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经济转型绩效的国际比较
对转型国家经济转型效果的评价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经济转型绩效“好不好”；另一方面是经济转型进程“完没完”。本章主要讨论第一个问题，即主要回答经济转型效果“好不好”的问题，下一章则主要回答经济转型进程“完没完”的问题。
第一节 经济转型绩效及其相关争论
一、经济转型绩效的界定
对经济转型绩效的判断一方面反映了我们对不同国家转型历程的总体评价，另一方面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了经济转型未来的政策方向，因此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很多学者都对此进行了分析。但通过对相关文献的考察我们发现，多数论述或者是没有对转型绩效的概念进行明确界定，或者是在不同层面上对同一概念进行讨论，这种情况很容易导致概念混淆和缺乏可比性等问题。因此，在对转型国家的经济转型绩效进行比较之前，首先我们应该了解这些概念之间的差别，然后在此基础上明确本书中所使用的“经济转型绩效”这一概念的含义。
“绩效”这一名词最初源自英文“performance”，其直接含义是“完成、行为、性能、功效”等。所谓经济转型绩效指的就是经济转型的结果与成效，但由于转型经济运行特征的复杂性和动态性，这一简单定义无法对经济转型绩效的具体含义做出精确描述。因此，一些从事转型问题研究的学者基于各自研究的侧重点对经济转型绩效的含义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形成了种种各不相同的理解，概括起来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经济转型绩效是指在经济转型过程终结这一时点上所实现的市场经济制度结构的状态及这一制度结构对经济运行的影响。我们知道，经济转型是一个动态的表现出阶段性特征的复杂过程，而这里对转型绩效的理解显然是从最终结果的角度出发的。这种理解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在转型结束后各国的市场化进程实际上都已经完成了，在这种条件下它们的经济绩效必然会出现趋同（收敛）趋势，此时再对经济绩效评估就已经失去了这些国家在经济转型进程中所蕴含的特殊性。
第二种观点认为经济转型绩效是指为实现经济转型目标——市场经济体制而付出的代价。这种理解看到了转型成本对转型路径和目标实现产生的影响，但也存在突出的问题。首先这种观点忽略了转型收益和成本之间的权衡问题，因而存在片面性。其次是对转型成本的界定目前学术界仍然没有统一的认识，存在计量上的困难，不便于进行直接的比较。
第三种观点认为经济转型的绩效是指经济转型带来的净收益，即新制度（目标制度模式）运行起来之后提供的收益，再减去改革成本之后所得的净收益。这种观点除了同样面临计量方法的问题外，另外一个突出的缺点是没有认识到转型的各种成本和收益间的比较存在时间上的不连续性，也就是短期成本收益和长期成本收益往往是不确定的，并且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使净收益发生逆转。
第四种观点认为经济转型绩效是指经济转型进程启动以后至某一时点市场经济制度结构的实现程度和新制度结构的行为能力，以及制度变迁过程中不同的制度变动轨迹引起的经济增长、经济总量变动和社会发展的轨迹。
我们支持第四种观点对经济转型绩效内涵所做出的界定。主要原因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经济转型本质上讲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经济转型的基本任务是通过制度结构调整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因此，经济转型的基本绩效之一就是制度结构调整的进展程度，就是经济转型目标模式——市场经济体制的实现程度。
第二，进行经济转型，推动制度结构调整，并不是经济转型的基本目的，而只是实现社会经济发展的手段。经济转型的基本目的是通过制度变迁为经济的有效运行提供良好的制度基础，也就是说，衡量经济转型成功与否，最终还得看新制度结构下经济的增长情况和经济制度调整过程中经济总量的变动情况。
第三，新制度组合是否逼近市场经济制度这一目标模式，不是看它的某一个领域或是某几个领域的制度安排已经等同于或接近于市场经济制度，而是看新的制度组合是否与外部基本经济条件相适应，新制度结构的各个组成部分是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发挥了其应有的功能，看新制度组合是否已经有了足够的“行为能力”。也就是说要采取一种全面、整体的视角来综合评估经济转型的绩效。由此可见，我们所界定的经济转型绩效是以市场经济体制模式的实现程度和社会经济的运行状况为切入点的。
二、经济转型绩效评价的原则和标准
经济转型的绩效评价可以划分为主观评价和客观评价两大类。主观评价法主要是指对经济转型进行“定性”分析，主要运用的是对客观事实进行系统的主观描述的方法，这种方法在处理某些不易量化的社会变化时具有优势，但容易受到价值判断等主观因素的干扰而影响其准确性。客观评价法主要是采取现代的统计技术对各种能够反映社会经济情况的通用指标进行处理，由于指标选取具有一致性和连续性，因而这种方法便于纵向和横向比较，相对前者而言比较客观，但不便于处理一些无法量化的指标。在经济转型的初始阶段，研究转型的学者发表了大量的描述性和政策性文献，表明定性分析曾经是评价经济转型绩效的主流方法。但随着转型的逐渐深入，在学术界应用各种正式的模型和量化指标对转型进行研究的文献迅速增加，这表明定量研究目前已经成为经济转型绩效评价的主流方法。由于在前面章节的论述中我们已经对前苏联、东欧国家和中国的经济转型绩效做了一些定性的讨论，因此在本章中，主要介绍一些定量分析经济转型绩效的方法，而对于部分不适合定量分析的特殊问题也会应用定性分析的方法加以补充说明。
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对经济转型绩效的确切含义有了清晰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选取相应的评价指标和方法对各转型国家的转型绩效进行评估。为了使对经济转型绩效的评价客观、可靠，符合学术规范和具有广泛的适用性，指标的选择必须依据一定的科学原则和标准来进行。参考一般社会经济指标设计的规则和转型国家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对转型经济绩效的评估应当遵循以下一些基本原则：
（一）科学性原则
经济转型绩效评估的指标及其指标体系的设计和选择要以现有的经济学理论为依据，这样才能捕捉到研究对象的本质，在逻辑体系上力求严谨和有针对性。在具体技术的处理上要符合统计学的有关理论，避免选择的随意性。例如，设计经济转型的制度指标必须符合经济转型的体制目标指向；经济转型的经济效果和社会效果指标必须紧密结合我们对经济转型绩效的定义进行选取，能够抓住制约和影响经济转型绩效的关键性要素，考虑这些效果指标与经济体制内在的联系。
（二）全面性原则
经济转型是涉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经济及制度的变革过程，其外延很广。因此，经济转型绩效的内涵是很丰富的，经济转型绩效既表现在经济制度结构的调整方面，也表现在经济增长和经济总量的变动方面，还表现在社会福利水平和社会文明状况的变化方面。这就要求对经济转型绩效评估指标的设计要比较全面系统地覆盖经济转型绩效的主要方面，不能遗漏任何重要的指标，使之起到作为刻画经济转型绩效的标尺的作用。
（三）可比性原则
这一原则要求经济转型绩效评估的各项指标应该能反映各国经济转型的共同特征和经济转型不同时期的规律性变化，能对不同国家的经济转型绩效进行横向比较和同一国家不同阶段的经济转型进行纵向比较；它应该有明确、统一的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使对不同国家和不同阶段的经济转型评价结果具有可比性；通过运用评价指标体系得出的结果应该能够综合，使人们对某一国家或某一时期的经济转型绩效能有一个清晰、明确的量化概念。
（四）可操作性原则
这一原则要求经济转型绩效评估体系中所设计运用的指标必须具有技术上的可行性，对于那些虽然能够反映经济转型绩效但目前却没有好的量化处理标准的指标我们暂时不予考虑。此外，我们选取的评价指标必须具有良好的可得性，也就是应该能够从有关的公开出版物中持续地和稳定地获得相关数据，并且可以利用现有科研成果进行测算。
（五）发展性原则
与“正常”经济形态相比，转型经济具有的鲜明特征之一就是它的动态性与不稳定性，各种制度安排始终处于一种非均衡状态。与传统新古典经济学以均衡为中心的研究不同，在经济转型进程中，“所有的变化都使现行制度的不稳定性加强，同时在总体上使其逐步让位于另一种经济制度。”[1]由于这种特征的存在，我们在选取经济转型绩效评价的指标时必须使这些指标与转型经济的发展特征相一致，数据的选取必须与经济转型的实践进程同步。
第二节 经济转型绩效的评价方法
一、经济转型绩效的一般评价方法
在经济转型绩效的研究中，从适用范围的角度可以划分出两种不同的评价方法，我们把这两种方法称为经济转型绩效评价的一般方法和综合方法。经济转型绩效的一般评价方法指的是借用现有的比较成熟的衡量一般经济发展绩效的通用指标来对转型国家的经济绩效进行评价。这种评价方法的优点是这些指标的应用非常广泛，有些指标几乎被所有国家所使用，其中有的评价方法已经被使用了上百年的时间，计算方法上也已经比较完善。其缺点是这种指标往往都过于单一，因而难以根据某一个或几个指标就对转型国家的经济绩效作出准确的评判。
（一）经济指标
借助一些宏观经济指标来衡量转型国家经济总量的变化情况无疑是对转型国家经济转型绩效评价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在第六章中事实上已经就此展开过较为深入的分析。作为补充，在这里我们关注的是转型国家的收入分配方面，通过考察国民收入中相对受益者和受损者的分布状况，来反映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的实现情况。衡量收入分配的指标有很多，这里我们仅介绍两种比较常用的指标。
1．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
