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试成绩与实际水平

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取是科举制的一个基本特征。要保证考试的公平性，就须“一切以程文定去留”，即不管家世出身或平时水平如何，在考试成绩面前人人平等。这种办法的好处是公正客观，唯才是举，而不足的是这种“才”只是考场上发挥出来的才学。

几场考试中所体现出来的才学是否能代表一个人的真实水平？我认为虽不能完全考查出考生的实际水平，但大多数情况下，考试成绩是与考生平日实际水平基本相符的。只要不作弊，命题又无明显失误，试卷对答所反映出来的水平一般来说与考生的实际水平是正相关的，超常发挥或临场失败者毕竟只是少数。这就有如体育比赛，在田径场上获得奖牌者的体能素质总的来说要比被淘汰者更高，个别平时训练水平优异，在大赛中因偶然失误而痛失良机者不是没有，但总是极少数，而且往往与心理素质还不够强健有关。又如要比出最优秀的举重运动员，不光要看平日的训练水平，更主要看赛场上能够发挥出来的水平。很难想象平时水平不高者能在赛场上成为强者，而获得奖牌者肯定是经过刻苦训练具有实力的高手。

由于科举考试具有智力测验性质，因而能够选拔智力和文化水平较高的人才。科举之所以具有智力测验性质，是因为其采用试帖诗和八股文等考试题型。唐代科举考试主要有帖经、墨义、策问、诗赋等几种题型。帖经有如现代考试中的填空题，主要考察对知识面的掌握；墨义为简答题，也是侧重于考察记忆力和一般儒学知识的理解与运用；策问则测量分析与综合能力；诗赋不仅能考察形象思维能力，而且也能反映一个人的文化素养和文学水平。由于帖经和墨义测试的是较低层次的技能，故逐渐为人所轻，至宋代以后慢慢退出科场。后来诗赋又逐渐演变成宋元时文，到明代则主要考八股文。试帖诗和八股文有一共同点，即都有格律规范，要求很严，这两种考试文体都易于出题，易于判别水平高下，一眼就可看出轻重优劣。在极端严格的形式之下，要能出奇制胜，写出意义不俗、语言优美的文字来，确要有很高的文字水平和思维能力。

过去被人们批倒批臭的八股文在今天看来也并非一无是处。作为一种标准化的考试文体，八股文起到了智力测验工具的作用。由于受到禄利的诱惑，当时的读书人多经过作八股文的训练。而作八股文在范围和条件的严格限制之下，可以训练思维能力的集中性、敏锐性、全面性和辩证性。人的大脑思维能力，也同四肢运动能力一样，自然状态的先天天赋，如再以后天的严格训练加强之，自然完全不一样。训练乒乓球运动员，大运动量抽一个角，一抽就是几千次、几万次，抽左就是左，抽右就是右，不允许其自由打，经过长年累月强化训练，落点极为准确，然后临场自由发挥，那就能得心应手，极为自由，想到哪里，打到哪里。体育技能如此训练，作八股文所起的脑力训练和思维训练也与此类似。限制思维的严格训练，正是要使之在自由思维时能够无往而不利^[1]。能够作好八股文，在科场中脱颖而出者，总体而言多具有较高的智力水平和文化素质。

所谓人才，除了才学方面的标准之外，也应该还有道德品行方面的要求。科举考试公平竞争，“文有定评”，能够在考场上获胜的才学总不差。但仅凭三场考试而不依据平时表现来决定录取与否也可能取到有才无德者。为此，历代都有人企望改革科举，试图采用推荐的办法来选拔人才，可试行的结果总是行不通。因为人的道德品质是较难客观定评的东西，只有通过言行加以考察。而一个人的言行又不完全代表其真实思想品德，当他为胜过他人求取被举入仕时，很可能饰行矫言，弄虚作假，人们又难以判断其真伪，这在汉代实行察举制和科举时代偶尔实行以德行科荐士的过程中一再被证明是行不通的。因为在阶级社会中，举荐者难以做到无私、无欺、无偏、无惧，这本是人性的弱点，要始终秉持公心推荐德才兼备之人谈何容易。即使推荐者能够出于公心，也不易做到准确无误地铨衡鉴别人才的优劣，这一方面是由于“德”是没有统一的标准，对被举者的评价主要取决于推荐者个人的价值判断和才识水平以及感情好恶，不同推荐者之间难以进行比较，另一方面是由于推荐者所知范围有限，很难以广泛察知真正的德才之士，即所谓“非不为乃不能也”。在实行推荐制的情况下，是“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2]。如果没有伯乐去发现举荐，千里马终将默默无闻老死于槽枥之间。如果将伯乐相马的机制改为赛马，日行千里的良马自然会脱颖而出。如果说推荐制有如相马，考试制便有如赛马。

德与才有分离的情况，也有合一的情况。将人的才与德完全对立起来，以为通过考试难以选拔德才之士的看法是片面的。就总体而言，文化水平与道德品质多数是呈正相关的。才学与德行二者之间是有矛盾的一面，但也有统一的一面。纵观一千多年的科举考试史，可以看出学问才能优秀者往往道德品行也好，多数进士出身者是德才兼备的。当然我们所说的德是符合科举时代道德规范的德。历史上作恶多端的进士不是没有，但比起为数众多的杰出进士来，毕竟只是少数。

由于进士入仕者长期受儒家“尊德性、道学问”教育的熏陶，书中有好的道理，读得多了，自然会受其潜移默化，因此一般而言比捐纳保举或恩荫、胥吏之途入仕者较为廉洁正直，也较注意学问品行并重。金朝世宗皇帝曾说过：“新进士……辈皆可用之材。起身刀笔者，虽才力可用，其廉介之节，终不及进士。”并说：“夫儒者操行清洁，非礼不行。以吏出身者，自幼习吏，习其贪墨，至于为官，习性不能迁改。政道兴废，实由于此。”^[3]身为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对以吏出身和进士儒者的优劣有所比较，才会出此断言。金世宗说得一点没错，在金朝危急存亡之秋，许多进士成为尽忠尽节之士。据《金史·忠义传》统计，金末抵抗蒙古元军以死尽节的70余人中，有28人为进士出身。不仅金朝是这样，南宋末年誓死捍卫宋朝的文天祥、谢枋得、陆秀夫皆为宝祐四年（1256）进士。即使是很迟才开科举的元朝，在元末仗节死义者中也多为进士出身之人。一般而言，进士出身者都熟悉儒家理论和历代兴衰的经验，修齐治平、经邦济世的观念对他们有较深的影响，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因而较重视名节、清正廉洁，科举人物中德行才能之士多于奸邪平庸之士也就不足为奇了。“读书变化气质”，讲求学问对一个人的气质和道德涵养也有变化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