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绀弩的“独立王国”

聂绀弩的“独立王国”

一

聂绀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走入了一个“多事之秋”。

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并兼二编室主任的他，在“肃反”和“反右”运动中，成为运动对象。其间，还曾有过一个他在人文社二编室搞所谓“独立王国”的罪案。

此事始于“肃反”，终于整风“反右”，曾是他的一大“罪状”。

在2002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口述自传》中，舒芜曾谈到，肃反运动结束之后的“思想建设阶段”，“我们古典部（即当时人文社二编室——引者注）的人要检讨‘拥护反革命分子聂绀弩搞独立王国’的错误。其中，特别点到我和张友鸾两个人，说我们俩是‘独立王国’的‘左丞右相’。……等我们检查了‘左丞右相’的问题之后，聂绀弩又被认为不是‘胡风分子’，也不是‘反革命分子’”，“可‘独立王国’的说法迟迟还不取消”，“我们这些人好像还是‘独立王国’的遗民余孽……这就埋伏下后来一场更大的运动——整风‘反右’。”

绀弩下围棋

但是，详情究竟如何，舒芜先生没有细谈。

2004年2月武汉出版社出版了十卷本《聂绀弩全集》，第10卷主要是作者从1955年5月到1957年底写的各种检查交待材料，总计有三十六份之多。其中有多处文字涉及所谓“独立王国”问题，有一份，题目即《王国与政策》。

据这些检查交待材料，所谓“独立王国”问题，无非是二编室劳动纪律比较“松懈”，坐班不是很严格呀；好在办公时间聊天、讨论问题呀；大家对聂绀弩有好感，“相当拥护”他呀；还有聂“比较关心大家的生活”，经常借钱给二编室的人，又为他们争稿酬呀；聂还鼓励大家写研究性的文章，如果看见有人在办公时间写，也并不深究呀云云。

总之，“二编室有些特殊作风”，而这些作风的形成，与聂绀弩的领导方式和工作作风，似有很大关系。其实也就是，二编室的人比较认可和欢迎绀弩的领导作风与工作方法，即如舒芜所说，聂绀弩和二编室的人，“相处得就像朋友似的，根本不讲上下级那一套”。

然而，仅仅如此，只凭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就能给聂绀弩按一个“搞独立王国”的大罪名吗？不是连聂自己在检讨交待材料中也说，“似乎还不算独立王国”吗？

浑身文人气味的聂绀弩，在人文社上任后，领导作风民主，毫无“官架子”，与部下的关系和谐融洽，他主持的二编室，自然而然有了一种自由宽松的工作氛围。社长兼总编辑冯雪峰私下里表示，聂绀弩“出乎意外地能做组织工作”。

那为什么曾几何时，如聂绀弩所说，“恰好是我应该被肯定的地方”，却又突然间变成了“我最被否定的地方”了呢？

在一份检查交待材料里，聂绀弩写道：“独立王国，在王任叔到社以前，是连影子也没有的”。看来，此事与王任叔（巴人）调任人文社负责人有极大关系。

1954年4月，王任叔调入人文社，担任党委书记兼副社长、副总编辑。由于社长兼总编辑冯雪峰，另外还担任作协副主席、《文艺报》主编，党组织关系并不在出版社，所以王任叔到任后，即开始抓全面工作。上任伊始，他即以为，人文社“百废待举”，所以想加以“改进”。聂绀弩对他的初步印象是：“有点摆架子，居高临下。”

在二编室工作问题上，他们两人的意见、做法，果然相左，有明显的分歧和矛盾。王撰写了一篇谈如何整理古典文学作品的文章，要印了拿出去散发；聂看到了，觉得写得并不怎么高明，却又不知如何说，只好送给冯雪峰，请他再看看。冯阅后，大概也觉得不怎么好，但也不好说什么，于是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在社内打印参考”。

王任叔又以二编室的名义，制定了一个重印文学古籍的选目计划，征求社外专家意见，结果引来不少异议、非议，有的意见很不客气。而这个书目并未经过二编室讨论，也没有和主管二编室工作的副总编辑兼室主任聂绀弩商量通气。二编室的人向聂反映后，他径去问王任叔是怎么回事。王答，是冯雪峰叫他和聂共管二编室的。而冯又并未和聂说过此事。