基尼系数最早是意大利统计学家基尼（Gini，Corrado，1912）根据洛伦茨曲线提出的，如图9.1所示，洛伦茨曲线表示累积百分比的人口所拥有的累积百分比的收入，其中45度线OA代表绝对平均。明显可以看出，弧度越小越靠近绝对平均线，收入分配就越平均，如曲线C比曲线B代表的收入分配更公平。而基尼系数则是为了量化考察这一关系而提出的，基尼系数的核心含义是代表洛伦茨曲线与绝对平均线之间的面积比上绝对平均线下的整个三角形面积（阴影面积与三角形OAP面积之比）。显然，基尼系数越大则代表收入分配差别越大，国际上一般公认0.4是警戒线，超过0.4时一国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就可能处于一种比较危险的境地。
图9.1 洛伦茨曲线
事实上自其诞生80多年来，基尼系数的算法一直都在完善之中。这里我们只介绍比较常用的算法，以便使不熟悉这一工具的读者对基尼系数的计算过程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比较直观的方法是设洛伦茨曲线为指数函数I=aPb，借助计量回归出参数a 和b，则基尼系数可用如下公式得出：
另一种方法是陈宗胜教授（1994）根据国外相关文献总结出来的，[2]方法如下：
其中，N为分组数，Ui为第i组向下累加收入比重，pi代表各组人口比例，yi表示各组收入比例，均按升序排列。这种方法不要求等分分组，所以适用范围比较广。
2．分位比率
这个指标通常分为五分位比率，十分位比率，二十分位比率。比如五分位比率指的就是在一个样本全部人口中5%收入最高的人的总收入与5%收入最低的人的总收入之比。这是一个相对差别指标，在实际应用中，比较多个单位的收入差别情况时，可以两两比较，也可以比较处于两个极端位置的收入水平。定义的表达式如下：其中DR代表分位比率，数值越大，表示收入差别越大。
上面列出的只是研究收入分配问题时比较常用的分析工具，除此以外还有泰尔指数、离均差、标准差、平均差、相对离均差等工具。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国家对收入分配实行的是一种平均化的政策并且实施了大量的社会福利措施，从而使得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比市场经济公平得多。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转型国家的基尼系数大部分分布在23到24之间（百分数），最低的是斯洛伐克的20，最高的为乌兹别克斯坦的28。如果将转型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则转型国家的基尼系数比西欧国家低6个百分点（在前南斯拉夫则情况有所不同）。
随着经济转型过程的启动，收入分配相对公平的格局被打破，收入分配的差距开始拉大。最激烈的变化发生在转型初期，那时人们的真实收入急剧下降，虽然对于不同集团程度有所不同，但在总体上使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程度加深。这一点可以从转型国家的基尼系数的分布变化看出。根据收入分配变化的程度不同我们将转型国家分为三组（如表9.1所示）：
第一组由匈牙利、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组成（共有1800万人口），按5个收入层次划分分析收入分配没有很大的改变，各收入层次居民总收入的变化未超过1%，因此收入的改变不是发生在各层次居民之间，而是发生在同一收入层次的居民中；这种变化相对较小，因为匈牙利的基尼系数仅增长了2点（由21到23），斯洛文尼亚增长了3点（由22至25），而斯洛伐克的收入分配则相对更为公平，基尼系数从20降到了19。
第二组包括白俄罗斯、捷克、拉脱维亚、波兰和罗马尼亚。它们的人口总数为8400万，收入分配的变动属于中等。收入下降最多的为1～2点并只发生在收入最低的三个层次中。同时，收入最高层次的收入增加从捷克和拉脱维亚的6点到波兰的低于2点不等。因此，只有高收入阶层得到了某些好处，而且这仅仅是从相对份额而不是从绝对收入的角度来衡量的。由于严重的经济收缩，各阶层的绝对收入都下降了，虽然收入层次越高，下降的速度越慢。这一组国家里，波兰的基尼系数仅上升了2点（从26到28），而捷克则一下子提高了8点（从19到27）。
保加利亚、爱沙尼亚、立陶宛、摩尔多瓦、俄罗斯和乌克兰属于第三组国家，这是三组中人数最多的一组，有22000万人口。这组国家的收入结构变化是很大的。最底层的收入下降了4～5点，而第二和第三层次也下降了相似的份额。俄罗斯、乌克兰和立陶宛的变化最大，其中第五阶层的收入分别增长了20、14和11个点。当然，最巨大的收入转移发生在俄罗斯，它最底层的收入份额下降了一半，从10%到5%，而收入最高的阶层从原已很高的34%升高到54%。就基尼系数来说，保加利亚升高了11点，俄罗斯和乌克兰则翻了一番，分别由24和23点升高到48和46点。
伴随着收入分配不平衡的加剧，社会贫困人口的数目也在不断上升。前苏联、东欧国家的贫困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由剧变前的3%猛增到1992年的25%，贫困人数由剧变前的700万人增加到8800万人（1993～1995年平均数），其中，罗马尼亚和俄罗斯的情况最为严重，贫困人口的比重分别增加到了48%和39%。其次是波罗的海3国，贫困人口的比重达30%左右。匈牙利的情况较好，贫困人口的比重为7%。[3]贫困导致生活水平下降、食品数量减少，儿童是最大的受害者。
造成收入分配不平衡以及贫困状况加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在经济转型过程中，随着计划经济条件下收入平均分配的机制被市场经济条件下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机制所取代，收入分配不平衡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其次，激进的私有化措施造成财产分配的不公正，加剧了分配的不平衡；最后，转型过程中经济的长期下滑和严重的通货膨胀使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大幅度下降，加之国家对居民各项补贴的减少也使得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但是，从上面的数据可以看出收入分配和贫困状况在不同的转型国家程度也是不同的。总体上说，转型速度较快、经济恢复状况较好的国家如波兰、捷克和匈牙利等国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较高，人民生活水平受到的影响较小；而转型速度较慢、经济长期低迷的国家如俄罗斯、乌克兰等国收入分配不平衡程度较高，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幅度较大。
表9.1 俄罗斯、东欧主要国家基尼系数变化表
*号数据根据官方公布数字进行了调整，调整前的差别更大。
资料来源：《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与公平问题》，见（俄）《经济问题》杂志，1999年第1期。
（二）人文指标
人类社会发展的目标已经远远超越了狭义的国民收入涨落的范畴，它实际上是创造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里人类能够发展其全部潜力并且引致一种符合他们利益和需求的创造性的生活。联合国指定的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就是对这一理念的直接度量，人被看做是一个国家的最终财富，经济增长不过是扩大人们选择范围的一种手段。HDI从三个维度来考察人类发展：长期而健康的生活（预期寿命）、知识（成人识字率以及小学、中学和大学综合毛入学率）和得体的生活标准（人均GDP），其考察的范围包括177个可获得完整数据的联合国成员和其他17个数据不完整的成员国。按照这个指标体系的设计，如果某国或地区的人类发展指数高于0.80，就属于高人类发展水平；指数在0.50～0.79之间是中等人类发展水平；低于0.50则是低人类发展水平。从得分情况看，波兰、捷克等中东欧转型国家的表现比较稳定，转型前后HDI没有出现明显的波动，人类发展水平处于高水平。而多数前独联体国家在转型前（1975～1990）HDI呈现上升趋势，但转型后多数国家出现了暂时性的下降，在1995年后才逐渐恢复和超越了转型前水平，基本处于人类发展水平的中游阶段。不同国家HDI指数上的差异反映了转型终极目标的实现程度，是经济转型绩效的一个很好的指针。
当然，还可以从政治指标方面来对经济转型绩效进行评估。在本书第八章我们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详细说明了政治约束与经济转型的相互关系，通过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政治体制改革的成败及其运行效率和运行方式对经济转型的绩效有很大的影响。利用“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TI）发表的腐败感知指数对转型国家的腐败与寻租程度进行定量的分析，从表8.1所列出的不同年份部分转型国家CPI指标的变化情况我们可以发现，所有转型国家的得分都处于2.4～5.2之间，这意味着这些国家的腐败状况普遍比较严重，虽然多数国家的状况有所改善，但也有很多国家出现了大幅度的下滑。另外，前独联体国家的得分普遍较中东欧国家低，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些国家间的绩效差异。一般来说转型速度快，制度建设相对完备的国家腐败程度较轻，如捷克、匈牙利和波兰；而转型速度慢且制度建设落后的国家，腐败程度则较为严重，如罗马尼亚和俄罗斯。腐败现象与一国的经济发展有着一定的关系。腐败程度较轻的国家，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较高；而腐败程度较重的国家，人均国民收入较低。虽然尚无精确的统计分析证实腐败程度与经济发展之间具有负相关的关系，但从前面相关章节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腐败和寻租行为确实对转型经济的绩效造成了很多不利影响。
表9.2 部分转型国家人类发展指数（HDI）变动情况
资料来源：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2006：281-291.
