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王国的建立
“伊拉克”一词在阿拉伯语中意为“沿海”。伊拉克境内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中下游地区，古希腊人称之为“美索不达米亚”，意为两河之间的土地，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源地。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苏美尔人城邦始建于公元前4千纪中叶，巴比伦王国和亚述帝国在古代世界的历史舞台曾经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灭亡波斯帝国，伊拉克被纳入阿拉伯帝国的版图。阿拔斯哈里发时代，巴格达成为阿拉伯世界的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中心。此间，伊拉克的范围包括提克里特以南的两河流域地区，提克里特以北的两河流域地区称作贾吉拉。阿拉伯人征服初期，提克里特以南的巴士拉与库法合称“两个伊拉克”；阿拔斯王朝后期，提克里特以南的伊拉克与提克里特以北的贾吉拉合称“两个伊拉克”[1]。1258年蒙古军攻陷巴格达后，伊拉克相继沦为蒙古人的伊儿汗国和帖木尔帝国、土库曼人的白羊王朝和黑羊王朝以及波斯人的萨法维王朝的属地。1639年，奥斯曼帝国军队征服伊拉克，进而将伊拉克划分为巴士拉、巴格达和摩苏尔三个行省，隶属于伊斯坦布尔的苏丹。英国人曾经将伊拉克称作土耳其人的阿拉比亚，区别于阿拉伯人的阿拉比亚即阿拉伯半岛。[2]
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伊拉克在诸多方面表现为明显的差异性和多元性。以摩苏尔为核心城市的伊拉克北部地区与安纳托利亚东部以及叙利亚北部联系密切，以巴格达为核心城市的伊拉克中部地区扼守叙利亚与伊朗之间的传统商路，以巴士拉为核心城市的伊拉克南部地区则是波斯湾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奥斯曼帝国对于伊拉克的控制程度不及对于尼罗河流域和叙利亚的控制程度，伊斯坦布尔苏丹的权力局限于巴士拉、巴格达和摩苏尔三座核心城市，广袤的乡村和沙漠旷野构成逊尼派阿拉伯人、什叶派阿拉伯人以及库尔德人部族的势力范围，政治生活具有浓厚的血缘色彩，国家制度与部族群体的密切结合构成伊拉克政治生活的明显特征，欧莱玛和苏菲教团亦有相当广泛的政治影响。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封邑曾经分布在巴格达周围以及北部摩苏尔和基尔库克一带，1800年时所剩无几。[3]19世纪中叶即自坦泽马特时代开始，伊斯坦布尔的苏丹逐渐强化对于伊拉克的直接控制，巴格达总督穆罕默德·拉希德（1852—1857年在任）、纳米克（1861—1868年在任）和米扎特帕夏（1869—1872年在任）的统治权力明显扩大，传统部族势力开始被纳入国家的框架。[4]
伊拉克作为地中海与印度洋之间的重要陆路通道，是英国与奥斯曼帝国、俄国、德国激烈争夺的场所。英国在伊拉克的外交使团，17世纪始建于巴士拉，1810年迁至巴格达。1868年，英国开通巴格达和巴士拉与印度之间的邮政联系。[5]英国在伊拉克的势力扩张构成英属印度殖民地统治的延伸，经济渗透则是一战之前英国在伊拉克扩张势力的主要方式。20世纪初石油的发现，加速了英国在波斯湾扩张的步伐。一战爆发后，英国与奥斯曼帝国在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流域展开激烈的角逐。1914年11月，英军在法奥登陆，占领巴士拉。1917年3月，英军占领巴格达，进而控制巴格达以北的基尔库克一带。1918年11月，英军不顾土耳其政府的反对，占领摩苏尔。[6]至此，英军控制伊拉克大部，只有靠近土耳其和伊朗边境的东北部山区以及包括纳杰夫和卡尔巴拉在内的少数什叶派地区尚处于英军的控制之外。[7]1918年一战结束后，伊拉克被纳入英属印度殖民当局的管辖范围，英国政府专员阿诺德·威尔逊成为统治伊拉克的最高长官。[8]1920年4月，根据圣雷莫会议[9]通过的协议，英国政府以国际联盟的名义在伊拉克建立委任统治制度。[10]
1920年初，叙利亚爆发反对法国委任统治的民众运动，进而波及伊拉克。1920年3月，伊拉克的民族主义者在大马士革召开大会，宣布伊拉克独立，拥立麦加沙里夫（即哈希姆家族首领）侯赛因之子阿卜杜拉作为伊拉克国王。[11]同年4月，伊拉克爆发反对英国委任统治的民众运动，结束英国政府的异教统治和争取民族独立成为伊拉克民众共同的政治目标，现代伊拉克民族主义初露端倪。在巴格达和伊拉克南部，逊尼派阿拉伯人与什叶派阿拉伯人同仇敌忾，形成空前广泛的民族联盟。5月，巴格达举行反对英国委任统治的民众运动，逊尼派与什叶派一度组成政治联盟，推举15人作为代表，与阿诺德·威尔逊谈判，要求结束英国政府对于伊拉克的委任统治，遭到拒绝。6月，一名什叶派部族长老拒绝向英国当局纳税，遭到囚禁。随后，在什叶派宗教领袖阿亚图拉设拉兹的号召下，伊拉克中部及南部爆发什叶派的民众起义，纳杰夫和卡尔巴拉成为反英起义的中心。与此同时，库尔德人在北部发动起义。10月，英军镇压什叶派的起义，占领纳杰夫和卡尔巴拉。6000伊拉克人和400英军及印度士兵丧生。[12]
1920年10月，佩尔希·考克斯取代阿诺德·威尔逊，出任伊拉克专员，着手起草宪法，筹集伊拉克人组成的临时政府，邀请巴格达的逊尼派长老阿卜杜勒·拉赫曼·凯拉尼主持由英国当局任命产生并由英国专员控制的内阁。[13]11月，内阁建立，21名内阁成员分别来自巴士拉、巴格达和摩苏尔三省，逊尼派阿拉伯人在内阁占据主导地位，亦有少量的什叶派阿拉伯人以及个别的基督徒和犹太人进入内阁。1921年3月，英国当局在开罗召开会议，宣布成立伊拉克王国，采用君主制，邀请麦加沙里夫侯赛因之子费萨尔出任伊拉克国王。[14]1921 年8月，费萨尔（1921—1933年在位）在巴格达即位，伊拉克王国宣告诞生。[15]
君主制时代的国家与政党
1922年10月，费萨尔国王与英国政府签署英伊同盟条约，英国政府负责控制伊拉克的防务和外交，费萨尔政权负责掌管伊拉克的内部事务，伊拉克内阁接受英国顾问的监督，条约有效期为20年。[16]同年颁布的选举法规定，伊拉克议会实行间接选举，全国划分为三个选区，初次选举的选民条件是年满20岁的男性公民，按照1：250的比例选举产生第二次选举的投票人，议会成员由第二次选举的投票人选举产生。[17]1924年，伊拉克颁布第一部宪法。该宪法以1831年比利时宪法和1876年奥斯曼帝国宪法作为原型，实行议会君主制。根据1924年宪法，哈希姆家族的国王作为伊拉克的国家元首，拥有包括颁布宪法、统率武装力量、批准法律在内的广泛权力；议会实行两院制，上院议员由国王任命，任期8年，下院议员选举产生，任期4年，基督徒和犹太人各占4个议会席位；首相和内阁对议会负责，国王有权解散议会；国家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公民享有平等的法律地位；伊斯兰教是官方宗教，阿拉伯语是官方语言；非穆斯林享有民事、宗教和司法的自治，保留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宗教法律体系。[18]1925年，伊拉克举行首次选举，产生第一届议会。[19]议会选举处于内阁的操纵和控制之下，国王有权解散议会，因此议会只是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宫廷和内阁成为国家权力的核心所在。国王与内阁的权力角逐，则是君主制时代伊拉克政治生活的突出现象。1943年，伊拉克修订1924年宪法，国王获得解散内阁的权力。[20]
奥斯曼帝国灭亡后，伊拉克北部摩苏尔地区的主权归属悬而未决。1923年签署的洛桑条约[21]，亦未就摩苏尔地区的主权归属予以明确的划定。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向国际联盟提出对于摩苏尔地区的主权要求。1925年7月，国际联盟通过决议，正式将摩苏尔地区划归伊拉克王国，同时规定英国对于伊拉克王国的委任统治期限为25年。1925年10月，伊拉克政府与英国政府签署条约，伊拉克政府接受国际联盟的决议，英国政府承诺帮助伊拉克加入国际联盟。1926年1月，伊拉克议会批准英伊条约。[22]同年，土耳其政府与英国及伊拉克签署条约，放弃对于摩苏尔地区的主权要求。[23]1930年6月，英国政府与伊拉克政府再次签署条约，旨在重新规定双方之间的相互关系；该条约后来成为1936年英埃条约以及法黎条约、法叙条约的原型。根据该条约，伊拉克政府在内部事务和防务方面拥有完整的权力，英国有权在战时使用伊拉克的基地和军事设施以及派遣英军进驻伊拉克，英国政府负责训练伊拉克军队并提供装备，英军保留巴格达附近的哈巴尼耶空军基地和巴士拉附近的舒埃巴空军基地，条约有效期为伊拉克加入国际联盟起20年。[24]
英国当局委任统治时期，英国顾问凌驾于伊拉克政府之上，把持伊拉克的军政权力。伊拉克的英国顾问人数，1920年接近三千人，1932年减少至约百人。随着顾问人数的下降，英国当局对于伊拉克的控制程度明显削弱。1932年，英国政府结束对于伊拉克的委任统治，伊拉克王国宣布独立，作为主权国家加入国际联盟，英国专员改称驻伊拉克大使，英国顾问成为伊拉克政府的雇员。[25]
费萨尔1883年出生于麦加，曾经长期随其父侯赛因生活在伊斯坦布尔的阿卜杜勒·哈米德宫廷。1908年，侯赛因出任希贾兹总督，费萨尔亦随其父返回麦加。1918年，费萨尔在大马士革被拥立为叙利亚国王，1920年被法国当局驱逐。[26]1921年8月，在英国政府的操纵下，费萨尔入主巴格达，建立伊拉克的哈希姆王朝。君主制时代，伊拉克的政治生活主要是个人之间的权力角逐，诸多政治群体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明确纲领，部族关系提供了维系政治群体的基本纽带，教派归属以及血统和身世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费萨尔当政初期，追随者主要是曾经参加阿拉伯大起义[27]的叙利亚籍奥斯曼贵族，具有明显的非本土性。费萨尔国王当政期间，叙利亚籍的奥斯曼贵族占据伊拉克二分之一的内阁职位，努里·赛义德、贾法尔·阿斯卡里、贾米勒·米扎伊、亚辛·哈希米和阿里·贾乌达特在伊拉克政坛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费萨尔政权的另一重要的支持者，是来自伊拉克本土的逊尼派阿拉伯城市贵族。费萨尔国王当政期间，伊拉克本土的逊尼派阿拉伯城市贵族占据内阁三分之一的职位，13任首相中的9任首相出自伊拉克本土的逊尼派阿拉伯城市贵族，贾伊拉尼家族是伊拉克本土逊尼派阿拉伯城市贵族中最具影响的政治势力。部族舍赫在伊拉克具有广泛的政治影响，奥斯曼帝国时代游离于国家和中央政府的边缘，却在地方层面举足轻重。费萨尔政权建立后，部族舍赫的政治地位呈上升的趋势，部族舍赫长期占据议会的多数席位，然而出任内阁职位者寥寥无几。1920—1936年，在59个内阁职位中，只有8个职位由舍赫出任。[28]
1921年，伊拉克总人口300万，其中80%为阿拉伯人，15%为库尔德人，其余为土库曼人、伊朗人和犹太人；穆斯林占总人口的90%，什叶派与逊尼派的比例为7：5；约10万犹太人生活在巴格达。[29]英国殖民当局扶持的费萨尔政权沿袭奥斯曼帝国时代的传统，倚重逊尼派阿拉伯人，排斥什叶派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的政治参与。[30]1921—1936年，逊尼派阿拉伯人占内阁职位的71%，什叶派阿拉伯人占内阁职位的24%。1928年，议会下院88个席位中，什叶派阿拉伯人仅占26个席位。1921—1958年，内阁的5个最重要的职位即首相、财政大臣、内务大臣、国防大臣、外交大臣中，80%出自逊尼派阿拉伯人，20%出自什叶派阿拉伯人。逊尼派阿拉伯人与什叶派阿拉伯人在地方政府的权力分配方面亦存在明显的差距；1933年，14个省长中只有1人是什叶派阿拉伯人，47个县长中只有4人是什叶派阿拉伯人。[31]什叶派阿拉伯人无疑构成伊拉克军队的重要兵源，然而伊拉克军官却大都来自逊尼派阿拉伯人。[32]直至二战结束后，什叶派阿拉伯人的政治地位一度出现上升的迹象：1947—1958年，包括萨利赫·贾比尔在内的4名什叶派政治家相继出任内阁首相。[33]哈希姆家族在伊拉克的统治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哈希姆家族作为逊尼派穆斯林得不到什叶派穆斯林的支持，作为阿拉伯人得不到库尔德人的支持。
奥斯曼帝国时期，伊拉克作为统一的行政区域尚不存在。1920年英国委任统治建立以后，明确划定伊拉克的领土疆域，引入君主制、议会制、宪法、政府和军队，初步奠定伊拉克国家的政治基础，首都巴格达日益成为伊拉克政治舞台的核心所在。政府职能的逐渐完善以及国家权力与部族权力的此消彼长，构成君主制时代伊拉克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政府雇员的数量，1920年约0. 3万人，1935年为0. 8万人，1941年增至1.8万人，1958年达到2万人。一战爆发以前，奥斯曼帝国在伊拉克驻军1.6万人，隶属于奥斯曼帝国的第六军团。一战结束后，英国和印度驻军以及少量的库尔德人雇佣军和亚述人（即聂斯脱里派基督徒）雇佣军取代奥斯曼帝国驻军。[34]1921年，英国殖民当局开始组建伊拉克军队，贾法尔·阿斯卡里出任国防大臣，努里·赛义德出任参谋总长。[35]伊拉克军队的兵员，1922年为3500人，1932年增至12000人，1941年达到44000人。伊拉克军官最初多为奥斯曼帝国时代的外籍军官。1932年，外籍军官仍占全部军官的50%，大都位居要职。1936年参与政变的61名高级军官中，50人系毕业于伊斯坦布尔军事学院的前奥斯曼帝国军官，58人属于逊尼派阿拉伯人，四分之三出生于巴格达。与此同时，毕业于巴格达军事学院的伊拉克本土军官逐渐增多。伊拉克本土军官最初主要来自巴格达贵族和部落舍赫家庭；1934年实行募兵制以后，更多的军官来自巴格达以外地区和乡村贫困家庭。[36]军队的组建，构成费萨尔政权强化政府职能和削弱部族势力的重要手段。
