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

第二节　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

经过几十年的累积和研究，经济学家们已经发展出了许多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模型。一般说来，在理论模型中政府可以支配和选择的政策工具主要是关税水平的高低。政府和（或）利益集团是决定和影响贸易政策的主要社会力量，根据它们在贸易政策的决定过程中的地位及作用，大致可以将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模型归结如下。

一、政府主导型的贸易政策决策机制

在政府主导型的贸易政策决策机制下，政府受政治因素的影响而最终决定背离最优效率的自由贸易政策而选择保护贸易措施，一般会基于以下目的：

（一）社会公平目标

由于贸易会给社会中的某一部分成员带来诸如失业、收入下降等严重损失，重视国民福利的政府会处于社会公平目标而对这些成员集中的行业加以保护。尤其是近几十年来的贸易实践表明，最容易受到贸易冲击的是那些受教育程度较低、技能较差的蓝领工人，在发达国家中，很多夕阳产业中的工人就受到经济全球化的极大冲击，从而政府会对这些行业提供贸易保护。

而试图对这种形式的贸易保护政策进行解释的是Corden（1974）提出的“社会关注”模型。他提出了解释贸易政策的社会福利函数即“保守的社会福利函数”（conservative social welfare function）的概念，其主旨是应“避免某个重要的社会组成部分因贸易而出现实际收入绝对大幅下降的情形。”该模型假定人们对收入增长赋以较低的福利权重，而对收入下降赋以特别高的权重。Corden认为这种特殊的社会价值观有利于解释因进口迅速增长而受损的国内产业很容易得到贸易保护的情形。Deardorff（1987）在Corden（1974）的基础上，提出了解释保障措施的理论模型。Deardorff认为当进口品的价格下降时，虽然社会无差异曲线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效用水平，但在一国内部价格下降对要素所有者的影响并不相同。其中一个部门的效用水平下降，另一个部门的效用水平上升，所以自由贸易条件下实现的社会总福利水平点位于政府约束之外，政府必然要采取某些干预措施，贸易保护措施则是可以满足上述约束的次优选择。

Cheh（1974），Lavergne（1983）提出，政府制定贸易政策的动因是最小化因贸易而带来的社会转换成本，对普通工人来说尤其重要。通过对肯尼迪回合的多边贸易谈判的研究，cheh认为那些年长工人占较高比例、失业率上升以及进口渗透率增加的产业，其关税削减普遍偏低。另外，Constantopoulos（1974），Fieleke（1976）提出政府制定贸易政策不仅仅为了维持现状，而且还要保证最低收入团体的相对生活水平。Anderson，Baldwin（1985）的实证研究表明，在美国纺织、服装、皮革、家具、玩具等行业中，由于非熟练工人或低收入者占了很大比例，因此这些产业在历次贸易谈判中都维持着较高的保护水平以及较低的关税削减率。

（二）选举目标

政府（或政党）在执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争取选民的支持。政府在选择贸易政策的过程中，即使没有利益集团的游说活动，仍会将选民的预期反应考虑在内。对这种现象加以解释的重要模型便是中间选民模型及政治支持函数模型。

1.中间选民模型

它是由Mayer（1984）⁽⁹⁾提出的，该模型是直接民主制度下最有影响力的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模型。在直接民主制度下，个体的投票直接决定了政策的结果。假定一国要对特定的关税税率作出选择，而最终的政策是由大多数选民投票决定的。由于个体对经济中的要素禀赋存在着不同的要求，而且不存在允许个体多样化其所拥有的投资组合的市场。于是对于每个要素所有者都有一个最优的贸易政策，使其福利最大化；只有那些拥有比经济中要素禀赋平均比例高的个体才能在支持自由贸易政策中受益。当选民对备选政策的偏好满足“单峰”偏好的条件下（即每个选民有唯一的最大偏好）而且不存在投票费用时，一个国家将会选择最大化中间选民效用的关税水平。

