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概述

第一节　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概述

一、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背景

国际贸易理论中的福利原则暗示了在一定条件下，自由贸易可以将一个国家的国民收入最大化，并且能够使之达到最大可能的总消费水平。在主流的贸易理论中，贸易政策一直被视为提高经济效率的手段。然而，众所周知的是建立在自由贸易理想之上的效率原则并没有一直引导政府进行贸易政策的制定。相反，贸易保护主义却比比皆是，而纯贸易理论难以对这种现实加以合理的解释。Baldwin认为，采用自由贸易政策实现经济上的帕累托最优必须满足如下几个条件：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规模收益不变；收入再分配可行且再分配成本为零；以直接投票的简单多数原则确定当选且投票成本为零；政策的决策采取全民公决制；信息是完全的；社会中个人的偏好完全一致；生产要素的存量一定且在部门之间自由流动。显然这些理论假设过于理想化，与现实存在巨大的差距，因此现实中保护贸易政策常会替代自由贸易政策。

传统经济学方面的解释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缺陷，即缺乏一种独立的政治决策理论，政府在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时表现为外生的行动者或者说更像“慈祥的独裁者”，为了社会福利而选择“最优”的政策并不遗余力地加以实施。这样，社会科学中两个最重要的领域——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关系被割裂和忽视了。而现实中政府并不是抽象的机构和组织，它往往通过采用经济政策来追求其政治利益（如政治生存性和政治稳定性）。这类“政治利益激励”的微观政策由于经济学家偏重于宏观政策而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而政策干预的逻辑恰恰是以社会中存在的利益多样性为基础的。20世纪60年代以来，学者们改变了以前将政治学与经济学分开来研究的方法，将二者结合起来加以研究，也就是说把强调社会中价格系统和市场作用的经济学与关注经济、政治和心理力量作用以及社会、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结果的政治学结合起来，这就是现代意义上所谓的政治经济学。现代政治经济学探究了与用于分析市场行为相类似的政治行为的解释。通过理论基础中的三个构成要素——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经济人假说以及作为交换的政治（布坎南，1986），公共选择理论将经济市场分析推广到政治市场分析，从而在经济学和政治学的边缘建立了相通的关联。按照它的观点，政策决策者（政治家）成为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内生行动者，他们将根据自己的利益和目标而行动（未必与国家的利益相一致），并使公共政策最终成为社会中各种缺乏同质性的利益在“博弈规则”下达成的自愿协议制度。

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是现代政治经济学在贸易政策研究方面的一个分支。它把贸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作为公共决策的具体形式之一，将公共选择分析方法引入传统贸易理论，从收入分配和利益冲突的角度去探寻贸易扭曲政策存在的真正原因，这一贸易政策内生化的理论增强了人们对作为公共政策形式之一的贸易政策的认识。国际贸易政治经济学与传统贸易理论的具体区别在于：（1）传统贸易理论研究的结论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差距，比如从福利效果上讲，自由贸易比保护贸易好，关税比配额和自动出口限制要好，但在实际中贸易保护主义的势力经久不衰，贸易政策形式的设置往往也反其道而行之，这是新古典贸易理论所难以解释的；（2）传统的贸易理论分析将贸易政策视为政府为追求国家福利最大化而作出的最优战略（如最优关税理论），即贸易政策是“外生”的，而忽视了将贸易政策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公共政策和制度安排的分析，其本质意味着贸易政策是“内生”的，这也是理论和现实之间矛盾的根本所在，因此十分有必要从公共选择的角度去解释贸易政策的政府行为和政治过程，包括政府的目标、利益集团的影响和社会的价值观念等因素；（3）新贸易理论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兴起使贸易政策取向具有了“合理地”偏离自由贸易的理由，但从另一方面说也恰恰增加了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分析的必要性，因为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对垄断租金的争夺使利益冲突和政府干预更加明显化，由此造成的国民福利净损失可以成为有力维护自由贸易体制的辩词；（4）新古典贸易理论强调的是无论是为实现收入分配，还是贯彻产业发展战略，贸易政策在大多数条件下都不是最直接的有效工具，而是“次优”的扭曲手段，但为什么政府对贸易政策如此青睐？因此需要分析和研究它“优于”其他政策的真正原因；（5）新古典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也都未能提供分析和解释贸易体制改革的框架和范式，特别是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它们始终处在动态的贸易政策和体制的变革中，包括改革的时序、范围和手段等。

二、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特点

传统贸易政策的研究主要采用一般的经济学分析模式，而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介于经济学、政治学、国际经济学、国际政治学之间的交叉学说，因此在研究上也结合了经济学与政治学这两大学科的优点。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特点为：