1933年费萨尔死后，其子加兹（1933—1939年在位）继承王位。1939年加兹死后，其子费萨尔二世（1939—1958年在位）继承王位，至1958年死于自由军官发动的政变。费萨尔二世即位时年仅4岁，由阿卜杜勒·伊拉赫亲王摄政。[37]君主制时代，伊拉克的政治局势长期处于动荡的状态，首相和内阁成员更换频繁。1921—1958年的37年间，历经59届内阁，平均每届内阁执政仅8个月。此间，共有166人在内阁任职，其中努里·赛义德先后47次在内阁任职，欧默尔·纳扎里先后21次在内阁任职，陶菲格·苏瓦迪先后19次任职，阿里·马穆塔兹·达弗塔里先后18次任职，贾米勒·米扎伊先后14次任职。[38]努里·赛义德1906年毕业于伊斯坦布尔军事学院，1916年参加侯赛因·本·阿里领导的阿拉伯大起义，1921—1930年间先后出任参谋总长和国防部长，1930—1958年间14次出任内阁首相，是君主制时代伊拉克最重要的政治人物。[39]
在君主制时代的伊拉克，诸多政党相继建立，议会选举提供了政党政治的基本框架，政党政治空前活跃。英国委任统治的特定历史环境，决定了君主制时代的政党政治具有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浓厚色彩。逊尼派阿拉伯人的权力垄断，赋予君主制时代的政党政治以教派对立的明显倾向。
伊拉克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缘起于19世纪后期。西方列强的殖民扩张、奥斯曼帝国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的高压统治政策以及青年土耳其党执政期间奉行的大土耳其主义，助长着阿拉伯世界的民族主义倾向。争取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直至建立主权国家，日益成为阿拉伯世界的普遍政治愿望。1914年，埃及人阿齐兹·阿里在欧洲创立阿拉伯民族主义政治组织阿赫德党，该组织的成员大都系来自伊拉克的阿拉伯人，包括君主制时代的著名政治家努里·赛义德、贾法尔·阿斯卡里、亚辛·哈希米、贾米勒·米扎伊、纳吉·沙乌卡特、阿里·贾乌达特。[40]一战结束后，阿拉伯世界的民族主义空前高涨，伊拉克同盟者（即阿赫德党）和独立保卫者成为伊拉克最重要的民族主义组织，其中前者系努里·赛义德领导的逊尼派阿拉伯人，后者系穆罕默德·萨德尔领导的什叶派阿拉伯人政治组织。[41]
英国当局在伊拉克建立委任统治的初期，倚重逊尼派阿拉伯人，什叶派阿拉伯人构成反对英国委任统治的主要力量，什叶派欧莱玛则是伊拉克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政治核心。1920年爆发的什叶派起义，掀开伊拉克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序幕。1922年夏，什叶派阿拉伯人在巴格达组建祖国党和觉醒党，创办报刊宣传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组织民众举行反对英国托管统治的示威活动。1923年6月，什叶派的宗教领袖阿亚图拉马赫迪·哈里希发布富图瓦，号召什叶派穆斯林抵制议会选举，迫使英国当局作出让步，承诺给予什叶派穆斯林以议会40%的席位，给予什叶派部落舍赫以免税的特权，旨在缓解什叶派阿拉伯人的反英情绪。[42]自1924年开始，英国当局与逊尼派阿拉伯人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逊尼派阿拉伯人逐渐取代什叶派阿拉伯人成为伊拉克民族主义的主要力量。结束英国当局的财政控制、废除英伊同盟条约以及反对国王的独裁统治和扩大议会的权力，则是逊尼派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政治目标。
君主制时代初期，伊拉克最重要的反对派政党是民族党和人民党。民族党的支持者主要来自什叶派阿拉伯人，领导人是什叶派商人贾法尔·阿布·提曼。人民党的支持者大都属于逊尼派阿拉伯人，领导人是亚辛·哈希米。民族党和人民党均持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立场，结束英国的委任统治和实现伊拉克国家的主权独立是民族党和人民党的共同政治纲领。[43]1931年3月，民族党与人民党合并组成民族兄弟会党，领导人是亚辛·哈希米和拉希德·阿里·吉拉尼，废除1930年英伊条约构成民族兄弟会党的基本目标。[44]民族兄弟会党的成立，标志着逊尼派阿拉伯人与什叶派阿拉伯人的广泛联合。反对英国委任统治和实现伊拉克主权独立的共同目标，构成逊尼派阿拉伯人与什叶派阿拉伯人之广泛联合的政治基础。
民族兄弟会党与始建于1929年的伊拉克手工业者协会具有密切的政治联系。1931年7月，民族兄弟会党与手工业者协会在巴格达发动大规模的罢工，进而波及伊拉克中部城市希拉、库法、纳杰夫、卡尔巴拉和南部城市巴士拉。同年8月，政府解散手工业者协会，罢工失败。1932年，费萨尔国王解散努里·赛义德领导的内阁，指定纳吉·沙乌卡特出任首相。1933年2月，纳吉·沙乌卡特辞职，费萨尔国王邀请民族兄弟会党领导人拉希德·阿里·吉拉尼在放弃反对1930年英伊条约的前提下出任首相并组建新内阁。[45]与此同时，贾法尔·阿布·提曼领导的民族党退出民族兄弟会党，加入持激进立场的改革党。[46]
1932年英国委任统治结束后，英国支持的哈希姆王朝成为民族主义者攻击的焦点所在，伊拉克国内部族之间相互仇杀，库尔德人反叛、逊尼派阿拉伯人与什叶派阿拉伯人尖锐对立，诸多政党激烈角逐，政局动荡，经济社会处于停滞状态。阿赫德党与民族兄弟会党作为伊拉克的两大主要政治势力，只是统治集团内部个人之间角逐权力的工具，缺乏明确的政治纲领和完整的政治组织。[47]与此同时，土耳其和伊朗的军人政权及其自上而下的经济社会改革对于伊拉克产生深刻的影响，凯末尔和礼萨汗成为伊拉克军队将领崇拜的偶像和效仿的楷模，军人政治随之初露端倪。
1933年秋，新国王加兹即位。同年10月，加兹解散民族兄弟会党内阁，贾米勒·米扎伊出任首相。1934年8月，贾米勒·米扎伊辞职，阿里·贾乌达特出任首相。在随后举行的议会选举中，民族兄弟会党的席位下降为12个。1935年3月，民族兄弟会党领导人亚辛·哈希米出任首相，实行独裁统治，强化政府机构，排斥和迫害政治反对派。[48]1936年10月，军队将领巴克尔·希德基发动政变，推翻民族兄弟会党政府，推举改革党领导人西克马特·苏莱曼出任内阁首相，亚辛·哈希米逃往贝鲁特，努里·赛义德逃往埃及。[49]
1936年10月的政变首开伊拉克军人政治的先河。此后，阿赫利党控制内阁，巴克尔·希德基出任武装部队参谋总长。阿赫利党始建于1931年，领导人是阿卜杜勒·法塔赫·伊卜拉欣和穆罕默德·哈米德，持民粹主义立场，倡导社会改革和自由民主，主张超越阶级、经济和宗教界限的大众福利。阿赫利党曾经于1935年成立巴格达俱乐部，遭到民族兄弟会党政府的取缔。[50]1936年政变后，阿赫利党和贾法尔·阿布·提曼领导的改革党共同组建民众改革协会，主张废除损害农民利益的法律，鼓励创办工会，传播大众文化，限制地主阶级的势力和影响，普及教育。1937年6月，改革党退出内阁，民众改革协会解散。[51]
西克马特·苏莱曼具有土耳其的血统，崇尚凯末尔主义，主张通过强化极权政治的方式，自上而下地整合和改造伊拉克，进而实现伊拉克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西克马特·苏莱曼内阁放弃倚重逊尼派阿拉伯人的传统立场，扩大什叶派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的政治参与。与此同时，西克马特·苏莱曼内阁在外交领域强调伊拉克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淡化泛阿拉伯主义的政治色彩，持亲土耳其和伊朗的外交政策。1937年8月，巴克尔·希德基在摩苏尔死于暗杀，西克马特·苏莱曼随后辞职，贾米勒·米扎伊出任首相。1938年12月，在军队的压力下，米扎伊辞职，努里·赛义德出任首相。[52]
加兹当政期间，持反英立场，1937年曾经通过广播谴责法国统治叙利亚和锡安主义对于巴勒斯坦的野心，抨击英国插手海湾事务，首次提出兼并科威特的要求，称科威特的埃米尔是英国操纵的封建君主。[53]1939年4月，国王加兹逝世，其子费萨尔二世即位，阿卜杜勒·伊拉赫出任摄政王。[54]同年，英国政府向伊拉克提供400万英镑的援助，由伊拉克石油公司预付300万英镑。作为回报，首相努里·赛义德宣布中断与德国的外交关系。与此同时，耶路撒冷的穆夫提爱敏·侯赛因移居巴格达，倡导巴勒斯坦的独立运动。二战爆发后，努里·赛义德政府持亲英的外交立场，实行军事管制和独裁统治。1940年3月，在军方将领的压力下，努里·赛义德被迫辞职，原民族兄弟会党领导人拉希德·阿里·吉拉尼继努里·赛义德之后出任首相，持亲德的外交政策，试图利用德国和意大利的支持实现伊拉克的政治独立。[55]1941年1月，拉希德·阿里·吉拉尼内阁垮台，塔哈·哈希米出任首相。同年4月，拉希德·阿里·吉拉尼发动政变，解除塔哈·哈希米的首相职务。5月，英军占领巴士拉和巴格达，推翻拉希德·阿里·吉拉尼政府，持亲英立场的努里·赛义德再度出任内阁首相。[56]1943年，伊拉克政府对轴心国宣战。1944年初，首相努里·赛义德与摄政王阿卜杜勒·伊拉赫的关系恶化。6月，努里·赛义德辞职，哈姆迪·帕查只出任首相。[57]
君主制时代，传统社会势力垄断国家政权，控制议会，操纵内阁，经济社会改革和民主化进程举步维艰。1935年1月，什叶派阿拉伯人抗议政府的独裁统治，要求实行新闻自由、削减税收、罢免阿里·贾乌达特和重新举行议会选举。[58]1938年努里·赛义德出任首相后，承诺废除新闻审查，举行民主方式的议会选举，遭到军方和传统势力的抵制。[59]英军占领期间，努里·赛义德政府推行高压政策。1945年秋，首相哈姆迪·帕查只在库特附近的杜贾拉尝试推行土地改革，将国有土地分配给无地农民以及小地主和退休官员。与此同时，哈姆迪·帕查只内阁推行劳工改革，改善女工劳动环境，实行日薪制，赔偿劳动伤害，仲裁劳动纠纷，禁止童工，授权铁路工人、制造业工人和港口工人组建工会（石油工人和政府雇佣的工人除外）。[60]1945年12月，摄政王阿卜杜勒·伊拉赫在议会发表公开讲话，承诺实行进一步的自由和民主，解除党禁（共产党除外），修改选举法，实行社会改革，实现社会公正。[61]1946年2月，哈姆迪·帕查只辞职，陶菲格·苏瓦迪出任首相。陶菲格·苏瓦迪出任首相期间，结束党禁和军事管制，关闭法奥集中营，解除新闻审查。新的选举法依然实行两个阶段的间接选举，同时将原有的三个选区改为一百个选区，旨在削弱旧贵族对于选举的操纵控制，扩大城市居民的参与。[62]
战后伊拉克政府推行自由化改革的直接结果，是政党政治的进一步发展。1946年陶菲格·苏瓦迪执政期间获准成立的五个合法政党，包括自由党、人民党、祖国联盟（即国家统一党）、独立党和民族民主党。[63]自由党系温和的中间派政党，领导人是陶菲格·苏瓦迪。阿齐兹·沙里夫领导的人民党和阿卜杜勒·法塔赫·伊卜拉欣领导的祖国联盟系左翼激进政党，倡导在议会民主制的框架内实行激进的社会改革。独立党和民族民主党是1946—1958年间最重要的合法反对派政党，主张通过议会选举的方式实现民众的政治参与。独立党的领导人是什叶派阿拉伯人马赫迪·库巴赫、法伊格·萨马里和希德克·沙恩沙勒，核心成员则是支持前首相拉希德·阿里·吉拉尼的逊尼派阿拉伯人，具有反英和泛阿拉伯主义的明显倾向，主张胡齐斯坦地区脱离伊朗和并入伊拉克，支持巴勒斯坦事业，强调阿拉伯民族利益至上。民族民主党的前身是1931年成立的阿赫利党，领导人是卡米勒·查德只、穆罕默德·哈迪德和侯赛因·贾米勒，持伊拉克国家利益至上的立场，反对英国当局的委任统治和哈希姆王朝的君主独裁，强调政治自由和宪政民主，主张推行土地改革，废除垄断，建立合理的财富分配体制，发展资本主义，实现伊拉克的进步与繁荣，社会基础来自不同的教派和种族。[64]然而，独立党和民族民主党建立在精英政治的基础之上，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乡村下层民众普遍从属于各自的部族和教派，明显限制着独立党和民族民主党的政治动员。独立党和民族民主党尽管具有包括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和城市范围的地方分支机构在内的完整组织体系，却很难在议会选举中获胜。[65]共产党始建于1935年，具有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政治背景，标榜代表被压迫阶级即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强调阶级斗争和国际主义，主张反对殖民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和独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论，致力于民族解放运动，支持伊拉克民族主义，反对泛阿拉伯主义，主张铲除封建地主所有制，实行激进的土地改革和工业化举措，倡导组建工会和8小时工作日，承认库尔德人的民族权利，实行男女平等。[66]伊拉克共产党的领导人是尤素夫·萨勒曼，主要成员来自包括律师、记者、教师和学生在内的城市知识界，犹太人、基督徒和什叶派占其成员的半数以上，社会基础具有明显的边缘性，长期处于非法的状态，政治动员局限于城市范围内的工人罢工和民众示威抗议，其在乡村的政治影响微乎其微。[67]