Mayer在2×2 H－O生产结构下模型的主要内容是假设每个个人的效用函数是拟线性的，V^h＝c^h₀＋U（c^h），其中c^h₀为单位出口商品的消费，c^h为消费者h＝1，…，L为对进口商品的消费。消费者拥有相同且递增、严格拟凹的效用函数，最优消费均为c^h＝d（p），而其余的收入用于单位商品的消费。无论出口品还是进口品均是利用劳动和资本制造出来的。劳动和资本的总秉赋分别用L、K表示。进口品的世界价格是固定的，用p^*表示，该商品的特定关税为t，因此国内价格为p＝p^*＋t，用y（p）代表进口竞争品的供给，进口量为m（p）＝d（p）L－y（p），征收的总关税收入为T＝tm（p），该收入是被按照人口数补贴给每个人。我们另假定每个人h拥有一单位的劳动和K^h单位的资本，每个人的收入为I^h＝w＋rK^h＋T/L，则I^h＝（wL＋rKρ^h＋T），其中ρ^h＝K^h/（T/L）为个人的资本－劳动比率占经济中全部资本－劳动比率的相对比例。经济中的全部GDP为 G＝y₀（p）＋py（p）＝wL＋rk。将个人间接效用函数对关税求微分，得：

如果关税是由多数选民投票决定，则根据中间投票人定理，使中间选民效用最大化的关税将会胜出。用m来代表中间选民，其效用为V^m＝V（p，I^m），得到均衡的关税为：Alesina and Rodrik（1994）的研究表明，对所有国家来说ρ^m＜ 1，因此当进口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时，关税t^m＞0；而当进口品是资本密集型产品时，关税t^m＜0。其引申出来的政策含义是资本丰富的工业化国家应该征收进口关税，而劳动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应该提供进口补贴。

2.政治支持函数模型

Hillman（1989）提出了政治支持函数模型，考虑了政府在从利益集团中获得的政治支持和消费者的不满之间进行的权衡。Hillman借鉴了Stigler（1971）、Peltzman （1976）发展出来的经济管制理论，将关税率的选择看作最优化问题的解——即关税越高，利益集团的支持就越多，但从消费者那里得到的支持就越少，最终政府将选择一个最大化总支持的关税水平。Hillman认为政府对衰退产业的保护不是为了寻求社会福利目标，而是为了政治支持最大化的自利动机。虽然政府最终要对选民负责，但是消费者并不能直接对价格作出政治上的反应，因为选举是一系列问题的结果，而且消费者组织起来影响价格和产业组织影响价格的交易成本相差悬殊。

Hillman提出关税税率的选择可以看作是一个最优化问题的解，政府在制定政策时要权衡从工业利益集团中获得的政治支持和由于消费者的不满而失去的选票。工业利益集团能够获得的利润越多，它们能够提供的贡献也就越多；而消费者的价格越低，消费者就能够给政府以更多的选票支持。因此如果为了对某些衰退产业提供保护而提高关税水平，这就会引起国内价格的上升，虽然能从工业利益集团那里得到更多的支持，但从消费者那里得到的支持就会下降，因此最终政府要从二者之间进行权衡来决定最优的贸易政策。

他提出了一个简化的政治支持函数：

～M（p，p^*）＝M［π（p，p^*），V（p，p^*）］，其中，p表示征税后的国内价格；p^*为国际市场价格；π（p，p^*）表示征税前后受保护产业的利润变化；V（p，p^*）表示征税前后消费者福利的变化。在政治支持函数取极大值时，便可以得到该产业的关税水平。在此基础上，Hillman研究表明国际价格变化是，国内价格将与国际价格同方向变化。他的结论表明，出于政治支持动机对衰退产业的保护只是暂时的，不是永久性的。虽然处于衰退境地的产业最希望得到政府的支持，但最终结果可能不是延缓而是加速了他们的衰退。

二、利益集团推动型的贸易政策决策机制

利益集团之间相互竞争，通过投票、捐献或游说等行动来影响选票从而影响贸易政策的制定。

（一）关税形成函数模型

该模型由Findlay-Wellisz（1982）提出，在这个模型中，进口产业集团为进口关税而游说，出口产业集团为自由贸易而游说，保护水平反映了相互对立的双方之间竞争的结果。根据Helpman（1997）对关税形成函数模型的总结，最终部门i中利益集团之间非合作博弈的内部均衡结果为：

其中t为关税率；α为利益集团所占人口的比例；β为支持和反对贸易保护的利益集团游说支出的边际替代率；y为产出水平，m为进口额，X＝y/m为进口渗透率的倒数；e为进口需求弹性（绝对值）。当β＞1，即支持保护的利益集团游说支出增加一美元所提高的关税大于反对保护的利益集团游说支出增加一美元降低的关税，此时该部门是受到保护的；反之，该部门便不受政府的保护；若β＝1，那么结果就应是自由贸易。

