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的实证研究

第五节　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的实证研究

一、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的早期实证研究

早期的实证研究大多数限于推断贸易政策和各种根据理论模型得出的影响变量之间关系的回归分析。由于计量技术手段的落后，早期的实证研究成果往往并不令人信服；它的贡献在于表明了保护水平与政策和经济变量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为内生贸易保护理论提供了相应的证据支持。这些实证模型的理论来源见表10.5.1。

（一）理论模型及假设推断

表10.5.1　实证模型的理论来源

续表

（二）实证研究的成果

在早期的实证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是Baldwin（1985），他利用截面数据分析了1976年美国工业的关税水平情况。但是这类研究被认为是存在计量方法上的巨大缺陷，其中最主要的两个问题是回归的内生性（regressor endogeneity）和缺少稳固的敏感性分析，这使得人们很难相信得出的结论，只能说为保护水平和政策、经济变量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提供了初步的证明，而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两个问题的研究是Trefler （1993）关于非关税壁垒保护的研究。下面以表10.5.2的形式详细介绍Baldwin （1985）、Trefler（1993）的研究成果。

表10.5.2　实证研究成果

续表

说明：Baldwin研究中，（1）（2）栏的因变量是东京回合之前的关税水平；（3）（4）栏的因变量是东京回合之后的平均关税削减水平，用负数表示；在（5）栏Trefler的因变量是1983年的非关税壁垒情况；^*代表显著水平为10%、^**代表显著水平为5%、^***代表显著水平为1%。

①潜变量（latent variable）为无法直接测量的变量。

从表10.5.2中Baldwin关于关税水平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工资”变量的系数为－0.16，显著水平为5%；这意味工资较低的行业倾向于受到较高的保护；“低技术工人/全体工人”变量的系数为0.14（显著水平为10%）、“生产工人/增加值”变量的系数为0.03（显著水平为5%），这意味在低技术工人所占比例较高以及劳动在单位产出中的比重较高行业倾向于受到较高的保护，这支持了“社会公平”模型的推断。另外，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也同样支持了“维持现状模型”。“选举最大化”模型的推断也得到了验证：保护水平与“就业”变量正相关（系数为0.94）。由于“卖方公司数目”变量⁽¹³⁾的系数为－0.46，又符合了“利益集团”模型的推断。在关于关税削减水平的研究中，上述模型均能找到支持因素；且“外国税收信誉/资产”变量的系数为9.9，所以“外交政策”模型也得到了支持。

虽然Baldwin的研究表明内生贸易政策理论的几个模型都有可取之处，但是由于计量方法方面的缺陷，使得结果并不令人信服。Trefler（1993）之前的实证研究大多与Baldwin（1985）类似，都是将非关税壁垒方程与进口方程分别加以考察，忽略了单方程估计中存在的解释变量（如政治经济指标）的内生性问题。而根据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理论，进口水平也会影响保护的程度。因为一旦削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受影响的进口竞争行业的游说活动就会增强。如果这一游说努力获得成功并因此出台了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进口可能就不会有多大的增长。因此解释变量是有内生性问题的。Trefler（1993）根据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建立了非关税壁垒（NTB）方程和进口方程的联立方程组来克服单方程估计的缺陷。从表1中可以看出，总体上他与Baldwin （1985）的研究是很类似的，同时还可以看到由于“出口/增加值”变量的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也是成立的。Trefler（1993）估计出1983年美国非关税壁垒大约限制了500亿美元的进口、相当于增加了20%～40%的从价税，这一数字大大超过了单方程估计的结果。Lee-Swagel（1997）也通过类似的研究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结论。此后的实证研究中，很多学者如Goldberg＆Maggi（1999）、Gawande＆Bandyopadhyay（2000）、Faccini、Biesebroeck、Willmann（2005）等均采用Trefler的这种方法来处理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

早期实证研究表明内生贸易政策的几个模型均有合理性，有没有优劣之分呢？Gawande（1998）对这几个模型进行了比较，他的结论是包含了所有由内生贸易政策理论推出的变量的计量模型的解释力最高。但是具体模型的比较则由于存在着缺陷，即变量的“重叠替代”问题，（overlap proxy），即一个变量同时成为多个理论模型的“代理”指标，例如利益集团模型和社会公平模型都认为保护水平与“进口渗透率”变量相关联；“低技术工人比例”变量与保持现状和社会公平两个模型的推断有关；所以仅仅依据这些变量系数是否显著很难具体分离出各个模型的独立影响，因此Trefler的研究结论只能是为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提供了一定的实证支持，而最近几年针对“保护待售”模型的实证研究则很好地解决了变量的重叠替代问题，实证结论的说服力也大大提高了。