（一）公共选择

公共选择被称为研究政治学的经济分析方法，主要是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政治过程或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研究。它一方面研究政治运作机制，对政府、政党、选民、利益集团、厂商及政客行为进行实证分析；另一方面又从规范的角度建立了一套有效的分配制度。将自立行为或利己行为的原则应用于政策的制定者（或潜在的政策制定者）是公共选择理论的一个重要假定。另外通过将个人作为基本的分析单位，同时假设个人是理性的，行为过程是经过选择的以及个人所面临的选择是可比较的等等假定建立起了一个严谨的模型。

（二）博弈论

博弈论作为研究多方决策的理论，在经济学特别是产业组织、国际贸易竞争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很多学者都认为博弈论提供了一个研究政治与经济问题的桥梁。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中采用的博弈模型具有自己的特点：首先，一国贸易政策形成过程的博弈不仅仅是一次的静态博弈，而是多层次、多次的动态博弈；其次，在考察贸易政策制定过程中面临的国内政治约束时，多采用非合作博弈，而在国家间贸易政策的协调等方面，则不仅仅强调非合作博弈，很多情况下会存在相互合作的可能性；最后，一般情况下，在多边贸易谈判及贸易体制的研究中的博弈为“非零和博弈”，即不是“所得必有所失”的结局，而是双方或多方都可以从中获益的局面。

（三）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影响

政治学家对贸易政策也进行了政治经济分析，他们一般把贸易政策置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中进行考察，主要分为三个方面——“国家中心论”、“社会中心论”、“价值中心论”，其中国家中心论又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对一国来说，国家中心论强调政府应通过对贸易政策的控制来维护国家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的利益；而在国际层面，国家中心论则承认国家的独立性以及强权国家对国际经济体系所起的巨大作用。社会中心论则主张通过分析国内政治力量的冲突来考察贸易政策的制定过程及影响。价值中心论则是以历史制度、文化传统等为中心来看待贸易政策问题。虽然政治学对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分析被认为是缺乏微观基础，仅仅将国家作为抽象的主体来进行研究，忽略了贸易政策的影响，但是他们的分析角度及方法对经济学家提出及理解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模型是有帮助的。Baldwin就指出政治学研究中的“制度、理念、机构”的研究方法非常有价值，是经济学研究所不能替代的。

（四）利益集团的影响

西方代议民主制国家中，利益集团是影响政治过程的重要力量。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则是用经济模型来刻画利益集团对贸易政策决策过程的影响，它可以被视为公共选择理论的发展，它纠正了公共选择理论只注重选民和政策制定者的缺陷，把利益集团看作是个人与政治的中介。在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中，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发展是个人理性选择的结果，利益集团的政治活动会对贸易政策产生重要影响。

三、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中的公共选择理论

20世纪60年代初发展起来的公共选择理论为公共政策的决策和分析提供了独特和具有启发性的视角，公共选择理论被称之为“政治学的经济理论（Economics of Politics）”。它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工具来研究（非市场）集体决策的政治过程，并被用来直接研究政治市场上的政府、党派、官僚、选民和利益集团等活动者的行为。贸易的政治经济学正是抓住了贸易政策作为社会“公共物品”的这一非市场集体决策的特征（Baldwin，1976），利用公共选择的政治经济分析方法在纯贸易理论与政治学框架之间搭起连接的桥梁来分析贸易政策的“内生”过程。

公共选择在方法上的特点是将经济学理论中的“经济人”假设移植到政治市场上，从而使政治学理论的分析建立在比较完善的基础上。这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是“个人主义”的方法。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客观的政治、经济关系，例如政府的对外政治、经济政策，并不像表面看来那样抽象和孤立，而认为是行动的结果。个人所以要在这些关系中采取行动，是因为自己要在这种关系的约束下去寻求自己的利益。因此该理论将个人作为分析的基础，无论是普通消费者、利益集团还是政治家，都要从个体的偏好、动机和约束条件出发来考虑非市场决策问题，区别于传统政治学将集团或者国家作为分析主体的“整体论”方法。

第二是“理性方法”。公共选择理论假设个人可以在对那些可供选择的关系中比较他可能获得的利益和为此付出的代价，并最终作出自己的理性选择。人类是以谋取最大切身利益为目的而进行合理行动的，个体总是根据对自己效用的满足并经过成本和收益的计算来选择产生最大净收益的行为，它反映了人自私自利的本性，从而区别于传统政治学中追求理想中的“仁慈和博爱”的利他主义主体的假说。