二战期间，伊拉克的经济状况不断恶化，农业歉收，物资短缺，物价上涨，地主商人大量出口谷物牟取暴利，导致国内出现严重的粮荒。[68]1945年4月，铁路工人在英国经营的铁路公司拒绝增加30%～40%的工资后举行罢工，伊拉克政府和英国铁路公司威胁中断工人生活区的水源供应以及引进印度工人，铁路工人的罢工则从巴格达蔓延至塞马沃、巴士拉和摩苏尔，直至迫使铁路公司同意增加20%～30%的工资。陶菲格·苏瓦迪执政期间获准成立的诸多反对派政党创办报刊，指责政府的相关举措，进而形成反政府的强烈呼声。与此同时，巴士拉的石油工人举行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环境。1946年5月，陶菲格·苏瓦迪辞职，阿尔沙德·欧麦里出任首相，实行高压政策，民主化改革随之夭折。同年7月，基尔库克的5000名石油工人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伊拉克石油公司拒绝让步并要求伊拉克政府镇压罢工，致使多人死伤。[69]此后，所有政党支持罢工，反对政府，要求内阁辞职。11月，阿尔沙德·欧麦里由于无法控制局势而被迫辞职，努里·赛义德出任首相。
1947年3月，伊拉克举行议会选举，萨利赫·贾比尔在努里·赛义德的支持下出任首相，是为伊拉克政坛的第一位什叶派阿拉伯人首相。[70]萨利赫·贾比尔内阁继续实行高压政策，取缔持左翼和激进立场的人民党和祖国联盟，逮捕祖国联盟领导人阿卜杜勒·法塔赫·伊卜拉欣和民族民主党领导人卡米勒·查德只。1947年6月，阿卜杜勒·法塔赫·伊卜拉欣被判处终身监禁。[71]
战后初期，伊拉克政府试图推动伊拉克与叙利亚合并的计划和在新月地带建立阿拉伯联邦，遭到埃及和沙特阿拉伯以及外约旦国王阿卜杜拉的反对。此后，摄政王阿卜杜勒·伊拉赫试图通过修改1930年英伊同盟条约，缓解国内的政治压力。1947年3月，萨利赫·贾比尔内阁就结束伊拉克的英国驻军和英军基地问题与英国政府举行谈判。1948年1月，双方签署朴次茅斯协议，英国承诺从伊拉克撤军，保留在伊拉克的哈巴尼耶和舒埃巴空军基地，双方成立联合防务会议，英军有权在战时重新使用伊拉克的空军基地，英国继续负责伊拉克军队的训练和物资供应，协议有效期为25年。[72]
伊拉克王国自建立伊始，长期处于英国当局的委任统治之下。1932年伊拉克独立后，英国当局援引1930年英伊同盟条约，继续在军事和外交诸多方面控制伊拉克政府。英国殖民统治的延续导致伊拉克与英国当局之间的尖锐对立，旨在结束英国殖民统治的民族主义运动成为二战结束后伊拉克政治生活的突出现象，民族主义政党构成伊拉克国内政治反对派的主要形式，废除1930年英伊同盟条约和实现国家的主权独立日益成为伊拉克民众和反对派政党关注的焦点。朴次茅斯协议只是1930年英伊同盟条约的翻版，并未改变伊拉克从属于英国当局的政治地位。不仅如此，1930年签署的英伊同盟条约的失效期应为1957年，而1948年签署的朴次茅斯协议的失效期延长至1973年。朴次茅斯协议的签署导致伊拉克民众的强烈反对，进而引发规模空前的民众抗议活动。1948年的民众抗议活动，开始于铁路工人的罢工，蔓延至制造业、印刷业和石油业，石油工人构成民众抗议活动的中坚力量，共产党则是民众抗议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当石油公司拒绝增加25%—40%的工资以后，哈迪萨和拜伊吉附近的石油工人举行罢工，持续三周，控制工厂，并向巴格达进军，直至在费卢杰遭到镇压。社会不满并未局限于工人，学生和城市中层亦苦于40年代的通货膨胀和物资短缺，举行全国性的和具有反英倾向的抗议政府的活动，进而与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反法民众运动以及巴勒斯坦反对英国殖民统治和锡安主义的运动遥相呼应。[73]与此同时，包括独立党、民族民主党和自由党在内的反对派政党要求废除英伊同盟条约和朴次茅斯协议，解散议会，举行大选。20名议员和2名内阁成员辞职，抗议萨利赫·贾比尔内阁与英国政府签署朴次茅斯协议。摄政王阿卜杜勒·伊拉赫亦拒绝批准朴次茅斯协议，要求萨利赫·贾比尔辞职，指定什叶派阿拉伯人穆罕默德·萨德尔出任首相并组建新的内阁，解散议会，举行选举，允许反对派加入选举，推行经济社会改革。[74]然而，民众继续举行抗议活动，要求改善生活境况、实行民主、释放政治犯、审判民族公敌萨利赫·贾比尔和努里·赛义德。整个伊拉克处于革命的边缘。[75]
巴勒斯坦问题对于伊拉克国内的政治生活具有重大的影响，尤其助长着伊拉克民众的反英倾向和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是官方意志与民众意志尖锐对立的导火线。1948年联合国通过巴以分治决议和以色列宣布建国，导致伊拉克民众空前高涨的反英情绪。1948年5月，巴勒斯坦战争爆发，伊拉克政府出兵1.8万人参战。巴勒斯坦战争的爆发和伊拉克政府的出兵参战，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内紧张的政治局势，加之伊拉克政府实行战时军事管制，民众抗议风波逐渐平息。同年6月，伊拉克举行议会选举。然而，在全部138个议会席位中，反对派政党独立党、民族民主党和自由党仅获得7个席位；议会框架显然不利于反对派政党与政府之间的权力角逐。议会选举后，穆罕默德·萨德尔辞职，穆扎希姆·帕查只出任首相。巴勒斯坦战争的失败，导致1949年1月穆扎希姆·帕查只政府的垮台，努里·赛义德出任首相。1949年秋，伊拉克国内局势恢复平静。[76]
努里·赛义德出任首相期间，发表国家公约，呼吁实行一党制，随后联合诸多政治集团的成员，创建宪政联盟党。1949年11月，努里·赛义德辞职，阿里·贾乌达特出任首相。1950年2月，贾乌达特辞职，陶菲格·苏瓦迪出任首相。[77]陶菲格·苏瓦迪内阁11名大臣中，5人来自什叶派。[78]1950年9月，陶菲格·苏瓦迪辞职，努里·赛义德出任首相。努里·赛义德控制的议会修改1946年选举法，在保留两阶段间接选举的同时，强化政府对于选举的控制和排斥反对派的选举参与；反对派则要求废除间接选举，实行直接选举。[79]1951年6月，萨利赫·贾比尔与努里·赛义德分道扬镳，创建什叶派阿拉伯人政党民众社会主义党，挑战努里·赛义德的权力垄断。[80]与此同时，塔哈·哈希米创建统一民众联盟，加入反对努里·赛义德的政治阵营。1952年7月，努里·赛义德辞职，穆斯塔法·欧麦里出任首相。[81]
50年代初，1951年伊朗摩萨台政府的自由化改革和1952年埃及爆发的“七月革命”，影响着伊拉克的政治生活。1952年8月，伊拉克共产党组织巴士拉的港口工人举行罢工，要求政府增加工资，改善住房和工作环境。[82]同年10月，独立党、民族民主党和统一民众联盟向摄政王递交备忘录，要求保障公民权利、实行直接选举和不结盟外交政策。与此同时，伊拉克再次爆发大规模的下层民众示威，巴格达和纳杰夫成为抗议政府的崭新所在。11月，穆斯塔法·欧麦里辞职，武装部队参谋总长努尔丁·马哈茂德组建军人政府，在巴格达实行军事管制，解散政党，囚禁政党领导人，关闭新闻机构，实行宵禁。[83]1953年1月，宣布实行直接选举，随后举行议会选举，努里·赛义德领导的宪政联盟党获得全部135个议会席位的100个席位，贾米勒·米扎伊出任首相，努里·赛义德出任国防大臣，努尔丁·马哈茂德领导的军人政府自行解散。[84]
1953年5月，费萨尔二世年满18岁，正式亲政。1953年8月，贾米勒·米扎伊辞职，什叶派政治家法兹勒·贾马里出任首相，新的内阁中二分之一的成员是什叶派阿拉伯人，库尔德人赛义德·嘎扎兹出任内务大臣。新政府解除军事管制和新闻审查，允许政党从事政治活动，试图推行包括土地改革和税收制度在内的温和的经济社会改革，遭到逊尼派和什叶派保守势力的反对。[85]
费萨尔二世亲政后，摄政王阿卜杜勒·伊拉赫改任王储，致力于实现伊拉克与叙利亚的合并。法兹勒·贾马里内阁利用叙利亚国内的严峻政治形势，资助和支持叙利亚国内的反对派势力，试图推翻什沙克里政权，筹划出兵占领叙利亚。与此同时，法兹勒·贾马里向阿拉伯联盟建议，成立包括伊拉克、叙利亚和约旦的阿拉伯联邦。1954年2月，什沙克里政权垮台，亲伊拉克势力控制叙利亚。努里·赛义德作为阿卜杜勒·伊拉赫的政治对手，反对伊拉克与叙利亚的合并计划。1954年4月，阿尔沙德·欧麦里取代法兹勒·贾马里出任首相，筹备新的议会选举，旨在削弱努里及其领导的宪政联盟党在议会的势力和影响。[86]
1954年6月的选举是伊拉克历史上最自由的选举，产生最具代表性的议会。所有的合法政党均参与选举，425个候选人竞争135个议会席位。努里·赛义德领导的宪政联盟党尽管依然是议会第一大党，获得51个席位，却失去控制性的多数。民族民主党获得6个席位，独立党获得2个席位，统一民众联盟获得1个席位，阿卜杜勒·伊拉赫支持的独立候选人获得其余的席位。[87]同年8月，努里·赛义德第12次出任首相，解散议会，同时解散宪政统一党以及其他所有政党。[88]此后四年，伊拉克处于军人和警察的高压之下，议会政治名存实亡。
努里·赛义德政府强调伊拉克国家利益至上的政治原则，抵制纳赛尔政权倡导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持亲西方的外交政策。1955年初，伊拉克中断与苏联的外交关系，拒绝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签署共同防务协议，寻求加强与美国在中东的盟国土耳其、伊朗以及巴基斯坦之间的地区安全合作。1954年4月，土耳其与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1955年1月，土耳其总统门德列斯访问巴格达，与努里·赛义德发表联合声明，两国签署共同防务协议，建立巴格达条约组织。随后，英国、伊朗和巴基斯坦相继加入巴格达条约组织，美国宣布支持巴格达条约组织并向伊拉克提供军事装备。[89]
阿拉伯民族主义在伊拉克长期遭到库尔德人的抵制，什叶派阿拉伯人则将阿拉伯民族主义视作逊尼派阿拉伯人的统治。巴格达条约组织的建立，有助于伊拉克政府改善与库尔德人和什叶派阿拉伯人的关系，实现伊拉克国内局势的稳定，却导致阿拉伯世界分裂为亲西方阵营与亲苏阵营的明显对立。不仅如此，巴格达条约组织的建立，挑战纳赛尔主义和阿拉伯世界统一的政治原则，导致埃及与伊拉克两国之间外交关系的急剧恶化。埃及政府明确反对巴格达条约组织，支持伊拉克国内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和反对派势力，开罗的“阿拉伯之声”电台公开指责努里·赛义德是阿拉伯世界的叛徒。[90]1956年，伊拉克民众在摩苏尔、基尔库克、巴士拉和纳杰夫等地举行示威，声援埃及抵抗英、法、以色列三国入侵的第二次中东战争，反对英国殖民主义和巴格达条约，遭到政府的镇压。[91]此后，伊拉克的政治矛盾明显加剧，反对派势力开始出现联合的趋势。
1953年9月，独立党与民族民主党初步形成政治合作。1956年6月，独立党与民族民主党在奉行中立的外交政策、推动阿拉伯世界的统一进程、支持巴勒斯坦解放运动、实现国内政治自由的基础之上筹划组建新的联合政党。1957 年2月，独立党、民族民主党、共产党以及初露端倪的复兴党共同组成统一民族阵线，标志着反对派势力的广泛政治联合。[92]实现经济和政治的完全独立、废除巴格达条约、建立民主制、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支持阿拉伯世界反对帝国主义和锡安主义，成为统一民族阵线的共同纲领。[93]
1957年6月，努里·赛义德辞职，阿里·贾乌达特出任首相。12月，阿里·贾乌达特政府垮台，什叶派政治家阿卜杜勒·瓦哈卜·米尔占出任首相。在阿卜杜勒·瓦哈卜·米尔占的内阁中，6人来自逊尼派阿拉伯人，6人来自什叶派阿拉伯人，3人来自库尔德人。[94]1958年2月，埃及与叙利亚合并，成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纳赛尔公开批评伊拉克政府，反对伊拉克的君主制。埃及与叙利亚的合并导致阿拉伯世界政治天平的严重失衡，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建立直接威胁着伊拉克和约旦的君主制政权，进而促使哈希姆家族统治的伊拉克王国与约旦王国组成阿拉伯联邦，阿拉伯世界的另一重要的君主国沙特阿拉伯王国支持伊拉克与约旦的合并。1958年3月，阿卜杜勒·瓦哈卜·米尔占辞职，努里·赛义德出任首相，致力于平衡伊拉克国内的各种政治力量，内阁职位由逊尼派阿拉伯人与什叶派阿拉伯人分享，另有两名库尔德人加入内阁。5月，伊拉克举行选举，新的议会批准阿拉伯联邦宪法，努里·赛义德出任阿拉伯联邦首相，库尔德人艾哈迈德·穆赫塔尔·巴班出任伊拉克首相。[95]
巴格达条约的签署，导致伊拉克军队内部出现裂变。高级将领大都支持努里·赛义德内阁签署巴格达条约，中下级军官深受1952年埃及革命的影响，普遍持反对英国殖民主义和君主制的政治立场，主张废除巴格达条约。[96]埃及“七月革命”后，伊拉克军队内部持激进政治倾向的中下级军官开始秘密组建独立于议会政党的自由军官组织。所谓的自由军官不同于与奥斯曼帝国时代的军队和传统制度具有密切联系的旧军官，大都是30年代以后入伍的新一代军官。[97]伊拉克自由军官组织的早期领导人是里法特·哈吉·希里和穆希丁·阿卜杜勒·哈米德，阿拉伯民族主义是自由军官组织的意识形态。伊拉克自由军官组织的基本纲领包括：1.反对帝国主义，废除巴格达条约；2.推翻君主制，建立共和制；3.铲除封建主义，推行土地改革，解放农民；4.实行自由、民主、宪政和社会公正；5.在统一国家的框架内承认库尔德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6.实行中立的外交政策；7.扩大与阿拉伯世界的合作和推动阿拉伯世界的统一进程；8.支持巴勒斯坦解放事业。[98]1956年第二次中东战争后，自由军官组织的规模迅速扩大。1958年，自由军官组织的成员约200人，核心机构是14人组成的最高委员会；最高委员会的成员包括12名逊尼派阿拉伯人军官和2名什叶派阿拉伯人军官，9人具有上校军衔，大都来自中产阶级家庭，只有阿卜杜勒·卡里姆·嘎希姆和阿卜杜勒·萨拉姆·阿里夫来自贫困的农民家庭。[99]如同埃及自由军官组织中的纳吉布一样，阿卜杜勒·卡里姆·嘎希姆是伊拉克自由军官组织中唯一的将军。1957年，阿卜杜勒·卡里姆·嘎希姆将军出任最高委员会主席，阿卜杜勒·萨拉姆·阿里夫上校成为最高委员会的重要成员。[100]
