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贸易政策的变革中，美国经济实力的衰落和日本经济的崛起是诱因。但是系统性的改变并没有影响贸易政策制定的环境，美国贸易政策的变革特点、强度和时机主要是由国内政策的实施导致的。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对美国贸易政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贸易政策的变革不能够简单地被理解为美国贸易地位的下降，它还与里根政府在他的第一任期所实行的财政政策有直接的关系。
在20世纪80年代的早期，尽管进口竞争压力越来越大，但是外部因素在美国经济的绩效中所占的比重并不大，进口额和出口额都分别少于GDP的10%，贸易基本上持平，国际资本流动在美国净投资中所占的比重也非常小。但是到1985年，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超过1200亿美元(大约占GDP的3%)，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1979年到1985年第一个季度美元相对于其他贸易伙伴国的货币升值40%。
20世纪80年代初贸易平衡的破坏，反映了扩张的财政政策和紧缩的货币政策的宏观政策组合。从1979年10月开始，美国联邦储备局紧缩货币政策决定挤出经济中的通货膨胀，联邦基金率从1979年10月的12%上升到1980年3月的18%，1980年最后一个季度达到最高点21.5%。货币紧缩导致利率大幅度提高，美元大幅度升值。美国经济在1981年到1982年之间陷入衰退，1982年失业率达到10.5%，美国制造业生产和就业分别从1979年最高峰下降8.3%和10.7%。[24]
1.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
面对国内的经济衰退，1981年里根政府执政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逐渐被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及供应学派理念所取代。
按照凯恩斯的政府干预理论，在自由竞争条件下，不可能经常达到总供给等于总需求的充分就业，而大量失业的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需求创造供给，制约供给，有效需求决定了供给产量和就业量。凯恩斯认为，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的不足，是造成失业的根本原因。资本主义的经济机制不能自动调节总供给与总需求趋向于充分就业的均衡，只有通过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来刺激总需求。凯恩斯以及后来的凯恩斯主义者所制定的政府调节经济活动的政策，被称为“需求管理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推行凯恩斯主义，采取了一系列国家干预经济的措施和政策，对于推动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促进美国的经济繁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但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出现了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并存的“滞胀”现象。按照凯恩斯主义理论，当失业率上升，经济出现衰退迹象时，政府应该增加货币发行量，扩大投资;当出现通货膨胀时，政府应该减少货币发行量，减少投资。“滞胀”现象的出现，凯恩斯主义既不能从理论上加以解释，也不能提出有效的对策，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供给学派经济学应运而生了。
供给学派是一个偏重于政策方面的经济学流派，[25]该学派认为，凯恩斯学派是通过调节货币供给量，降低利率，刺激投资来促进经济增长的。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经过通货膨胀和税收调整后的利率是负数，不能再通过降低利率来刺激需求了，而要通过减税，刺激供给。因此，供给学派从“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原理出发，把减税看成美国摆脱经济困境的有效手段。吉尔德综合概括了供给学派的基本思想，他指出:“税收政策要能有效地影响实际收入，其唯一办法在于改变对供应者的刺激。用改变报酬的方式来使人们喜欢工作胜过闲暇，乐意投资胜过消费，使生产源泉胜过财富的坑洼，并使纳税活动胜过不纳税的活动，这样政府就能直接而有力地促进真正的需求和收入的扩大，这就是供应学派的使命。”[26]供给学派的经济政策主张主要有:其一，大幅度持续地削减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税，刺激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刺激储蓄和投资，刺激劳动和资本供给，提高劳动生产率。其二，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使货币供给量的增长和长期经济增长潜力相适应。其三，主张把政府干预减少到最低限度，特别是要改变国家干预的方向和内容，更多地依靠市场力量自动调节经济，主张应更多地通过减税实行“供给管理”。其四，缩小政府开支，大规模削减福利开支，提高私人的投资能力。
2.“里根经济学”与“经济复兴计划”
里根早在1980年总统大选中，就接受了供给学派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并作为竞选纲领，这主要因为供给学派的理论和政策主张能更好地反映和体现里根所代表的美国部分利益集团和收入阶层的利益。
里根是美国大多数“平等保守主义分子”的支持者和利益代表者，他们大多是西部的中小企业主、农场主、房地产主等。他们生产规模小，主要立足国内市场，不仅受到国内政府有关企业规章条例法规的严格限制，而且没有如大型垄断企业逃税避税的便利条件，税收负担重，储蓄投资能力逐渐枯竭。因此，他们竭力反对政府对企业的干预，主张恢复自由企业制度，反对大规模的社会福利开支和所得税政策。供给学派中的很多著名经济学家如肯普、拉弗、万尼斯基等就是“平等保守主义分子”的主要代表人物，而里根的政治基础正是根植于这些“平民保守主义”的。1981年，里根向国会提出了具体的“经济复兴计划”，充分体现了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和学术观点。
“经济复兴计划”具体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其一，削减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税率，其中个人所得税率自1981年7月1日开始每年削减10%，三年削减30%(但国会担心三年减税30%的计划，会加剧通货膨胀，扩大贫富差距，经过国会的激烈辩论和里根政府同国会的反复讨价还价，最终达成妥协，第一次减税幅度改为5%，并推迟到1981年10月1日起实行);其二，削减联邦开支，减少预算赤字，逐年平衡预算;其三，放宽和取消政府对企业的一些限制性规章条例;其四，控制货币信贷，推行有节制的稳健货币供给政策。里根政府所提出的“经济复兴计划”的理论基础，并不完全是供给学派的理论观点。里根政府认为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导致了“滞胀”现象的出现，当前资本主义经济所面临的经济问题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供给不足，所以里根政府一方面努力刺激供给，另一方面抑制需求。里根的“经济复兴计划”是以供给学派的政策对付经济停滞，用关于严格控制货币供给量增长速度的货币主义理论来抑制通货膨胀，也吸收了代表东部财团利益的经济学家如乔治·舒尔茨、阿伦·格林斯潘、威廉·西蒙等人的观点，强调预算平衡。所谓“里根经济学”是以供给学派理论为基础，并辅之以其他经济理论的混合物。
在里根经济学的指导下，在内忧外困的经济形势下，里根政府的经济复兴计划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致使联邦预算赤字逐年增加、利率上扬、外资内涌、美元升值、进口剧增、出口受挫、由此导致对外贸易产生巨额逆差，美国经济陷入更深的危机当中。美国于1982年开始由国际资本净输出国转为净输入国。截至1985年，尽管衡量通货膨胀的城镇消费物价指数年增幅已经降至3.6%，但贸易赤字和联邦政府赤字已经分别高达1219亿美元和1750亿美元，均创历史新高。双赤字导致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巨大压力，不但利益集团和国会与政府的行政部门产生了激烈的冲突，而且公众也对贸易保护主义给予更多的支持。“20世纪80年代前期，宏观经济因素和美国贸易保护主义骤升之间的联系指出了里根经济学对美国贸易政策体制产生国内冲击的重大意义。”[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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