人民的命运联系到了一起，这要求自贸区建设超越贸易投资等利益共同体范畴的合作，服务于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大方向。可以说，有关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谈判的《议定书》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经济技术合作等领域，是对原有协定的丰富、完善、补充和提升，体现了双方深化和拓展经贸合作关系的共同愿望和现实需求。当前，东亚地区合作框架在TPP这样的高标准自贸区的压力下面临重构，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既有利于拓展中国—东盟关系的深度和广度，在推动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建设进程中构筑更加牢固的双边关系，也将成为构建亚洲未来区域合作模式的有益探索。《议定书》的达成和签署，将为双方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助力，加快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推动实现2020年双边贸易额达到1万亿美元的目标。

（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实现从量到质的转变

现有的中国—东盟自贸区零关税已经覆盖了双方90%～95%税目的产品，货物贸易自由化水平已经很高。因此，相比贸易自由化诉求，在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谈判中强调进一步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更具有现实意义。《议定书》是中国在现有自贸区基础上完成的第一个升级协议，是对原有中国—东盟自贸区各种协定的丰富、完善、补充和提升。在升级谈判中，双方着重加强货物贸易和投资便利化，进一步开放服务市场，提升经济技术合作水平。一是在货物贸易方面，双方对原产地规则加以优化和完善，进一步简化海关通关程序，并承诺运用自动化系统、风险管理等手段，为双方企业提供高效快捷的通关服务，提高企业利用自贸区优惠政策的成效；二是在服务贸易方面，双方完成了第三批服务贸易具体减让谈判，在建筑、旅游、金融、通信等近70个分部门做出更高水平的开放承诺；三是在投资方面，双方同意加强投资促进和便利化合作，简化投资审批程序，建立“一站式”投资中心，创造稳定、透明、便捷的投资环境；四是在经济技术合作方面，双方商定在农业、信息、交通等10多个领域深化合作，并把跨境电子商务作为新议题纳入合作范畴，进一步拓宽了自贸协定升级领域。上述新突破，不仅有助于推动实现2020年双边贸易额达到1万亿美元的目标，促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和亚太自由贸易区的建设进程，还将为双方建设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提供新动力。^[7]更重要的是，整个谈判过程体现了双方深化和拓展经贸关系的共同愿望和现实需求，将中国雄厚的资金和技术能力与东盟不断加快的一体化进程相结合，在“一带一路”建设和东盟共同体“后2015年发展愿景”的共同引领下，将为东亚地区的合作开创新局面。

（三）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可从澜沧江—湄公河合作切入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应本着先易后难、循序渐进原则逐步向前推进。根据现阶段国际形势，亚洲区域一体化深入发展，湄公河国家发展潜力日益凸显，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以下简称“澜湄合作”）是独具特色的次区域合作机制，各国作为平等伙伴，共同谋求可持续、包容发展，缩减发展差距，实现合作共赢，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历史意义。中国与湄公河五国是天然的合作伙伴、紧密的友好邻邦、相互信任的真诚朋友、相互帮助的兄弟姐妹。因为东盟一共有十个成员国家，在这个地方就已经占了五个，中国如果同这五个国家扩大合作的话，就是中国在跟东盟合作的过程当中又建立了一个新的板块。澜湄合作是六国共商、共建、共享的平台，我们将根据六国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制定合作规划。澜湄合作发挥自身优势，突出自身特点，凸显自身价值，分担次区域发展压力，帮助东盟缩小内部发展差距，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澜湄合作也将服务于中国—东盟合作，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相互补充，协调发展，共同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增添新的内涵。第一，澜湄合作机制是澜沧江—湄公河全流域沿岸国家参与的合作机制，是六国自己的“BABY”，在推进跨境经济合作、水资源合作以及教育、文化、青年、妇女等人文交流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第二，澜湄合作机制由6个发展中国家组成，是探索和推进“南南合作”的有效平台，是世界上首个率先响应联合国发展峰会通过的《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具体行动。我们要努力将澜湄合作打造成“南南合作”的新典范。第三，澜湄合作三个重点领域与东盟共同体建设三大支柱完全契合，与其他区域合作机制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将有力推动东盟共同体建设，促进区域一体化进程，也为中国—东盟合作增添了新内涵。第四，澜湄合作重在务实，以项目为本，首次外长会议期间各方已提出78个早期收获项目。这一机制合作更扎实、更具体、更接地气、更顺民意，将尽早拿出看得见摸得到的成果，给各国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8]