1958年初，自由军官组织决定年底之前发动政变，在伊拉克建立共和国，由自由军官控制国家要职，在自由军官组织最高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革命指挥委员会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构。同年5月，黎巴嫩爆发内战，约旦国王要求伊拉克军队协防边境。7月14日，自由军官趁换防之机占领巴格达，处死国王费萨尔二世、王储阿卜杜勒·伊拉赫和首相努里·赛义德。[101]
伊拉克共和国的诞生
民族主义是自20世纪上半叶伊拉克政治领域的突出现象，根源于英国的委任统治和由此产生的尖锐民族矛盾。废除英伊同盟条约是伊拉克民族主义运动的首要目标，和平与暴力的斗争方式错综交织。1920年起义首开伊拉克民族主义运动的先河，1932年伊拉克王国的独立无疑是民族主义运动的重要成果。二战结束后，诸多议会政党大都持民族主义的立场，然而相互之间激烈角逐，犹如一盘散沙，加之精英政治的浓厚色彩，无力实现广泛的民众动员。军人政治的崛起，改变了伊拉克政坛的力量格局。1958年君主制的废除，结束了英国当局扶持的哈希姆家族政权，标志着民族主义运动的广泛胜利，进而揭开伊拉克历史的崭新一页。
1958年7月28日，自由军官组织颁布临时宪法，废除君主制，成立伊拉克共和国。在阿卜杜勒·卡里姆·嘎希姆和阿卜杜勒·萨拉姆·阿里夫的授意下，由逊尼派阿拉伯人纳吉布·鲁巴伊、什叶派阿拉伯人穆罕默德·马赫迪·库巴赫和库尔德人哈立德·纳格沙班迪组成三人最高委员会，代行总统职权，纳吉布·鲁巴伊出任最高委员会主席。新的内阁成员分别来自自由军官组织、民族民主党、独立党和复兴党，阿卜杜勒·卡里姆·嘎希姆出任内阁总理兼国防部长和武装部队总司令，阿卜杜勒·萨拉姆·阿里夫出任副总理兼内务部长和武装部队副总司令。内阁行使行政权并代行立法权，内阁立法须经最高委员会批准。[102]
1958年自由军官在伊拉克建立的政权，在诸多方面与1952年埃及建立的纳赛尔政权不无相似之处。然而，纳赛尔领导的埃及自由军官组织具有相对明确的纲领和较为完整的体系，伊拉克的自由军官政权则是派系林立，缺乏强有力的政治权威。分别代表逊尼派阿拉伯人、什叶派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的最高委员会只是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国家机器实际上处于内阁的控制之下。伊拉克共和国成立初期，不同政治派别在诸多方面存在分歧。1958年2月，埃及与叙利亚合并组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成为阿拉伯世界共和制政体的旗帜和推动阿拉伯世界统一进程的核心。是否立即加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成为伊拉克国内不同政治派别争执的焦点。持纳赛尔主义立场的独立党和持泛阿拉伯主义的复兴党认为，伊拉克作为国家只是英国殖民统治的产物，缺乏历史和经济社会的基础，阿拉伯世界的统一是阿拉伯世界复兴的前提条件，亦是反对殖民主义和实现经济社会进步的客观需要，主张立即加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其中独立党强调埃及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中的主导作用，复兴党强调叙利亚与伊拉克的特殊联系。民族民主党强调伊拉克国家利益至上和主权完整的政治原则，主张实行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和多党制的政治模式，反对加入埃及主导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共产党在库尔德人以及什叶派阿拉伯人中具有较大的政治影响，持反对纳赛尔主义和泛阿拉伯主义的立场。[103]
阿卜杜勒·卡里姆·嘎希姆具有逊尼派阿拉伯人和什叶派库尔德人混合血统的家庭背景，强调伊拉克国家利益至上的政治原则，与民族民主党立场接近，对于伊拉克是否加入埃及主导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持谨慎的态度。阿卜杜勒·萨拉姆·阿里夫作为伊拉克纳赛尔主义的代表人物和复兴党的盟友，强调推动阿拉伯世界统一进程的政治原则，主张立即加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104]1958年7月20日，阿卜杜勒·萨拉姆·阿里夫率领伊拉克政府代表团访问埃及，擅自与纳赛尔讨论伊拉克加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并且将阿卜杜勒·卡里姆·嘎希姆称作“伊拉克的纳吉布”。同年9月，阿卜杜勒·卡里姆·嘎希姆解除阿卜杜勒·萨拉姆·阿里夫的内阁职务，任命阿卜杜勒·萨拉姆·阿里夫为驻联邦德国大使。10月，阿卜杜勒·萨拉姆·阿里夫在巴格达被捕，并被判处终身监禁。继阿卜杜勒·萨拉姆·阿里夫之后，原民族兄弟会党领导人拉希德·阿里·吉拉尼成为阿卜杜勒·卡里姆·嘎希姆的挑战者。拉希德·阿里·吉拉尼曾经长期流亡开罗，与纳赛尔交往甚密，亦持泛阿拉伯主义立场，在逊尼派阿拉伯人中具有广泛的政治影响。1958年12月，拉希德·阿里·吉拉尼被捕并被判处死刑。[105]此后，阿卜杜勒·卡里姆·嘎希姆依靠参谋总长艾哈迈德·萨利赫·阿布迪和军队将领的支持，强调伊拉克共和国的双重民族性，邀请穆斯塔法·巴尔扎尼回国重建库尔德民主党，增加民族民主党的内阁席位，扩大与伊拉克共产党的政治合作，旨在抗衡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和纳赛尔主义。[106]
1959年3月，在纳赛尔政权的操纵下，属于逊尼派阿拉伯人的复兴党军队将领阿卜杜勒·瓦哈卜·沙瓦夫、纳兹姆·塔巴贾里和里法特·哈吉·希里发动叛乱，一度控制伊拉克北部的摩苏尔，遭到伊拉克政府的镇压。[107]同年10月，包括萨达姆·侯赛因在内的复兴党成员试图谋杀阿卜杜勒·卡里姆·嘎希姆未果。随后，阿卜杜勒·卡里姆·嘎希姆政权开始清洗伊拉克境内的复兴党势力，迫使复兴党退出伊拉克政坛。[108]与此同时，民族民主党作为阿卜杜勒·卡里姆·嘎希姆政权打击纳赛尔主义者和复兴党的重要盟友，政治影响进一步扩大，其在内阁的席位明显增加。1960年5月，民族民主党出现分裂，穆罕默德·哈迪德辞去党内职务，组建国家进步党，成为新的合法政党。[109]
阿卜杜勒·卡里姆·嘎希姆以及民族民主党与纳赛尔主义者、复兴党之间的权力角逐，为共产党提供了必要的发展空间。1958年7月君主制政权垮台后，侯赛因·拉迪领导的共产党恢复在伊拉克国内的公开政治活动，拥有成员3000人。[110]1959年，共产党得到空前的发展，支持者达到2.5万人，成为最重要的和组织最完善的非议会政党。[111]共产党在支持阿卜杜勒·卡里姆·嘎希姆政权的同时，致力于下层民众的政治动员，倡导激进的土地改革，创建民兵组织“民众抵抗力量”，控制工会联合会、妇女联合会和学生联合会，迫使政府承认农民协会的合法地位。[112]1959年3月摩苏尔叛乱期间，共产党反对泛阿拉伯主义，支持阿卜杜勒·卡里姆·嘎希姆政府。摩苏尔叛乱平息后，共产党逐渐扩大在伊拉克北部城市基尔库克的政治影响。基尔库克的石油工人大都具有库尔德人血统，构成共产党的重要社会基础。[113]同年4月，农民协会联合会在巴格达举行成立大会，来自共产党的卡兹姆·法尔胡德出任主席。在全部3577个农民协会中，2267个农民协会处于共产党的控制之下。5月，共产党在巴格达举行民众示威，要求允许共产党进入内阁和举行议会选举，与民族民主党组织的示威民众发生激烈冲突。[114]7月，共产党在基尔库克组织民众举行示威，引发库尔德人与土库曼人之间的暴力冲突。随后，阿卜杜勒·卡里姆·嘎希姆政府指责共产党制造骚乱，镇压共产党组织的民众示威，进而取缔工会和农民协会。[115]
1960年1月，阿卜杜勒·卡里姆·嘎希姆政府颁布新的结社法，允许在承认国家统一的前提下组建政党，军人、政府官员和学生不得加入政党，内务部负责批准成立政党和解散政党。与此同时，伊拉克共产党分裂为侯赛因·拉迪领导的左翼共产党和达乌德·赛伊格领导的右翼共产党；后者得到官方的支持，成为新的合法政党。[116]逊尼派政治家努尔曼·阿卜杜勒·拉扎格·萨马里在什叶派阿亚图拉穆赫辛·哈吉姆的支持下组建伊斯兰党，什叶派政治家穆罕默德·巴基尔·萨德尔创立达瓦党，成为伊拉克政坛新的非法政党。[117]伊斯兰党和达瓦党的诞生，标志着现代伊斯兰主义在伊拉克的兴起，进而形成宗教政治与世俗政治的尖锐对立。
库尔德人是中东地区在人数上仅次于阿拉伯人、土耳其人、波斯人的第四大民族，大都分布在土耳其东部、伊朗西北部和伊拉克东北部。库尔德语属于印欧语系的分支，库尔德人自称是古代米底人的后裔，扎格罗斯山区被库尔德人视作祖居的家园。[118]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人祖居东北部山区，大都属于逊尼派穆斯林，处于游牧和半游牧状态，沿袭传统的部落组织，与土耳其和伊朗境内的库尔德人具有密切的亲缘关系。奥斯曼帝国时期，伊拉克北部摩苏尔省的大多数人口具有库尔德人血统。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人数众多，分布集中，传统部族组织根深蒂固，加之群山纵横的地理环境，离心倾向超过伊朗和土耳其境内的库尔德人，长期处于相对自治的状态。[119]一战后期，库尔德人试图摆脱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进而寻求英军的支持。一战结束后，英国当局拒绝承认库尔德人的自治地位，委派印度人和阿拉伯人进入基尔库克、苏莱曼尼耶和阿尔比勒，统治库尔德人地区，库尔德人与巴格达之间的矛盾由此萌生。[120]1922年初，土耳其政府提出对于原属奥斯曼帝国的摩苏尔省的主权要求，出兵进入库尔德人地区，库尔德人乘机发动叛乱，迫使英国殖民当局允许库尔德人成立自治政府。1925年7月，国际联盟通过决议，将摩苏尔省划归伊拉克，同时承认摩苏尔省的库尔德人享有充分自治的权利。[121]1926年6月，土耳其政府与英国及伊拉克签署边界条约，放弃对于摩苏尔省的主权要求。[122]1930年英伊同盟条约签署后，摩苏尔省的库尔德人在土耳其政府的支持下发动叛乱，试图脱离伊拉克王国，建立库尔德人的国家，遭到英国殖民当局的镇压。[123]
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人与苏菲派纳格什班迪教团以及卡迪里耶教团具有密切的宗教政治联系。[124]伊拉克王国建立初期，库尔德人自治运动的领导人是卡迪里耶教团首领马哈茂德，属于苏莱曼尼耶的巴尔精吉家族。自30年代起，摩苏尔地区巴尔占家族的纳格什班迪教团首领穆斯塔法·巴尔扎尼取代巴尔精吉家族的马哈茂德，成为库尔德人自治运动的领导人。1946年，穆斯塔法·巴尔扎尼在苏联政府的支持下创建库尔德民主党。库尔德民主党不同于传统的卡迪里耶教团和纳格什班迪教团，系库尔德人的世俗政治组织。[125]1947年以后，穆斯塔法·巴尔扎尼流亡苏联，其与库尔德民主党的联系中断，伊卜拉欣·艾哈迈德成为库尔德民主党的领导人。1958年政变后，库尔德民主党与阿卜杜勒·卡里姆·嘎希姆政权一度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穆斯塔法·巴尔扎尼甚至应邀访问巴格达，库尔德民主党的报纸《哈巴特》（斗争）获准公开发行。1961年1月，库尔德民主党获准成为合法政党，致力于在伊拉克国家统一的框架内实现库尔德地区的自治。同年8月，穆斯塔法·巴尔扎尼要求阿卜杜勒·卡里姆·嘎希姆结束独裁统治和承认库尔德地区的自治权利，双方的关系随之破裂。9月，阿卜杜勒·卡里姆·嘎希姆政府大举进攻穆斯塔法·巴尔扎尼领导的库尔德人武装，取缔库尔德民主党。库尔德民主党随后宣布加入穆斯塔法·巴尔扎尼领导的库尔德人武装，组成库尔德人的反政府联盟。[126]
1959年2月，伊拉克政府在莫斯科与苏联政府签署为期7年的经济技术合作协议，苏联政府向伊拉克提供5.5亿卢布（约合4800万第纳尔）的贷款，援助伊拉克建设43个工业项目。同年3月，阿卜杜勒·卡里姆·嘎希姆宣布退出巴格达条约，结束与西方世界的合作，实行亲苏的外交政策。巴格达条约总部随后迁往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改称中央条约组织。1960年，苏联政府再次提供1.8亿卢布（约合1580万第纳尔）的贷款，援助伊拉克政府发展钢铁、电力、纺织、石油、铁路和农业，接受800名伊拉克学生赴苏联留学。与此同时，伊拉克开始建立与苏联的密切军事交往，从苏联进口军事装备。[127]
阿卜杜勒·卡里姆·嘎希姆政权与埃及主导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之间处于紧张的状态；伊拉克政府称纳赛尔是新的“尼罗河法老”，开罗政府则称阿卜杜勒·卡里姆·嘎希姆是“伊拉克的分裂者”[128]。1961年6月，英国政府宣布废除1899年协议，结束科威特作为英国保护地的地位。同年7月，阿卜杜勒·卡里姆·嘎希姆发表广播讲话，宣布科威特作为奥斯曼帝国时期巴士拉省的属地，构成伊拉克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进而提出对于科威特的领土要求。随后，英国政府将科威特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讨论。与此同时，埃及主导的阿拉伯国家联盟宣布承认科威特的主权国家地位，接纳科威特作为阿拉伯国家联盟成员国，承诺向科威特提供保护。8月，英军撤出科威特，阿拉伯国家联盟出兵进驻科威特。伊拉克政府中断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合作，召回承认科威特的诸多阿拉伯国家的大使。阿卜杜勒·卡里姆·嘎希姆政权在阿拉伯世界陷入进一步的孤立状态。[129]
