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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水平与经济绩效

时间:2022-06-02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12.3 市场化进程、分工水平与经济绩效杨小凯以新兴古典经济学为基础提出了一种估计分工程度以及量化界定产权效率的方法,根据1979~1987年中国农村的数据检验了人均真实收入、分工程度以及界定产权的效率这三者之间关系的理论。市场化进程的滞后会严重阻碍分工演进,降低资源配置的效率并使该地区的农民的交换权利集因处于较低的分工水平被压缩,使农民陷入制度性贫困。

12.3 市场化进程、分工水平与经济绩效

杨小凯以新兴古典经济学为基础提出了一种估计分工程度以及量化界定产权效率的方法,根据1979~1987年中国农村的数据检验了人均真实收入、分工程度以及界定产权的效率这三者之间关系的理论。用该理论建立的模型表明,1978~1987年中国农村产权结构改革通过对组织效率的影响而对经济增长作出的贡献占总增长的48%,改革通过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而对经济增长作出的贡献占总增长的52%。这个模型还说明,界定产权的效率提高,则第二年的分工程度、人均真实收入都会增长。这再一次证明了制度对分工演进与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不过我们除了知道这一点外,还需要进一步考察制度对分工演化的影响机理。

李斌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考察了分工演进机制在中国的运行状况,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比较明显地表现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改革起始到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仍然处于很低的分工发展水平,有待填补和发展的分工领域很多,加之企业普遍存在的投资冲动,中国经济表现出内生的高投资状态”。90年代后进入第二阶段,“分工自我演进的机制并未能良性运转起来,累积的矛盾逐渐暴露……分工演进机制中供给创造相应需求的能力变的不足。”所以只有解决分工演进的机制问题,经济才能可持续增长(李斌,2003)。

梁琦计算了中国区域行业分工指数及其变化率,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产业分工与空间距离有关,地理位置靠近,空间距离较短的区域之间,其产业同构性较强;就环渤海和长三角两大沿海经济圈内部分工来看,环渤海互补性更大,而长三角同构性更强;从1997~2001年短短4年时间,我国各大区域间的专业化分工在不断加深;而且,经济发展速度与分工指数的变化率呈正向变化,市场经济对我国资源优化配置的作用凸显。”(梁琦,2003)

另外,聂辉华利用新兴古典分工理论对欠发达地区的分工抉择进行了分析(聂辉华,2002)。金祥荣考察了农村工业化中的分工制度创新,分析了区域“块状经济”这种组织结构对区域经济分工、产业集聚的意义(金祥荣,2001)。张哲对西北地区农业结构战略调整中的区域分工问题进行了研究(张哲,2002)。王小龙从劳动分工的角度研究了非正式合约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王小龙,2002)。辛宝海认为,农业产业化一经提出之后,人们更多注意的是分工利益的存在,但对分工利益的实现缺乏认真的思考。要获取分工利益至少必须具备两个前提条件:一是要有一定的市场范围;二是必须具有分工之间的良好协作,我国农业要想获得分工利益必须克服许多障碍(辛宝海,2003)。王京安、罗必良以分工理论为基础,通过对经济发展一般过程的分析,指出“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需要农业的分工发展,而这必须保证农业领域中各项资源的完整产权,因此,减少农业领域中各项资源的产权残缺是农业分工发展的前提,也是“三农”问题解决的根本(王京安、罗必良,2003)。

以上所列只是关于分工研究的部分文献,综合上述研究,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第一,研究制度在分工演化过程中的作用,对于刻画我国转型经济时期的经济增长是非常必要的;第二,消除农业分工发展的障碍,促进农业分工深化,对于解决“三农”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由于各学派的研究视角、分析方法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对分工演化的研究是不系统、不全面的,对经济演化过程中制度、分工、市场之间的复杂作用关系缺乏深入的分析。本书利用第一部分建立的制度—分工—绩效模型对农民遭遇的制度性贫困问题进行了深入解析,本章在此基础上利用各省的一部分横截面数据进一步验证制度安排、分工演进和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

个体拥有一定的经济自由对于分工的充分演化具有重要意义,所以各地区市场化程度对分工水平、经济绩效有重要影响。樊纲等人作的《中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相对报告》,(6)以比较充分的数据显示了各地区的市场化相对进程。1999年东、中、西部的市场化指数分别为6.88、5.34、4.51,2000年的市场化指数分别为7.16、5.47、4.71,东、中、西部的市场化指数分别提高了0.28、0.13、0.20个百分点。从数据上看,西部的市场化进程较大程度地落后于东部,虽然各地区市场化指数都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西部的市场化进展反而落后于东部,差距反而拉大了。按照2000年的排序,陕西省的市场化进程在30个省市中排名第27位,市场化指数2000年只有4.15(1999年为4.00),不仅远远低于东部,而且低于西部平均水平。市场化进程的滞后会严重阻碍分工演进,降低资源配置的效率并使该地区的农民的交换权利集因处于较低的分工水平被压缩,使农民陷入制度性贫困。

表12-5 人均真实收入、分工程度与市场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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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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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Y表示分工程度,Y=Ec/Ea,Ec为农村人均消费现金支出,Ea为农村人均消费支出。用Z表示人均真实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各地零售物价指数之比),X表示市场化程度,Z=f(Y,X),X使用樊纲等人设计的市场化指数描述,方程为logZ=a+blogY+clogX。

其中,a,b,c为待估计的参数,经过回归分析得:

logZ=7.087+1.918Y+0.679X

  (21.775)(5.828)(4.352)

R2=0.897

这两个系数都通过T检验,显著性水平为0,低于0.05。

方程拟合较好。这说明各省横截面数据有力地支持人均真实收入、分工程度与市场化进程正相关的理论。

Y和X的标准化系数分别为0.585和0.437,这意味着分工程度增加1个标准差,将引起人均真实收入增加0.585个标准差,市场化指数增加1个标准差,将引起人均真实收入增加0.437个标准差。

陕西省市场化进程滞后、城乡呈现较强的二元性,分工演进遭到抑制,这使得陕西省的人均收入水平较低,部分地区的贫困发生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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