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根的变革领导力

急剧转型的大变革时代，总是呼唤卓越的变革型领导者。1981年1月20日，在经济“滞胀”的泥潭中难以自拔的美国，迎来70岁高龄的新总统罗纳德·里根。“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他开启和领导了大刀阔斧的变革，最终助推美国经济再度起飞，奠定了长达25年的繁荣基石。正因如此，里根始终是美国最受尊敬和推崇的政治家之一。

上任之初，里根致力于营造一种紧迫感。他在多个场合公开宣称，美国正陷入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通胀率、失业率居高不下，财政赤字连年增加。有一次，里根甚至从口袋中掏出几枚硬币，用以说明1980年1美元的购买力只相当于1960年36美分的购买力。

事实上，与“滞胀”相比，更具杀伤力的是民心彷徨失措。此前，越战失利动摇了美国在盟友中的可信度，水门事件进一步降低了联邦政府的威信，石油危机、伊朗人质事件等则使美国在全球的行动能力受限。这些都让民众对建立在自由市场基础上的政治体系产生了怀疑。

在总统就职典礼上，里根一针见血地指出：“在目前的危机中，政府不能解决问题，它本身就是问题所在。到了把这个工业巨人重新唤醒，让政府量入为出，减轻我们的苛捐杂税的时候了。这些都是我们的当务之急。”随后，他向国会提出了一项长达300页的“经济复兴计划”，内容包括减税、减少政府开支、减少规章约束和节制通货流量。

伯恩斯认为，变革型领导者既主动呼应民众的当下诉求，同时又高度关注民众更高层次的目标和渴望。里根显然是有备而来。他的好莱坞演员经历，不仅锻炼了他富于感染力的口才，也使他更善于把握民众内心的关切；他曾担任两届加州州长，注重听取来自基层和选民的呼声，上任头三年就给民众回信2000多封，而且特别乐意走进普通人群之中。

在里根的内心深处，美国是一座“山巅上的光辉城市”。他和普通民众一样，怀念逝去的50年代的美好时光，期待“拨回时针”、再造辉煌，恢复美国在全世界无可匹敌的实力地位。里根相信，当洋溢着欢乐主义精神时，美国人最具有创造力；只要重新恢复过去的价值观，美国就能再次成为一个充满机会的国家。而自己的任务恰恰在于，让民众重返乐观与自信。

1981年3月30日，里根在华盛顿的街头意外遭遇枪击，子弹距离他的心脏只有2.5厘米。让人们惊讶的是，疼得厉害、几近窒息的里根，仍坚持自己走进急救室。当被送到手术台上时，他微笑着对夫人南希说：“亲爱的，我忘记躲了！”手术后他从麻醉中醒来，第一件事竟然是给医生讲笑话……这些“危机幽默”通过各种渠道迅速传向民间，里根的镇定和乐观迷倒了无数美国人，总统的民意支持率从62%快速攀升到73%。

遇刺后第二十九天，里根首次公开露面。在两院联席会议上，他的讲话被议员热烈的掌声、欢呼声打断13次。一贯掣肘总统的国会，很快通过了他的经济提案，使接下来的改革有法可依，减少了利益集团的干预和阻碍。议长奥尼本在日记中写道：“他的人气那么旺，我们没法跟他争论。”里根如同天生的梦想家，不断地描绘愿景、激励民众，给这个国家带来翱翔的感觉。在不知不觉中，人们受到他的感染和鼓舞，对经济、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和期待。

1980年，在与里根的竞选较量中，时任总统卡特黯然落败。卡特政府一直将凯恩斯主义奉为圭臬，试图通过刺激需求来摆脱困境，最终在“滞胀”的泥潭中越陷越深。而信奉自由经济的里根则坚信：只有减税和减少政府过度管制，把更多的钱放回到纳税人的口袋，才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促进经济发展和活跃度，最终实现民富国强。这就是所谓“供给面经济学”的核心要义。

在首次向国会发表讲话时，里根对此有进一步地阐述：“第一，我们必须停止增加联邦政府的开支。第二，必须降低税率。这样，努力工作才能重新得到报偿，才能鼓励储蓄。第三，必须小心地放开政府的过度管制。第四，必须与美联储联手制定货币政策，合理调控货币供应。第五，必须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地迈向平衡预算。”

变革型领导者从来都是崇尚行动、不惧风险、勇于担当。里根的第一板斧，就先砍向了通胀。他出人意料地把利率提高到21%，银行拆借利率也高达20%左右。这一板斧砍下之后，整个经济更加萧条。因为要解决“胀”就必须恶化“滞”，这只会让经济雪上加霜。当时，无论是左派、右派还是中间派，都异口同声反对加息，呼吁放开货币供应，只有里根坚决支持美联储加息。不过，此举确实控制了通胀，1982年通胀率降为5%，1983年进一步降到3%。