二、后期实证研究的发展

在克服了变量重叠替代问题，分离出对应于贸易政策结果的特定的和能用于实证检验的变量时，理论模型才能得到更好地验证。在后期的实证研究中，被检验最多的是中间选民模型和保护待售模型。

（一）中间选民模型（Median-Voter Model）

Mayer（1984）将公共选择理论中的中间选民定理应用到贸易政策的决定中，提出了中间选民模型。该模型将贸易政策即关税税率的确定看作是全民投票结果，当没有投票成本时，中间选民的最优关税率就是国家的关税税率。在两部门、两要素的H－O模型的基础上，Mayer分析了消费者偏好、要素分布以及关税收益分配都给定的条件下，个人以及中间选民的最优关税税率，得出了资本丰富的工业化国家应该征收进口关税，而劳动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应该提供进口补贴的结论。

与中间选民模型的这个预测相反，实践中进口补贴非常少见。而Dutt＆Mitra （2002）则巧妙地将不平等的程度与中间选民的资本—劳动比率联系起来，用中间选民模型来比较各种收入不平等国家的状况。由中间选民模型推出的结论是——对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资本丰富的国家，不平等程度的增加将会导致较高的关税；反之，对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劳动丰富的国家，不平等程度的增加将会导致较低的关税或补贴增加。该结论的一种不很严格的表达则是，在工业化国家中不平等程度的增加将会导致贸易政策更加保守，而发展中国家中不平等程度的增加将会导致贸易政策更趋开放。

Dutt＆Mitra通过对下式进行回归检验了这一预测：

其中TR为贸易限制措施；INEQ为国家中的收入不平等状况；K/L为一国的资本—劳动比率。中间选民模型的预测为：对于较低的资本—劳动比率（K/L），导数应为负；反之为正。这需要α₁＜0，α₂＞0，且拐点处满足（K/L）＝－α₁/α₂。 Dutt＆Mitra的研究表明：（1）对于几种不同的贸易限制措施TR，α₁、α₂的符号符合预期，即证实了α₁＜0，α₂＞0。（2）对于样本中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收入不平等的拉大导致了较低的关税税率；而发达国家中，收入不平等的拉大导致了较高的关税税率。（3）在样本（韩国）中，其拐点处的K/L非常接近中间选民的K/L。因此该研究可以视为在H－O模型里为中间选民框架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此外，Dutt＆Mitra还发现上述结论在民主社会比独裁社会更加有效。

但这一结论似乎与中间选民模型最初的预测——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发达国家的关税应为正，而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发展中国家的关税为负相矛盾。对此Fernandez ＆Rodrik（1991）为几乎所有国家中均存在的“反贸易”偏向提供了一种解释。具体说来，他们认为即使政策真的是由多数票决定，当人们并不清楚自己究竟会成为赢家或输家的时候，他们倾向于维持现状。这种情形甚至在个人对每个行业的总收入和损失均完全知晓，但是却不能预估自己所得的模型里也会出现。因此，现实中存在着这样一种倾向——通过征收关税以抵消进口竞争的压力，并保持现有的收入分配状况。这种观点有助于弥补中间选民模型不能解释大多数国家中出现正关税现象的缺憾。

（二）“保护待售”模型

“保护待售”模型的主要结论为：（1）未组织起来的行业的关税为负（进口补贴或出口税），而组织起来进行游说的行业关税为正（进口关税或出口补贴）；（2）如果没有任何游说集团或人人属于游说集团的话，在政治上自由贸易是最优结果。

1.对美国的实证检验

Goldberg＆Maggi（1999）最早利用美国的数据对“保护待售”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他们对下式进行了回归检验：

其中t为关税率；I为集团化变量，即如果部门i中组织起利益集团则I为1否则为0；为进口渗透率的倒数；e为进口需求弹性（绝对值）；，β₀是常数项，α为利益集团占总人口的比例；a为政府目标函数中赋予社会福利与政治献金权重的相对比例（1/a则为政府赋予政治献金与社会福利权重的相对比例）。因此可以将“保护待售”模型的结论表示为未组织起来行业的进口与产出之比的变动对贸易壁垒的影响β₁＜0，而组织起来行业对贸易壁垒的影响（β₁＋β₂）＞0。

Goldberg＆Maggi用美国的非关税壁垒“覆盖率”来衡量贸易壁垒；使用1981— 1982年美国国会选举中各行业捐献的一个门限值来衡量I；而产出与进口之比则被视为内生的，采用了Trefler（1993）的处理方法。他们利用美国107个行业的跨部门数据，估计了式10.5.2。Goldberg＆Maggi估计出β₁为－0.009 3（0.004 0），β₂为0.010 6 （0.005 3）。这些系数的符号均符合期望，且（β₁＋β₂）＝0.001 3＞0（但其并没有显著地不等于0），据此求出α＝0.88、a＝93。在另外的估计法中，他们得出α＝0.83、a＝53。由此可以看出政府目标函数中消费者福利的权重a非常高，要比政府赋予政治捐献权重高出50到100倍左右。