二、经济转型绩效的综合评价方法
相对于经济转型绩效的一般评价方法，综合评价方法特指的是针对转型国家专门设计的一系列综合性的评价指标体系。这些指标一般都是由反映转型国家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指标共同组成，因而能够全面、综合地反映转型国家的绩效变化。这种指标的设计相对比较复杂，在指标的选取和权数的确定方面还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地方，目前进行这一研究的主要是一些大型的国际组织。
（一）欧洲复兴与开发银行编制的改革进展指数
许多国际机构都对转型国家的经济转型进程进行了国别比较研究，除了欧洲复兴与开发银行（EBRD）每年推出系列研究报告进行专门研究之外，其他国际机构的研究都是将其视作一个专题报告，既不连续，也不全面，没有形成系列成果。不过，仍有值得借鉴的地方。本书对EBRD转型指标进行全面的介绍，并对转型前后的变化进行比较，其他机构的研究成果仅介绍其研究方法，具体数字可根据提供的资料来源查阅。
欧洲复兴与开发银行的《转型报告》所设计的转型指标系统地提供了对转型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进程的跟踪研究。从1994年起，《转型报告》每年一期，提供了包括中东欧、波罗的海三国和独联体国家在内的转型国家在产出、消费和外国直接投资等宏观经济绩效以及制度结构调整等方面的比较研究。受“华盛顿共识”以及“后华盛顿共识”的影响，《转型报告》主要通过自由化、私有化、稳定化、企业改革、基础设施建设、金融体制和社会改革等几个方面的指标来分析转型国家在制度变迁、宏观经济稳定、经济增长和以社会发展为中心的社会生活各主要领域的经济转型进程。在实际运用过程中，转型指标体系是对大范围结构改革进行衡量的合成指标，包括了企业、市场与贸易、金融体制、基础设施等4个领域共9项指标，基本上覆盖了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重组改造、市场体系建设、作为宏观干预经济主要途径的金融体制改革和作为市场经济保障的法律体系建设等市场经济体制的所有主要领域（见图9.2）。在指标设计上，转型指标体系充分考虑到市场化经济转型进程中很多领域不易量化的特点，对各个领域的进展状况采取等级赋值的办法，一般是将每一项指标所对应的领域的市场化进程划分为四个等级分级赋值，并对每个等级的内涵进行界定，使较高的一个等级包含较低的一个等级。在四个级别之外再给出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在相应领域的一般状况，作为各国在向市场化转型中的参照标准和目标，从而保证转型指标体系具有同类国家相同领域市场化进程的横向可比性和同一国家同一领域市场化进程的纵向可比性，从而既反映出了经济转型的总趋势——包括不同国别经济转型总趋势，经济转型在所有转型国家的某一领域的共同发展趋势和经济转型在某一地区的共同发展趋势，又反映出了经济转型的差异性——包括不同转型国家之间及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转型的差异性，不同经济转型发展阶段上的不同重点领域的差异性，同一领域在某些国家的共同特征和在地区间的差异性。
欧洲复兴与开发银行指标的取值范围是从1到4+，其中4+表示该国市场体制的结构特征与发达市场经济的平均情况不相上下，1表示改革前国家所有制的中央计划经济情形。为了赋值方便，分析家对“+”赋值+1/3，对“－”赋值－1/3。在对各项指标分别赋值的基础上，EBRD还对8项指标进行简单平均计算出各国总体转型指标以反映各国经济转型的总体进程。根据上述指标体系，我们对转型国家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程度的评估如下（见表9.3）。
图9.2 转型指标体系的构成[4]
从上述对转型国家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程度的评估来看，转型经济的一个重要成就是主要的转型国家已经初步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框架，市场机制开始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但是各国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的程度并不平衡，市场经济体制各项制度安排的进一步完善和协调运转尚需时日。从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程度这一角度来对转型国家的经济绩效进行判断，可以初步把这些国家划分为三个梯队：
第一梯队是基本接近经济转型目标的国家，如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等，这些国家在私有化与重组、市场自由化与竞争和金融市场改革三个领域中的大部分得分在3分以上，总体转型指标均在3分以上。
第二梯队在体制转型方面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市场体制的基本框架已经建立，但某些方面的建设还比较落后。这类国家包括俄罗斯、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克罗地亚、马其顿、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摩尔多瓦、蒙古。这些国家的转型总体指标在2.5以上。
第三梯队是仍在新旧体制间徘徊的国家。这类国家包括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塔吉克斯坦、白俄罗斯、土库曼斯坦。这些国家的产权改造和企业重组进程相对缓慢，有些国家尽管私有化程度较高，但市场体系建设严重滞后，金融改革得分也很低。另外，在上述转型评价指标体系中也包含了对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程度的评估。单从数值上看中国在EBRD所设定的各领域中的转型程度并不高，这当然与中国所进行的经济转型的目标模式不同有关。中国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变的前提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而用评估中东欧和独联体国家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取向的经济转型指标体系无法全面、客观地反映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但是，中国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也存在着与其他国家相似的任务，如国有企业重组、金融市场改革等问题，在这些领域中中国的各项改革还存在着许多不足。因此，我们可以借鉴国际经济组织对转型经济绩效的评估体系中的某些内容来审视自身存在的问题。总体而言，欧洲复兴与开发银行编制的转型指标是迄今为止较为系统地衡量经济转型绩效的评估指标体系，它提供了许多关于经济转型绩效的有益信息。但这一指标体系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例如，没有考虑到经济转型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对新制度结构的行为能力以及制度调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没有给予充分的考虑；分类指标的相互关系没有得到充分体现；简单汇总的方法忽略了各考察对象的权重比例的多少。[5]
表9.3 EBRD转型指标
续表
注：每个国家对应的第1行为1991年数字，第2行为2006年最新数字。
资料来源：EBRD历年转型报告（Transition Report），欧洲复兴与开发银行网站，网址http://www.ebrd.com/pubs/index.htm.