（二）影响函数模型

Becker（1983）⁽¹⁰⁾建立了有关影响函数的一般均衡模型，刻画了利益集团主导型下政府的贸易政策决策机制。在影响函数模型中，利益集团配置资源的同时也决定了具体的贸易措施和分配政策。在一个经济体中有两个利益集团，各集团内成员同质。利益集团通过捐款等政治活动对政府施加压力，争取对自己有利的再分配政策，提高成员福利。利益集团的政治压力及其政治投入与成员人数正相关。利益集团对政治产出的影响取决于由集团政治活动的相对效率决定的政治压力对比。政治活动效率相对较高的利益集团政治影响也较大。影响函数模型在个人理性决策的基础上，描述了利益集团间的竞争，得出了利益集团最佳规模的建议。他同时证明，集团间的政治压力竞争均衡不是帕累托最优。如果每个利益集团都减少政治投入，各自的福利水平都会提高，因为利益集团间的合作可以减少政治竞争中的无谓支出。现实中许多法律和政治规则的出现正是这种合作的结果。但是利益集团间的合作是困难的，每个利益集团都希望其他集团减少政治压力而保持甚至增加自己的压力，以提高自身的政治影响，从而获得更多的收益。在随后的研究中，Becker指出大部分利益集团的要求是合理的，由于政府不可能知道所有的信息，因此利益集团数目越多，它们之间的竞争和制衡会使得制定出的贸易政策更加有效率。

（三）或然选举模型

Coughlin等（1990）建立了或然选举模型（probabilistic voting model）。执政党为了即将到来的选举制定贸易政策。选民分为若干个利益集团，每个集团有一定的成员及相同的效用函数。集团成员会对某一政党有独立的政治偏好。政党的目标是最大化其预期支持率。政党选择具体政策使当选概率最大化。在该模型中利益集团的政治影响受两个因素决定：（1）集团人数集团成员越多，政治影响权重越大；（2）成员政治偏好的同质性集团成员偏好越接近（也可理解为集团越团结），权重也就越大。在Coughlin等人的模型中，除了投票，利益集团没有其他方式影响政治。利益集团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提供了一部分选民的系统偏好，可作为政党制定贸易政策的依据。

由于关税形成函数、影响函数模型、或然选举模型抽象设定了利益集团对贸易政策的影响机制，没有涉及政府（政治家或官员）的反应及影响，不能保证政府会像模型的设定那样行动。接下来我们进一步研究利益集团与政治家和政府官员间的互动关系。

三、利益集团与政府互动型的贸易政策决策机制

很多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模型都涉及了利益集团与政府的交互作用，在这方面的模型有很多，比较重要的模型有：

（一）政党竞争模型

Magee，Brock等人很早就开始研究贸易保护政策形成中的政党支持问题。他们假设存在两个政党，在选举前对关税政策持有不同态度，其中一个支持自由贸易，另一个支持保护贸易，两个政党的目标都是为了赢得选举。支持高关税的政党为了最大化当选的可能性，就会不断提高保护水平，直到它们能够从支持贸易保护的利益集团获得的选民和资源增加恰好等于失去的选民和资源。同时，支持自由贸易的政党会选择相反的主张，以使支持贸易保护的政党当选的可能性最小化。这样，它就会采取较低的关税，直到自由贸易者提供的选票和资源数量的边际增加恰好等于失去的选票和资源量。如果支持自由贸易的政党得到的捐献和选民支持较少，它也可能采取与另一个政党相同的政策。每个政党作出自己的决策时，都会考虑对方政党的反应，其均衡结果就是古诺—纳什均衡解。而Hillman and Ursprung（1988）在政治竞争中引入了外国利益集团的影响。他们认为，外国利益集团和国内利益集团一样都通过政治运动捐献对候选人表达支持，候选人为了最大化当选的可能性也会对外国利益集团的游说活动作出反应。他们研究认为作为贸易保护工具，由于关税可能会引起两国的冲突，而自动出口限制可能对双方更为有利。因此如果自动出口限制是可行的，候选人一般不使用关税作为贸易政策工具。

