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播的意义构成和政治功能

一、大众传播的意义构成和政治功能

有关大众传播的一个常用定义是：“大众传播由一些机构和技术所构成，专业化群体凭借这些机构和技术，通过技术手段（如报刊、广播、电影等）向为数众多、各不相同而又分布广泛的受众传播符号的内容。”^[1]梅尔文·L.德弗勒（DeFleur，M.L）进一步指出：“大众传播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职业传播者利用机械媒介广泛、迅速、连续不断地发出讯息，目的是使人数众多、成分复杂的受众分享传播者要表达的含义，并试图以各种方式影响他们。”^[2]

与一般传播行为相比，大众传播的特殊意义在于：“一切传播的公众性与开放性；接近发送设施的有限性与有控性；发送者与接受者之间的非人格性；发送者与接受者之间关系的不平衡性；发送者与接受者之间制度安排的介入”。^[3]大众传播的这些特性使其具备了普通传播所没有的特殊功能——意义构成的功能。1922年，李普曼（W.Lippman）在其经典著作《舆论》中提出了报刊的意义构成功能，他认为报刊在我们的头脑中制造图像即幻觉，它们成为影响我们行为的现实认识。^[4]李普曼认为，报刊的描述常常具有欺骗性，使人产生误解，在我们的头脑中制造有关“外部世界”的歪曲图像甚至完全虚假的图像。李普曼断言人们常常不是根据真实发生的情况采取行动，而是根据报刊提供的叙述而信以为真地采取行动，这种叙述的意义和解释与真实发生的情况并不相符。它可以导致与“外部世界”真正性质不大相干的行动和行为。

李普曼关于报刊的意义构成功能显然也适合广播电视，而且广播电视具有比报刊更强的对现实的曲解构意功能。因为电视可以通过选择场面和精心利用摄像机的角度来最大限度地激发观众的情绪，以“独特的景象”达到预期的宣传效果。

由于大众传播不仅传达信息，也创造意义、情感和态度，所以，意义构成理论使传播批判学者认为，利用大众传播来形成人们共识的意义，是维持社会、政治或经济控制的一种很有效的策略。因为谁控制了思想即认识的产生，谁就有可能无需动用武力而控制人们的行为。那些拥有和控制经济生产资料的人，也会有强烈的动机来控制大众传播的性质及其发布，以维持他们的利益和权力。

在政治领域，大众传播的意义构成功能具体表现为大众传播的政治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提供新闻。媒介的报道并非世界的真实投影。它要选择什么人物和事件应该报道，新闻的重要性如何，从而引导公众和政治家注意、讨论和解决什么问题。它不予报道或轻视的事件和人物，往往不会引起政治家和公众的注意。由于媒介的介入，会产生一些纯粹的“媒介事件”；（2）解释。也就是分析事件和人物的意义，帮助公众更好地了解事件的性质；（3）社会化。灌输基本的政治价值和态度，影响受众使之融入主流政治文化。政治竞选、电视辩论、民意测验和预测等都是政治传播的形式。电视报道的政治戏剧使政府本身和公共政策合法化；（4）劝服。如在竞选中一样，产生影响受众行为的直接效果。通过有倾向性的报道和解释，潜移默化地影响受众的思想和态度；（5）安排议程。通过对新闻和新闻重要性的选择和安排，在很大程度上引导社会舆论和政治家的注意，从而影响着政治议程：应该讨论和解决什么问题，应该对什么问题立法等。被媒体忽视的问题也会被公众和政府忽视。^[5]

大众传播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如此巨大，以至于大众传播成为国家政治的中心。而广播电视是大众传媒中最具政治功能的媒介。西方政治家们普遍认为，广播电视尤其是电视对公众产生某种异乎寻常、近似催眠的魔力，这种力量比任何印刷文字所造成的威胁更可怕。由于大众传播以其巨大的政治力量出现于民主体制中，广播电视制度的民主性也就成为建构政治民主的一部分。

大众传播的意义构成功能和政治功能理论，为研究传播制度如何影响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提供了依据。但是正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作为意识形态构成部分的传播制度更多地要受到所处社会的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政治、经济制度对传播制度具有决定作用。在认识大众传播和政治的相互关系的同时，一方面，不能把大众传播视为单纯的意识形态工具，无视其对政治的能动性和影响力，扼杀大众传播对“新闻自由”的理想追求，一味强调大众传播的政治功能；另一方面，也不能过分夸大传播媒介对政治生活的作用，特别是消极否定的作用，而忽视了社会和政治、经济的诸多因素。这也是为什么本书的研究建立在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对传播制度进行社会系统性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