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政策制定中的政治经济学模型

一、贸易政策制定中的政治经济学模型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政策制定中的政治和社会因素越来越受到经济学家的重视。与此相应的，经济学家们在国际经济学领域中建立起了一些政治经济学模型，在这些模型中，政府的目标是成功地掌握政权和维护政权的稳定而非社会福利最大化。

（一）中点选民模型

中点选民模型假设政府是民主选举产生的，任何一个政党只有得到了多数选民的支持，该政党才有可能执政，因而政府在选择任何经济贸易政策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如何得到多数选民的支持。怎样才能选择得到多数选民支持的政策呢？重要的方法就是尽可能地选择靠近中点选民的意见的政策。所谓中点选民的意见一般表现为两种意见之间的观点。以中点意见为界，一边更为保守，另一边更为急进，且两边人数基本相等。图6—3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该模型假定有两个相互竞争的党派，政策变量为关税率水平，每个投票人或选民按照各自对某个政策的预期收益和成本，即按照其偏好的关税率的高低而进行排列，形成一条向上倾斜的直线。如果一个党派提出高关税率t_A，那么另一个党派就有可能通过提出一个较低的关税率t_B赢得大部分选票。政治竞争迫使两个党派都提出接近于t_M的关税率，t_M正是中点选民所偏好的关税。

图6—3　中点选民模型

由此可见，越接近中点选民意见的政策越能得到大多数选民的支持。中点投票人模型认为，决策者通过制定满足中点投票人的政策以使重新当选的机会最大化。如果大多数投票人预期从某一政策中获益，那么中点投票人就会支持这个政策的制定，政治决策者就会考虑采取此项政策。但在实际的贸易政策的制定中，这一模型似乎难以起作用，所依赖的两大假定前提无法在现实世界得到满足：（1）投票人对某一政策带来的得失有完全的信息。（2）投票人是不是按照个人的偏好来投票。

当存在信息搜寻成本和投票的机会成本时，一些潜在的投票者可能会选择不参与投票过程而接受投票结果，这样就扮演了“免费搭乘者”的角色。这时候就存在：当施加压力以谋取某种政策的行为是有利于集团的整体利益时，那么从个人利益出发，谁都不愿意去做。这种集体行动的困难解释了为什么有些政策不但得不偿失而且受损的选民远超过收益的选民却依然被采纳。有组织的生产者利益集团能够克服集体行动的困难，可以较好地解决免费搭车问题。

（二）寻租活动

从民主选举制国家的贸易政策实践中，我们不难发现，在许多情况下贸易政策保护的恰恰都是少数人。如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保护农产品，而农民占这些国家的总人口的比率都不到10%。在发展中国家中农民是大多数，但这些占大多数的农民不但得不到保护，政府还通过对出口的控制压低国内的农产品市场价格，间接地保护了人数较少的城市中的农产品消费者。钢铁、纺织品等行业在美国也是夕阳工业，就业人数越来越少，但他们受到的保护仍很高，占大多数的消费者为保护这些少数人而支付了不小的代价。那么政府为什么选择这种牺牲大多数人利益来保护少数人利益的贸易政策呢？

这就是利益集团影响政策结果的另一种途径——寻租活动。不同于增加社会财富的经济学的寻利行为，这种直接非生产性寻租活动并不增加社会商品和劳务的价值，是追逐利润最大化的特殊形式。在国际贸易中的典型表现是利益集团通过院外活动对该产业实行高关税或进口配额的保护，使集团获利。

在此，我们以关税保护的游说活动为例对贸易保护作用进行政治市场分析⁽¹⁾。如图6—4。

图6—4　关税保护游说活动的最优分析

图中OA是游说成本曲线，假定对特定经济利益集团来说，由于获得关税保护越高越困难，使边际成本不断递增，因而该曲线斜率也逐渐提高，同时，游说成本曲线也反映了政治市场供给者对特定的经济利益部门或产业实行附加保护的意愿。图中OBC代表保护利益曲线，它代表利益集团从事游说活动带来关税保护的货币价值。关税水平越高，对集团带来的利益就越大，最大值为B，对应的是禁止性关税。关税的增加至少在一定范围内具有边际的利益，但总体上边际收益递减。关税水平增加到T^*时，集团的游说努力为最优。因为在该点，收益与成本之间的差异即租金为最大。此外，游说的初始成本即OA′很高而整个成本曲线OAA′位于游说收益曲线OBC上方表明，对特定经济利益集团而言，寻求关税保护的游说活动并不总是值得的。

运用这一模式，具体说明现实世界中游说和保护的程度，需对成本及曲线的位置和斜率的决定因素加以经验论证，需对不同的产业部门进行分析。一般说来，赞成关税的集团即关税保护的最大受益者，是供应国内市场与进口竞争的国内企业，也包括生产互补性产品和为进口竞争企业提供投入的企业。由于贸易保护的政策效应是有形的和直接的，可以增加国内就业和产量，所以尤其是在国内失业处于高水平时，保护主义者集团往往有着很强的游说力量，在政治斗争中起着重要的影响。而作为赞成自由贸易的主要力量，出口企业意识到贸易保护主义加强必然会导致国外报复，从而影响其出口贸易。但由于这种损失是间接的和难以事先定量的，因而它们很难将其出口利益转移为有效的政治行动。从事国际化生产的跨国公司和生产中使用进口投入品的企业也有赞成贸易自由化倾向，但这些企业同时往往又属于与保护利益有关的进口竞争部门，因而其政治立场是模棱两可的，甚至是赞成关税的。同时，作为自由贸易的社会受益者，消费者集团受制于减免关税机会成本的无形性和间接性，在政治上缺乏为削减关税而斗争的动力。事实上，究竟是赞成关税还是反对关税的利益集团占上风，这取决于组织的政治力量和在政治进程中提出各自要求的强度，关键在于有效的游说组织和获取必要资金的激励与能力。

（三）竞选贡献或政治贡献

在民主选举政府的国家里，贸易政策的制定还要受到各执政党支持者的影响。一般来说，每个政党都代表一些特殊集团的利益，而这些利益集团也在竞选中积极支持能考虑它们利益的政党。例如，在美国的两党中，工会（尤其是劳联、产联）一般支持民主党，大财团或企业主一般会支持共和党。这些利益集团在国会和总统的竞选中出钱出力极力支持各自的党派当选，这些党派的候选人一旦当选就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制定或维持有利于这些利益集团的政策。否则他们就会在下一轮竞选中失去这些利益集团的资金、支持和选票。

由于大多数政府政策的目标是维护其政权的稳定性，所以对于帮助其当选或连任的利益集团，政府会尽力地去加以保护。政府实行有利于这些利益集团的贸易政策是对它们政治支持的一种回报。保护这些利益集团本身也就是保护政府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