阿卜杜勒·卡里姆·嘎希姆政权退出巴格达条约组织和实行亲苏外交政策，导致土耳其、伊朗与伊拉克之间关系的急剧恶化。伊朗的巴列维王朝作为美国的政治盟友，开始支持穆斯塔法·巴尔扎尼领导的库尔德人反政府武装，阿拉伯河的主权归属则是伊朗与伊拉克之间矛盾的焦点。[130]根据1937年伊拉克政府与伊朗政府签署的协议，阿拉伯河的主航道属于伊拉克，阿巴丹港口周围8公里的水域划归伊朗，伊朗军舰可以经阿拉伯河进出阿巴丹港。1959年12月，阿卜杜勒·卡里姆·嘎希姆宣布废除1937年协议，进而提出对于阿巴丹港周围水域的主权要求，伊朗则要求按照阿拉伯河主航道划分国界。1961年，伊拉克内阁首次正式将波斯湾改称阿拉伯湾，亦引起伊朗的强烈不满。[131]
复兴党政权的兴起
1944年，叙利亚的知识分子在大马士革创建复兴党。复兴党系世俗色彩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政党，主要创始人是东正教徒米切尔·阿弗拉格以及逊尼派穆斯林萨拉赫丁·比塔尔和阿拉维派的扎吉·阿尔苏兹。1953年，米切尔·阿弗拉格领导的复兴党与阿克拉姆·豪拉尼领导的阿拉伯社会主义党合并组建复兴阿拉伯社会主义党，简称复兴党。此后，复兴党的政治影响逐渐扩大，在叙利亚、黎巴嫩和伊拉克建立分支机构。复兴党的领导机构称民族委员会，民族委员会成员来自阿拉伯世界的诸多地区即国家，下辖若干地区委员会。大马士革是复兴党的中心所在；1954年，复兴党获得叙利亚议会的16个席位。复兴党持泛阿拉伯主义社会主义的政治立场，谴责殖民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阿拉伯民族利益至上和阿拉伯世界的统一构成复兴党的基本纲领。[132]如同埃及的纳赛尔主义一样，复兴阿拉伯社会主义作为复兴党的意识形态，明显区别于马克思主义，强调私有制的合法地位，否认阶级斗争的理论与实践。[133]
伊拉克的复兴党组织始建于1951年，来自纳西里耶的什叶派工程师福阿德·里卡比是伊拉克复兴党的早期领导人。[134]1952年，伊拉克的复兴党得到大马士革的复兴党总部的承认，成为复兴党在伊拉克的分支机构。[135]伊拉克复兴党创建初期，约有成员50人；1955年，伊拉克复兴党成员增至近300人，多为什叶派阿拉伯人，亦有少量逊尼派阿拉伯人。50年代，伊拉克复兴党的活动范围包括巴格达、纳西里耶、拉马迪、纳杰夫、卡尔巴拉和巴士拉。1957年，复兴党与独立党、民族民主党、共产党共同组建统一民族阵线，成为反对派阵营的新兴成员。[136]复兴党不同于君主制时代的诸多议会政党，在下层民众中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
1952—1958年，复兴党的成员主要来自青年学生。1958年伊拉克共和国建立后，复兴党开始在军人中扩大影响。1959年10月，复兴党暗杀阿卜杜勒·卡里姆·嘎希姆未遂，福阿德·里卡比出逃，复兴党进入低谷状态，许多复兴党成员遭到监禁和流放。1959年底，在米歇尔·阿弗拉格的指派下，兼有库尔德人和阿拉伯人血统的逊尼派穆斯林阿里·萨利赫·萨阿迪秘密返回伊拉克，重建复兴党。[137]纳赛尔主义的代表人物阿卜杜勒·萨拉姆·阿里夫是阿里·萨利赫·萨阿迪和复兴党的重要政治盟友，来自提克里特的逊尼派阿拉伯人艾哈迈德·哈桑·巴克尔和费萨尔·哈比卜以及来自纳西里耶的什叶派阿拉伯人哈兹姆·贾瓦德、来自鲁麦萨的什叶派阿拉伯人塔里布·沙比卜成为伊拉克复兴党的核心人物，提克里特则是复兴党的重要据点。[138]
阿卜杜勒·卡里姆·嘎希姆执政期间，伊拉克政治生活的突出现象在于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阿卜杜勒·卡里姆·嘎希姆无意与诸多政党分享权力，拒绝实行代议制和举行议会选举，取缔反对派政党，实行新闻管制，解散共产党控制的民众组织，法德勒·阿拔斯·马赫达维主持的军事法庭则是阿卜杜勒·卡里姆·嘎希姆独裁统治和排斥异己的御用工具，进而形成恐怖的政治气氛。1962年，复兴党秘密组织数千人的民兵武装，开始筹划军事政变。[139]
1963年2月，阿里·萨利赫·萨阿迪领导的伊拉克复兴党发动军事政变，成立革命指挥委员会，处死阿卜杜勒·卡里姆·嘎希姆，推举来自拉马迪的逊尼派军官阿卜杜勒·萨拉姆·阿里夫上校出任总统。复兴党控制的革命指挥全国委员会作为最高权力机构，主导国家机器，负责任免内阁成员。复兴党占据内阁21个职位中的12个职位，其中艾哈迈德·哈桑·巴克尔出任内阁总理，阿里·萨利赫·萨阿迪出任副总理兼内务部长，萨利赫·马赫迪·阿马什出任国防部长。1963年8月，复兴党创建三万余人的国民卫队，作为铲除政敌的准军事组织。[140]阿卜杜勒·萨拉姆·阿里夫的支持者主要来自伊拉克的纳赛尔主义者，包括武装部队代理参谋总长阿卜杜勒·拉赫曼·阿里夫、共和国卫队司令赛义德·斯莱比和空军司令阿里夫·阿卜杜勒·拉扎克。[141]阿卜杜勒·萨拉姆·阿里夫来自拉马迪的朱麦拉部落，其组建的共和国卫队成员招募于朱麦拉部落，装备精良，驻守巴格达，作为制约国民卫队的武装力量。[142]
1963年3月，复兴党在叙利亚发动政变。同年4月，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复兴党与埃及政府举行谈判，讨论签署埃及、伊拉克、叙利亚组建阿拉伯联邦的协议。7月，纳赛尔与复兴党关系恶化，合并计划流产。与此同时，伊拉克复兴党内部逐渐分裂，形成阿里·萨利赫·萨阿迪为首的激进派和塔里布·沙比卜和哈兹姆·贾瓦德为首的温和派；阿里·萨利赫·萨阿迪为首的激进派持马克思主义立场，主张实行社会主义改革和农业合作化，强调工人阶级的主导地位，塔里布·沙比卜和哈兹姆·贾瓦德为首的温和派则主张实现诸多政治势力的广泛联合，强调权力分享的政治原则，旨在扩大新政权的社会基础。1963年10月，复兴党在大马士革举行第六次大会，选举阿里·萨利赫·萨阿迪出任复兴党伊拉克地区委员会的领导人。同年11月11日，复兴党伊拉克地区委员会在巴格达召开会议，选举产生复兴党伊拉克地区委员会的领导机构，哈兹姆·贾瓦德出任复兴党伊拉克地区委员会主席，阿里·萨利赫·萨阿迪被逐出伊拉克，复兴党内部激进派与温和派之间矛盾激化。11月12日，米切尔·阿弗拉格自叙利亚抵达巴格达，拒绝承认此前选举产生的复兴党伊拉克地区委员会领导机构，引起复兴党内部温和派的强烈不满。11月18日，总统阿卜杜勒·萨拉姆·阿里夫宣布武装部队接管复兴党主导的内阁，扣押米切尔·阿弗拉格，解散复兴党激进派控制的国民卫队，由纳赛尔主义者和复兴党军官共同组建新内阁，艾哈迈德·哈桑·巴克尔出任副总统，来自提克里特的复兴党军官塔希尔·叶赫亚和哈尔丹·提克里提分别出任内阁总理和国防部长。1964年初，阿卜杜勒·萨拉姆·阿里夫相继解除艾哈迈德·哈桑·巴克尔的副总统职务和哈尔丹·提克里提的国防部长职务。[143]此后，纳赛尔主义者取代复兴党成为伊拉克政坛的主导力量。
伊拉克的纳赛尔主义者强调伊拉克人的阿拉伯民族属性和阿拉伯世界的统一性，致力于伊拉克与埃及合并的政治进程，可谓埃及纳赛尔主义的逻辑延伸。然而，伊拉克的纳赛尔主义者并非独立的政党，长期处于松散的状态，缺乏强有力的政治核心、完整的政治组织和明确的政治纲领，纳赛尔主义的支持者主要来自拉马迪、提克里特和摩苏尔的逊尼派阿拉伯人。[144]另一方面，伊拉克具有不同于埃及的特定国情；逊尼派无疑构成纳赛尔主义的重要社会基础，库尔德人和什叶派阿拉伯人则长期抵制纳赛尔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阿卜杜勒·萨拉姆·阿里夫政权建立后，推行相对温和的外交政策，在延续亲苏外交政策的基础上，缓解由于退出巴格达条约与西方世界日趋紧张的外交关系，同时承认科威特的主权独立，摆脱在阿拉伯世界的孤立局面。[145]1964 年1月，阿卜杜勒·萨拉姆·阿里夫访问埃及。同年4月，伊拉克共和国颁布临时宪法。6月，阿卜杜勒·萨拉姆·阿里夫宣布伊拉克共和国实行一党制，随后创建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146]7月，伊拉克政府颁布国有化法令，扩大经济领域的政府干预。12月，伊拉克政府和埃及政府共同宣布成立包括两国总统、总理和内阁成员在内的联合政治委员会，负责合并的筹备工作，同时扩大两国之间的军事合作。[147]1965年9月，阿卜杜勒·萨拉姆·阿里夫改组内阁，由亲纳赛尔政权的阿里夫·阿卜杜勒·拉扎克出任总理兼国防部长，阿卜杜勒·拉赫曼·巴扎兹出任副总理。9月16日，阿里夫·阿卜杜勒·拉扎克趁阿卜杜勒·萨拉姆·阿里夫前往摩洛哥出席阿拉伯国家峰会之机发动政变，被赛义德·斯莱比控制的共和国卫队平息，阿卜杜勒·拉赫曼·巴扎兹出任内阁总理。[148]阿卜杜勒·萨拉姆·阿里夫指责纳赛尔支持政变，巴格达与开罗之间的关系随之破裂。此后，阿卜杜勒·萨拉姆·阿里夫放弃阿拉伯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立场，强调伊拉克国家利益至上的政治原则，宣布结束国有化，鼓励发展私人经济，解散军人主导的革命指挥委员会，推行民主化改革。1966年4月，阿卜杜勒·萨拉姆·阿里夫死于空难，其弟阿卜杜勒·拉赫曼·阿里夫继任总统。[149]
1963年2月阿卜杜勒·卡里姆·嘎希姆政权垮台后，库尔德人与巴格达之间的关系一度出现转机。政府军解除对于库尔德人地区的经济封锁，开始撤出库尔德人地区。与此同时，穆斯塔法·巴尔扎尼与伊拉克政府举行谈判，要求伊拉克政府承认库尔德地区的自治权利，允许库尔德人在苏莱曼尼耶、基尔库克、阿尔比勒以及北部油田划定自治区域并组建自治的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由库尔德人出任伊拉克共和国副总统。复兴党主导的内阁无意满足穆斯塔法·巴尔扎尼的要求，谈判破裂，双方再度进入战争状态。库尔德民主党武装控制伊拉克北部13500平方公里的乡村和100万库尔德人，伊拉克政府军占据库尔德地区的主要城市苏莱曼尼耶、基尔库克和阿尔比勒。1964年2月，阿卜杜勒·萨拉姆·阿里夫与穆斯塔法·巴尔扎尼秘密会晤，双方达成停火协议。然而，在库尔德民主党内部，伊卜拉欣·艾哈迈德和贾拉勒·塔拉巴尼持强硬立场，拒绝接受停火条件，进而与持温和立场的穆斯塔法·巴尔扎尼分道扬镳。同年6月，库尔德民主党举行大会，伊卜拉欣·艾哈迈德和贾拉勒·塔拉巴尼宣布脱离库尔德民主党，创建库尔德人爱国联盟，成为叙利亚政府支持的库尔德人政治组织。[150]1965年初，伊拉克政府军与库尔德人之间战火再起。穆斯塔法·巴尔扎尼领导的库尔德民主党得到伊朗政府的支持，伊拉克政府军的攻势逐渐陷入被动局面。[151]
1966年4月阿卜杜勒·萨拉姆·阿里夫死后，阿卜杜勒·拉赫曼·巴扎兹领导的内阁试图强化文官政治，增加经济投资，削减军费支出，削弱军方的政治影响。同年5月，阿卜杜勒·拉赫曼·巴扎兹内阁与穆斯塔法·巴尔扎尼领导的库尔德民主党签署和平协议，承认伊拉克共和国的双重民族性，承诺在议会民主制的框架内给予库尔德人充分的自治权利。阿卜杜勒·拉赫曼·巴扎兹推行的改革举措以及怀柔库尔德人的政策，引起军方将领的不满。1966年8月，迫于军方的压力，阿卜杜勒·拉赫曼·巴扎兹辞职，什叶派军官纳吉·塔里布出任总理，组建军方主导的内阁。伊拉克政府与库尔德民主党签署的和平协议夭折，双方恢复交战状态。1967年5月，阿卜杜勒·拉赫曼·阿里夫罢免纳吉·塔里布，自任内阁总理。同年7月，塔希尔·叶赫亚出任内阁总理。[152]
1964年2月，复兴党在大马士革召开第七次大会，正式开除阿里·萨利赫·萨阿迪，艾哈迈德·哈桑·巴克尔进入复兴党革命指挥委员会，成为复兴党伊拉克地区委员会的领导人。萨达姆·侯赛因受艾哈迈德·哈桑·巴克尔的委托，负责重建复兴党伊拉克地区组织。同年9月，复兴党暗杀阿卜杜勒·拉赫曼·阿里夫未遂，艾哈迈德·哈桑·巴克尔和萨达姆·侯赛因一度入狱。[153]
1966年2月，复兴党的大马士革总部出现分裂，米切尔·阿弗拉格被叙利亚复兴党开除。伊拉克复兴党支持米切尔·阿弗拉格，遂与叙利亚复兴党分道扬镳。1966年9月，伊拉克复兴党选举新的领导机构，艾哈迈德·哈桑·巴克尔当选总书记，萨达姆·侯赛因当选副总书记。[154]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纳赛尔政权危机四伏，纳赛尔主义逐渐走向低谷。与此同时，复兴党在伊拉克的政治影响迅速扩大，复兴党成员达到5000人。[155]
1968年初，复兴党领导人通过共和国卫队旅长萨阿顿·贾伊丹的引见，与阿卜杜勒·拉赫曼·阿里夫政权的军事情报局局长阿卜杜勒·拉扎格·纳伊夫和共和国卫队司令伊卜拉欣·达乌德密谋发动政变。[156]1968年4月，包括5名复兴党成员在内的13名退役军官致信阿卜杜勒·拉赫曼·阿里夫，要求罢免塔希尔·叶赫亚的总理职务，改组内阁，遭到拒绝。[157]7月17日，阿卜杜勒·拉扎格·纳伊夫、伊卜拉欣·达乌德和萨阿顿·贾伊丹在复兴党的支持下发动政变，控制巴格达，阿卜杜勒·拉赫曼·阿里夫流亡国外。次日，复兴党总书记艾哈迈德·哈桑·巴克尔出任总统，政变的发动者阿卜杜勒·拉扎格·纳伊夫和伊卜拉欣·达乌德分别出任内阁总理和国防部长，复兴党成员萨利赫·马赫迪·阿马什出任内务部长，哈尔丹·提克里提出任武装部队参谋总长兼空军司令，萨阿顿·贾伊丹出任共和国卫队司令。[158]7月30日，复兴党再次发动政变，阿卜杜勒·拉扎格·纳伊夫和伊卜拉欣·达乌德分别改任驻外大使，艾哈迈德·哈桑·巴克尔出任总统、内阁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哈尔丹·提克里提出任国防部长兼武装部队副总司令，阿卜杜勒·卡里姆·舍赫里出任外交部长。[159]
