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对于人的意义

2.2.1　政治对于人的意义

有学者曾经指出：“政治是所有正式和非正式的、公共和私人的社会集体活动的核心，它存在于所有人类团体、制度和社会之中。”^[27]从古至今，人类参与和认知政治生活的历程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其间，有美妙精巧的理想设计，也有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有安定有序、国泰民安的清明政治，也有生灵涂炭、流血杀戮的起义纷争。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政治既“高尚”，又“卑鄙”。“高尚”的时候，它让我们心潮澎湃，热血沸腾，为了国家和人民而义无反顾，舍生忘死；“卑鄙”的时候，它又让我们看到了不择手段，互相倾轧，以权谋私，它让我们直面了太多的暴力事件和流血冲突，“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似乎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诚如上面所言，政治是一把双刃剑，它对于人类生活既有积极意义，也有消极意义。

1.政治对于人类生活的积极意义

(1)政治是人类稀缺性资源的分配手段

美国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H.Lasswell)认为政治学就是要解决“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Politics：Who Gets What，When，How?)的问题。拉斯韦尔认为“最想得到的东西”，即“价值”，共有八种：权力、启蒙、财富、福利、技能、爱慕、尊敬、正直。如果人们得到它们，便可充分享受这些价值；如果没有得到，便被剥夺了。而政治就是要避免这种“剥夺”，对价值进行权威性的分配。

人都是有需求的，但是满足人们需求的资源通常又是稀缺的。不可能每个人都如自己期望的那样拥有权力、声望和财富，同时，人们所需求的资源一般都不可能轻易获取，需要人们付出金钱、时间，有时甚至是生命的代价才能得到。因此，任何一个社会必须寻求一种稀缺性资源的分配手段，而政治过程就充当了这一角色。政治是一个社会系统的关键部分，没有政治过程，社会就不能运转。

政治对人类稀缺资源的分配是权威性的，即具有合法的强制性。很多人和团体都可以进行资源的分配，但这种分配只有可执行时才是权威的。一个团体如教会的决定对其成员具有权威性，但这种权威性并不能扩展到整个社会，而政治具有对整个社会范围内的稀缺资源进行权威性分配的功能。虽然那些最有权力的人控制着政治过程，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政治体系都由少数精英分子所控制，事实上在现代社会，很多的团体和个人都能参与最基本的分配过程。因此，权威性分配是指，在大多数社会，由拥有权威和权力的政府机构去做出决定，政党、利益集团和政治人也能参与分配过程。

此外，一个政治体系既要分配好处，也要分配代价。军队、警察和社会福利的存在都是要付出代价和成本的，政府靠征税和服役来分配这些代价。

(2)政治是人们冲突和矛盾的协调机制

在现实生活中，冲突和争端是不可避免的。没有冲突，也就不会产生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社会。在霍布斯、洛克那里，如果没有冲突的压力，自然状态就不需要过渡到建立国家以保护个人财产的政治状态。在马克思那里，基于私有财产的冲突直接导致了阶级斗争，甚至国家也只不过是一种赤裸裸的冲突结构。美国学者兰尼也曾经指出“人们为了达成不同的目标，满足相互违背的利益而展开各种形态的斗争。合作与和谐并非政治常态，而冲突也不全然是不好的。人性则是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28]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人作为一个个独立的个体参与各种活动，并主要通过自我协调来解决相互之间的矛盾。但随着社会生活的复杂化，依靠这种简单的方式来协调矛盾已越来越难以为继，而民众的利益也经常会受到无谓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迫切需要一个仲裁机构来整合冲突，这个机构不仅代表公平和正义，而且具有权威性，能够对违反社会规则的行为进行惩罚，这个作为仲裁者而存在的权威就是我们所说的政治。美国学者布坎南1983年在论文《科学与政治》中指出，“政治是用以解决价值冲突的过程”，后来他在代表作《自由、市场和国家》一书中则用利益来代替价值，“把政治学解释为解决各种利益之间的冲突的方法”。