（二）世界银行对经济转型绩效的测算评估
世界银行对转型进程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对转型国家的经济绩效进行专题评估上。世界银行（World Bank）在1996年和2002年两次以转型国家为专题发布了研究报告，对各国转型的经验与教训进行了总结。在《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从计划到市场》中，世界银行对转型经济的评估主要集中在自由化、产权与企业改革、机构和社会政策三个领域（见图9.3）。其中自由化程度代表着实现市场经济的程度，主要涉及三个方面：国内物价和市场、外贸和货币可兑换性、对新企业准入的开放程度；产权与企业改革主要包括私营部门产出占GDP的比重、大企业私有化、小企业私有化、农田私有化和住房私有化等方面；机构和社会政策主要包括法律和立法机构、金融部门、政府作用和管理、社会政策等方面。相隔六年以后，世界银行在2002年又出版了一个报告《转型的前十年：来自东欧和前苏联的分析和经验》作为后续，这份报告对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十年来的经济转型状况进行了更加深入的分析与评估，并着重对转型国家长期的宏观经济绩效、私有化进程中的企业改革战略以及转型的政治经济学问题进行了研究。[6]
从总体上看，世界银行对转型国家经济转型进程所作的分类评估的各项指标比较具有代表性，基本涵盖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市场体系、微观基础、经济宏观调控管理和法律法规支持的所有内容，评估的内容比较齐全，评估方法和资料依据可信度较高，评估结果具有权威性，特别是对经济转型的社会效果也予以了关注。但其中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有：①评估所用的各分类指标之间相互独立，缺乏必要的相互关系；②缺少一个综合评估的指标，对转型国家之间的整体经济转型绩效缺乏可比性。
图9.3 世界银行的经济转型绩效指标分类图
（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经济转型绩效的评定
严格地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并没有专门设计对转型国家经济转型进程的评估指标体系，只是在定期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中都有专门的章节对转型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整体经济运行加以论述，并在2000年的《世界经济展望：聚焦转型经济》中，发布了对转型经济的专题报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经济转型进程的研究，通过综合其他机构的指标以及自己的研究成果，更加强调转型经济的开放程度，强调全球经济体系对转型经济的影响和制约。在转型进程的评价方面，该报告不但注重结构改革的进度，而且更加注重结构调整的经济效果，把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国内生产总值变动情况作为衡量经济转型绩效的重要指标，不但注重转型国家的体制转型，而且更加关注其经济发展状况。与欧洲复兴与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的评估方法相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也很有特点：欧洲复兴与开发银行的评估指标体系衡量的是制度结构调整的进展度；世界银行是对经济转型绩效进行分类评估；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转型国家划分为“相对领先的转型国家”和“相对落后的转型国家”则是一种综合划分，从而对各国的经济转型绩效进行比较。
（四）其他研究机构对转型国家经济转型进程的评估
还有一些组织和机构针对经济转型的不同侧面，就某一专门领域对经济转型进程进行了研究，其中帕德玛·德赛博士主持完成的联合国大学及世界发展经济研究所（UNU / WIDER）研究项目《走向全球化：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比较具有代表性。该研究项目从前苏联、中东欧和亚洲的主要转型国家的个案考察出发，通过独到而精致的计量分析技术，用货币可兑换性、外贸自由化、外国直接投资等五项指标进行转型经济进程的国际比较研究，系统检验了各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与世界经济的整合程度，成为继欧洲复兴与开发银行的《1995年转型报告——投资与企业发展：东欧和前苏联的经济转型》以及世界银行的《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从计划到市场》之后大型国际性转型经济研究的又一重要成果。
另外，在国内，辽宁大学的冯舜华教授等也对经济转型绩效的国别比较进行了研究。在指标设计上，他们主要从体制改革的进展度、经济转型期间的经济业绩和社会发展状况、经济转型期间经济和社会指标变化与体制改革的相关度三个方面对经济转型绩效加以评估（如图9.4所示）。经济转型绩效评价指标与市场经济的推进密切相关。就总体指标看，市场经济程度越高，各种制度规则越完善，相应的转型绩效越显著；反之，市场经济程度越低，各种制度规则漏洞百出，转型绩效越不显著。[7]
第三节 经济转型绩效及其决定因素
一、制度与经济转型绩效
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制度的供给者自然希望能够构建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经济制度，但是在具体的构建过程中，受多种主客观复杂因素的影响，最后的结果往往却与改革的初衷大相径庭。很多转型国家目前正处于这样一种尴尬境地。
图9.4 辽宁大学的经济转轨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结构图
在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里，制度是被作为一个外生变量来处理的，要么假定制度是既定的，要么假定制度下的交易成本为零，这里还暗含了一个假定，即信息是完全的。在这个框架下，就不能解释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等一系列问题，更重要的是，如果新古典模型对资源配置和市场机制问题的描述是正确的，那么兰格（O. Lange）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所描绘的市场社会主义则应该已经大功告成了。因此，这种不切实际的假定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判。新制度经济学则主张把制度因素作为主要的因素处理，它认为，任何经济体制方面的变革都有它的制度解。
制度变迁有两种方式：一种叫做“诱致性制度变迁”，它以自发性、逐利性和渐进性为主要特征，其主体是各种利益集团，采取的是“自下而上”的方式；另一种叫做“强制性制度变迁”，它以自觉性、强制性和快速性为特征，其主体是政府，所以是采用行政命令、法规等“自上而下”的方式（俄罗斯等国的情况无疑是属于后者）。任何制度变迁都是各种利益集团互相博弈的结果，正是这种博弈形成了不同阶段的制度特征，但是博弈的各方首先考虑的都是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只要这种变迁的收益大于自己要付出的成本，这个利益集团就会努力促成这种变迁，但同时由于信息是有限的，信息的传递也是有噪音的，人又是“有限理性”的，所以他们的选择虽然符合自己的（有限）理性，但是却未必符合社会的理性。在这种情况下，就极有可能出现对某一集团有利（在俄罗斯等国可以看做是垄断利益集团），但是却对整个社会不利的制度选择。更为致命的是，根据以诺思为代表的一些新制度经济学家的观点，一旦人们选择了坏的制度，就很难在短时间内再加以改变，即所谓的“路径依赖”理论（这种理论解释了为什么历史上某种制度明明是无效率的却还能维持下去）。另外，新兴的演化经济学理论也认为，制度的初始选择很重要，制度一旦确定，便可能会进入到一种不断自我强化的正反馈过程中去，从而“锁定”自己。
一般认为，社会制度的变迁只有当其无力承担旧制度带来的高昂成本，即康芒斯所界定的交易费用（这里的交易包括买卖交易、限额交易和管理交易三种），同时制度变迁又符合主导利益集团的利益时，才有可能发生。正如马克思所说：“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们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更新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之前，是绝不会出现的。”我们认为，前苏联、东欧各国的制度体系在其解体前已经处于一种僵化状态，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把这种被压抑多年的制度变迁需求释放出来是迟早要做的事情。本来以何种方式来完成制度的变迁并不重要，但是，制度变迁是有成本的，这种成本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制度变迁的成败。而选择不同的变迁方式，其成本是不同的。因此，选择何种方式来完成这种转换便变得重要起来。很多学者从变迁速度角度考虑，把制度变迁概括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让巨大的制度需求的能量逐渐释放（渐进式），另一种则是在极短的时间里把那股力量全部释放出来（激进式）。[8]理论界对这两种方式孰优孰劣存在很多争论，很多学者也习惯从这两种方式本身（即速度上的）的差别来解释俄罗斯等国改革失误的原因。但是本书第三章的分析已经说明，并不能简单地认为前者付出的成本就一定比后者少，关键是要结合本国的国情来分析采用哪种方式付出的改革成本最少。一些转型国家在转型初期绩效出现大幅下滑的原因并不单纯是因为采取了激进的方式，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国家没有根据本国的国情进行制度构建，而是盲目全盘照搬了外国的制度，在各个不同领域的制度构建上也采取了“一刀切”的方式。事实上，技术因素，历史、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因素，利益因素，政治偏好因素等很多因素都能够使采用两种不同方式所造成的成本有很大差别。更进一步地说，不同领域的具体情况不同，制度构建的方法也应不同，有的领域适合采取激进方式，有的领域则适合采取渐进方式，只有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才能使改革成本最小，从而使改革成功的可能性最大。[9]