艾哈迈德·哈桑·巴克尔来自提克里特的阿布·纳绥尔部落，出身农民家庭，1938年毕业于军事学院，1958年加入复兴党，同年参加自由军官发动的政变，1963年曾经出任阿卜杜勒·萨拉姆·阿里夫政权的内阁总理。艾哈迈德·哈桑·巴克尔领导的复兴党政权，主要支持者是分布在伊拉克西北部的逊尼派阿拉伯部族。提克里特人的权力垄断，构成艾哈迈德·哈桑·巴克尔政权的明显特征。复兴党革命指挥委员会5名成员中，3人来自提克里特；总统、内阁总理和国防部长的职位均由提克里特人把持，尚未出任政府职务的复兴党副总书记萨达姆·侯赛因亦来自提克里特。另一方面，艾哈迈德·哈桑·巴克尔政权具有军人政治的浓厚色彩，总统、内阁总理、国防部长、内务部长以及革命指挥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均为复兴党军官。[160]尽管复兴党标榜阿拉伯民族主义和倡导阿拉伯世界的统一进程，然而艾哈迈德·哈桑·巴克尔领导的复兴党政权明确强调伊拉克至上的国家主义原则。[161]艾哈迈德·哈桑·巴克尔政权的建立，标志着伊拉克共和国的历史进入复兴党统治的时代。一党制的独裁、政治局势的空前稳定和经济社会的长足进步，构成复兴党执政时代的主要特征。
艾哈迈德·哈桑·巴克尔政权建立后，致力于清洗复兴党军官、排斥政治异己和强化独裁统治。1969年11月，艾哈迈德·哈桑·巴克尔改组复兴党革命指挥委员会，革命指挥委员会成员由5人增至15人，文职人员取代复兴党军官成为革命指挥委员会的主体，塔哈·亚辛·拉马丹和伊扎特·伊卜拉欣进入革命指挥委员会，萨达姆·侯赛因出任革命指挥委员会副主席。艾哈迈德·哈桑·巴克尔政权建立初期，面临来自以国防部长哈尔丹·提克里提和内务部长萨利赫·马赫迪·阿马什为首的复兴党军官的挑战和威胁。1970年4月，哈尔丹·提克里提和萨利赫·马赫迪·阿马什出任副总统，哈马德·什哈卜和萨阿顿·贾伊丹分别出任国防部长和内务部长。同年10月，哈尔丹·提克里提被解除副总统职务。次年3月，哈尔丹·提克里提在科威特死于暗杀。1971年9月，萨利赫·马赫迪·阿马什亦被解除副总统职务，改任驻苏联大使。与此同时，复兴党内部诸多资深成员，包括萨拉赫·欧麦尔·阿里、阿卜杜拉·萨鲁姆·萨马里、沙菲格·卡马里和阿卜杜勒·卡里姆·舍赫里，相继被艾哈迈德·哈桑·巴克尔解除职务。[162]1973年6月，来自什叶派的复兴党情报机构首脑纳迪姆·卡扎尔政变未遂，遭到处决。随后，萨达姆处决超过30名高级军官，逮捕大批反对派成员。巴克尔兼任国防部长，萨阿顿·沙吉尔和巴尔赞·塔克里提接管复兴党情报机构。[163]
1970年7月，艾哈迈德·哈桑·巴克尔领导的复兴党政权颁布临时宪法。1970年临时宪法规定，伊拉克共和国由阿拉伯民族和库尔德民族共同组成，伊拉克共和国的宗旨是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实现阿拉伯世界的统一；复兴党是伊拉克共和国的执政党，复兴党革命指挥委员会是伊拉克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构，负责制定法律、保卫国家安全和批准国家财政预算；革命指挥委员会主席兼任伊拉克共和国总统，统率武装部队；内阁执行革命指挥委员会的决定，内阁成员由革命指挥委员会主席任免；伊斯兰教是伊拉克共和国的官方宗教，其他宗教信仰受国家和政府的保护；自然资源和主要的生产资料实行国家所有；国家实行免费的教育和医疗制度。[164]
60年代后期，穆斯塔法·巴尔扎尼领导的库尔德民主党得到伊朗、以色列和美国的支持，贾拉勒·塔拉巴尼领导的库尔德人爱国联盟则与复兴党保持密切的联系。1968年7月，3名库尔德人获准进入艾哈迈德·哈桑·巴克尔领导的内阁，其中2人来自库尔德民主党，1人来自库尔德人爱国联盟；艾哈迈德·哈桑·巴克尔试图利用穆斯塔法·巴尔扎尼与贾拉勒·塔拉巴尼之间的矛盾，控制库尔德人。同年8月，库尔德民主党成员辞去内阁职务。12月，伊拉克政府与穆斯塔法·巴尔扎尼领导的库尔德民主党武装爆发战争。[165]1970年3月，伊拉克政府与穆斯塔法·巴尔扎尼达成停火协议，伊拉克政府首次正式承认库尔德地区的自治权利，承诺在库尔德人居多的地区设立特别行政区，由库尔德人出任伊拉克共和国副总统，库尔德语与阿拉伯语同为库尔德地区的官方语言，库尔德人武装并入伊拉克军队，穆斯塔法·巴尔扎尼和库尔德民主党中止与伊朗的联系，协议将在四年后即1974年生效。[166]1974年3月，伊拉克政府宣布库尔德人问题的和平方案。根据该方案，库尔德地区以阿尔比勒作为首府，选举产生库尔德地区的立法会议，库尔德地区的行政机构即执行委员会由立法会议选举产生，伊拉克总统有权任命和罢免执行委员会主席，有权解散立法会议，伊拉克政府控制库尔德地区的外交、军事、石油、财政预算。库尔德民主党拒绝接受伊拉克政府提出的和平方案，双方再度爆发战争，伊拉克政府军的五分之四投入库尔德地区的战争。[167]1975年3月，伊拉克政府与伊朗政府共同发表阿尔及尔宣言，伊拉克政府接受伊朗政府提出的阿拉伯河划分方案，伊朗政府停止支持库尔德民主党并关闭伊朗与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的边境。随后，伊拉克军队攻占库尔德地区，穆斯塔法·巴尔扎尼和库尔德民主党武装以及约15万库尔德人难民逃入伊朗境内。[168]与此同时，伊拉克政府开始在阿尔比勒筹建库尔德人自治机构，库尔德人塔哈·穆希丁·马阿鲁夫出任伊拉克副总统。此后，约50万库尔德人迁至伊拉克南部的什叶派地区，亦有大批的逊尼派阿拉伯人移入北部库尔德地区特别是基尔库克油田区。库尔德人自治机构的管辖范围，不足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总面积的二分之一；阿拉伯人居多的基尔库克省以及靠近伊朗边境的山区处于伊拉克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169]伊拉克政府不断投资库尔德地区的开发建设，密切库尔德地区与巴格达之间的联系和交往，强化对于库尔德人的控制。[170]
君主制时代，伊拉克政府长期实行亲西方的外交政策。伊拉克共和国建立后，实行亲苏的外交政策；与此同时，伊拉克政府的石油国有化政策，导致伊拉克与西方的关系逐渐恶化。1972年4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访问巴格达，与伊拉克政府签署为期15年的友好条约。1975年起，伊拉克与西方的外交关系逐渐改善，与苏联之间的关系随之趋于冷淡。[171]
1971年11月英军撤出波斯湾后，伊朗军队随即占领阿布·穆萨岛和大小通布岛，进而提出对于阿拉伯河的主权要求。随后，伊拉克政府宣布断绝与伊朗之间的外交关系，驱逐南部自称具有伊朗血统的什叶派约4万人。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伊拉克一度与伊朗恢复外交关系。1975年伊拉克政府与伊朗政府发表阿尔及尔宣言后，巴格达与德黑兰之间的关系一度改善。[172]
伊拉克与叙利亚同属新月地带的阿拉伯国家，具有特殊的地缘政治联系。1966年，复兴党出现分裂，伊拉克与叙利亚之间的关系急剧恶化。70年代，伊拉克与叙利亚构成苏联在中东最重要的政治盟友，然而两国关系并未因此得到改善。伊拉克政府于1974年指责叙利亚支持库尔德人的反政府活动，1976年指责叙利亚入侵黎巴嫩和驱逐巴勒斯坦解放组织。1977年萨达特访问耶路撒冷和签署埃以和平协议后，伊拉克与叙利亚之间的紧张关系逐渐缓解。1978年10月，伊拉克政府与叙利亚政府发表民族行动联合宪章，伊拉克与叙利亚的合并重新提上议事日程。[173]
萨达姆政权的内外政策
70年代中期，萨达姆·侯赛因逐渐取代艾哈迈德·哈桑·巴克尔，成为复兴党政权的核心人物。萨达姆·侯赛因1937年出生于提克里特的贫困农民家庭，1957年加入复兴党，1959年曾经参与暗杀阿卜杜勒·卡里姆·嘎希姆。[174]1979年7月，艾哈迈德·哈桑·巴克尔辞职，萨达姆·侯赛因成为伊拉克共和国总统、复兴党地区委员会总书记、革命指挥委员会主席和武装部队司令，伊扎特·伊卜拉欣出任革命指挥委员会副主席和复兴党地区委员会副总书记，塔哈·拉马丹出任内阁第一副总理。[175]
1980年3月，议会选举法颁布；根据议会选举法，议会实行一院制，由250名议员组成，议员选举产生，任期4年；全国划分为59个选区，年满18岁的伊拉克公民享有选举权，年满25岁的伊拉克公民享有被选举权；议会与复兴党革命指挥委员会共同行使立法权，负责讨论国家政策、监督政府机构、批准财政预算和国际条约。[176]同年6月，伊拉克举行自1958年成立以来的首次议会选举，复兴党革命指挥委员会成员纳伊姆·哈达德当选议长。[177]
1968年复兴党政权建立后，伊拉克政治生活的突出变化在于国家职能的强化、复兴党势力的膨胀、一党制统治模式的形成、政党政治与政府政治的合一。萨达姆于1979年掌握国家权力以后，大规模清洗政治异己，重组复兴党，控制武装力量，完善情报机构和安全机构，旨在强化个人独裁。如同纳赛尔时代的埃及和阿萨德时代的叙利亚一样，萨达姆政权建立后的伊拉克兼有独裁与稳定的双重特点。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萨达姆时代极度膨胀的个人独裁既是长期以来伊拉克政治生活的逻辑延伸，亦是伊拉克实现国家统一和社会整合的客观需要。萨达姆凌驾于社会和民众之上，成为伊拉克统一和主权的象征。
自70年代开始，伊拉克复兴党建立起庞大的组织体系。复兴党的基层组织称作哈勒卡，由3—7名复兴党成员组成；若干哈勒卡组成菲尔卡，若干菲尔卡组成舒尔巴；省级的复兴党组织称作法尔，由若干舒尔巴组成；复兴党地区委员会相当于复兴党的伊拉克全国委员会，与革命指挥委员会同为伊拉克复兴党的最高领导机构。[178]1974年1月召开的复兴党大会，选举产生13人组成的地区委员会。1977年1月，复兴党地区委员会成员增至21人。1977年9月，复兴党地区委员会的全部成员均被任命为革命指挥委员会的成员，两者合一。[179]伊拉克共和国总统由革命指挥委员会成员选举产生，总统负责任免内阁成员。议会处于复兴党的控制之下，形同虚设，只是象征性的国家权力机构。[180]1968年，复兴党成员约0. 5万人。1978年，复兴党成员达到5万人，复兴党控制的民兵亦有5万人之多。[181]1976年，复兴党声称拥有1万名党员和50万名支持者；80年代初，复兴党党员增至2.5万，支持者增至150万。[182]
武装力量是复兴党政权控制社会的重要工具。军费在政府财政预算中所占的比例，1958年伊拉克共和国建立初期仅为7%，1966年增至13%，1974年达到19%。伊拉克军队的员额，1958年为5万人，1966年为8万人，1974年增至20万人，1988年两伊战争结束时达到95万人。[183]
艾哈迈德·哈桑·巴克尔于1971年11月颁布民族行动宪章，随后成立复兴党主导的伊拉克民族进步阵线。1972年4月柯西金访问巴格达后，伊拉克共产党取得合法的政治地位，加入民族进步阵线。[184]1975年，库尔德民主党加入民族进步阵线。1978年，共产党与复兴党之间的关系逐渐恶化。1979年，共产党退出民族进步阵线，共产党领导人大都流亡国外，在贝鲁特、大马士革和欧洲从事反对复兴党的政治活动。[185]民族进步阵线名为复兴党与其他政治派别合作的政治组织，实则处于复兴党的控制之下，构成复兴党一党制独裁统治的政治工具。工会、农民联合会和妇女联合会，亦是复兴党政权控制民众的政治工具。[186]90年代末，伊拉克妇女联合会有分支机构222个，成员达到150万人。[187]
自1975年起，复兴党政权实行温和的外交政策，特别是致力于改善与伊朗以及海湾君主国的关系。1975年，伊拉克与阿曼建交。1978年，伊拉克恢复援助南也门。戴维营协议的签署导致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一落千丈，伊拉克的地位随之明显上升，俨然成为阿拉伯世界政治舞台的核心。1978年11月，伊拉克提议召开阿拉伯国家峰会，共同抵制埃及与以色列签署戴维营协议。与此同时，伊拉克宣布放弃与巴勒斯坦内部阿布·尼达尔领导的极端势力的政治合作，支持阿拉法特和巴解组织主流派别。1979年6月，萨达姆访问约旦，成为1959年以来首位访问约旦的伊拉克领导人，两国签署军事、经济和政治合作协议。[188]
巴格达的复兴党政权尽管曾经应巴列维国王的请求于1978年10月将霍梅尼驱逐出境，却于1979年2月巴列维王朝垮台后一度对德黑兰政府持相对友好的态度。[189]1979年6月，复兴党政权镇压伊拉克境内什叶派阿拉伯人的反政府示威，软禁什叶派反政府领导人穆罕默德·巴基尔·萨德尔，巴格达与德黑兰之间的关系骤然紧张。同年10月，复兴党政权要求伊朗归还波斯湾水域的阿布·穆萨岛和大小通布岛。[190]1980年9月，萨达姆宣布废除1975年伊拉克政府与伊朗政府共同签署的阿尔及尔协议，恢复对于阿拉伯河的主权要求。随后，伊拉克军队进入两伊边境中部的争议地区宰因·卡乌斯，两伊战争爆发。[191]
伊拉克与伊朗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自公元前6世纪起，两河流域长期处于波斯阿黑门尼德王朝和萨珊王朝的统治之下。伊斯兰教诞生后，巴士拉、库法和巴格达的阿拉伯统治者主宰伊朗高原和波斯人的命运亦长达数百年。16世纪以后，逊尼派的奥斯曼帝国与什叶派的萨法维王朝之间长期处于战争状态，伊拉克成为双方角逐的主要战场。1847年，在英国和俄国的干预下，奥斯曼帝国与伊朗恺伽王朝签署厄尔祖鲁姆协议，划定阿拉伯河水域的主权归属。1937年，伊拉克政府与伊朗巴列维王朝再次签署协议，双方分享阿拉伯河的主权。[192]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地位、伊朗西南部胡齐斯坦省的阿拉伯人地位问题、阿拉伯河以及波斯湾水域诸岛屿的主权归属，构成伊拉克与伊朗之间矛盾的焦点。阿拉伯人与波斯人之间的民族对立、逊尼派穆斯林与什叶派穆斯林之间的教派分歧、复兴党政权的世俗阿拉伯主义与霍梅尼倡导的现代伊斯兰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明显差异，亦是加剧两伊之间矛盾冲突的重要因素。萨达特出访耶路撒冷以后，伊拉克在阿拉伯世界日益提高的政治地位、伊斯兰革命后伊朗国内的动荡局势、两伊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和海湾霸权的角逐，成为促使复兴党政权发动两伊战争的重要原因。