Magee，Brock和Young（1989）等提出了正式的政党竞争模型。假设经济为两部门、两种生产要素的H－O－S模型。在政治市场上有两个政党和两个利益集团，两个政党在不同的利益集团进行捐献之前就表明自己的政策偏好。不同利益集团的政治捐献不影响其政策立场，而只影响不同政党当选的可能性。政党的目标是争取选举概率的最大化以便取得执政机会。政党当选的可能性取决于自己和对方能够得到的捐献数量和双方的贸易政策，而能够得到的捐献数量又受到双方贸易政策的影响。因此一个政党能够当选的可能性主要取决于双方选择的贸易政策。假定不同的利益集团从不同的贸易政策中得到的收益不同，他们的目标就是最大化其净收益（概率收益与成本之差）的期望值，它最终取决于不同的政党所采取的贸易政策。而公众由于信息成本和免费搭车等问题被视为“理性无知者”，他们知道保护贸易有损于自己的利益，但同时也容易受到政党宣传的影响。因此只须求解两个利益集团最大化期望收益和两个政党最大化当选的可能性的均衡解，即利益集团游说的边际成本等于收益时，其捐献量达到最优水平，当关税上升造成的扭曲效应减少的选票等于政治捐献增加赢得的选票时，政党提供的关税水平达到最优，这样就能得出两个政党选择的贸易政策。

Magee，Brock和Young（1989）的模型分析了利益集团和政党的行为。利益集团的捐献影响政府制定的关税水平，政府能够提供的关税水平直接影响利益集团的收益，进而影响捐献。同时支持贸易保护的政党还要考虑选民和其他政党、利益集团的捐献。但在这些方面，他们并没有进行深入地分析。另外，对于Magee，Brock和Young（1989）的模型，Austin-Smith（1991）批评指出，它将每个政党限制在要么支持出口，要么支持保护，并且使用了概率投票，而没有使用理性选择基础。Grossman和Helpman （1994）则认为，在通常情况下，利益集团的政治献金影响的是执政党的政策选择，例如选择不同的关税保护水平，而不影响政党当选的可能性。

（二）代理模型

Grossman和Helpman（1994）应用代理理论研究了产业利益集团对政府贸易政策的影响，提出了“保护待售”模型，同时得出了有关利益集团影响贸易政策的结论。“保护待售”模型实质上是政府作为“公共代理人”将不同的贸易政策进行“菜单拍卖”，以换取政治捐献，并尽可能维护普通选民的利益。模型假设，在一个多部门专用要素经济体内，有些部门组织起来进行游说，有些则没有。组织起来的部门通过政治献金来影响政府的贸易政策，当权政府追求的是目标函数最大化，其线性目标函数为政治捐献与全社会福利之和：G＝aW＋C，其中，C是游说集团的政治献金，W是社会总福利，a则是政府目标函数中赋予社会福利与政治献金权重的相对比例。通过“菜单拍卖”的形式，组织起来的利益集团向政府提供一个不同价格向量（关税水平）下的政治献金表，其目标函数为净收益（总收益与政治献金之差）最大化。

在“保护待售”模型中，利益集团和政策制定者间的非合作博弈包含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假设其他游说集团提供的政治献金已知，利益集团按照成员总净收益最大化提供政治献金菜单；第二阶段，政府考察所有游说集团政治献金表后选择一个最优关税。部门间的保护程度由n种产品的进出口关税率以及补贴来衡量。利用Bernheim和Whinston（1986）的菜单拍卖理论，Grossman和Helpman（1994）给出了博弈的真实纳什解（truthful Nash equilibria）。模型推导出的结果为：

解出均衡的关税水平为：其中α为政府目标函数中赋予社会福利权重；δ_j为政治组织变量，即如果部门j中组成了利益集团则δ_j＞0，反之δ_j＜0。λ_o为组织起来的行业中拥有特定要素的人口比例。从“保护待售”模型中，Grossman和Helpman得出的结论是：（1）由于0＜λ_o＜1；因此对未组织起来的行业来说，其面临的关税为负（也即进口补贴或出口税），但对组织起来进行游说的行业来说，其关税为正（也即进口关税或出口补贴）。另一方面，如果λ＝o或λ＝1（也即没有人或人人属于游说集团），最优关税则为零，因此在政治上自由贸易是最优结果。因此未组织起来的行业的关税为负（进口补贴或出口税），而组织起来进行游说的行业关税为正（进口关税或出口补贴）。（2）如果没有任何游说集团或人人属于游说集团的话，在政治上自由贸易是最优结果。（3）保护程度也受到进口需求弹性的影响，因为根据Ramsey的定价规则——对产品征税且使福利损失最小化的最好办法是对低需求弹性产品征收高关税，对高需求弹性产品征收低关税。（4）政府目标函数中利益集团的效用函数为加总的效用函数，因此利益集团成员越多，其值就越大，表明了利益集团规模与其对政府制定贸易政策的影响力呈现出正向的关系。