对王任叔事先不和他打招呼，就直接插手二编室的事务，聂绀弩很不满。于是乎，两个人的直接冲突对抗便由此展开了。

当时，二编室集中了一批专家型的编辑，有的原本就是在大学里教古典文学的教授，如舒芜、陈迩冬、顾学颉、王利器等。平常他们除了发社外的来稿，每个人都承担着古典文学作品的整理工作。对于这种做法，王任叔很不以为然，说是“关门办社，打伙求财”。

而聂绀弩的意见是：门，是要大开的，不开，工作做不下去，但二编室的门，应逐步开大。因为，二编室约的社外专家的稿子，出现过有的不能按时交稿，影响了出版计划，有的又不合乎要求，没法采用的情况。

绀弩诗稿

王任叔则主张打开门，工作都请社外专家来做。他甚至还在大会上说：我们是浅薄无聊的，专家是如何如何的。这引起了二编室人的不满情绪，有人还做了打油诗，“进门低三尺，回肠搜计划，叩首敬专家……”云云，大发其牢骚。

聂绀弩责成舒芜起草了一个整理古典文学作品的“注释体例”。王任叔看后，认为繁琐，否定了，说体例不如标准重要。聂则以为，这个体例搞得很细致，标准是思想性的，体例是技术性的；标准问题很复杂，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他并不同意王的看法。

接着，“劳动纪律”问题也出来了。王任叔来社前，人文社上下班并不是很严格。冯雪峰表示过，编辑可以迟到，可以晚来一个小时。1953年4月，三编室（主要负责俄苏文学的翻译和编辑工作）成立后不久，即普遍实行半天编辑、半天翻译的制度。四编室（主要负责英美文学的翻译和编辑工作）也大致如此。1954年初，冯雪峰还对三编室的蒋路明确说：三编室今后可以改变工作方式，除行政人员及助编外，其余的人可回家专门从事翻译工作。

王任叔就任后，特别强调严格遵守劳动纪律，要求准时上下班，甚至有一段时间还搞了签到簿，派人事科的人在大门口察看员工何时进门，核对和察举其与签到簿不符之处。这种做法，激起了更大的意见和不满。

聂绀弩自己不签到不说，还主张稍微迟几分钟，不必计较。又对二编室的老编辑张友鸾说：如真赶不及按时签到，只要工作上质量好，不会对你像小职员那样要求，你也不应斤斤计较。

在社党支部会议上，王任叔指责聂绀弩“抗拒他”，说“二编室聂绀弩能领导，党不能领导”。

对王的这些做法和指责，聂极为反感。在另一次会上，王任叔又说聂绀弩“很难搞”，没来之前，就在出版总署听说聂“很难搞”。聂绀弩得知后，更加气愤了。

1954年，冯雪峰由于《红楼梦》研究问题遭到批判，被迫在全国文联大会上做了检讨，报纸上也发表了他的检讨文章。而到人文社年终总结之前，王任叔竟专门让冯雪峰到社里，参加支部会，就此事再做检讨。聂绀弩以为，这是王任叔在搞“逼宫”，想自己当社长。他与王任叔之间的对立和冲突，愈演愈烈了。

二

一年之后，肃反运动拉开大幕。由于介绍他参加“左联”的胡风已被定为“反革命分子”，介绍他入党的吴奚如也已被定为“叛徒”，他自己历史经历和社会关系又很复杂，于是被认为“有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成为了肃反的对象。这给了王任叔一个打击对立面的机会。一如鲁迅所说，在某种庄严堂皇的“大题目”之下，是就可以随意“锻炼人罪、戏弄威权”的。

南京“三张”，右为张友鸾，中为张恨水，左为张慧剑

于是乎，“独立王国”罪案，便无中生有地突然冒了出来。

在后来写的一份检讨中，聂绀弩说：“独立王国的有无，是以我是否肃反对象为转移的。”又说：“独立王国这名词，最初是张友鸾在我成为肃反对象后提出的。”

张友鸾，中国新闻界的著名报人，邵飘萍的得意弟子。上个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先后担任过《世界日报》、《民生报》、《新民报》、《立报》、《南京人报》等报纸的总编辑或社长，淹博多识，才情敏给，善编会写，在业界有口皆碑，是著名的南京“三张”之一（另“二张”为张恨水、张慧剑）。

1952年下半年，聂绀弩到南京做关于《水浒传》的学术报告，张友鸾也去听了。当时，他正受到批判，起因是他写了一部配合“三反”运动的章回小说《神龛记》，由港迁沪的大光明影片公司，把它拍成了电影，尚未上映，首都的《文艺报》和《人民文学》就发表了宏文《一部明目张胆为反动资产阶级辩护的小说》等，批判《神龛记》“美化资产阶级”，一下子使他在南京的处境变得很艰难。