Gawande＆Bandyopadhyay（2000）将”保护待售”模型延展到中间投入品贸易。对中间投入品征税使得最终产品行业遭受损失，因此最终产品行业的关税应该要高一些。换句话说，就是在10.5.2的右端增加反应中间投入品关税的控制变量，估计方程是类似的，期望的符号也为β₁＜0，β₂＞0，（β₁＋0₂）＞0。Gawande＆Bandyopadhyay使用了美国242个行业的数据库，并且同样使用了非关税壁垒作为因变量。与Goldberg＆Maggi相比，Gawande＆Bandyopadhyay的实证研究主要改进之处在对集团化变量I的赋值方法方面。他们认为公司的全部政治献金并不等同于它们在贸易问题上的捐献，因此他们先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考察政治献金与进口额等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然后再将那些捐献支出与贸易额呈正向关系行业的组织化变量的值定为1。他们估计出的β₁为－0.000 309（0.000 15），β₂为0.000 315（0.000 16），这两个系数均拥有期望的符号，而计算出的政府对消费者福利的权重则非常高（a＝3 175，α＝0.98）。

Faccini、Biesebroeck、Willmann（2005）同样利用美国的数据对”保护待售”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与之前的研究直接将非关税壁垒作为因变量的做法不同的是，FBW认为”保护待售”模型的本意在于分析关税的形成过程，同时关税作为政策工具也是有优点的，政府能完全掌握保护租金（rents from protection），NTB则不行⁽¹⁴⁾，因此用NTB作为因变量得到的参数估计是有偏的。他们将因变量调整为

其中，NTB＝，NTB^*是反映真实保护水平的潜变量⁽¹⁵⁾、μ为某一NTB频数比、e为进口需求弹性（绝对值）。为了克服进口渗透率变量和集团化变量的内生性问题，Faccini、Biesebroeck、Willmann（2005）采用了Trefler（1993）的处理方法，引入工具变量来解决这个问题。

研究的结果表明β₂＞0（显著水平达到了1%），十分肯定地支持了“保护待售”模型的推断。另外Goldberg＆Maggi模型估计出的α的值超过80%，这意味着人口中有超过80%的人在进行贸易游说，明显与现实不符；而Faccini、Biesebroeck、Willmann （2005）得出的估计值约为34%，与组织起来的行业中雇用的人数比例（略低于50%）接近，因此更符合实际情况。与Goldberg＆Maggi、Gawande＆Bandyopadhyay的研究相同的是，政府对社会福利赋予的比重依旧很高。FBW提供了两点解释：一是政府对社会福利赋予的比重高，意味着平均保护水平低，但具体到某一个部门，实际的保护水平很高；二是由于政府只拥有了72%～75%的贸易政策租金，所以漏掉的25%～28%租金可能会造成实际的保护水平偏低。总的说来，Faccini、Biesebroeck、Willmann （2005）的研究支持了“保护待售”模型的推断。

2.对其他国家的实证研究

Esfahani、Leaphart（2000）对土耳其1998年23个行业的贸易保护结构进行了分析，强调国营企业有助于行业获取政府的贸易保护支持。除了使用与Goldberg＆Maggi相同的变量之外，他们还增加了国营企业个数在行业中的比重、国营企出投入及产业在行业中的比重等变量来衡量国营企业在获取政治支持能力的作用。他们的实证研究发现，那些面临更多进口竞争的国营企业和国营企业职工数比较多的企业，其行业贸易保护水平相对较高。

盛斌（2002）将“保护待售”模型应用于中国工业的贸易保护结构分析，他构造了特殊的政府目标函数——即政府要在价格变动对生产者的收入影响与对消费者的福利影响之间进行权衡。他将名义关税率/非关税壁垒覆盖率/实际保护率作为因变量，选取一些代表行业的政治经济指标，例如厂家数目、出口外销比、进口渗透率、资本密集度、利税总额、地区集中度、中外方股权比、最终消费的比重等作为解释变量，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对利益集团模型加以验证。实证结果表明，利益集团模型的解释变量估计系数显著性普遍较差，表明该模型对中国贸易政策的解释力很低，并不适用于中国。