综上所述，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根本性的，只有依据本国国情构建自己的制度体系，才能为经济发展提供最根本的保证。反之，如果盲目照搬别国现成的制度安排，则必将吞下失败的苦果。由上面的分析比较可以看出，一些转型经济国家经济绩效不佳的问题症结在于没有结合本国实际从而使其构建的制度体系不能做到在变迁成本最小的情况下收益最大化。
二、初始条件与经济转型绩效
（一）经济结构的差异
在经济转型之初，一些西方学者和国际经济机构就着眼于转型国家的经济结构差异，并以此来解释转型绩效的差异。“休克疗法”的设计者，美国经济学家萨克斯（Sachs）是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之一。他和另一位学者胡永泰（Wing Thye Woo）在《中国、东欧和前苏联经济改革的结构要素》一文中指出，中国、东欧和前苏联经济改革绩效的差异主要是由改革前的经济结构差异所造成的。[10]中国在改革之前是一个“小农社会”（Peasant Agriculture Society），而东欧和前苏联则是城市化水平很高并且过度工业化的国家。在中国，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转移到高生产率的工业部门，促进了经济发展；而东欧和前苏联的经济为了削减无效率的工业部门中的就业和补贴，必须在更为有效的工业和服务业部门增加新的工作岗位，这种调整比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更加困难。世界银行出版的《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从计划到市场》一书也反映出这样的观点。该报告指出，在转型前，中国的工业化水平远低于俄罗斯，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农业部门吸纳了71%的劳动力）；为了支持工业的发展，农业受到严重压抑，社会保障仅仅限于国有工业部门。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放开农业就立即产生收益。然而，俄罗斯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化程度则远高于中国（40%以上的劳动力在工业部门），而且其社会保障制度覆盖了城市和农村，这就使得俄罗斯的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调整的困难程度更大，从而影响了俄罗斯的经济转型绩效。[11]除了强调农业部门与工业部门之间的结构比例差异外，其他一些结构性因素也对经济转型绩效产生了影响，[12]例如东欧和前苏联的军工产业规模特别庞大，这一部门在经济转型进程中进行结构调整更为困难；转型前东欧和前苏联面临着更加严重的宏观经济失衡（如短缺和受抑制的通货膨胀、财政赤字和外债负担等），而计划体制的瓦解使这些隐患突然爆发，从而引起了宏观经济的动荡；此外，东欧和前苏联实行的是一种封闭式的贸易模式，即主要在经互会内部国家之间进行贸易往来，因此经互会的解散也使得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原有的生产和贸易联系突然中断，从而给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而中国在上述结构调整方面所面临的困难要小得多。从上述研究来看，对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结构差异的强调意在说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与中国转型绩效的差异主要不是由改革方式——“休克疗法”与“渐进式改革”——造成的，而是由转型的初始条件，即经济结构的差异造成的。正因为如此，许多对“休克疗法”持批判态度的学者认为，过分强调经济结构对转型绩效的影响实际上是为“休克疗法”所造成的恶果辩护。我们认为，尽管仅仅用经济结构差异来解释转型绩效的差异存在种种缺陷，但它却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经济转型不仅意味着体制转型，而且也意味着经济发展；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经济结构的调整乃至整个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是一项重要任务，它的艰巨性至少不亚于体制转型。不管怎么说，转型前各个国家的经济结构是有差异的。
（二）计划管理体制的差异
虽然转型前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都是计划经济体制，但是不同国家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具体组织结构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对于经济转型的方式与绩效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钱颖一和许成钢认为，东欧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比较集中，类似U型等级结构（由计划职能部门自上而下管理的“条条”模式），而中国的计划管理体制相对分散，类似M型等级结构（中央与地方政府分权的“块块”模式）。他们认为，在中国M型的计划管理体制下，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促进了改革试验；而东欧的U型中央计划管理体制却由于计划控制过于严密，地方政府之间的依赖性过于紧密，因而减少了地方政府改革试验的可能性。[13]周冰和靳涛则认为，仅仅看到地方政府在改革中发挥的作用是不够的，还应当从计划经济体制的完备程度的视角来分析转型国家的转型路径差异。他们认为，前苏联的计划管理体制比较“完备”（计划覆盖面大，计划控制严格），而中国的计划管理体制则存在“破缺”，主要表现为：在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着一块“计划外”经济；在原计划经济体制外部存在港、澳、台等华人经济。前者增加了地方政府在改革中的重要性；后者则影响中国领导人的改革决策和行为方式。他们进一步指出，结构存在“破缺”的计划经济体制易于通过局部和渐进的改革实现“平滑转型”；而完备的计划经济体制则更加僵化，因而采取“突变式转型”的可能性较大。[14]金雁和秦晖认为，前苏联和东欧实行的是“科学主义计划经济”模式，即通过制订较为科学的计划和利用严密的计划网络对经济实行控制；中国实行的是“浪漫主义计划经济”模式，即计划本身就不科学，往往是由长官意志所决定的，计划的实施也更多地采用政治运动的方式。他们认为，两种计划经济模式的差异导致了两类国家在经济转型中面临不同的困难：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因为计划管理体制比较完备、严密，因此打破这种计划秩序带来很大的混乱；相反，中国原有的计划本来就不科学、不严密，因此只要放弃计划体制、引入市场就能改进经济绩效。[15]从上述研究我们可以发现，钱颖一、许成钢与周冰、靳涛尽管在侧重点上有所不同，但都是从计划管理体制的差异的角度来解释改革或转型方式的差异，进而说明转型绩效的差异；而金雁和秦晖虽然也注重两类转型国家计划管理体制的差异，但他们似乎跳过转型方式这一环，直接用计划管理体制的差异来解释转型绩效的差异。因此，金雁和秦晖对转型绩效差异的解释在逻辑上与萨克斯、胡永泰的解释有相似之处，即更多地强调初始条件对转型绩效的影响，而相对淡化转型方式（主要是“休克疗法”与“渐进改革”的差异）对经济转型绩效的影响。
（三）计划经济体制持续的时间以及改革的深入程度
计划经济体制持续的时间也是影响经济转型绩效的一个重要因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Stanley Fischer和Rata Sahay（2000）在研究了前苏联和东欧25个转型国家十年的转型绩效后发现，截至1998年，转型国家累积的经济增长与它们处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年数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特别是以俄罗斯为代表的前苏联国家与波兰、捷克以及匈牙利为代表的中东欧国家相比，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时间更长，而转型时期的经济增长绩效却比后者差。对于这种关系大致可以做出如下解释：计划经济体制持续的时间越长，人们对于市场经济的规则以及运作方式的记忆更加淡漠，适应经济转型的能力就越差，因而影响了转型初期的经济绩效。[16]中国的情况与波兰、捷克和匈牙利等中东欧国家相似，计划经济体制持续的时间较短，而且中国具有长期从事市场活动的历史，因而积累了很深厚的适应市场运作和私人经营的“人力资本”，这有助于解释中国的经济转型为什么与俄罗斯相比更加顺利。[17]此外，从20世纪50年代起，波兰和匈牙利就开始了以“市场社会主义”为导向的经济改革，而且改革的程度较深，因此转型启动后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较强，经济转型的绩效也较好。前苏联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虽然也经历过几次改革，但无论从改革的连续性还是从改革的深入程度来看都不及中东欧国家，因此在经济转型启动后所面临的困难更大。
（四）历史文化传统与地缘因素
除了上述三方面初始条件对经济转型产生影响外，历史文化传统与地缘因素也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使转型路径呈现出多样性的特征。
历史上的俄罗斯是一个具有浓厚东方专制主义和村社文化传统的东正教国家：国家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宗教隶属政权，“人治”胜于“法治”；私有财产观念淡漠，私人财产常常遭受来自国家和腐败官僚的掠夺；缺少西方国家所特有的市民社会和商业文化传统，对从事商业活动的人持鄙视态度；村社集体主义价值观居于主导地位，缺乏西方社会所特有的个人主义价值观；民族精神中理性精神的缺乏使得俄罗斯人在思维方式上爱走极端，拒绝行动上的“中间或妥协”。虽然俄罗斯在20世纪经历了两次巨大的社会转型，但传统文化却深深浸润在俄罗斯民族的血脉中，从而使其社会制度的变迁透出浓郁的俄罗斯特色。例如，俄罗斯在转型之初选择激进的转型战略，希望以此与过去完全决裂并在瞬间打造出一个“新世界”，这显然体现了其文化传统中因理性的缺乏而产生的浪漫主义情怀；[18]再如，俄罗斯虽然以西方自由主义为指导来构建本国的政治经济模式，但是在转型进程中却形成了一种总统高度集权式的政治体制和寡头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这显然与自由主义的内涵相距甚远，与其东方专制主义的传统却有极为相似之处。[19]最后，在俄罗斯企业私有化过程中出现的职工与经理联合驱逐外部人，以及依靠“熟人社会”和“关系网络”进行交易的现象就与其长期形成的封闭性村社文化传统有莫大的关联。[20]