绀弩60年代和友人在一起，左三为吴祖光，左四为张友鸾，右四为黄苗子，右三为陈迩冬

他见到聂绀弩，谈到以上种种，就动了离宁北上，到人文社做编辑，参加整理中国古典小说工作的念头。两位老友一谈即合，聂绀弩立即报告冯雪峰同意，很快就把张友鸾调进了人文社二编室。

不久，张友鸾即担任了小说戏曲组组长，成了二编室的业务骨干。在二编室，聂绀弩与他和诗歌散文组组长舒芜比较接近，有事总是找他们俩商量。

肃反运动中，聂绀弩一下子被“揪”了出来，成了“胡风分子”、“反革命分子”，关在一间小房子里，隔离审查，没完没了地写检查，写交待材料，检查自己的“反革命”经历，交待自己的“罪行”。

二编室的人，也都要检讨“拥护反革命分子聂绀弩搞独立王国”的错误，尤其是舒芜和张友鸾，更得带头检举揭发聂绀弩。

王任叔专门单独找张友鸾谈话，说是审干调查发现，抗战时期在重庆，他曾经领过国民党“军统”的津贴。所以，他既要交待自己的“历史问题”，又必须揭发聂绀弩在二编室的罪错。

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之下，终于，张友鸾不得不按照罪案制造者的意图，进行违心的“检查”和“揭发”。

在1955年7月写的一份检查中，他被迫交待了所谓“和这几个反革命分子的往来”的问题，也检讨了自己的“爱发牢骚”：“我发牢骚，常是发在某一些制度问题上。……例如说，我怕上班，过去一段长时期不遵守劳动纪律，我就说签到制度不好之类。”还揭发聂绀弩说：“聂有‘胡风黑帮型’的昂首天外的性格。在党内看不起一切同志，在社外看不起一切专家，在社内看不起一切干部。”“聂是最爱发牢骚的，骂这个，骂那个。听的人往往‘游夏不敢赞一辞’。”

在另一份思想检查和自我批判中，他又交待：“两三年来，在社内，我做了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好朋友……丧失了对反革命分子的警惕性……以致被反革命分子聂绀弩钻了空子。他用吃吃喝喝的方法来和我结成好朋友，因而利用我协助他在二编室建立独立王国，企图达到他的反党活动的目的。”他还写道：“从社内二编室建为独立王国的情况看来，其中实在包含有反党、反领导、破坏组织制度、破坏劳动纪律这一系列的内容。”

所谓“独立王国”问题，就这样被言之凿凿地提了出来，并且上升到了“反党”的吓人高度。那么，“反党、反领导、破坏组织制度、破坏劳动纪律”，具体所指到底又是什么呢？

先看“反党、反领导”：“任叔同志初来社的时候，参加二编室的会议，会后和我谈了几句寒暄的话，聂就说我扒上高枝儿了。……他时常把党内消息告诉我听，我也时常把群众意见反映给他。……这个王国是现有的国王和臣民的，君不负臣，臣亦不负君。……有了这样坚强的王国基础，聂才敢于进行他的破坏活动。他说某领导有农民保守作风，某领导低能；我也就跟着他这样说。尤其是对于任叔同志，他进行过许多诬蔑，我也常信以为真。在某一些工作上或制度上，二编室同志们提出的意见，聂总是说，是由于任叔同志的反对因而不能实现。……这段时间，我们小广播、发牢骚，可以说没有一次不说到任叔同志的。”

绀弩诗稿

再看“破坏组织制度、破坏劳动纪律”：“最明显的是表现在上下班签到制度上面。对于这一制度，早先，我主观地认为，编辑工作既是脑力劳动，又是集体劳动中的个体劳动，只要能增加生产，何必一定讲究上班下班。记得王任叔同志曾和苏联出版社负责同志问过，苏联出版社是没有不上班的编辑。我还是想，可能苏联出版社的编辑室设备比我们不同哩。——我只是抗拒这一制度。起初，我也还晓得，建议尽管建议，在建议未被采纳之前，总还要遵守原有的制度。但是，连这一原则后来我也不理了。因为聂说过，‘在家里工作，只要我知道就行了。’于是上班下班，任意而行。某次，人事科检查签到实际情况，我就大生其气。我说，社内出入有三座门，不应只查一座门。”