两伊战争初期，伊拉克军队在伊朗西南部的胡齐斯坦长驱直入，伊朗处于明显的被动状态。1982年春季，伊朗军队全面反攻，收复此前丧失的大部分领土，伊拉克军队伤亡惨重。同年6月，复兴党政府提出停火建议，遭到伊朗方面的拒绝。[193]此后，两伊战争进入消耗战的阶段，交战双方陷于相持的状态。两伊战争期间，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国家普遍支持伊拉克政府，极力遏制霍梅尼政权输出伊斯兰革命，萨达姆俨然是海湾阿拉伯国家的捍卫者，伊朗则处于相对孤立的国际环境。1987年7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598号决议，要求交战双方实现停火。伊拉克政府宣布接受598号决议，伊朗政府则拒绝接受598号决议。[194]1988年7月，伊朗政府宣布接受联合国第598号决议。同年8月，双方全线停火，两伊战争结束。[195]
长达8年的两伊战争，导致伊拉克经济的严重衰退。两伊战争期间，伊朗尚能依靠石油出口支撑战争费用，石油日产量维持在150—200万桶的水平。由于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叙利亚关闭巴尼亚斯的输油管道，伊拉克只能通过输油管道经土耳其出口石油，石油日产量仅100万桶。[196]与此同时，伊拉克的石油年收入从1980年的260亿美元下降为1982年的90亿美元和1983年的70亿美元，外汇储备从1980年的300亿美元下降为1983年的30亿美元。石油收入的锐减，迫使伊拉克政府向西方国家和海湾阿拉伯国家特别是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举债。1983年，伊拉克政府的外债达到250亿美元。[197]1980—1988年，伊拉克方面约25万人死于战争，6万人被俘，南部重镇巴士拉和港口城市法奥遭到严重的破坏，经济损失超过4000亿美元。[198]1988年两伊战争结束时，伊拉克政府的外债总额高达800亿美元，石油收入却不足1980年的二分之一。[199]
长达8年的两伊战争导致伊拉克经济形势急剧恶化，物资严重短缺，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失业率上升。1990年，伊拉克石油收入的二分之一用于偿还战争期间的外债。然而，国际市场油价大幅下跌，1990年6月跌至每桶11美元，伊拉克石油收入锐减，经济重建进程步履维艰。萨达姆声称，伊拉克与伊朗之间的战争乃是阿拉伯民族与波斯人的战争，是伊拉克保卫海湾阿拉伯国家免遭伊朗入侵的战争，而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则是两伊战争的直接受益者，呼吁海湾主要产油国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削减石油产量，进而要求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将两伊战争期间向伊拉克提供的400亿美元贷款改为赠与，帮助伊拉克实现经济重建。伊拉克政府宣传部长塔里格·阿齐兹声称，无数伊拉克青年在保卫阿拉伯世界的战争中流淌的鲜血足以偿还海湾国家提供的援助。然而，伊拉克方面的要求遭到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的拒绝。[200]与此同时，萨达姆开始将战争的矛头指向科威特。
1990年7月31日，由伊扎特·伊卜拉欣、萨阿敦·哈马迪和阿里·哈桑·马吉德组成的伊拉克政府代表团与科威特政府代表团在吉达举行会晤，无果而终。[201]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军队入侵科威特，科威特埃米尔贾比尔·萨巴赫以及约30万科威特人逃往沙特阿拉伯。随后，萨达姆宣布科威特并入伊拉克的版图，成为伊拉克的第19个省，任命阿里·哈桑·马吉德为科威特省长。[202]与此同时，科威特王室在沙特阿拉伯建立流亡政府，寻求国际社会的支持。
两伊战争期间，伊拉克曾经得到阿拉伯世界和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普遍支持。科威特战争爆发后，大多数阿拉伯国家、欧盟、美国、苏联以及邻国土耳其、伊朗强烈谴责巴格达的复兴党政权，只有巴勒斯坦、约旦、苏丹和也门支持萨达姆。1990年8月6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661号决议，谴责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宣布对伊拉克实行经济制裁。[203]1990年11月29日，安理会通过第678号决议，对伊拉克实行石油禁运，中断伊拉克通往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的输油管道，授权联合国成员国采取一切手段迫使伊拉克在1991年1月15日前无条件撤出科威特。[204]1991年1月17日，美国主导的联合国多国部队开始大规模的沙漠风暴行动。同年2月25日，“沙漠风暴”行动结束，伊拉克军队撤出科威特。[205]
海湾战争后的国际制裁与国内局势
科威特战争后，伊拉克经历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长期制裁。1991年4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687号决议，要求伊拉克政府必须承认1963年划定的伊科边境，伊科边境地带派驻联合国观察员并设立非军事区，伊拉克政府必须在国际社会监督下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伊拉克政府向科威特支付战争赔偿，国际社会不得向伊拉克提供武器和军事技术。随后通过的联合国安理会第688号决议，谴责萨达姆政权镇压国内什叶派和库尔德人，宣布在北纬36度即阿尔比勒以南建立禁飞区。同年5月，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进入伊拉克。[206]
1994年11月，萨达姆宣布承认科威特的主权和独立，放弃对于科威特的领土要求，承认1993年5月联合国划定的伊科边界线。1996年，伊拉克政府接受联合国安理会986号决议。根据该决议，伊拉克政府每6个月出口20亿美元的石油，用于进口人道主义物资。[207]1998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1153号决议，允许伊拉克政府每6个月出口52亿美元的石油，用于进口人道主义物资。1999年，伊拉克政府每6个月出口石油的数额增至83亿美元。[208]1996年至2002年，伊拉克政府累计出口石油642亿美元，用于进口人道主义物资、向科威特支付战争赔款和支付联合国核查机构的相关费用。[209]
1999年12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1284号决议，要求伊拉克政府配合联合国恢复在伊拉克的武器核查，遭到拒绝。伊拉克政府宣布，联合国必须无条件解除对于伊拉克的经济制裁，否则不允许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进入伊拉克。与此同时，伊拉克极力改善与欧洲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打破美国的封锁，取得一定成效。2000年3月，约2000名伊拉克人赴麦加朝觐。随后，伊拉克政府宣布重新启用巴格达民用机场，继而恢复通往法国、俄罗斯、叙利亚和也门的民航班机，运送人道主义物资。2000—2001年，伊拉克与巴林、卡塔尔、阿联酋恢复外交关系，改善与叙利亚的经济交往。2000年底，共和党在美国大选中胜出。布什政府调整对伊政策，扶植伊拉克国内的反对派势力，试图颠覆萨达姆政权，代之以亲美政权。[210]2001年2月，布什政府开始实施对伊空中打击。
80年代末，如同中东诸多国家一样，伊拉克亦曾经历民主化的政治实践。1989年4月，伊拉克召开新的国民议会，政治改革成为国民议会讨论的焦点。1990年7月，国民议会通过新宪法。新宪法包括引进多党制的政党制度，解散革命指挥委员会，将革命指挥委员会的原有权力移交国民议会。新宪法的宗旨，在于削弱复兴党和革命指挥委员会的权力，强化总统的个人权力。伊拉克军队入侵科威特，导致政治改革进程的中断。1991年初海湾战争结束后，政治改革进程重新启动，属于什叶派的萨阿敦·哈马迪和穆罕默德·哈姆扎·祖拜迪先后出任内阁总理，库尔德人塔哈·亚辛·拉马丹出任副总统，基督徒塔里格·阿齐兹出任副总理。与此同时，萨达姆宣布推进政治自由化进程，解除党禁，实行多党制，承诺举行多党制议会选举。1991年3月革命指挥委员会颁布的法令规定，超过150名年满25岁的伊拉克公民即可组建政党，禁止成立教派政党、民族政党和区域政党，任何政党不得接受境外的资助。[211]1994年5月，萨达姆兼任内阁总理。1995年10月，伊拉克举行首次直接选举，萨达姆以99.96%的选票连任总统。[212]
1990年9月，伊拉克反对派人士在大马士革成立伊拉克民族行动委员会，领导人是伊雅德·阿拉维。伊拉克民族行动委员会系沙特阿拉伯政府支持的政治组织，试图策划在伊拉克国内发动军事政变，颠覆萨达姆政权。[213]1991年3月，伊拉克19个反对派政治组织的代表在贝鲁特召开会议，协商推翻萨达姆政权的策略。1992年6月，伊拉克的反对派组织在维也纳召开会议，成立包括逊尼派阿拉伯人、什叶派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的伊拉克国民大会，旨在实现内部和解和加强相互合作。同年10月，伊拉克反对派组织在伊拉克北部城市阿尔比勒附近的萨拉赫丁选举174人组成的议会和25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什叶派政治家艾哈迈德·沙拉比出任执行委员会主席。[214]然而，伊拉克国民大会内部派系林立，矛盾错综复杂，缺乏统一的政治立场和行动纲领。库尔德民主党和库尔德爱国联盟作为最大的反政府组织，宿怨极深。1995年，艾哈迈德·沙拉比领导的国民大会执行委员会与库尔德爱国联盟武装共同对抗伊拉克政府军，导致库尔德民主党领导人的强烈不满；后者指责艾哈迈德·沙拉比和国民大会执行委员会偏袒库尔德爱国联盟，进而寻求伊拉克政府军的支持。1996年，伊拉克政府军进入库尔德人地区，平息伊拉克国民大会的反政府活动。[215]
伊拉克是伊斯兰教什叶派的发源地。然而，逊尼派阿拉伯人长期主导伊拉克的政治舞台。什叶派阿拉伯人尽管人数居多，却处于从属逊尼派阿拉伯人的政治地位。君主制时代后期，曾经有4名什叶派阿拉伯人出任伊拉克政府的内阁首相。伊拉克共和国建立后，亦曾吸收什叶派阿拉伯人进入内阁，旨在扩大新政权的社会基础。1977年，复兴党地区委员会和内阁成员38人，其中8人来自什叶派阿拉伯人。进入80年代，复兴党政权中什叶派阿拉伯人的数量进一步增多。[216]尽管如此，逊尼派阿拉伯人始终把持军政要职，凌驾于什叶派阿拉伯人之上，尤其是在国家政权的核心层面排斥什叶派阿拉伯人的政治参与。逊尼派阿拉伯人与什叶派阿拉伯人之间的教派对立，深刻影响着伊拉克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进而形成教派政治的浓厚色彩。由于复兴党具有世俗政治的明显特征，什叶派阿拉伯人与逊尼派阿拉伯人之间的权力角逐表现为宗教政治与世俗政治的激烈对抗。
1969年4月，伊朗政府宣布废除1937年与伊拉克签署的双边条约，要求根据阿拉伯河主航道划分边界。艾哈迈德·哈桑·巴克尔试图劝说伊拉克的什叶派宗教领袖阿亚图拉穆赫辛·哈吉姆公开谴责伊朗政府，遭到拒绝。随后，艾哈迈德·哈桑·巴克尔驱逐约2万名自称具有伊朗血统的伊拉克人。同年6月，穆赫辛·哈吉姆号召什叶派阿拉伯人举行从纳杰夫前往巴格达的游行示威。巴格达安全机构以充当以色列间谍的罪名，逮捕穆赫辛·哈吉姆之子赛义德·马赫迪·哈吉姆，进而没收纳杰夫的什叶派瓦克夫，关闭什叶派的宗教学校，直至清洗什叶派的政府官员。[217]复兴党与什叶派阿拉伯人之间的矛盾由此骤然加剧。
1970年穆赫辛·哈吉姆死后，阿亚图拉穆罕默德·巴基尔·萨德尔成为什叶派阿拉伯人反对派势力的政治领袖，纳杰夫和卡尔巴拉则是什叶派反政府活动的中心所在。霍梅尼于60年代末70年代初流亡纳杰夫期间，倡导现代伊斯兰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创建伊斯兰国家的政治理念，进而于1974年创建什叶派阿拉伯人的政治组织达瓦党。[218]始建于1958年的什叶派秘密政治组织纳杰夫欧莱玛协会成员，包括穆罕默德·巴基尔·萨德尔，构成达瓦党的主要来源。[219]1974年底，复兴党安全机构逮捕数十名什叶派反对派人士，其中5人被秘密处决。1977年2月，什叶派阿拉伯人在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反政府的示威活动，遭到镇压，约2000人被捕，8人被处决，15人被判处终身监禁。[220]1978年10月，复兴党政府应巴列维国王的请求，将霍梅尼驱逐出境。1979年2月巴列维王朝覆灭后，伊拉克的什叶派反政府势力得到霍梅尼和德黑兰政府的支持。1979年6月，复兴党政权软禁穆罕默德·巴基尔·萨德尔，引发纳杰夫、卡尔巴拉、库法和巴格达等地爆发什叶派阿拉伯人的抗议活动，5000人被捕。同年10月，什叶派宗教学者协会颁布宗教法令，承认什叶派穆斯林诉诸暴力反抗复兴党政权的合法性。1980年3月，伊拉克政府取缔达瓦党。4月，什叶派反对派在巴格达谋杀革命指挥委员会成员塔里格·阿齐兹未遂。随后，安全机构在纳杰夫逮捕并处死穆罕默德·巴基尔·萨德尔，是为伊拉克历史上首次处死什叶派宗教领袖。与此同时，阿亚图拉阿布·嘎希姆·霍伊在纳杰夫遭到软禁，约4万名自称伊朗血统的什叶派穆斯林遭到驱逐，其财产被政府没收。[221]1982年秋，伊拉克的什叶派反政府组织在德黑兰成立“伊斯兰革命最高会议”，穆罕默德·巴基尔·哈吉姆出任主席。1983年5月，哈吉姆家族成员90人在伊拉克遭到逮捕，其中6人被复兴党处死。[222]