波兰、捷克、匈牙利等中东欧国家在地缘上处于西欧与俄罗斯的“夹缝中”，但是其文化传统却与西欧更为相似；受西欧文化传统的影响，中东欧国家大多信奉天主教，而且具有浓厚的社会民主主义传统。在这种文化传统的影响下，中东欧国家更加注重人的自由与平等，强调法律规则的作用以及社会整体的秩序。此外，历史上中东欧国家曾经有过自由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实践，因此在转型过程中与西欧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具有更多的亲和力。在转型之初，中东欧国家就将“回归欧洲”作为各国政治、经济和外交中的一个重要任务，为此它们将西欧的议会民主制和社会市场经济作为政治经济转型的目标模式，并极力去除前苏联对其的影响。与此同时，欧洲基于政治、经济与文化的认同也对中东欧国家进行了大量的帮助，例如欧洲复兴与开发银行（EBRD）就是为了帮助东欧国家顺利实现转型而设立的国际金融机构。在中西欧的共同努力下，波兰、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8个国家于2004年5月1日正式加入欧盟，终于圆了中东欧国家的“回归欧洲”之梦。
与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相比，中国特有的历史文化传统为其渐进式改革提供了潜在的支持。从转型方式来看，一些学者认为，儒家文化所具有的“兼容并蓄”、“中庸之道”、“注重实践”等传统，使得中国的改革者能够深刻领悟社会制度变革的艰巨性、复杂性，从而更加审慎地权衡各方面的利害关系，避免采取激进变革给整个社会所带来的不适；在政府主导下以经济改革为先导，保持政治制度的稳定，则明显与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和集权传统有关。[21]从发展市场经济来看，经济学家邹至庄指出，“孔孟之道”所强调的保持自身道德修养和诚信精神，有助于提供市场经济运行的社会秩序；“鼓励家庭关系和朋友之间的互信”则成为构筑企业忠诚的精神基础；长期从事商业活动和私人农业经营的传统，为发展市场经济提供了深厚的“人力资本积累”。[22]此外，经济学家邹至庄还特别强调，中国最晚自汉朝以来一直就是市场经济，[23]如果这一判断属实的话，那么在经历了几十年计划经济体制后，中国能比其他转型国家更加顺利地走上市场经济道路显然是不会令人惊讶的。
与经济结构、计划管理体制、计划经济体制持续时间和改革程度这些因素相比，历史文化传统与地缘因素对转型方式乃至绩效的影响更为复杂，因此学者们对其所作出的解释更可谓“见仁见智”。正因为如此，一些经济学者不太愿意从历史文化传统和地缘因素的角度来解释转型路径和绩效的差异。我们认为，尽管历史文化传统和地缘因素对经济转型的影响十分复杂，且不易形式化，但我们不能无视这些因素在经济转型中的作用。笼统地讲，历史文化传统与地缘因素主要是渗透在整个社会的思维模式和行为习惯之中，从而使人们在面对外部环境变化时作出不同的反应，这种反应有可能加速或迟滞制度变迁的进程，进而影响整个制度的运行绩效。伴随着制度环境的变化，人们的思维模式与行为习惯也将发生相应的改变，但在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之下，这种调试过程的快慢以及剧烈程度都会产生差异。正是历史文化传统与地缘因素的影响，使得制度变迁呈现出很强的“路径依赖”性。尽管我们不是文化决定论、地理决定论者，但通过观察我们还是可以发现历史文化传统与地缘因素在转型路径多样性中所发挥的作用，这种作用不仅体现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激进改革”与中国的“渐进改革”的差异之中，而且体现在前苏联与东欧国家内部所形成的不同转型道路之中，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进行详细的论述。
初始条件对经济转型的影响实际上符合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规律，即历史上已经形成的各种制度选择将会对未来的制度变迁的路径与绩效产生影响，从而加速或迟滞制度变迁的过程。[24]综合上述学者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初始条件对经济转型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经济转型方式（路径）的影响；二是对经济转型绩效的影响。对于第一方面的影响，很难以定量的方式加以测度，因此学者们主要以定性的方式对初始条件与转型方式之间的逻辑关系加以推断。从已有的研究来看，学者们大多认为，前苏联和东欧国家高度城市化和过度工业化的经济结构，高度集中、完备且过度僵化的计划管理体制，严重的宏观经济失衡，以及意识形态与政治体制的剧变在很大程度上促使这些国家采取了激进的“休克疗法”来实施经济转型；相反，二元经济结构，不完备的计划管理体制，相对平衡的宏观经济环境，以及包容性的文化传统、富于弹性的意识形态和稳定的政治环境有利于中国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来稳步推进本国的经济市场化进程，同时，这些条件也促使中国20多年的改革与转型绩效好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此外，我们通过进一步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即使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内部，由于在计划经济体制持续的时间、转型前改革的深入程度，以及历史传统和地缘因素等方面存在差异，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前苏联与东欧国家（特别是加入欧盟的8个中东欧国家）的转型路径出现了分化的趋势，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进行详细的论述。对于初始条件对经济转型绩效的影响，可以通过计量经济学方法加以检验。世界银行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对初始条件与转型国家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比较详细的研究。[25]该研究将经济转型的初始条件划分为三组因素：结构因素、经济扭曲因素、制度因素。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初始条件在转型的最初阶段（1990～1994年）比整个十年阶段（1990～1999年）更有助于解释产出的变化：上述三组因素可以解释转型国家1990～1994年平均增长率的51%，而只能解释整个十年平均增长率的41%。由此可见，初始条件的综合作用对转型初期的经济绩效（特别是严重的经济衰退）还是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综合上述研究，我们可以作出如下判断：首先，从纯经济角度来看，初始条件确实对经济转型的方式（如“激进式改革”与“渐进式改革”）和绩效（特别是经济增长和宏观经济稳定）产生了比较明显的影响，但是初始条件并不能完全决定转型国家整个的经济转型路径和绩效。经济转型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开明的政治领导和改革派人物的决心，建立完善的制度安排，以及依据正确的经济理论和本国国情制定的有效的改革政策更有利于推动经济转型的平稳、顺利进行。[26]其次，对初始条件与转型方式和绩效之间的关系应当以一种全面的、发展的眼光加以看待，而不应过分偏重于初始条件对转型方式和绩效某一方面的影响。例如，尽管二元经济结构所引起的劳动力转移对中国改革初期的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二元经济结构也给中国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城乡发展失衡的问题，而且伴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这种结构失衡的负面影响愈加明显；相反，城市化和工业化水平很高的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城乡发展失衡问题则不明显，而且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毕竟给这些国家提供了比中国更加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综合素质更高的劳动力资源，这些因素对于俄罗斯和东欧未来的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再如，尽管中国的地方政府在推动改革试验和地方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也产生了各种形式的地方主义和产业重复建设问题，这种状况对于推动改革和建立统一的市场体系，促进资源的有效流动与合理配置都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另一方面，中央与地方的分权需要适度，否则，中央政府权威衰微、地方政府权力过大有可能会阻碍改革进程，俄罗斯正是这样一个典型的案例。[27]又如，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兼容并蓄”、“中庸之道”、“注重实践”等传统有助于中国采取渐进式改革推动市场化进程的稳步推进；但中国历史上长期的“大一统”和集权传统也使得民众的民主法治观念相对淡漠，这对于建立现代法治的市场经济带来了不利影响，而具有较多民主法治传统与实践的中东欧国家在这方面则具有相对有利的初始条件。综上所述，对转型国家的初始条件应当根据各国具体的国情加以全面客观地对待，而不应当过分将其某一方面的特性作为解释转型路径与绩效差异的主要根源。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对初始条件进行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根据转型国家特定的初始条件制定出符合本国国情的转型战略，这样才能克服初始条件的不利影响，或者充分利用初始条件的有利方面推动经济转型的顺利进行；相反，忽视经济转型的初始条件，盲目照搬其他国家的转型模式是注定会失败的。
三、人口与经济转型绩效
在转型开始后，各主要转型国家的人口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见表9.4），其中下降幅度最大的是俄罗斯，这种下降的趋势已经对俄罗斯未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我们以俄罗斯为例说明“人口赤字”现象对转型绩效的影响。
表9.4 转型国家人口变动情况（1990～2006年）
资料来源：EIU Country Data，Bureau van Dijk Electronic Publishing.