被隔离审查的聂绀弩，在检查和交待中，也提及自己犯有“对劳动纪律不重视”、“不尊重领导意见”、“对被领导的放任自流”，以及“生活散漫”、“吃吃喝喝”等“许多错误”，并说自己“用这种方法来博得二编室部分人对我个人的不正常‘拥护’，同时也就造成对社的不满情绪，而形成一种独立王国的状态”。

对所谓“独立王国”之罪名，他终于不得不违心承认：“尽管我主观上不愿做这领导工作，恨不能早就解除这一职务，毫无当小领袖、要谁拥护我之意，客观上却可以说是搞小圈子或独立王国，即所谓分散主义。”

就这样，他越写检查和交待，“越觉得自己像个由国民党或简直由特务机关派来的”，“越写越恐怖”，写来写去，甚至产生了一种“大虚无”、“大恐怖”。

结果，被认为“有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的聂绀弩，直到1957年2月，才做出结论和处理意见。而结论里却又根本未提所谓“独立王国”问题，只说他“长期以来，在政治上摇摇晃晃，思想上极端自由主义，生活上吊儿郎当，对组织纪律极端漠视，毫无原则和立场，以致在政治上敌我不分……”给予留党察看两年处分，撤消人文社副总编辑职务。

三

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来临了，上述问题再度被揪住不放。聂绀弩被定为人文社“右派骨干分子”。舒芜、张友鸾、李易和顾学颉，则被打成了二编室的“右派小集团”。在人文社员工大会上，王任叔公开点了聂绀弩的名。舒、张、李、顾四人都被迫各自承认了“独立王国”的问题。连聂绀弩本人也不得不说，“我在二编室的情况……大可以说是独立王国”。

这一年3月间，上海新民报社长赵超构曾来北京，拜访了张友鸾，想调他去《新民报》做主笔，主要工作是给副刊写稿。肃反运动中在人文社挨整的经历，已使张友鸾感到心灰意冷，他立即同意调回新闻界工作。并从5月起，他向社里请假三个月，边着手给《新民报》写文章，边等着调令。

绀弩诗稿

5月11日，新民报副社长陈铭德给张友鸾打电话，说调职事已经上级同意。又说，报社派他代表参加北京新闻工作座谈会。5月15日，他接到新闻工作会议邀请出席的通知，说是会上要讨论新闻界存在的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在17日的会上，他做了一个发言。《光明日报》记者向他索要发言稿。他把发言提纲整理后，以《是蜜蜂，不是苍蝇》为题，交给记者。总编辑储安平看了，极为欣赏，亲自处理，作为专栏文章，刊登在5月28日的《光明日报》上。

5月初，人文社举行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正在等待工作调动、已请假在家的张友鸾，本来不想出席。5月4日，舒芜曾经来约他去开会，他谢绝了。5月6日晚，冯雪峰来找他，他不在宿舍。7日中午冯又来了，一定要他与会。

他说明了不打算参加的理由。冯先劝他不要调职，说整风后社里制度和人事都将有所变动。张说：我的基本矛盾，是日常具体工作和写作的矛盾，无关乎社内制度和人事。冯又说：即使调职，也应该参加整风，因为你在社已历五年，总有些意见，帮助党整风，应该有这样的政治热情，不应因调职就冷淡不理。冯既然这样说，张也就不好不去。5月8日他第一次去开会。会上，冯雪峰请他发言，他说没有准备，不想说。到了5月28日，他推辞不掉，才开口讲话。6月8日，继续说完。

在发言中，他就社内党群关系、肃反运动、人事工作等五个问题，谈了自己的意见。关于肃反运动，他认为，社里不该死按着百分之五这个假定标准去找反革命分子，主张为聂绀弩等挨整的人平反。还为自己在肃反中被迫做检讨表示不平，说，“这是王任叔同志给我脸上画粉”。他批评王任叔：“发号施令，颐指气使，仿佛有两面大旗，写着‘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硬逼着二编室的人承认拥护“反革命分子”聂绀弩“搞独立王国”。又说王像个家长，冷酷，倨傲。他还举起一张刊载着王任叔文章《况锺的笔》的报纸，说王能称赞况锺，却不能学着做况锺。

顾学颉在发言时，指着发言台子说，“这就是张某人在这里做检讨的地方，为什么要他检讨？”