第三是“制度导向方法”，即经济学不应是研究资源合理配置的“选择的科学”，而应是研究人与人之间相互交换、冲突和合作等关系的“契约的科学”，因此对经济决策过程和制度规则的剖析才是经济学的主要任务。例如，关税决策可以被认为是由政府机构和官僚通过一系列程序而生产出的一种非市场决定的公共物品。

总之，公共选择理论将经济市场分析方法推广到了政治市场分析，从而在经济学和政治学之间建立了关联。在公共选择理论中，政策决策者（政治家）成为了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内生行动者，他们将根据自己的利益和目标而行动，并使公共政策最终成为社会中各种利益博弈后的结果。而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则利用了公共选择的分析范式，从收入分配问题出发来研究贸易政策决策中参与者的政治活动，为现实中种种缺乏效率的贸易政策措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释。

四、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利益集团及其影响

（一）利益集团的概念及分类

“利益集团”一词最初源自于政治学的研究。Bentley（1908）指出社会的政治常态是集团间的压力均衡。Truman（1952）、Wilson（1973）以及Moe（1981）等人则论证了集团是连接社会与政治的中介体。然而政治学家们没能真正解释利益集团形成的原因，只是简单地假设参加集团是人的本性，认为集团利益最为重要，个人利益是第二位的。他们把集团简单地看成一个整体，其结论缺乏微观基础。但是经济学家们将这一概念应用于分析经济政策的制定及影响等问题上，用经济模型来刻画利益集团对政治决策的影响，使得关于利益集团的研究有了微观基础，从而更加充实与丰富。经济学家Hillman⁽¹⁾指出，与以自由贸易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新古典贸易理论不同，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强调了收入分配关系在贸易政策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并强调在许多明显偏离自由贸易的实例中，很少利用最优关税、幼稚产业、次优、贸易壁垒及战略性垄断等想法，而更多地是通过国内在贸易保护中受益者（或集团）和受损者（或集团）之间冲突的政治机制来作出决定。

“利益集团”，通常也被称为利益集团、利益团体、压力集团及院外活动集团等。对于利益集团一词，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理解。戴维－杜鲁门将利益集团定义为“任何建立在享有一个或更多共同看法基础上，并且向社会其他集团或组织提出某种要求的组织”。他强调了利益集团的核心要素是共同的利益诉求，集团成员一致认同某些社会经济政策目标符合他们共同持有的利益或价值观念。⁽²⁾日本学者迁中丰则认为，利益集团是指那些具有特定的共同的立场、观点和利益的人们的“集合体”。⁽³⁾这些定义均强调利益集团是在物质利益或经济利益上地位相近的人所构成的群体。归结起来，利益集团是指具有共同利益并试图对公共政策施加影响的个人或企业组成的集团。利益集团通过游说政治家、向公众提供相关信息、参加公众游行、进行政治捐助、鼓励选民参与投票等方式影响政策，以增加其成员的利益。它必须具备三个基本要素：首先，集团成员具有共同的利益与价值认同；其次，集团成员必须有组织地通过某种方式进行活动；最后，集团成员为了共同的利益介入政治过程，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⁴⁾

从总体上说来，可以将利益集团归结为四种类型：非正规的利益集团、非社团性利益集团、机构性利益集团和社团性利益集团。

1.非正规的利益集团

非正规的利益集团主要指无组织的暴徒和骚乱，其或多或少是不满或抗议的自发表现形式。生活中一个偶然的事件或一个领袖的出现都可能触发人们心中蓄积的不满，并以难以预料和难以控制的方式突然爆发。

2.非社团性利益集团

非社团性利益集团是指没有专门的组织，仅建立在共同意识到的种族、语言、宗教、地区、职业利益或家族关系和血统基础之上的团体。

3.机构性利益集团

机构性利益集团主要存在于诸如政党、政府行政机构、立法部门、军队、公司之中。它们因其组织基础为其提供了许多资源和接近权力中心的机会而显示出强有力的特征。在西方，它们的建立是为了执行利益表达之外的功能；在中国，这些机构也起着重要的利益表达作用。

4.社团性利益集团

社团性利益集团，即通常所说的利益集团，是指那些专门从事利益表达并组织化了的利益集团，它是利益集团中最活跃的部分。

在我国工会、妇联、共青团是介于机构性利益集团和社团性利益集团之间的特殊集团，有双重功能。⁽⁵⁾

为实现其目的，利益集团总是企图对政府的各项决定和执行施加影响，起到了所谓“压力集团”的作用。在欧美各国，人们通常把利益集团将本集团利益直接转达给政策决定、尤其是法案制定过程的活动称为“院外活动”，将专门从事这类活动的集团和个人称为“院外活动集团和院外活动家”。