Cadot、Grether、Olarrreaga（2003）在《印度保护是否待售？卖多少？谁买？》一文中，利用印度的数据估算行业政治献金水平，并通过把估算出来的政治献金数据返回到“保护待售”模型进行检验，其检验的结果的显著水平比以往文献对美国研究的结果还要好。他们研究发现，印度政府对社会福利的关注程度是政治献金的5倍，而行业的平均捐献水平为3 300万美元，即在印度，改变行业贸易保护水平需要花费3 300万美元来游说政府。

McCalman（2004）利用“保护待售”模型对澳大利亚1968－1969年和1991－1992年两个区间内贸易自由化进程的政治经济力量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无论是1968－1969年的数据还是1991－1992年的数据以及两者区间内的数据，都支持了“保护待售”模型：形成游说组织的行业获得了更高的保护水平。与此同时，他还分析了模型中的结构参数：政府对社会福利的关注程度（a）和游说所代表的选民人数占总人口的比值α，结果表明澳大利亚的贸易自由化程度随着a和α的增大而加深，而且α比a发挥着更为显著的作用。

Afontsov（2005）利用扩展了的“保护待售”模型对俄罗斯的贸易保护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假设政府的目标函数由预算收益、关税收益、社会公众福利、政治献金所组成，对俄罗斯2002年制造行业的数据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俄罗斯的贸易保护水平与行业产出、就业增长率负相关，与进口渗透率正相关，而且历史关税水平高的行业会继续保持较高的保护水平。同时，对俄罗斯的研究表明，俄罗斯政府关注的首先是预算收益和关税收益，其次是社会公众福利，而政治献金则被排在最后。

总之，对“保护待售”模型的实证研究表明了政治集团确实影响了行业的贸易保护水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ceteris paribus），组织起来的利益集团所代表的行业的关税水平，比其他行业要高。但应注意的是从“保护待售”模型中可以推出一个在进口需求弹性及进口额既定的情况下，行业的产出越高受到的保护程度就越高，换句话说进口渗透率与保护水平成反比，而这个的结论是备受争议的。Baldwin和Andson （1987）、Hansen（1990）等的实证研究都得出了相反的结果。Bradford（2003）则发现贸易保护水平与产业的失业状况相关，而与产出水平无关，与“保护待售”模型的推断也不符。为此，Maggi、Rodriguez、Clare（2000）对“保护待售”模型作出了修正，他们通过允许使用配额和自动出口限制（VER），同时假设税收的征收过程是有成本等得出了保护水平与进口渗透率呈正比的结论，但Maggi等修正后的“保护待售”模型的准确性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实证检验。

三、其他方面的实证研究

（一）保障措施的实证研究

Corden（1974）提出了社会关注模型，Deardorff（1987）认为可以用它来解释贸易保障措施。社会关注模型的基本思想是贸易政策可以解释为政府对特定社会和经济团体福利的关注。该模型假定人们对收入增长赋以较低的福利权重，而对收入下降赋以特别高的权重。Corden认为这种特殊的社会价值观有利于解释因进口迅速增长而受损的国内产业很容易得到贸易保护的情形。Takacs（1981）对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申请“保障措施”成功的案例进行了实证分析，他得出的结论是贸易保护措施受到宏观经济状况变化的显著影响，当经济增长率下降、失业率上升、设备利用率下降、进口渗透率提高、贸易收支恶化等时，保障措施被用来实施保护的可能性就会增加，证实了社会关注模型的部分推断。此外，还有一些针对保障措施的案例研究。

Read（2005）分析了美国2002年钢铁保障措施的决定因素及其影响。Read将主要的决定因素归结为美国国内钢铁行业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九十年代末期美国经济下滑、钢铁行业的游说及国内政治形势的需要。他分析了钢铁保障措施对美国钢铁制造业者的直接影响（导致钢铁业的合并案增加、产量和投资增加、资本利用率提高及劳动合同方面的灵活性增加）与间接影响（根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估计，造成的总福利损失为4 160万美元，其中政府关税收入增加了6 499万美元；受损最严重的部门是汽车零部件和一些配件行业）。

（二）反倾销的实证研究

Evenett、Vermulst（2005）对欧盟的反倾销政策及其演变做了分析，他们认为在欧盟的反倾销决策过程中，一国经济利益集团通过国内的政治机构施加的影响将决定该国对反倾销案的态度及投票。通过对1991－2003年间欧盟成员国在反倾销问题上投票信息的总结，Evenett、Vermulst将欧盟内部分为两个集团：倾向于征收反倾销税集团，成员包括葡萄牙、法国、意大利、瑞士、西班牙等5国；倾向于不征收或较少地征收反倾销税集团，成员有卢森堡、荷兰、德国、芬兰、瑞典、丹麦等6国；其余的国家如比利时、英国、爱尔兰、奥地利则属于中间派。如果属于中间派的一两个国家被游说投了弃权票的话，按照简单多数的规则，征收反倾销税提案被通过的可能性就很低。这与欧盟1999－2003年间反倾销案件数目不断下降的现象是吻合的。2004年8月欧盟新的反倾销投票规则，弃权票被计入赞成票中，以前那种为了避免发生矛盾而投弃权票的变通做法已经行不通了。对那些小国来说，他们将很难反对由大国集团提出的征收反倾销税提案，因此预计以后反倾销提案通过的可能性将会大大提高。