人们无法逆料的是，“党内整风”突然变为“反击右派”，形势陡转，风向大变。这一来，不但聂绀弩成了人文社的“右派骨干分子”，舒芜、张友鸾、顾学颉、李易四个人也通通被打成了“反党小集团”。张友鸾调动之事，自然无从谈起了。他在新闻界和人文社两面受敌，那个《是蜜蜂，不是苍蝇》的发言，还被当成新闻界典型的反党言论，受到公开批判和讨伐。在社内，他更是陷入了前所未遇的困窘之中。

奉命解释聂诗（之二）

作者绘朝内166 号（四）

我是一个对人民有罪的人。……我的罪，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我的罪，是不可饶恕的。我已经深深掉在右派分子的泥坑里了。……我愿意剥了我的皮，把所有丑恶的皮都剥下来，好接受改造，重新做人。

在1957年9月11日的全社大会上，他使用这种唾面自干的言词，当众检讨认罪、自贱自诬。既然你已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人，你便不能不竭力侮辱丑化自己的人格，言词越恶浊不堪越好，这是那时的通例。然而仅仅如此，他仍然过不了关。他还得揭发、诬陷、诋毁别人。在那种情势下，他也只能如此，别无选择了。

“二编室主任过去是聂绀弩。”在全社大会上，他重提所谓“独立王国”问题，“他是个个人主义者，是个大自由主义者。……我的那种资产阶级思想，很容易和他投合，一来，我们就水乳交融。独立王国并没有什么组织形式，但是，实质上，可以说，是我到社以后，我拥护聂，聂庇护我，我们就这样拉拉扯扯，才开始建立了那个王国的。……随后，舒、顾、李无形中都很自然地参加了这个独立王国。……我和舒是这个王国的左丞右相。……二编室的独立王国，是以聂为中心，在聂领导下面进行活动的。聂在，王国存在；聂走，王国灭亡。……二编室独立王国虽然没有了，但是，‘树倒猢狲并没有散’，舒、顾、李、我几个人，……既同样具有反T（指“党”，下同——引者注）的资产阶级思想，又迷恋王国时代所享有的特权和利益（不守组织纪律等）；自然而然，串在一起，继承王国的精神，在二编室里面就□一个小集团。”

张友鸾所揭发者，恰恰是把他从南京调入北京，不久即担任了人文社二编室小说戏曲组组长，信任他，欣赏他，与他过从甚密，且经常诗酒唱和的老朋友绀弩。有谁能够想象，这位德高望重的老报人、老作家，内心经历了怎样的煎熬、挣扎、屈辱、痛苦和郁愤呢？！

本来就是“子虚乌有”，因此检讨起来，无论如何上纲上线，“独立王国的特权和利益”，也不过是“不守组织纪律等”而已。可真上起纲来，罪名还是相当令人惊惧的：“这个小集团，虽然继承王国而产生、存在，却又在原来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当初王国是占据二编室，和社的领导分疆而治的，小集团却企图冲出二编室，窜（似为“篡”之误——引者注）夺社的领导权。王国对社外专家，是采取的关门主义的；小集团却猖狂无忌地，要向T领导下的全国古典文学工作者进攻，甚至连郭老、何其芳同志，都要加以推翻。”

“篡夺”啦，“推翻”啦，“进攻”啦，都是些具有严肃政治内涵“大词”，听起来似乎很威严肃穆重大，但实则大而无当、内里虚空。

在另一份《思想检查》里，张还把这无中生有的“王国”，分了个前后期：

二编室里小集团，有前后两期。前期是从一九五三年开始，到五五年肃反运动时崩溃。……这个时期我在五五年肃反运动时加以揭发，这就是聂绀弩时代的“独立王国”。后期是肃反运动以后，逐渐形成，于整风期间才暴露出它的面目。在前期，舒芜和我，是王国的左丞右相；在后期，舒芜是小集团的主体，我却以“前朝元老重臣”的身份，承担着顾问、参谋这一类的职务。后期完全继承着前期的传统。……在精神实质上，前后期却没有丝毫分别的。那就是说：反党、反社会主义，是这个小集团从来不变的一致的目标。

张友鸾蓄须照

之后又总结道：“独立王国的基础”有两面，一面是“个人主义”，另一面是“自由主义”。而且，前期即“聂绀弩时代的独立王国，最显著的特征，是无政府主义”。后期的小集团，“比前期要隐蔽得多；但是它的活动，却比前期更加发展”。“更加发展”指的是什么呢？是“小集团的野心大了”，“根本企图搞垮二编室而达到搞垮全社的目的”；是“不但占据出版社里这个整理古典文学作品的岗位，不服从党的领导；甚而企图篡夺党在全国对整理古典文学作品的领导权”。哎呀呀，这个罪名可不得了，大得几乎没边没沿。然而，帽子看似硕大无比，里边并无什么干货，毫无任何货真价实的内容可言。