接下来，里根果断推动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税。按照“30%减税计划”，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从50%降到28%，公司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从46%降到34%。这一改革面临着更大的阻力。有重量级人物嘲讽减税计划不过是新的噱头和“巫术经济学”；不少国会议员则以财政赤字为由千方百计进行阻挠。更严峻的挑战在于，减税存在“时滞效应”：税率的下降立竿见影，但税基的扩大需要长时间培育。这对试图竞选连任的政治家来说，无疑是哈姆雷特式的艰难抉择。

幸运的是，出于对回归市场力量的执着信念，里根展现出惊人的定力和韧劲。他甚至把巨大的财政赤字作为一种战略。就连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费尔德斯坦都失去了信心，公开表示“总统就是安徒生童话里没穿衣服的国王”。里根立即将其解雇。1983年年初，总统的民意支持率下降到最低点35%。对此，里根一笑置之：“我知道怎么办：我要出去再挨一枪。”

里根深信，带来经济增长的并不是政府，而是人民；政府应当放松管制、打破垄断、退居一旁，放手让人民自己去干。他在全国电视讲话中呼吁：“死亡和纳税是谁都逃不掉的，但我们可以避免不公平纳税。我要对美国青年说：何不跟朋友们结伴踏上冒险之旅，考虑自己创业？你们可以追寻那两名大学生的足迹，他们在车库里创立了伟大的惠普公司。那些企业和个人，不为自己的收入足额纳税，甚至根本不纳税……”

正如里根所料，税收负担下降后，企业赚得更多了，民众可支配收入也多了。1984年年底，美国经济触底反弹，里根以赢得49州的压倒性胜利再次当选总统。在八年任期内，他重塑了美国经济：中小企业获得了重大发展，增加了1900万个就业岗位；财政收入几乎翻一番，超过了10000亿美元。在很大程度上，克林顿时期的经济辉煌，正是里根改革红利的涌现。

与前任总统尼克松、卡特不同，里根从不将自己捆绑在烦冗的细节处理上，他更关注的是公共价值、变革方向和战略规划。

这位高龄总统并不追求极度活跃，也不热衷于知道每个问题的答案；他考虑问题从不看分析模型，一向认为经济学至少有50%是心理学；他对大多数话题都不太感兴趣，只专注于经济、外交、军事等重大事务。新闻界最初形容里根“自由闲散、心不在焉、无知”，但很快就意识到“虽然他步调悠闲，并且大量下放权力，但达成了一系列一度被认为不可能完成的目标”。

而这恰恰是领导者与管理者的核心区别。领导的本质在于定向的、积极的影响力，领导者的作用应当是掌舵而不是划桨。里根坚持抓大放小，只在重大问题上做最终的决策者。只要变革不偏离正确的方向，他统统将细节交给别人。就像在拍电影一样，他只把精力用在最紧要的关头，而不考虑打灯光、管道具。他的另一个特点是快速取舍、当机立断，做任何决策都不超过24小时。正如里根所言：“如果遇事犹豫不决，就等于把决定权拱手让给了别人。一旦别人做出糟糕的决定，到时后悔的只能是自己。”

在急剧变化的环境中，领导者不可能无所不知，必须善于借助“外脑”。竞选总统之初，里根就组建了外交与国防、国内与经济两大政策智囊团。前者包括25个政策专案组，涉及132名专家；后者包括23个政策专案组，涉及329名专家。当选总统之后，里根又建立了由12人组成的“总统经济政策顾问委员会”。青年经济学家拉弗就是其中的一员，他发现的“拉弗曲线”曾轰动一时，成为里根减税的理论基础。里根每个月都会与一批顾问共进午餐，帮助自己不断强化改革理念，确保决策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里根的政策执行团队，同样汇聚了各领域最杰出的专业人才，从而确保各项改革都能精准发力和精准落地。里根尤其注重授权，总是相信团队的智慧，给下属预留施展空间。34岁的国会议员斯托克曼，极为擅长数据分析与逻辑推演，被任命为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负责“里根经济学”的操作实施。此外，国务卿黑格、舒尔茨，财政部部长里甘，国防部部长温伯格等，也都是出类拔萃的实干家，而里根则显得超脱和轻松。作为里根任内的副总统，老布什在1988年竞选总统时，直言自己才是“真正做事的人”。里根政府的政绩、声望和人气，为共和党又赢得四年的执政机会。

^[1]　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478页。

^[2]　罗伯特·劳伦斯·库恩：《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7—68页。

^[3]　《胡耀邦文选》，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72页。

^[4]　满妹：《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253—289页。

^[5]　刘建强：《蛇口基因：破解平安、中集、招行、万科、华为体内共同的密码》，载《中国企业家》2008年第8期，第53—67页。

^[6]　柳红：《八○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81页。

^[7]　马昌博、赵一海：《项南：不怕丢官的改革派》，《南方周末》2008年12月18日，第11版。

^[8]　根据公开资料整理，原载《领导科学》2016年4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