Grossman和Helpman的模型从贸易政策的供给方（政府）和需求方（利益集团）分析了贸易政策的形成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和利益集团都是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行事。Grossman和Helpman还将“保护待售”模型扩展到国际层次。他们认为国际贸易政策不仅仅是国内利益集团和政府之间博弈的结果，还涉及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大国的贸易政策的制定，会导致他国的反应。

（三）寻租模型

“寻租”亦被称为“直接非生产性寻利活动”（DUP），Bhagwati（1982）将它定义为通过从事直接非生产性活动寻求利润（收入）。也就是说，它们产生货币收益，却不生产直接或间接进入通常效用函数中的产品与劳务，也不生产投入这些产品与劳务的投入品。寻求关税好处的院外游说活动，即通过改变关税及要素收入来获得金钱收入就是一种典型直接非生产性活动。⁽¹¹⁾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模型中有不少是关于影响贸易政策的寻租活动的。

Krueger（1974）使用“寻租”一词研究了进口权力带来的垄断租金问题，从而引发了大量的关于国际贸易中寻租问题的文献。此后Magee、Brock（1978）开始用博弈论的方法对关税的政治经济学做一般分析。他们认为关税是内生决定的，内生关税的各种成本使生产可能性边界向内移动。Bhagwati、Srinivasan（1980）从不同角度讨论了这一问题：假定关税是独立确定的，但收益不是按照最初确定的规则分割，在收益分配出现资源使用的寻租活动。而Feenstra、Bhagwati（1982）进一步改进了这一模型，提出内生关税的一般均衡模型，把政府与利益集团的游说活动模型化了。Feenstra、Bhagwati的模型描述的是一个经济行动者（受进口竞争损害）在2×2的H－O－S模型中从事游说活动。他们假定存在着两个层次（two-layer）的政府：游说过程与另一个政府部门（例如立法部门）互动，实施一种游说关税；另一个政府部门（例如美国总统）用其后的关税收益收买游说者，使之接受一种不同的、更高福利的有效率关税。收益收买加上在有效率的关税下从市场上挣得的收入使游说者获得了与游说关税相等的收入。⁽¹²⁾

四、内生关税模型的比较

除了上述关于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分类以外，由于早期多数研究集中于贸易保护主义，特别是关于关税税率的水平和结构的政治经济决定因素以及决策机制方面，因此也将这部分的贸易政治经济学理论称为“内生关税”理论（endogenous tariff theory）。内生关税理论是贸易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发展最为成熟的部分，盛斌（2002）对此做了很好的总结，具体参见表10.2.1。

表10.2.1内生关税模型的比较

续表

五、总结

归结起来，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有两个重要原则：个人主义的方法论以及效用最大化的目标函数。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也可看作是公共选择理论的发展，它纠正了公共选择理论只注重选民和政策制定者的缺陷，把利益集团看作是个人与政治的中介，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发展是个人理性选择的结果，而利益集团的游说或捐献活动会对贸易政策的决定产生重要影响。

虽然有政治学家（Mitchell and Muger，1991）批评利益集团的经济学研究过于抽象化，复杂数学计算得到的结论很多只不过重复了政治学家们的论点，但事实上，正是经济学的模型为这些论点提供了微观基础，使其逻辑更加严密。当然抽象的经济学模型在解释复杂多样的现实时总会遇到许多困难，例如现实中利益集团影响贸易政策的途径和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但在现有模型中，利益集团影响方式往往是单一的（提供金钱或信息），而没有综合研究不同方式。此外现有研究对一些基本的问题还没有清楚的解释或存在巨大分歧。例如个人如何组成（或被分成）不同的利益集团、个人行为怎样受利益集团的影响等等；另外模型中设定了许多抽象的函数。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