通过考察俄罗斯的人口发展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人口赤字对于俄罗斯并不是一个新问题，事实上早在沙皇时代，俄罗斯就一直被“地广人稀”问题所困扰。仅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俄罗斯的人口就经历了3次大规模的缩减，分别由两次世界大战和苏联国内的饥荒与大清洗运动引起。排除这些不可抗力因素对人口波动产生的特异影响，我们就可以更清晰地总结出俄罗斯人口发展的内在特征，依据人口变化和发展的内在特征可以粗略地把俄罗斯人口发展历史划分为两个阶段。
（一）从16世纪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
在这一阶段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俄罗斯人口问题的主要特征都是人口“相对”数量的减少，除了上述的战争等极端情况外，人口的绝对数量一直在增长，其中自然增长在这一阶段的人口增长中起了主导作用，移民是次要因素。根据统计资料，在16世纪俄罗斯仅有700万人口，在19世纪末增长到了6750万，20世纪人口更是翻了一番，达到1.48亿。然而人口数量的增长并没有解决俄罗斯相对人口数量下降的问题，受到世界人口总体增长速度加快、两次世界大战的巨大创伤和自身疆土面积的不断扩张等因素影响，俄罗斯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从19世纪的4%下降到了20世纪末的不到2.5%。
（二）从1992年开始，至今仍在延续
在1992年以“休克疗法”著称的激进式经济转型启动后，俄罗斯的人口变化趋势在原有的相对数量下降特征基础上又出现了两个新的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在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或瘟疫等不可抗力因素条件下，俄罗斯人口的绝对数量与相对数量却同时开始出现下降的趋势，并且随着政治经济转型进程的逐步深入日渐突出。我们可以用“人口赤字”这一名词形象地概括这种趋势，图9.5描绘的是1992年到2006年的15年间俄罗斯人口变化的实际变化轨迹，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俄罗斯人口变化特征的转换与转型开始的时间是同步的，总人口的变化轨迹从1992年开始呈现出明显的线性下降的趋势，在1992～2006年的15年里总人口净减少了大约700万人。在这一阶段，由于俄罗斯人口自然增长减少，移民在总人口增长因素中起到了主导作用，仅1998～2000年流入俄罗斯的人口就达121万人，[28]如果排除外来移民因素对这一数字的抵消作用，俄罗斯人口减少的实际数量已经超过了1000万。如今俄罗斯的人口变化已经演变成为全国性的现象，根据2002年俄罗斯的人口普查，全俄89个联邦主体中有66个出现负增长。[29]
第二个显著的特征是俄罗斯出现了不同于人口经济学家通常所讨论的人口转变模式（Demographic Transition）。有经济学家（Thompson，1929和Notestein，1945）认为世界各国人口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具体表现为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模式依次转变。此后还有经济学家（Kindelberger，1958）又提出了人口发展四阶段转变模型，进一步细分了人口转变进程中的中间过渡阶段。[30]但这几种模型主要注意力集中在人口转变过程中的均衡——不均衡——均衡的发展趋势上，并没有特别关注人口赤字问题。而布莱克尔（Blacker，1947）虽然在其五阶段人口转变模型里看到了死亡率超越出生率所导致的人口减退阶段，但这个模型描述的仍然是低死亡率与低出生率条件下的人口衰减。而俄罗斯目前则处于一种高死亡率、低出生率的特殊状态，可见在经济转型这样的特殊阶段，俄罗斯人口转变模式与传统的欧洲模式和欧亚模式有很大的差别。
图9.5 转型期俄罗斯总人口变化轨迹（1992～2006年）
资料来源：根据宏观经济指标数据库(EIU Country Data，Bureau van Dijk Electronic Publishing)年度数据绘制。
从马尔萨斯时代起，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就已经成为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如亚当·斯密就曾提出，一国繁荣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居民人数的增加。随着人口经济学的不断发展，我们已经认识到了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并非简单的正相关或负相关关系，不能简单地做出人口减少必然对经济有害的结论，而应该根据分析对象所处的具体条件进行分析。实践证明，同样是人口减少，对于不同的国家也可能会导致不同的经济后果。即使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发生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人口赤字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可能会截然相反。因此，判断俄罗斯的人口赤字对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必须结合其特殊的背景和初始条件进行判断，我们认为人口赤字对俄罗斯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低于经济适度人口条件下的人口赤字不利于经济增长
经济适度人口理论是分析人口规模对经济影响的一个有力的理论工具。早期的经济适度人口理论出现于19世纪末期，其代表人物是坎南（Cannan，1888），他认为产业获得最大收益时的人口为经济适度人口，在劳动的增加达到最大收益点之前，收益递增，超过最大收益点后就会出现递减趋势。早期适度人口理论是一种静态理论，在20世纪中叶，Sauvy（1966）等人口经济学家把该理论动态化，开创了现代经济适度人口理论和福利适度人口理论。[31]虽然这些理论模型的侧重点和应用的度量标准有所不同，但最终都力图证明在一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存在一个最优的人口规模，人口规模过大或过小都会对居民的生活水平或福利产生损害。我们注意到，俄罗斯目前的劳动力资源非常匮乏，每年的劳动力缺口达上百万，因此俄罗斯的人口赤字问题是在没有达到或超过经济适度人口条件下发生的，人口的不断减少只会使经济形势趋于恶化。在这种情况下要提高人民的收入和福利水平，刺激经济发展，就必须采取措施适当地增加人口数量。
2.人口赤字与人口老龄化问题同时出现使经济增长受限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构成中老年人口比重不断上升的现象，一般认为60岁以上人口比重达到10%以上就属于老年型国家。俄罗斯在1970年老年人口比重就已经达到了12%，到2002年，这一比例进一步上升到了18.5%，人口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劳动力的供给与老年人口负担两个方面。人口赤字是对总人口数量减少现象的概括，包含了各个年龄层的变化，而人口的老龄化则会直接减少适龄劳动人口的供给，劳动力作为一种必需的生产要素，如果供给不足必将会对经济发展造成直接不利影响。另一方面，人口减少和老龄化的同时出现会导致年轻人平均扶养的老人数增多，对社会保障体系形成严峻挑战。值得强调的一点是，对于欧美发达国家而言，由于资金充裕，人口老龄化问题并不会对社会保障体系构成致命威胁。而俄罗斯的人口老龄化是在经济尚处于起步阶段发生的，如果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向养老体系注入大量资金，在资本短缺的条件下，社会再生产所需资金必然随之减少，从而最终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人口质量下降使人口赤字对经济的不利影响被放大
人口质量指的是人口的身体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道德素质，从人口经济学的角度看，人口的质量是一种耐用品，要提高人口质量就必须花费一定的投入。人口质量的提高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人口赤字带来的不利影响，而人口质量的下降则会加剧人口赤字带来的不利影响。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HDI）是判断人口质量的一个常用工具，俄罗斯的HDI指数从1990年的0.82降到了1995年的0.77，虽然2004年回升到了0.797，但仍低于转型前水平，在世界的排名也仅为第65位。[32]人口质量的下降与教育质量和人才流失密切相关，前苏联的高等教育具有世界一流水准，曾培养出大批世界顶尖的科学家。但在激进转型条件下，俄罗斯的教育科研经费被大幅削减，下降幅度在90%以上，这导致科研人员生活水平严重下降，只能另谋出路。一些人才开始从事与自己专业毫不相关的工作，而另一些则被欧美等发达国家网罗走，造成俄罗斯高级人才大量外流，本国的教育质量也出现下滑。有专家估计，由于每年人才外流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达到几百亿美元。这只是短期造成的损失，事实上，在现代社会，人才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最根本的动力，这种影响将是长期的和根本的。正如普京所认识到的，“过去我们只学会如何利用原料资源，却忽视了人才资源的利用，而人才本身就是一笔巨大的潜力”。
在转型初期，国际上各主要研究机构都对俄罗斯人口发展的趋势分别做出了不同的中短期预测，这些预测的主要结果如表9.5所示。对比俄罗斯人口在2000年和2005年的真值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多数研究机构对（仅有俄联邦经济危机中心例外）俄罗斯2000年和2005年的人口预测结果都明显偏高，其中美国人口局2005的预测甚至超出真值1000万，这表明这些机构在转型初期对于俄罗斯人口形势的估计都过于乐观了。
在预测结果出现较大偏差的情况下，各主要机构根据新的数据和事实对俄罗斯人口发展的趋势做出了重新估计。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委员会在1997年对2005年和2010年人口的预测数分别为1.395亿～1.448亿和1.347亿～1.437亿，1999年对2015年的预测为134亿人。联合国1996年也对预测作了调整，预测2005年和2010年人口分别为1.428亿～1.46亿和1.395亿～1.45亿，美国人口普查局1997年对2005年与2010年的预测结果也调整为1.443亿和1.439亿人。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机构做出的预测结果出现趋同的趋势，并且从实践上看比较符合实际的人口变动。除了这些中短期预测外，一些学者也对俄罗斯人口变动的长期趋势作了估计，如Dalkha等（2001）预计到21世纪中叶俄罗斯人口将减少24%～49%。[33]而俄罗斯科学院的雷巴科夫斯基等预测到2025年俄人口将降到1.139亿，21世纪末甚至会锐减至6000万。[34]