（二）利益集团与贸易的政策制定

1.贸易的收入效应和利益集团的形成

自由贸易给贸易国带来贸易利益，但是不同贸易国的收入存在差异；对一国内部不同地区、不同部门和不同个体的利益影响也可能不同。例如，在只有一个生产要素（即劳动）的古典贸易模型中，因为所有个体的收入来源只有一个（从劳动的供给中来），所以所有人都会在自由贸易中获益而在贸易保护中受损。在新古典贸易模型（H－O模型）中，存在两种要素（劳动力和资本），根据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对进口进行限制，会提高稀缺要素所有者的收入，而降低丰裕要素所有者的收入，因此，在对待贸易政策的问题上，已经形成了有着利益冲突的集团，并对贸易政策有着不同的偏好。

虽然新古典贸易理论认为，在信息充分的条件下，补偿性的总额转移支付可以确保自由贸易政策符合经济中每一个个体的自利原则。但是当补偿性转移支付并不充分时，这个问题依然很突出。如果某些个体因贸易而受损严重，就会对自由贸易产生不满，保护的倾向也就不言而喻。这些个体的倾向汇总起来就会对政府的决策产生影响，继而使得政府在贸易政策的选择上偏离自由贸易的轨道。

政府对于利益集团的游说也不是无动于衷。在公共选择理论中，公共部门的决策者也被认为是在一系列条件下追求效用最大化，而影响政府决策者效用水平的因素有：政治思想意识、个人财富、决策者的历史地位等。如果我们假定，决定决策者效用最大化的因素是期望继续当选，那么政府决策者不得不重视多数公众的愿望，并以此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至于制定的政策是否增进社会福利则为其次。如果某个给政治家提供了大量竞选经费的团体要求该政治家采取某种立场，即使该立场违背了大多数选民的利益，他（她）也得照办。因为与提出不受欢迎的政策而失去的选票相比，用这些竞选经费所赢得的选票也许更多。因为任何成功的竞选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来进行广告宣传、民意调查和其他活动。

2.利益集团影响贸易政策的手段

利益集团为争取有利于自己的分配政策，在一定的资源投入下，通过自己或代理人的行为，以可行的方式去影响政策制定者决策的行为。在贸易政策的形成及执行过程中，利益集团使用的手段可以说是多种多样。他们主要是通过参与立法、疏通政府、影响司法、开展公关（例如通过媒介与技术如报刊、电视、广播和网络等影响舆论）等途径来实现其维护本集团成员利益的目的。因此行政系统中做决定的各个环节，从行政首脑到各部门无一不受利益集团的关注和压力。不仅如此，政治家、行政部门和利益集团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双向的，政治家们也允许或者鼓励利益集团参与到他们的活动中。因此利益集团除了游说、施压之外，更多是通过提供意见咨询和信息情报之类的服务来影响政府的决策；政府也可以利用利益集团来推销自己的政策，甚至向利益集团争取支持。存在于美国的院外活动就是利益集团影响贸易政策的典型例子。在美国议会讨论相关贸易议案的过程中，利益集团不仅会通过其在国会山办事处的常驻人员游说相关议员，而且经常会向有关的议员递送各种材料和情报。特别是在参众两院的小组委员会、委员会或全院会议审议法案的过程中，有关的利益集团及其院外活动人员要及时向那些与自己合作的议员提供各种辩论用的论据，甚至还要与这些议员在审议一个法案的过程中制定共同的议会战略和策略，建立临时的立法联盟。利益集团不仅给议员出主意，甚至还帮助议员起草法案。从议员方面来说，利益集团及其院外活动人员是他们获得所需的知识、情报和材料的重要来源。

3.利益集团在贸易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沟通功能

利益集团是贸易政策形成中的信息传导平台。公共选择理论证明政治决策是由个人行为决定的，而利益集团理论则进一步表明个人行为是受集团影响的。现实中，人类行为总是有其社会（集团）特征，集团也有助于解决普遍的信息不完全问题。由于政府的政策决策机制将个人与政治联系在一起，其间的信息传导往往不充分。就政治家或政策制定者来说，面对的是人数众多的选民，不可能详细了解每个人的偏好；就个人来说，也不可能详细了解每个候选人或每项政策对自身利益的影响；此时集团便成为个人和政治间低成本传递信息的中介。集团不仅提供有关利益的信息，还影响利益本身。除了缺少信息外，个人与政治间的第二个问题是缺少控制。政治家或政府官员难以控制人数众多的选民，单个选民更不可能控制政治家或官员。控制因素加强了集团的重要性。无论是选举还是具体的政策制定，由于缺乏信息和控制，利益集团都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