（三）外国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

Bhagwati（1985）提出了一个解释FDI与贸易政策关系的理论（quid pro quo FDI），指出在东道国进行的直接投资，可能是由那些将当地市场作为出口市场的外国公司进行的。为了预防当地的政客出于保护本地企业目的而采取贸易保护措施，外国公司就在东道国进行直接投资，增加当地就业，从而减少当地的威胁感。这一理论表明为了吸引到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政客应该投票支持贸易保护。Blonigen-Figlio（1998）在实证方面进行了两项研究：一是利用1984－1994年间美国参议院在贸易问题上的投票数据，研究了FDI的影响；二是利用众议院在汽车、纺织服装业贸易保护问题上的投票情况，研究了FDI的影响。实证表明结论是不确定的，立法者们的确受到了FDI的影响，结果是一分为二的：FDI的影响使得有保护倾向的立法者未来更加倾向于支持保护，而通常赞成自由贸易的立法者则更不愿支持贸易保护。

Branstter、Feenstra（2002）在Bhagwati理论的基础上，利用”保护待售”模型（1995）分析了中国对跨国公司的政策问题。由于中国的进口关税很少变动，因此他们利用一些与外资相关的政策如外国公司进入不同省份的情况来验证政府目标函数中的权重。

消费者的偏好可以分为两部分——一种可分的单位商品d₀和一个固定替代弹性（CES）加总商品D，效用函数为，γ＞0，γ≠1，其中D＝代表不同来源的商品——j＝h（本国公司），数目为N_h；j＝f（外国进口产品），数目为（N_f－M）；j＝m（在中国的跨国公司），数目为M。σ为各种商品之间的替代弹性，γ为对加总商品D的需求弹性，σ＞γ。假设国内产业归政府所有，国有公司的利润在政府的目标函授中占有特殊的权重。而在产品市场上跨国公司则是国有企业的潜在威胁。于是外国公司的进入与国企的利润之间就产生了冲突，而这个矛盾只有通过政府的外资引进政策才能解决。

假设各省之间根本不存在贸易，效用函数适用于各个省份中不同类型的公司。另外假设劳动是唯一的生产要素，而且一单位的劳动可以生产一单位的单位商品，因此工资是标准化的。跨国公司要支付一个工资溢价，（w－1）＞0。当地生产的成本为c_j，j＝h，m。外国生产的成本为c_f，但要面临一个特定的关税t，因此成本为c_f＋t。价格为弹性σ对成本的一个标准加成。假设c_m＜c_f＋t，这保证了跨国公司的价格p_m要低于进口的价格p_f。因此当更多的跨国公司进入，价格p_m＜p_f时，由于产品替代的原因对国有企业产品的需求将会下降，这就是跨国公司与国内企业之间的产品市场竞争。政府对跨国公司征收利润税τ≥0，当地生产的净利润为（1－τ）π_m－F≥π_f。跨国公司也可直接向本国出口，利润为π_f。因此当且仅当（1－τ）π_m－F≥π_f时，跨国公司才会考虑进入。另外进入也受利润税τ和关税t的影响，因此跨国公司数目可以表示为函数M （τ，t）。

本国国企的利润为N_nπ_h，在政府的目标函数中对国企的收入赋予权重β。政府从跨国公司收取Mτπ_m的租金，关税收入为（N_f－M）td_f。这两个来源的收入的权重均为1，因此政府的目标函数可以表示为：G（m，T，τ）＝αU＋βn_hπ_h＋mλπ_m＋τ（n_f－m）td_f。其中跨国公司进入每个省份是由内生决定的。

使用中国各省1984－1995年间面板数据估计得出的部分结果参见表10.5.3。

表10.5.3　Branstter、Feenstra（2002）得出的估计系数

续表

注：括号内的值为标准差。

Branstter、Feenstra利用中国各省1984－1995年间面板数据，使用了最小二乘法以及加权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等估计方法（权重为将各省的GDP），得出的主要结果为：（1）中国政府赋予消费者福利的权重远低于国企，大约仅为国企权重的七分之一。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政府对消费者福利的重视程度还是不够。（2）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对国有企业的保护程度逐渐降低，从而使中国能越来越多地享受外国投资所带来的促进增长和竞争的收益。盛斌（2001）认为该研究的一个缺陷是假设“中国内部市场几乎是完全割裂的，这表现在政府的目标函数是地方的而非中央的，而现实中贸易政策决策是中央政府所拥有的权力职责”。