到了最后，该收场了。然而，1958年1月11日，人文社整风领导小组《对右派分子聂绀弩的处理意见》中，所列“主要反动言行”，均无一条一款涉及所谓“独立王国”之罪。而1958年1月25日《对反革命分子张友鸾的处理意见》中，其主要罪状也只有“参加军统”啦，“包庇反革命分子”啦，“整风中猖狂向党进攻”啦，并不见“独立王国”的丝踪毫影。（张友鸾最终的罪名是“右派分子”——笔者注）

就这样，聂绀弩搞“独立王国”的罪案，尽管半点影子都没有，尽管“莫须有”，但却如前所述，居然搞得如此煞有介事、堂哉皇也、轰轰烈烈、不亦乐乎。就这样的虎头蛇尾、没有下文，但却没有人向他们做出任何解释，并道歉，没有谁对此负责，似乎一切从未发生过。

然而，这，确曾是那个年代发生过的一个真实而又荒诞的故事。

鲁迅曾痛斥过某些左联领导者“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说他们是“横暴者”，而且“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人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是无药可医，于中国也不但毫无用处，而且还有害处的”。

绀弩出狱后摄于萧军家屋前，左一为李健生

四

这故事的尾声，又何如呢？

1961年秋，已于上一年冬结束了在北大荒的劳改回到北京，到全国政协做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专员的聂绀弩，接到了人文社摘掉其“右派分子”的帽子的通知。同年11月7日，文化部机关党委做出批复，同意人文社党委《关于摘掉张友鸾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报告》（1961.9.25）。这两个难友终于都脱去了压在头上，使他们吃苦受难、让他们含垢忍辱地苟活的“帽子”——作为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特有标志的那顶“荆冠”。

张友鸾依然是绀弩1960年冬回京后，至1967年1月25日被逮捕前这段时间，经常往来、过从甚密的友人。他们的友谊保持终生。

历尽沧桑、饱受磨难的张友鸾，五十岁以后便蓄起了胡须。不久，颏下胸前即有了一蓬飘飘的美髯。1962年，张友鸾五十八岁了。绀弩赋诗《悠然五十八》四首相赠，其中有云：“昔日新闻记，今朝古典编。斯人面何鹄，春末袄犹棉。包袱三千种，心胸五百年。可怜邦有道，贫贱亦悠然。”还有一句云：“友鸾与绀弩，画虎皆白痴。”

张友鸾在人文社退休那年（1964），整六十岁。绀弩又赋诗《悠然六十》五首，为其贺寿。诗中有云：“大错邀君朝北阙，半生无冕忽南冠。”指的大约就是把张友鸾调入人文社，后来却戴上了右派帽子的事。

1966年6月，文化部驻人文社工作组通知张友鸾，说他是“出版社老人，知道一些旧事”，要他“写揭发材料”，尤其点名要他写关于“聂绀弩写反诗”的事。8月27日，人文社造反派组织“红卫队”到他家进行搜查，首先质问他：“你为什么不交待聂绀弩的反诗？”

他只好先说明了文化部工作组要他写材料的情况，后又被迫交出了保存的聂诗手稿。造反派从他家里抄走了一些图书和写字的本子。

9月21日，人文社的红卫兵在他家窗前贴了大字报，宣布了他的若干“反动行为”，声称把他“交给街道监督劳动”。从第二天起，他便开始每天在胡同里扫街。

一天，他照例从胡同里扫起，刚扫到胡同口，就看见大街上有几个背着照相机的外国人，正朝这边走过来。他慌忙把胡子从衣领口塞了进去，赶快缩到了胡同里。

他究竟怕什么呢？怕被外国人照了相去，来个“眼镜、胡子老爹扫街图”，在海外登载出来，总不大像个样子。他决不愿因此而使祖国蒙羞。

所幸那几个老外没发现他，径直沿着大街，一路走过去了。

七十六岁那一年，张友鸾写了哄传一时的名文《胡子的灾难历程》，在文中他引了一个古代的笑话，自嘲道：“胡子有一把，学问一些也无，笑话倒有一担。”

2008年初至2010年2月6日写于西壁下

10月11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