4.利益集团对政府贸易政策的监督功能

（1）基金会与智囊团的监督

西方的各种基金会都是民间机构，但智囊团可以分为半官方的和纯民间的。无论是基金会还是智囊团都既受利益集团的影响并为之服务，也与政府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通过为政府提供研究报告、贸易政策建议、资料情报或者对已经或将要实施的贸易政策进行评价，以影响政府的决策及执行。众多的基金会所资助的研究者都在向政府决策者推销自己的研究成果和新思想，这一方面使得政府的选择贸易政策的余地增加了；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政府的选择影响了某些利益集团的利益，它们也会利用自己所掌握的情报和资源揭露政府行为的失误，而当政者出于政绩的需要往往会乐于参考来自各方面的情报和意见。

（2）社会监督团体的监督

西方国家众多的社会监督团体也密切注视着政府的一举一动，例如美国一个名为“社会廉政中心”的社会团体，主要是监督政府各项政策，特别是选举活动。例如为了防止总统被政治献金所收买，该中心和其他一些社会团体长期监视着总统候选人政治献金的来源，并向选民公开捐款的情况。⁽⁶⁾

（三）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框架下的利益集团理论

贸易政策的政治经学框架下的利益集团理论研究的是在社会各利益集团（也包括自利的政府）冲突背景下的贸易政策的形成问题。虽然并不是所有的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模型都假定政府是自利的，但政府自利的假设是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线。在理论模型，利益集团通过政治选票或政治献金来游说政府决策部门，政策就是在这种博弈过程中形成的。因此贸易政策是内生的，而不像新古典贸易理论中那样假定贸易政策是外生给定的或者是在个人偏好基础上（以种种方式）加总个人偏好得出的。

从总体上来看，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对利益集团的分析主要是从经济学而非政治学的角度来进行的，揭示了理性的个人为什么会产生追求集团产品的团体行为。与传统经济学的研究从经济人这一“个体”出发展开研究的方法一样，有关利益集团的研究也同样从对它个体成员的研究开始。Austen-Smith（1981）建立了解释利益集团成员基本行为的模型⁽⁷⁾。在模型中，个人为了追求福利最大化，把时间分配于生产、闲暇和集团政治活动。在“确定”的条件下，利益集团每个成员都知道其他成员的行为，且在作出经济决策的过程中认为其他成员行为不变。此时，成员有很强的“搭便车”倾向，其政治努力程度总是小于最优水平。而且收入水平越高，替代效应使得个人的政治努力程度越低。不确定性也影响着集团成员的政治投入，当不了解其他成员用于集团政治活动的时间时，风险厌恶的集团成员会减少自己的政治活动时间。工资水平的不确定则带来了相反的效果，当经济领域的收入不确定时，理性的个人便会把更多的时间投向政治领域，更多地参与集团政治活动以提高自身福利水平。

而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框架下，在对利益集团形成及作用方面影响最为广泛的是Olson（1965）⁽⁸⁾的研究。Olson理论表明了现实中贸易保护主义以少胜多的一个重要原因——“搭便车”现象。他认为政治中的公共物品性质（贸易政策便具有这种性质）导致集团成员的免费搭车，由此引起集体行动的困难，只有小集团、组织良好的集团才能有效地克服这种困难。这是因为在小集团中，成员人数很少，每个成员都能从有利的政策中获得较大的收益，所以通过集团成员自发、自利的行为就可获得有利于自己而牺牲大多数人利益的政策。在组织严密的集团内，每个成员都能认识到集团行动的利益所在，并存在有力的约束和奖惩机制阻止其成员成为免费搭车者，从而集体行动极易取得成功。也就是说小集团在集体行动时有优势，代表少数人利益的“特殊利益集团”往往可以攫取大多数人的利益。Olson的研究表明，正是这个原因使得贸易政策通常会偏向于小型的、人口比较集中的利益集团。贸易政策的实践中，最终消费品被征收的关税之所以会高于中间品和原材料，是因为人数众多但却十分分散的消费者集团与小的特殊利益集团相比，信息、成本和搭便车问题均使其处于劣势，难以向政府施加足够的压力。因此有些贸易政策的结果虽然得不偿失，甚至会出现受损选民远超过受益选民但仍被采纳的现象。我们不仅可以利用Olson的这些观点来解释很多贸易中的保护主义现象，而且关于利益集团的形成等问题也可以从他的研究中找到答案，后来的很多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的模型都是建立在Olson的关于利益集团理论的假设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