（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应尽快实施一批早期收获项目

发展繁荣是中国—东盟的共同愿望和需求。我们要用好“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将我们的共同需求转化成共同前进、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动力。可从互联互通、产能合作、跨境经济合作、水资源合作、农业和减贫合作五个方向优先推进，提供政策、金融、智力三个方面的重要支撑，以项目为主导，着重抓好落实。一是互联互通，昆曼公路已全线通车，中国与湄公河五国均开展了公路、铁路、光缆通信等方面的合作。我们可围绕边境线、湄公河流域线、公路线和铁路线等“四线”制定次区域互联互通整体规划，重点推进泛亚铁路升级建设，推进中泰、中老铁路和中缅陆水联运大通道建设，提升电网和光缆联通水平。同时探讨签署次区域运输便利化协定，加强规制联通。二是产能合作，湄公河国家多处于工业化初期，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旺盛。中国在基建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钢铁、水泥、电力、交通、造船等方面拥有先进的工业装备和富余的成熟产能，性价比高。中方可根据各国发展规划，有针对性地与次区域国家开展产能合作，帮助相关国家以更低成本和更快速度推进本国工业化进程。三是跨境经济合作，我们应充分利用共同边境的独特资源，在中国—东盟自贸区框架下，加强经济技术合作，建设跨境经济合作区和产业园区。中方也愿积极参与湄公河国家间正在筹建的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四是水资源合作，六国合作因水而生，应共同保护和利用好这一宝贵资源，通过合作促发展、惠民生。中方愿与湄公河国家加强经验技术交流，建立澜—湄水资源合作中心，帮助相关国家制定水资源利用和防洪减灾规划，加强水资源开发管理能力建设，将水资源合作打造成澜湄合作的旗舰领域。五是农业和减贫合作，中国愿与湄公河国家继续开展农业技术交流，建立更多农业合作中心，建设优质高产示范田和优良农作物品种示范站，帮助有关国家提升农业发展水平。中方落实好“东亚减贫合作倡议”，在柬、老、缅等国建立减贫合作示范点。同时加强跨境传染病联防联控，改善贫困地区卫生条件，为湄公河国家培养更多公共卫生领域专业人才。^[9]

（五）加快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对策

中国与东盟启动自贸区升级，从准入条件、人员往来等方面推动双方投资领域的实质性开放，进一步提升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中国与东盟的合作必将迎来新一轮发展机遇。首先，基础设施先行。依托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中国—东盟基础设施专项优惠贷款、500亿美元的“丝路基金”以及百亿美元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发挥中国外汇储备充足的资金和设备优势，也可以充分利用中国世界领先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更加有力地促进东盟国家基础设施的改善，达到双赢。积极推进中新经济走廊，以及由此延伸的泛亚铁路这一中国与东盟合作的大动脉，加快中国通往东盟的多条高速公路以及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共建海上丝绸之路，互联互通有利于促进本地区贸易便利化，扩大双边多边贸易规模。其次，强化金融合作。加强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金融合作，推动中国—东盟区域经济金融的良性互动发展。以外汇、金融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在清迈倡议机制基础上，应进一步扩大双边本币互换的规模和范围，全面提升人民币作为区域性国际化货币的作用，摆脱中国—东盟自贸区货币定价权受制于美元、欧元等传统货币体系的现状，以人民币结算方式构建“荣辱与共”“同舟共济”的定价体系。再次，全面推进服务贸易与投资谈判。按照中国和东盟达成的协议，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除了进一步削减非关税壁垒，特别是敏感产品的关税外，还将落实新一批服务贸易承诺，从准入条件、人员往来等方面推动投资领域的实质性开放，进而将单纯的双边货物贸易关系转变为以商品、服务与投资贸易，特别是投资为基础的综合合作关系。提升投资和服务领域的开放水平，按负面清单和“准入前国民待遇”原则谈判开放安排，推动投资和服务的发展。最后，构建“政府—企业—中介”三位一体的投资主体。政府拥有税收政策、社会信用等多方面的优势，而中介机构在专业信息服务与咨询方面拥有优势，企业作为主体能够更好地整合自身与政府、中介机构的优势，实施“走出去”战略。建立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的信息平台，信息平台应特别致力于为中国企业提供在东盟进行投资、贸易等方面的信息，加强与东盟的合作与磋商，为企业消除投资障碍与壁垒。要牢牢抓住发展“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商机，合力打造开放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自贸区。^[10]

（作者单位：云南省社会科学院）

【注释】

[1]朱菲娜：《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谈判还差最后一步》，《中国经济时报》2015年8月26日。

[2]赵志芳：《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谈判前景乐观》，《中国经济时报》2014年9月3日。

[3]《粮企遭遇进口米低价冲击：100斤稻谷只能赚3元》，《人民日报》2014年7月20日。

[4]张燕生：《改革中前行：中国经济发展新路径》，《当代世界》2015年第10期。

[5]高虎城：《中国坚定支持多边贸易体制》，《人民日报》2015年10月9日。

[6]王玉主：《东盟一体化步子会多大》，《经济日报》2014年1月21日。

[7]田原：《升级版中国—东盟自贸区开创共赢新局面》，《经济日报》2015年11月27日。

[8]《王毅谈澜湄合作机制的多重重要意义》，人民网，2015年11月13日。

[9]《澜湄合作机制正式建立》，中国新闻网，2015年11月13日。

[10]黄新飞：《升级中国—东盟自贸区共建海上丝绸之路》，《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第7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