表9.5 国际主要机构对2015年前俄罗斯人口的早期预测
资料来源：Vishnevsky. Family，Fertility，and Demographic Dynamics in Russia：Analysis and Forecast. Rand Conference Proceedings，1996.
人口经济理论认为，人口是一种需要持续投资的特殊商品，其发展具有很大的惯性，因此对人口数量与结构的调整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成。由于这种特殊性的存在，只有根据俄罗斯国情制定出合理的政策，并且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人口赤字问题才能得到根本解决。虽然目前俄罗斯政府已经注意到了人口赤字问题带来的危害，2000年普京执政后也多次在国情咨文中把人口政策放在首要位置，并实行了一系列措施刺激人口增长，但指望在短期内扭转人口下降的趋势是不现实的，也不符合人口发展的客观规律。
思考题
1.基本概念：经济转型绩效 初始条件 基尼系数 分位比例
2.我们应当如何理解转型经济绩效？
3.简要概述经济转型绩效评估的原则。
4.请扼要说明经济转型绩效评估的一般方法及其意义。
5.经济转型绩效评估方法有几种？各自的优缺点是什么？
6.试分析影响经济转型绩效的基本因素。
7.你认为初始条件与转型经济绩效是一种什么关系？为什么？
8.人口赤字对俄罗斯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什么？
【注释】
[1]胡建：《转型经济新论——兼论中国、俄罗斯的经济转型》，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2]陈宗胜：《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27页。
[3]李湘琳：《东欧转轨的社会代价》，《中欧东亚研究》，2001年第4期。
[4]http：//www.ebrd.com/country/sector/econo/stats/timeth.htm.
[5]冯舜华等：《经济转轨的国际比较》，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8～49页。
[6]World Bank. Transition-The First Ten Years：Analysis and Lessons for Eastern Europe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Washington D.C.，2002.
[7]冯舜华等：《经济转轨的国际比较》，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5～73页。
[8]在这里我们提到了“强制性”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激进式”转型和“渐进式”转型等概念。应该注意的是这两组概念均是从不同的角度对制度变迁的方式做的概括，前者主要是从制度需求—供给角度，后者则主要从速度角度。
[9]景维民、王永兴：《制约俄罗斯经济发展的制度因素》，《东欧中亚市场研究》，2002年第8期。
[10]Jeffrey Sachs and Wing Thye Woo. Structural factors in the economic reform of China，Eastern Europe，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Economic Policy，April 1994：102-145.
[11]世界银行：《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从计划到市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第19～ 20页。
[12]世界银行对转型国家经济结构的差异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总结，可参见World Bank. Transition-The First Ten Years：Analysis and Lessons for Eastern Europe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Washington D.C.，2002：11-12。
[13]钱颖一、许成钢：《中国的经济改革为什么与众不同》，载钱颖一著：《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7～196页；［比］热若尔·罗兰：《转型与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7页。
[14]周冰、靳涛：《经济转型方式及其决定》，《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15]金雁、秦晖：《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11页。
[16]Stanley Fischer and Rata Sahay. The Transition Economies after Ten Years. IMF Working Papers WP/ 00/30，2000.
[17]邹至庄：《中国经济转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1页。
[18]张树华：《过渡时期的俄罗斯社会》，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13～14页。
[19]徐坡岭分析了俄罗斯政治制度转型进程中所体现出的全球化约束与政治文化传统之间的张力，可参见徐坡岭：《俄罗斯政治制度转型的全球化约束与政治传统张力》，《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8期。
[20]Daniel J.McCarthy，Sheila M.Puffer分析了俄罗斯历史文化传统对俄罗斯公司治理以及商业环境的影响，请参见Daniel J.McCarthy，Sheila M.Puffer.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Russia：Towards a Europe，US，or Russia Model. European Management Journal，2002，Vol. 20（6）：630-640。
[21]张宇：《过渡政治经济学导论》，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6～182页。
[22]邹至庄：《中国经济转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16、61页。
[23]邹至庄：《中国经济转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
[24]Douglass C. North. Institutions，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93-104.
[25]World Bank. Transition-The First Ten Years：Analysis and Lessons for Eastern Europe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Washington D.C.，2002：11-20.
[26]［波兰］格·科勒德克：《全球化与后社会主义国家大预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目录第4～5页。
[27]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建立了联邦制的国家体制，但是由于中央政府权威不足，因而无法有效约束地方政府的行为（地方政府在许多方面与中央政府存在着利益目标的冲突），结果影响了俄罗斯经济转型的顺利进行。正因为如此，美国著名经济学家Blanchard和Sleifer在一篇文章中得出了与钱颖一等人颇为不同的结论：俄罗斯的联邦分权削弱了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俘获”（capture）和“竞争租金”（competition for rents）的行为进行约束的能力，因此阻碍了改革的推行；而中国的政治集权则有利于中央政府施加对地方政府机会主义行为的必要约束，从而能够有效地推进改革。请参见Olivier Blanchard and Anderei Sleifer. Federalism with and without Political Centralization：China versus Russia，NBER Working Paper No.7616，March 2000。
[28]Barbara A. Anderson. Russia Faces Depopulation？Dynamics of Population Decline，Population and Environment，2002，Vol. 23（5）：437-464.
[29]程亦军：《2004年俄罗斯联邦人口状况分析》，《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05年第5期。
[30]转引自原新：《欧盟人口转变与中国之比较》，《人口学刊》，2001年第12期。
[31]详细论述可参见李仲生：《人口经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32页。
[32]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6.
[33]Dalkhat Ediev. Application of the Demographic Potential Concept to Understanding the Russian Population History and Prospects 1897-2100. Demographic Research，2001，Vol.（4）：289-306.
[34]Рыбаковский.Кризис депопуляции угрожает целостности России. 27 Ноября 2006，http：//csociety.ru/.Архангельский.Стратегия 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2005：5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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