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亚里士多德也认识到，人的美德的培养不纯粹是一个仅靠道德上的自觉就能够实现的问题，而且要依靠政治上的强制活动才能真正实现，这主要是因为人的天性的缺陷使然。亚里士多德说:“节制和艰苦的生活是不为多数人所喜欢的，特别是对青年人。所以要在法律的约束下进行哺育，在变成习惯之后，就不再痛苦了。然而，作为青年人只是正确地哺育还是不够的，就是在长大成人之后还应继续进行这种训练，并且养成习惯。我们还需要与此相关的法律，总的说来，关于整个一生。多数人宁愿服从强制，也不服从道理，接受惩罚而不接受赞扬。”[13]所以，只有在法律强制中，人才能成长为具有美德的人。“习惯一旦养成，人们也就唯命是从了。对于那些不听教导而天性卑劣的人，要用惩罚使他们服从。而对于那些不可救药的恶棍，就要完全赶了出去……一个正直的人，专注高尚而生活，用道理来说服。而一个卑劣的人，所期望的就是快乐，用痛苦来改正。像一头轭下的牲畜，由此人们说，应把痛苦当作为使人迷恋的快乐最有力的抵消。”[14]人们知道，现实的法律是政治活动的成果。只有在政治活动中，才有了强迫问题，才有发号施令，才有统治与被统治。因此，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是美德的形成问题把人们引向了由强制性的法律作为支撑的政治社会，也只有在政治社会中，人才能真正地实现至善，才成为人或善人。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不仅是美德的形成把我们引向了政治社会，而且人之间的友爱也把人们引向了城邦政治社会。友爱这一德性把个人与城邦联结在一起，而且是人过城邦生活时不可缺少的品德。亚里士多德认为，对人而言，“谁也不会愿意去过那种应有尽有而独缺朋友的生活。”[15]富人如若没有朋友，财富难得保全，穷人需要朋友的帮助，青年人需要他人的指导，老人需要照顾。“不论在思考方面，还是在实践方面，两个人都比一个人强。”[16]因此，“友爱把城邦联系起来，与公正相比，立法者更重视友爱，他们的目的就是加强友爱和团结，另一方面则是消除仇恨对立”[17]。
由此可见，德性生活是善，是幸福，是人值得选取的。无论对城邦还是对个人，德性生活是最好的。不仅如此，而且正是城邦才使得个人的德性生活由潜在变为现实，城邦也起着巩固个人德性生活的作用。这一方面是因为人不仅追求德性，而且有非理性诉求，只有普遍的法律约束人们的天性，即政治生活中强制的法律约束人们非德性的欲望，才能使人走向至善。个人需要他人的帮助，人之间的怜悯、关爱促使他们结成群体。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正是人的天性，特别是这种天性的诉求——追求至善、人性的天然缺陷——非理性即不服从道理、生活的需要——友爱，使人们走向了城邦政治社会，正是在城邦中才真正地实现了个人的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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