四、多边贸易体制的政治经济学实证研究

在前面提到的中间选民模型以及Grossman＆Helpman（1994）的“保护待售”模型中，政府将国际价格视为给定。Bagwell＆Staiger（1999，2002）则引入大国模型，对世界贸易体制进行了政治经济学分析。他们假定关税可以改善贸易条件及提高一国的福利状况，而一国通过进口关税以改善自身的贸易条件是以其他国家福利损失（以及无谓损失）为代价的，因此从世界效率的角度来说，各国应竭力避免采取这种措施。Bagwell＆Staiger认为这种结果的出现将使国际机构如GATT/WTO的角色显得十分重要：它们可以抵消或减少操控贸易条件的动机。由于GATT的多边协议达成的频率很低，从实证角度来说很难加以研究，因此目前还缺乏针对相关理论模型的验证工作，但仍有一些相关的实证研究值得一提，例如Guzman（2003）对WTO的立法模式及争端解决机制进行的研究。Guzman认为一国内部的立法及争端解决是建立在信息对称的基础之上，而在WTO的立法模式及争端解决机制下，信息对称的假设是不现实的。一国参与到WTO的立法活动中是有一定的政治成本和利益，得益的一方不可能与另一方均摊这些成本。因此政治成本和利益——尤其是一国在决定在是否将纠纷提交WTO专家小组裁决时及提交之后的采取拖延政策所带来的政治成本及好处是影响决策的关键因素，Guzman研究了这些政治方面的权衡如何影响那些提交到专家小组裁决的纠纷的解决，结果表明在所有的82个案例中，90%的案子最终是原告得到胜诉。Guzman认为如此高的原告胜诉率的原因是对于被告来说，其将纠纷提交专家小组裁决及其后的延迟解决造成的政治成本要低于原告的相应得益。

五、时间序列研究及案例研究

除了跨部门截面数据研究这种实证研究方法外，盛斌（2001）、Gawande（2003）等还总结了其他类型的实证研究方法，这些方法包括时间序列研究、管理保护的案例研究等。时间序列研究突破了截面数据只能研究某一时段贸易保护结构的政治经济决定因素的界限，能够在一个足够长的时期内考察保护水平和保护结构变化的政治经济因素，从而对贸易保护的周期和趋势进行解释。Magee＆Young（1987）考察了1905－1980年间16届总统任期内美国的平均保护水平。他们发现：（1）平均关税税率与失业率之间存在着很强的正相关关系。很显然在萧条时期，由于工人们相信较高的关税会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及更大的工资保障，因而要求提高关税的政治压力会大一些。（2）平均关税税率与美国制造业产品出口价格/进口价格的比率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假定美国进口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品的前提下，进口商品相对价格的下降会导致劳工方面提出更多的保护要求。（3）在美国通胀率与平均关税税率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尽管一般可能认为，由通胀引起的大量进口会刺激保护主义压力的增长。但是Magee＆Young认为消费者受到高通胀的影响更大，他们在通胀期间维持低进口壁垒方面的努力更能奏效，加之通胀期间美元可能贬值，这会提高进口产品价格，可以部分缓和国内进口厂商的保护压力。Irwin（1998）则分析了美国20世纪的名义从价关税的时间序列数据，得出如下趋势：1900年时的名义从价税率为0.5；然后逐渐下降到1910年的0.4的水平；此后部分由于1913年的Underwood关税法案的原因，1920年降至0.16；随着1922年Fordney＆McCumber关税法案的执行，税率开始逐年上升，在1930年Smooth-Haw ley关税法案通过后，最高曾达到0.6；此后税率开始下降，至1950年，已经迅速降至0.12；东京回合之后，1980年时关税税率逐渐降至0.04的水平。

案例分析法是将贸易政策置于一个制度的时空背景框架下来展现立法机构、行政部门、利益集团以及公众的角色、行为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是计量回归分析的重要补充。在案例研究中，代表性的研究是由Krueger（1996）主持的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关于7个部门——纺织品、服装、半导体、钢铁、汽车、木材、农业的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分析的一组报告，其基本的结论为：（1）没有有力的证据证明，贸易保护从经济意义上说在扭转一个行业的局势中起到了重要作用；（2）由于未考虑到受影响行业之外的波及效应，贸易保护的负面影响或成本通常都被低估；（3）当行业全体一致地要求保护，并且有一个组织良好且行动有效的利益集团来游说时，保护将较容易获得批准；（4）有明显的证据表明，在一个既定的行业中，现有的保护要维持下去是很容易的。

