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对政治学的划定,政治学科的实证阐释

二、政治学科的实证阐释

在亚里士多德的知识体系中，尽管实践科学的解释功能和抽象层次要低于理论学科，但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一切技术、一切研究以及一切实践和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标，万物都是向善的。从至善性方面来看，以自身为目的的就是善自身，是最高的善。关于这种最高善的知识，在生活中是最重要的。万物向善的表现是不同的，有时候实践活动自身即是目的，有时候则体现为实践活动的结果。在目的是实践之外的成果时，其成果自然比活动更高贵。如果在实践中确有某种为其自身而追求的目的，一切其他事情都要为着它，它就是最高的善。关于研究最高的善的科学就是一切科学中最高主宰的科学、最有权威的科学，它就是政治学^[4]。正是这门科学规定了城邦需要哪些科学，哪一部分人应该学习哪一部分科学，并学习到什么程度。那些研究战术、理财术、讲演术等等的学科都隶属于政治学，政治学让其他科学都为它服务，它自身内含着其他科学的目的。使人走向至善是政治科学研究的目的。亚里士多德说:“一种善即或对个人和城邦来说，都是同一的，然而获得和保持城邦的善显然是最为重要的”^[5]。因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或者说人天生地要过城邦生活。人的向善本性，使得人不断追求善的生活，人生活在各种层次的共同体中，目的是为了实现自己至善的生活追求，城邦则是包含了一切共同体的共同体，所追求的是至善的生活。政治学是研究城邦至善的学问，与之相对的伦理学是研究个人至善的学问。个人生活离不开城邦，个人的善从属于城邦的善。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学要高于伦理学，伦理学本质上也属于政治科学的范畴。亚里士多德对学科的划分，尤其是对政治学、伦理学研究对象的界定，使他成为政治学的开山鼻祖。

亚里士多德把政治学与伦理学都放置在“实践”学科中，而不是把它们看做是理论学科。这一点很重要，影响着亚里士多德对政治学科的研究方法及其对学科地位的规定。亚里士多德注重从政治经验、现实政治制度和实践行为上研究政治问题。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雅典政制》和《伦理学》等著作研究政治问题的内容来看，其所研究的政治问题都围绕城邦展开，主要研究人与城邦的关系，城邦的目的、起源，政体的产生、衰败与保全，政体的分类，理想城邦的构建以及公民教育等问题。这与柏拉图有关政治学科方面的著作所关涉的问题大致相同，但论述和研究的维度却大相径庭，是建立在实证考察、对比分析与经验归纳的基础上的，思辨性虽比不上柏拉图，但实际例证的研究要丰富得多，内容要广泛得多。《修辞学》的有关内容涉及语言修辞与政治学的相互关系，论及言辞对政治心理的作用，是一部有特色的涉及政治心理学讨论的著作。《家政学》探讨的是齐家问题，主要研究家庭的经济治理。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第一卷也探讨了家政问题。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家庭是城邦的重要组成部分，家长权力与国家权力有类同的地方，家庭治理的基本模式与国家权力的运行也有一定的共通性。亚里士多德认为，在家庭中存在着三种权力关系，即主奴关系、父子关系和夫妻关系，相应的存在三种统治方式，即专制统治、君主式的统治和共和式的统治。亚里士多德的三部伦理学著作以《尼各马科伦理学》为主，其他两部与其内容大致相同。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科伦理学》第一卷中，对政治学与伦理学的内涵及相互关系做了阐述;在第五卷中，则讨论了属于政治学研究范围的公正问题;第十卷详细论及政治学的研究方法问题。伦理学的主题是根据人们自然向善的本性，探讨如何使人们过善的生活。就个人而言，善的生活依靠公民个人的修养;但多数人只追求靠感性生活得来的快乐，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善、快乐和德性。那么，这就只能依靠政治活动来解决大多数人过善的生活问题，因此，伦理学必然导向政治学。《雅典政制》是亚里士多德158种城邦制度研究成果中的一种，详细记述了雅典城邦从公元前7世纪初的军事执政官开始到公元前4世纪晚期止的政治制度的演变，是现存的唯一的希腊城邦政治制度史的代表作。《政治学》显然主要是以所收集的当时希腊158个城邦的政治法律制度方面的资料为基础，在分析、整理、对比与综合这些资料的基础上，力图在理论上再现这些城邦政治的发展历史，找到它们兴衰成败的原因与经验教训，设计理想城邦的建构方案。但亚里士多德的研究和论证不是纯粹的政治制度史的叙述式的论证，而是城邦政治发展的理论论证，是关于城邦政治的本质、发展与规律的学说的构造与阐释，探索了各种政治制度以及至善的政治制度的可能模式，其中的经验材料对学说提供了实际例证，政治制度的兴衰过程提供了学说所揭示的规律的实践支撑。具体地说，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讨论了人、家庭与城邦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目的上的共同性;对君主制、贵族制与共和制等诸多政体在不同时期、不同城邦中的演变过程进行了分析、概括与总结，论证了它们的优缺点、转化与保全等问题;在此基础上为人们设计与论证了“理想城邦”与优良政体的蓝图及构建方案，亚里士多德诉诸多要素结合的混合政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