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直接投资与经济绩效

（一）外国直接投资与经济绩效

1．外国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

Barro（1995，1997）作为新经济增长理论实证分析的先驱之一，对技术进步、技术差距、技术外溢、人力资本及影响经济增长诸要素进行分析，提出了确定各因素之间关系的模型，并对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及趋同性关系进行了开拓性研究，为研究国际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提供了基础。Chen（1995）认为，外资企业的出现使国内企业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外资企业雄厚的技术和管理实力迫使国内企业增加R＆D投入，从而提高其资本存量的边际生产力，另外外资企业的技术、管理和营销等方面的知识将会产生外溢，使东道国受益，促进经济增长。Balsubramanyam，Salisu和Sapsford（1996）以新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提出了关于外国直接投资在实行不同对外贸易政策（出口导向或进口替代）国家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模型，并对46个国家的截面数据进行了分析，认为FDI在实行外向型政策的国家比在实行内向型政策的国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大。Barrel和Pain（1997）通过模型分析认为国际投资引起技术扩散，从而影响到东道国的经济绩效。Borensztein，Gregorio和Lee（1998）提出FDI是技术转让的重要渠道，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比内资大，但前提条件是东道国有一定的人力资本，从而具备吸收先进技术的能力。DeMello（1999）认为FDI可以通过增加东道国的资本品新品种，促进经济增长。一方面，通过FDI可以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以及管理方法和营销手段；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培训员工等增加东道国的资本存量。Li和Liu（2004）则通过84个国家1970—1999年的面板数据发现，FDI不仅会直接给经济增长带来正面作用，同时也通过人力资本积累和缩小技术差距间接影响到经济增长。

对于外商直接投资，更多的人看到的是对于东道国带来的积极效应，但也有学者开始看到事物的另一面。早在1984年，波士顿大学的政治学教授Rothgeb就指出，外商的投资从短期的流量来看会给东道国带来积极影响，但从长期来看，对经济却存在负面的作用。Easter（1993）认为利用优惠政策吸引外资会阻碍国内投资，当外资企业与国内企业收益差距很大时，引进外资反而会阻碍经济增长。Salz（1992）从理论与实证方面论证发展中国家FDI与经济增长存在着负相关关系。Cornwall等（1994）提出了一个包含需求与结构变化的模型，用于估算欧洲统一大市场的效果。其结论是，贸易和生产要素自由移动（包括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被新经济增长模型夸大了。

由于我国是吸引FDI的最多的国家之一，国内经济学家关于FDI对于一国经济增长的正负效应也作了大量研究。齐良书等（2005）认为FDI的经济效应体现在：第一，FDI会增加一国的资本积累，扩大就业，直接推动东道国的出口和GDP增长。最近几年，FDI年流入量占我国国内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均在10%以上，在外资企业工作的职工人数约占城镇就业人口的3%，在中国的出口总额中，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额超过一半。第二，带动技术进步和经营管理模式的更新。外资企业所带来的国外先进技术和高效的经营管理方式对国内企业具有“示范效应”，甚至能够成为新的行业标准。外资企业培育的人才日后到内资企业工作或自己创业，也促进了国内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高。第三，促进制度环境的改善和经济一体化进程。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于外资企业的进入，国内制度上的种种缺陷才表现出来，得到政策制定者和普通民众的关注，从而推动了这些问题的解决。

王树恩、左大鹏（2005）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产生的积极方面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主要表现为技术转移。有实力的跨国公司的在华投资多数集中于技术密集型、资金密集型产业，其中的许多产业是我国急需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投资的某些产业还填补了国内空白。其二，主要表现为技术外溢。外商直接投资打破了原有产业的均衡，增强了产业的竞争机制，起到了产业带动效应。其三，主要表现为技术扩散。外资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上下游企业的支持，外资企业的发展将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郭飞（2006）也认为外商直接投资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促进了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财政收入增加，总体上优化了我国的产业结构和出口贸易结构，提升了我国的技术水平并改善了我国的就业状况，推动了我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另一方面，它明显削弱了我国内资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对我国民族经济造成强烈冲击，并对我国经济安全和基本经济制度形成较大威胁。

国内经济学家在认识到FDI对于东道国带来正面效应的同时，也逐渐认识到它于一国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朱东平（2004）通过以上分析发现，在发达国家企业所进行的产品创新型R＆D投资具有溢出效应的情况下，只有当发达国家企业和发展中国家企业的产品之间互相独立时，发达国家企业对发展中国家的FDI才会无条件地改善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福利。而当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企业的产品之间只具有一定程度的水平和垂直差异时，发达国家企业所进行的FDI对发展中国家社会福利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FDI的性质（产品市场的所在国）、发展中国家成本优势的大小以及它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等因素。

张力、刘振林（2005）指出，FDI在大量流入的同时也意味着未来将有更大量的资本以利息、红利汇出等形式流出，这对中国的金融稳定乃至国家经济安全将产生日益加大的潜在威胁。而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度的不断增加，中国经常项目收支的脆弱性和不确定性将更加明显。

齐良书（2005）认为，FDI的负面作用集中体现在：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占据了某些行业的大部分市场份额，形成垄断，遏制了中国企业的发展。造成中国财富的巨大流失，而且威胁着中国的金融安全。利用发展中国家低环保标准，投资一些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如橡胶、化工、制革、冶炼等，由此造成生态环境的恶化。