Irwin、Krozner（1996）研究了美国参议院通过臭名昭著的Smooth-Hawley关税法案（1930）的投票过程。之前的研究均表明，使得Smooth-Hawley关税法案通过的因素中，执政党性质至关重要；但Irwin、Krozner则认为参议员选区的经济利益在决定投票方式上起了关键作用。Noland（1997）则对美国贸易代表（USTR）的注意力及决策作了政治经济学分析，他的研究发现1984－1995年间，美国贸易代表的注意力与贸易伙伴国的规模大小密切相关，而且在贸易政策的形成过程中双边贸易不平衡的影响要比利益集团大得多。

六、双边贸易谈判的实证研究

Lavergne（1983）最早研究了政府之间讨价还价因素与美国贸易政策的关系。他发现当加拿大生产者占美国市场的份额最大时，美国的关税减让最大。他的解释是这一现象反映了代表相关产业利益的加拿大政府所受压力和美国政府针对出口者的让步而妥协的结果。

Grossman、Helpman（1995）将GH（1994）模型应用到贸易谈判的解释中，研究了具有政治激励的政府之间进行贸易谈判的均衡状况。GH（1995）的研究表明，由于政府之间的讨价还价，贸易谈判中的均衡保护率不能反映国内特殊利益集团的政治力量，而应反映外国相同产业利益集团的政治力量；在国内利益集团强大而国外相同产业利益集团弱小的情况下，保护水平应该特别高，在两方同样强大的情况下，其政治影响将不起作用，国际价格与完全自由贸易条件下的价格相等。由GH模型推导出的谈判关税满足：

其中，上标h代表本国，f代表外国，t为关税率，τ＝1＋t；a为政府目标函数中赋予社会福利权重，β＝min（a^h，a^f）；I为集团化变量，即如果部门i中组成了利益集团则I＞0，反之I＜0；X为进口渗透率的倒数；e为进口需求弹性（绝对值）。

Gawande、li（2006）则利用20世纪90年代美日、美欧的双边贸易壁垒数据验证了GH模型（1995）的推断，计量方程为：

如果本国进口产品i，

如果外国进口产品i，

其中 e^h_d为本国进口需求弹性（绝对值）；e^h_s为本国出口供给弹性（绝对值）；e^f

s为外国进口需求弹性（绝对值）；e^f_d为外国出口供给弹性（绝对值）；β^h＝1/a^h；β^f＝1/a^f；a^h为本国政府赋予社会福利的权重，a^f为外国政府赋予社会福利的权重。需要指出的是Gawande-li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关税是由多边谈判所决定，研究双边贸易谈判时，选择关税作为因变量，意义不大，因此他们将非关税壁垒覆盖率作为因变量（具体实证结果参见表10.5.4）。

表10.5.4 Gawande、li（2006）对GH（1995）模型的估计结果

续表

说明：a^h＝1/β^h；a^f＝1/β^f；括号内的值为t值；^*代表显著水平为10%、^**代表显著水平为5%、^***代表显著水平为1%。

从表10.5.4中可以看出，Gawande、li发现在美日之间的非关税壁垒中，关税配额、反倾销、产品特征要求、产品标签、产品检验等作为因变量的估计结果都达到了一定的显著水平，而美欧之间的非关税壁垒中只有关税配额这一个因变量的估计是显著的，而其他因变量的估计结果都是不显著的。这表明GH模型（1995）在解释美日之间的非关税壁垒方面的效果要比美欧间的效果要好一些。同时与前面介绍过的实证研究类似，他们得出的关键的政治经济变量a^h、a^f值普遍都很高（其值在385－7180之间），可以认为在美日、美欧间贸易谈判中政府的目标都是社会福利最大化的。

七、区域经济一体化实证研究

Grossman、Helpman（1995）将GH（1994）模型应用于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area，FTA）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考察政府在决定是否加入FTA时的政治压力以及在这些压力下政府之间讨价还价均衡结果出现的条件。首先，两国政府最终达成FTA的条件是贸易伙伴国之间的潜在贸易相对平衡并且FTA要给多数部门提供更高的保护。其次，产业例外最可能给予那些出口国获得市场准入的政治收益和进口国（可能的）进口竞争的政治成本加权和为负数的产业，即