在如何对待冲突的问题上，不同的政治体制存在着较大的差别。专制体制忌讳冲突，往往通过血腥的暴力和残酷的权力来镇压冲突，而民主体制则宽容冲突，一般通过和平的谈判和理性的辩论来化解矛盾。民主政治中的冲突犹如沸水中的一个个气泡，不断产生但也在不断释放着压力，而专制政治中的冲突就像一潭死水中的微澜，表面平静却总使人产生阴森恐怖的联想。

在现代民主社会中，人们之间的竞争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和平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重新分配无需经过流血冲突和暴力革命的途径。和专制体制比起来，三权分立、制约平衡、代议民主制、精英流动论等和平而公平的竞赛规则更能令人接受和信服。这些规则不论是否明文载于宪法，都同样受到竞争各方以及社会大众的普遍认可，这使得民主社会能在一定程度上经由和平的路径整合政治冲突，重新分配经济利益。此时，“政府在固定的制度化的基础上，深深地介入了常规化的冲突……它们关心的不是这一方还是那一方的彻底失败，而是合理地调解冲突”。^[29]

(3)政治是公共利益的保护工具

伟大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30]政治作为公共事务，其目的不是为了少数人，而是为了保护大多数人的公共利益。

亚里士多德之所以认为政治是高贵和文明的活动，就是因为它的“公共”性质，在他看来，政治的目的就是为了人，为了人们的共同生活。“人天生就是一种政治动物。因此，人们即便并不需要其他人的帮助，照样要追求共同的生活，共同的利益也会把他们聚集起来，各自按自己应得的利益享有美好的生活。对于一切共同体或个人来说，这是最大的目的。而且仅仅为了生存自身，人类也要生活在一起，结成政治共同体……因为生活中本来就有一份自然的愉悦和甜蜜。”^[31]亚里士多德指出一切科学技术都以善为目的，政治学尤其如此，而“政治学即是最主要的科学，政治上的善即是公正，也就是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32]

卢梭、密尔等政治理论家也认为政治是促进人类公共事务的积极因素。如卢梭认为，公民直接地不断地参与政治生活，才能保证国家始终代表“公意”(the general will)。而密尔则认为，人们参与政治生活，对于个人道德和智慧的发展都有帮助。

美国早期政治家托马斯·潘恩认为政治的目的是改善人的状况，特别是维护人的权益。在他看来，人的权利来自于自然，是“自然权利”，人们进入社会并不是为了比以前的境遇更糟，而是为了使自己的权利得到更好的保护和强化。人的自然权利是人的社会权利的基础。自然权利就是通常伴随着人们存在的东西，包括人们自由思考和发表意见的“思维权利”和人们追求舒适与幸福的“行为权利”。社会权利是人作为社会一分子的权利，如人身自由和财产不受他人侵犯的权利等。^[33]

但是公共领域的过度扩大势必会影响到私人领域，尤其在现代社会，人们越来越强调私人利益的重要性。因此，政治对公共利益的保护也应有适当的界限，应避免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过度侵犯私人利益。

(4)政治的终极目的是人的优良生活和全面发展

政治不仅仅是人们“共同的生活”，人们聚集在一起并不仅仅是为了生存，而是为了更好地生活和全面发展，这是政治的终极目的。

在阶级社会里，政治是阶级解放的工具，被统治阶级只有首先夺取政治权力，才能改变自己的经济地位。在现代社会，民众的政治参与也是分享政治权力的过程。充分的政治参与，可以保证决策者充分尊重本阶层或集团的意愿，可以使政策制定和资源分配有利于民众的利益，从而保证民众过上优良的生活。

从个体的角度来说，虽然“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但人们的政治意识和政治素质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家庭环境、学校教育、大众传媒、政治组织等媒介的持续影响和熏陶下，通过长期的政治社会化过程逐步形成的。政治社会化塑造了人们的政治人格，培养了人们的公民能力，也造就了人们的政治角色。此外，政治对个体而言也是一种工具性的价值，即政治是取得或达成其他价值的工具，如地位、名望、尊重、安全、金钱等，政治还可以用来满足人们的动机，补偿人们的缺陷。