李文（2006）认为，外资主导型的开放经济不利于东道国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不利于发展中国家产业的技术升级。跨国公司投资于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目的是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动力，而在投资和建厂时都非常注意对自己技术的保护。这种由外资进入引发的国际经济的交换中，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看，只是其劳动力参与了国际资本循环，而没有或很少有先进技术的沉淀。在技术方面，发展中国家至多搞一些配套与维护。长此以往发展中国家的企业的技术开发，特别是自主开发的能力就会大大降低。

2．外国直接投资与国际收支

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对于一国的经济增长存在两种不同观点的争论。与此同时，关于FDI对一国国际收支究竟产生正面还是负面的影响，经济学家历来也存在不同意见。May和Arena（1970）的研究表明，尽管FDI流入会导致利润流出，但FDI有“进口替代”作用，因此，总体上看FDI有利于东道国实现国际收支均衡。Rhee和Belot（1990）也认识到FDI具有出口促进的作用，甚至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催化剂”。Lipsey（2002）也认为，FDI更倾向于面向出口的生产，而不是面向东道国市场的生产，因此FDI有利于改善一国的国际收支。

Baran（1973）认为，FDI是从发展中国家榨取剩余，因为利润和特许专利费等的流出占外汇收入的比例越来越大，使得发展中国家更加依赖传统出口部门和外资流入，从而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外部脆弱性。Kalecki和Sachs（1966）认为一定年限以后，FDI导致的净国际收支将为零，并且利润汇出终将超过新流入的FDI，从而使国际收支状况恶化，进而发生危机。Dooley（1994）等人的研究认为，在危机发生时，更高比重的FDI意味着更大的波动性，而不是更小的波动性，这可能反映了跨国公司通过子公司和母公司的内部通道比外部交易市场更便捷地实现资金的流进和流出。刘红忠（2001）从静态和动态效应综合分析了FDI对母国国际收支的影响，认为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改善母国的国际收支；对于发展中国家，已有的理论和资料同样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的国际收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换言之，FDI对东道国的国际收支可能会产生不利的影响。Woodward（2001）认为FDI与其他形式流入的资本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都是为获取利润。FDI存量的增长速度将大大超过发展中国家的GDP增长速度和出口增长速度。这说明FDI存量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债务负担迟早将超过其偿还能力，因此，FDI产生的利润汇出会对东道国的国际收支产生不利影响，有可能导致金融危机的发生。

我国不仅是世界上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之一，同时也是一个贸易大国。关于FDI对进出口贸易产生何种影响，国内经济学家也日益加以关注。有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可能不会出现FDI的净效应为逆差的情况，关键是外资企业主要是出口导向型的。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尤其是大型跨国公司，投资于中国主要是因为中国有巨大的潜在市场。这些投资不再是出口导向型的，而是面向中国国内市场的。这些企业只有很少的出口，甚至不出口任何产品，却要大量进口原材料和零部件，以及引进专有技术。这种状况的发展，完全可能使FDI对中国国际收支的净效应不再为顺差，甚至会出现逆差不断扩大的情况。

根据Graham（2001）的研究，中国的FDI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欧美日地区大型跨国公司的投资。另一类是亚洲新兴市场的中小型资本。前者多属市场拓展型，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通过在中国设立子公司，运用其技术、管理等垄断优势，实现内部贸易和转移定价策略，进而规避税收，占领中国市场。这类FDI的出口倾向比较低，往往使国际收支效应度为负，但同时也可以带来较先进的设备和技术，帮助中国调整产业结构，进而产生进口替代效应，提高民族工业的国际竞争力，最终改善国际收支。后者多为出口导向型，这类投资往往通过大力发展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利用中国低成本劳动力优势，在出口创汇中实现赢利，进而帮助中国积累了巨额的贸易顺差，但这类投资不能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无法实现产业升级。

余永定（1997，2003）认为，FDI对中国国际收支存在潜在的巨大风险。面对滚滚而来的FDI和持续的经常项目顺差，中国必须调整今后的发展战略，并做出两难选择：让资本项目顺差导致经常项目逆差，或是保持经常项目的顺差（或基本平衡）但限制FDI的流入和鼓励资本流出。否则，中国就会陷入一种为支付投资收益而出口的尴尬局面，继续下去就可能发生金融危机。林佳洁（1998）认为，FDI对我国总体国际收支存在许多消极影响，需加以防范。郑志国等人（2004）从GNP与GDP差额的角度分析了中国的经济开放情况，认为中国GNP小于GDP意味着在中国范围内生产的财富并没有完全为中国国民所分享，来自国外的投资收益大大低于支付给国外的投资收益，这是造成两者差额存在并且扩大的主要原因，而国内外投资收益逆差又是由中国对外投资与引进外资极不对称导致的，因此提出要加大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

姚枝仲、何帆（2004）通过构建一个差分系统，考察了FDI通过九种渠道影响东道国国际收支的长期动态效应，结果发现，FDI的利润回流虽然最终会超过FDI的净流入，但是由于存在FDI的进出口行为，FDI对国际收支的净效应并不一定为逆差。他们还从理论上分析了FDI对东道国国际收支的净效应在长期内是逆差还是顺差的条件。他们也分析了中国的情况，认为在过去和目前，中国没有出现和可能不会出现FDI的净效应为逆差的情况，关键是因为外资企业主要是出口导向型的。但他们也承认，这种状况正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大型跨国公司因为中国有巨大的潜在市场，这些投资不再是出口导向型的，而是面向中国国内市场的。基于此，他们认为在未来的时间里，要判断FDI对中国国际收支的长期效应，需要更多地关注未来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