其中 ω^J（J＝A，B）反映了J国政府的谈判能力；（J＝A，B）为J国i部门的政治影响，它是FTA对利润和总福利之和（赋予后者一个权重a）。Grossman-Helpman的研究表明，一国进口竞争部门的生产者倾向于排在例外名单之内或至少保持现状，而出口部门则希望达成FTA。因此如果把一国的比较优势情况做成指数，则一国政府理想的例外产业名单应该是另一国比较优势指数中偏低的部分，而谈判能力相对较高的国家能取得较多的例外产业数目。Gawande、Sanguinetti、Bohara（2001）利用了巴西、阿根廷、巴拉圭、乌拉圭等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国家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证实了Grossman-Helpman（1995）模型的上述推断。

Vaillant、Ons（2002）对欧盟和南美洲国家间的优惠贸易安排（preferential trade arrangements，PTA）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在“显示比较优势（RCA）”的基础上构造了贸易互补指数，利用关税指标（根据欧盟从这些国家的进口关税的大小）计算出了贸易机会指数；然后用欧盟对南美洲国家的出口替代了原本在这些国家之间的贸易情况，计算出贸易困难（peril）指数；最后分集团（智利、安第斯共同体国家、南方共同市场）比较了PTA对集团内各国以及集团外其他国家造成的贸易机会和困难情况。Vaillant-Ons的研究表明：（1）欧盟与安第斯共同体国家达成PTA后造成的贸易困难指数比较高，其中玻利维亚和哥伦比亚的贸易困难指数最高。玻利维亚农业部门的利益将受损，而哥伦比亚制造业产品的出口将减少。在PTA对其他南美洲国家的影响方面，阿根廷、巴西、智利受损比较严重，因为巴西、智利向安第斯共同体国家出口的制成品比例较高，阿根廷则向该地区输出较多的农产品，他们都将因欧盟的出口扩大而受损。（2）欧盟与南方共同市场达成PTA后造成的贸易困难指数最高，其中乌拉圭的贸易困难指数超过20%，次之是阿根廷，这两个国家对巴西的农产品（包括奶制品、谷物、肉类和鱼等）出口将因欧盟的竞争而严重受损。巴西则因欧盟在制造业部门的竞争而受损，巴拉圭的受损情况与乌拉圭和阿根廷很类似。而PTA对其他南美洲国家的贸易困难指数则比较小。

八、结论

从以上的实证文献综述中，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实证研究印证了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即政策制定者之所以会背离最优的自由贸易政策，背后是政治因素在起作用，因此贸易政策问题既是一个经济政策的范畴，又与政府在政治方面的考量密切相关。

第二，影响政府决策的各种政治因素有很多，如利益集团的游说、选举最大化的目标以及社会福利、公平（正）的动机等等，其中利益集团的解释力和影响最大。这种实证结果表明在双边和多边的贸易关系中，利益集团因素既可能是贸易摩擦的“系铃”之因，同时也可能是“解铃”之匙。

第三，由于实证数据的可得性问题，很多理论模型如关税形成函数、政治支持函数模型等在目前的条件下很难加以验证；加之相关政策投票数据有一定的政治敏感性，因此相当多的实证研究对象集中在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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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张宇，刘伟忠.利益集团与公共政策制定.学习与探索，2006（6）.

(2)王玉琼.利益集团与政策决策.探索，2001（2）.

(3)宋玉波.西方国家利益集团的政治功能分析.求实，2004.

(4)Austen-Smith，D.“Voluntarg Pressure Group.”Economica 48，1981，pp. 143－153.

(5)（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6)Mayer Wolfgang，1984，Endogenous Tariff Formation，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74，1984 P970－985.

(7)Becker，G.“A Theory of Competition Among Pressure Groups for Political Influence.”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98，1983，pp. 371－400.

(8)Coughlin，P.；Mueller，D. andMurrel，P.“Electoral Politics，Interests Groups，and the Size of Government.”Economic Inquiry 29，1990，pp. 682－705.

(9)伊特韦尔.直接非生产性寻利活动词条.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

(10)（美）大卫·柯兰德.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寻租和DUP行动分析/新政治经济学译丛，长春出版社，2005.

(11)该变量代表着产业克服搭便车问题组成利益集团的能力，数目越少，组成利益集团的可能性越高。

(12)政府拥有NTB的租金情况取决于不同的措施：VER条件下，租金落入外国人手中；进口许可证如果是通过公平拍卖的方式分配的，则政府掌握全部租金，否则政府只能掌握部分租金。FBW利用极大似然估计和最小距离估计法，得出美国政府只拥有了72%～75%的贸易政策租金的估计。

(13)雅各布·瓦伊纳.倾销：国际贸易中的一个问题.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14)约翰·J·杰克逊.世界贸易体制——国际经济关系的法律与政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84.

(15)据研究，美国商务部在整个90年代的近400起反倾销调查中，只有三起被认定为不存在倾销，而且被认定的平均倾销幅度高达60%。见Bruce A. Blonigen，Antidumping，NBER working paper 8398. p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