亚里士多德曾指出：政治的目的不仅是人们共同的生活，而且是“优良的生活”。“城邦的目的是优良的生活，而人们做这些事情都是为了这一目的。城邦是若干家族和村落的共同体，追求完美的、自足的生活。我们说，这就是幸福而高尚的生活。”“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政治共同体的确立应以高尚的行为为目标，而不是单单为了共同的生活。”^[34]古希腊的思想家们普遍认为，人的本质只能通过共同体来界定，而城邦的善也只能通过公民的善来实现。讲人不能离开城邦而为“人”，是说人只有在城邦的公共活动中，即政治活动中，才能够实现优良的生活或幸福，才能实现人的本质。因此，城邦是人的本质实现的场所。“城邦不仅为生活而存在，实在应该为优良的生活而存在；假如它的目的只是为了生活(生存)，那么，奴隶也可能组成奴隶的城邦，或者野兽也可以有野兽的城邦，然而在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世界中，实际上并没有这类城邦，奴隶和野兽既然不具备自由意志，也就不会组织那种旨在真正幸福的团体。”^[35]

马克思深刻地论述了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并把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作为未来社会的理想目标。1848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主义社会是一种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6]1867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又说：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37]1877年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把共产主义社会称为“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38]可见，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既是《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也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

2.政治对于人类生活的消极意义

政治对人类生活的消极意义主要表现为当权者玩弄政治手段，滥用政治权力，即所谓的政治权力的“异化”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失去了其追求大多数人优良生活的公益性，被当成了满足个别人私欲的手段，导致了一幕幕惨剧和灾难的发生。

无论是在历史的长河中，还是在现实的生活里，政治活动中玩弄权术和阴谋的现象都普遍存在。

中国古代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子认为，政治是“集势以胜众，任法以齐民，因术以御群”的事务，也就是说政治是掌权者运用权术和谋略来统治众人的方法。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政治学家马基雅维利认为“政治是玩弄权术”，这并不是给政治下什么定义，而是对专制政治现实的揭露。在他看来，政治的本质是赤裸裸的“权术”和“计谋”，它的根本目的在于巩固君主或国家的统治地位，为达此目的，君主必须同时既是一头狡猾的狐狸，又是一头勇猛的狮子，可以使用一切权术和计谋：欺骗、伪善、假慈悲、背信弃义，甚至高压和屠杀等。^[39]在他看来，政治本身无所谓道德或不道德，正义或非正义，因为目的可以证明手段的正确性。

法国学者路易斯·博洛尔在《政治的罪恶》一书中，揭露了政治欺骗、政治伪善、政治贪婪、政治仇恨、政治残暴、政治阴谋、政治暗杀、政治腐败、政治不义等种种罪恶的政治现象。“政治本来是一门非常高尚的、非常重要的关于管理公共事务的艺术，但是，政治这一美好的形象长期以来一直被许多错误的政治原则所玷污。这些错误的政治原则在合法的外衣下把政治变成了一种说谎与欺诈的骗术，甚至变成了一种抢夺与压榨的霸术。”^[40]在政治生活中，虽然有一些政治家能够按照国家与民众的利益来治理国家，但是，还是有很多大权在握的当政者并不按此原则来行事，他们从政的目的只是为了满足自己那与生俱来的强烈的权力欲。他认为，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最大的犯罪者莫过于政治上的犯罪者，这种犯罪者导致的灾难没有任何其他罪行能够与之相匹敌。被法院判决的普通的犯罪者虽然杀人抢劫，但受害者人数很少，他们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尚被限制在一定的程度，而政治上的犯罪者动辄杀戮成千上万的人，“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受害者不可胜数，对社会造成的危害非常巨大，最终会导致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彻底败坏和毁灭。^[41]

在现代政治生活中，政治权力“异化”的主要表现就是政治腐败，主要是指掌握着国家公共权力的公职人员滥用权力牟取私利，从而侵犯了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腐败行为的范围非常广泛，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领域都可能出现，可以说，凡是存在公共权力的地方，都有发生腐败的可能性。腐败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现象，是现代政治体系运行的毒瘤，其危害不仅体现在政治系统内部，还扩展到了整个社会，不仅造成了经济利益的流失和社会财富的浪费，还严重破坏社会风气，影响社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