伊拉克的什叶派阿拉伯人并非浑然一体，而是在诸多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复兴党政权亦极力分化什叶派阿拉伯人，明确区分伊拉克土著血统的什叶派与自称具有伊朗血统的什叶派，强调伊拉克土著血统的什叶派之伊拉克国家属性和阿拉伯民族属性。与此同时，什叶派阿亚图拉阿布·嘎希姆·霍伊拒绝接受霍梅尼倡导的现代伊斯兰主义和创建伊斯兰国家的政治理念，主张远离政治的伊斯兰教信仰。[223]什叶派温和势力的另一代表人物阿里·卡绥夫·基塔尔则公开谴责霍梅尼，支持复兴党政权。[224]两伊战争期间，伊拉克的国家利益制约着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矛盾冲突。伊拉克的什叶派阿拉伯人与逊尼派阿拉伯人同样遭受战争的伤痛，构成伊拉克军队的重要兵源。萨达姆亦强调伊朗是全体伊拉克人的共同敌人，呼吁逊尼派阿拉伯人和什叶派阿拉伯人同仇敌忾，进而对什叶派阿拉伯人采取相应的怀柔政策。[225]
1991年3月初，伊拉克南部城市巴士拉、阿马拉、纳西里耶、纳杰夫、卡尔巴拉相继爆发什叶派的反政府起义；与此同时，数千名伊斯兰武装人员自伊朗境内进入伊拉克南部，支持什叶派起义者。然而，伊拉克南部的什叶派起义局限于城市的范围，缺乏统一的政治组织，乡村民众大都持观望的态度。3月底，阿亚图拉阿布·嘎希姆·霍伊迫于压力，宣布支持伊拉克政府，呼吁什叶派民众停止反政府活动。什叶派起义遭到共和国卫队的残酷镇压，超过5万人逃往沙特阿拉伯境内，亦有数千人逃往伊朗境内，更多的人逃入南部沼泽。此后，什叶派反政府组织与复兴党政权之间的矛盾再度加剧。什叶派阿亚图拉阿布·嘎希姆·霍伊、阿里·卡绥夫·基塔尔和阿亚图拉阿里·希斯塔尼相继于1991年和1994年被复兴党安全机构软禁，阿亚图拉阿布·嘎希姆·霍伊之子穆罕默德·塔吉于1994年遭到暗杀，阿亚图拉穆尔塔达·布鲁杰尔迪、阿亚图拉阿里·贾拉维和阿亚图拉穆罕默德·萨迪格·萨德尔相继于1998年和1999年遭到暗杀。[226]
70年代后期开始，复兴党政权在北部库尔德地区实行怀柔政策。1980年，实行自治的库尔德地区选举产生50人组成的地方议会。此间，许多库尔德人任职于巴格达的中央政府，库尔德民主党、库尔德革命党和进步库尔德人运动一度作为合法政治组织加入复兴党主导的民族进步阵线。[227]
1976年12月，库尔德民主党出现分裂，以马哈茂德·奥斯曼为首的反巴尔扎尼派宣布脱离库尔德民主党。1979年10月，穆斯塔法·巴尔扎尼死于美国。随后，库尔德民主党举行大会，选举穆斯塔法·巴尔扎尼之子马苏德·巴尔扎尼出任库尔德民主党主席，强调武装斗争、反对复兴党政府、支持霍梅尼和伊朗革命的政治原则。然而，1978—1979年，库尔德民主党的主要攻击目标并非巴格达的复兴党政府，而是库尔德爱国联盟；库尔德爱国联盟支持伊朗国内的反政府组织伊朗库尔德民主党，伊拉克的库尔德民主党则支持伊朗政府，反对伊朗库尔德民主党。[228]
1980年两伊战争爆发后，在伊朗政府的支持下，伊拉克的库尔德民主党再次反叛；贾拉勒·塔拉巴尼领导的库尔德爱国联盟则致力于与伊拉克政府的谈判，试图争取将基尔库克并入库尔德人自治区。[229]1984年，贾拉勒·塔拉巴尼领导的库尔德爱国联盟与巴格达的复兴党政府一度达成临时停火协议，重开谈判。[230]1985年1月，萨达姆拒绝库尔德自治地区实行财政独立、军事独立以及将基尔库克油田划归库尔德自治地区的要求，谈判破裂。随后，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转向寻求德黑兰的支持，进而在伊朗政府的努力下与库尔德民主党建立反政府同盟。[231]
1987年3月，萨达姆任命阿里·哈桑·马吉德负责平息北部库尔德人的反叛。同年4月，阿里·哈桑·马吉德开始在库尔德地区使用化学武器。1988年初，随着两伊战争接近尾声，伊拉克政府军大举进攻库尔德人反政府武装。阿里·哈桑·马吉德在库尔德人地区采取焦土战术，再次使用化学武器，同年3月占领库尔德爱国联盟总部。8月，库尔德民主党反政府武装停止抵抗，伊拉克政府军控制整个库尔德人地区。此间，库尔德人地区80%的村庄被毁，6万人丧生。[232]
1991年3月，在南部什叶派起义的同时，北部库尔德地区爆发起义，库尔德民主党和库尔德爱国联盟组成伊拉克库尔德阵线，占领基尔库克及其周边的油田，俘获政府军9000人。[233]随后，共和国卫队平息起义，近200万库尔德人逃往伊朗边境和土耳其边境。同年4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688号决议，在北纬36度即阿尔比勒以南划定禁飞区。1991年10月，伊拉克政府军被迫撤出库尔德地区。此后，马苏德·巴尔扎尼领导的库尔德民主党控制阿尔比勒为中心的库尔德地区北部，贾拉勒·塔拉巴尼领导的库尔德爱国联盟控制以苏来曼尼亚为中心的库尔德地区南部，库尔德地区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234]1992年5月，库尔德人地区举行议会选举。同年6月，库尔德地方议会和联合政府在阿尔比勒成立，库尔德民主党和库尔德爱国联盟分享议会席位和联合政府职位。[235]然而，库尔德民主党和库尔德爱国联盟依旧各自为政，议会和联合政府形同虚设。与此同时，伊拉克政府对库尔德地区实行经济封锁，加剧了库尔德地区的动荡局势。1993年12月，土耳其政府支持的库尔德民主党与伊朗政府支持的库尔德爱国联盟之间爆发武装冲突。1994年12月，贾拉勒·塔拉巴尼领导的库尔德爱国联盟武装占领阿尔比勒，马苏德·巴尔扎尼领导的库尔德民主党武装退守伊土边境地区。1996年夏，伊朗军队进入库尔德爱国联盟控制的地区，追剿伊朗库尔德民主党武装，伊拉克库尔德民主党谴责库尔德爱国联盟并寻求巴格达的支持。随后，伊拉克政府军3万人进入库尔德地区，协助库尔德民主党武装夺取阿尔比勒。1998年9月，库尔德民主党和库尔德爱国联盟在美国的斡旋下签署华盛顿协议，双方实现停火，然而库尔德地区的形势并无明显的变化。[236]
经济与社会的进步
自19世纪中叶起，伊拉克的交通环境逐渐改善，现代交通体系初步建立。1835年，蒸汽船开始航行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水域。[237]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后，欧洲开通前往波斯湾水域的定期航线，伊拉克与欧洲之间的贸易交往明显扩大。1870年，第一艘英国商船经苏伊士运河抵达波斯湾港口城市巴士拉。[238]巴格达铁路始建于奥斯曼帝国末期；20世纪30年代，自巴士拉经巴格达至基尔库克的铁路建成通车，公路长度超过7000公里，其中铺面公路达到1000公里，伊拉克南部与北部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密切。[239]
随着交通环境的逐渐改善和现代交通体系的初步建立，伊拉克的经济生活开始出现变动的迹象。南部港口城市巴士拉取代北部自摩苏尔通往阿勒颇和大马士革的传统商路，成为伊拉克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的主要贸易枢纽。19世纪后期，伊拉克的进出口贸易额急剧上升，羊毛和谷物取代椰枣成为伊拉克主要的出口商品，英国取代印度成为伊拉克最重要的贸易对象。1864年，伊拉克的进出口贸易额分别为29万英镑和9万英镑。1880—1913年，伊拉克的进口贸易额从79万英镑增至317万英镑，出口贸易额从94万英镑增至270万英镑。1888—1913年，伊拉克经海路出口的椰枣从39800吨增至67800吨，小麦从11500吨增至17700吨，大麦从10800吨增至6. 7万吨。[240]1861—1913年，伊拉克年出口谷物从14万英镑增至800万英镑。[241]进出口贸易额的上升，特别是农作物出口的增长，反映出自19世纪后期开始伊拉克农业生产的长足进步和农业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封闭和自给的传统农业模式逐渐衰落。国际市场的扩大以及交往环境的改善，构成导致自19世纪后期开始伊拉克农业生产长足进步和促使传统农业模式逐渐衰落的直接动力。
君主制时代后期，伊拉克政府逐渐增加农业投资。1951年，政府财政预算中的农业投资为6500万第纳尔（折合1.8亿美元）；1955年，政府财政预算中的农业投资增至5亿第纳尔（折合14亿美元）。50年代，伊拉克发展董事会将农业作为首要的投资领域，农业投资约占投资总额的五分之二，主要是投资兴建水利设施。伊拉克的农业生产严重依赖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灌溉，水利设施对于农业生产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战之前，伊拉克的主要水利设施只有辛迪耶水坝。二战前夕，幼发拉底河中游的哈巴尼耶水坝初步建成。[242]至1958年，巴格达附近的萨尔萨尔水坝、拉马迪附近的幼发拉底河水坝以及北部库尔德人地区扎卜河流域的杜坎水坝和迪亚拉河上游的达尔班迪坎水坝相继完工。[243]
农业投资增加和水利设施建造的直接结果是耕地面积的扩大。1913年，伊拉克的耕地面积约为160万杜诺姆（1杜诺姆约合1000平方米）。[244]君主制时代，推广机械灌溉，耕地面积明显扩大，1943年为900万杜诺姆，1953年增至1370万杜诺姆，1958年达到1600万杜诺姆。[245]与此同时，农作物的种植结构出现明显的变化。谷物和椰枣是伊拉克最重要的传统农作物，长期构成出口国际市场的主要商品。[246]进入30年代，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逐渐扩大，棉花产量从1935年的5000包增至1939年的19000包，烟草产量从1930年的21吨增至1939年的6000吨。[247]在北部和中部地区，棉花取代谷物和椰枣成为最重要的农作物。[248]
在君主制时代的伊拉克，农作物产量的提高主要是通过扩大耕地面积和增加农民劳动强度；农民大都沿袭传统的耕作方式，采用牲畜牵引的木犁和手工收割。[249]君主制时代后期，随着农产品市场的扩大和农业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农业机械逐渐推广。1952—1958年，包括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在内的大型农业机械的保有量从275台增至3181台。巴格达周围的机耕地产，1952年为781处，1958年增至2219处。[250]复兴党政权建立后，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程度进一步提高。70年代中期，拖拉机的保有量增至1.4万台，拖拉机与耕地的比例为1：280公顷；1982年，拖拉机的保有量达到3万台，拖拉机与耕地的比例为1：180公顷。[251]
在19世纪的伊拉克，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只是名义上的最高土地所有者，部族拥有对于土地的实际支配权。米扎特帕夏于1869—1872年出任巴格达总督期间，引入奥斯曼帝国1858年颁布的土地法，推行非国有化的地权政策，向从属于部族的农民征纳赋税，试图塑造小农作为新的纳税人阶层，排斥部族支配土地的传统权力，进而扩大政府的赋税来源。由于部族传统的根深蒂固和部族舍赫的抵制，米扎特帕夏的改革举措成效甚微。1914年一战前夕，伊拉克80%的土地系奥斯曼帝国的米里，名义上处于国有的状态。[252]
君主制时代，伊拉克的地权运动表现为国家土地所有权的衰落、部族土地支配权的削弱和私人土地所有权的扩展，大量的国有土地和部族共有地演变为私人地产，而地权运动的逻辑结果是土地兼并的加剧和大地产的膨胀。伊拉克的大地产主要分布在南部的什叶派地区，最典型的大地产集中于阿马拉和库特两省。在1951年的阿马拉省，8个最大的舍赫家族拥有全部耕地的53%，19%的耕地属于另外18个舍赫家族。1952年，库特省超过50万英亩的耕地成为穆希亚部落亚辛家族和拉比尔部落阿米尔家族的私人地产。[253]在巴格达省，官僚和商人竞相购置地产，进而加入大地产主的行列。1958年，伊拉克共有土地所有者25万余户，耕地面积约为3215万杜诺姆，其中地产面积不足1杜诺姆的农户2.3万户，占农户总数的9.12%，占有全部耕地的0.03%；地产面积超过2万杜诺姆的大地产主128户，占农户总数的0.05%，占有全部耕地的19.12%；地产面积超过5万杜诺姆的大地产主33户，占农户总数的0.01%，占有全部耕地的9.8%；地产面积超过10万杜诺姆的大地产主8户，占农户总数的0.003%，占有全部耕地的4.43%。[254]另据相关资料统计，1958年，耕地面积超过1千杜诺姆的大地产主2480户，约占土地所有者总数的1%，拥有耕地1770万杜诺姆，占伊拉克全部私人地产的55%，其中49个最大的地产主拥有耕地540万杜诺姆，占伊拉克全部私人地产的17%[255]；相比之下，耕地面积不足50杜诺姆的小土地所有者，占土地所有者总数的73%，却只拥有全部私人地产的6%，60万农户处于无地的状态。[256]
国家土地所有制的衰落和部族共同所有权的削弱，导致农民地位的日趋恶化。随着地权的运动和土地兼并的加剧，越来越多的部族成员逐渐丧失共同支配土地的传统权利，转化为依附于地主的分成制农民。1958年革命前夕，分成制农民占伊拉克南部乡村农户总数的53%，占伊拉克中部乡村农户总数的30%，占伊拉克北部乡村农户总数的17%。在分成制的条件下，农民缴纳的实物地租通常占全部收成的30%～50%。[257]在地主提供机械灌溉的土地，分成制农民缴纳的实物地租甚至超过全部收成的七分之五。[258]
君主制时代，国王和达官显贵拥有大量的地产，地主阶级操纵国家机器，土地构成维系政府与社会精英的主要纽带。土地兼并的加剧和大地产的膨胀无疑不利于扩大政府财源和增加国家的岁入，分成制的传统租佃方式严重阻碍着现代经济的发展。然而，议会长期处于大地产主的控制之下，议会颁布的法律和政府推行的举措极力维护地主阶级的既得利益，土地改革的相关法案屡遭否决。[259]进入50年代，君主制政府开始着手实施土地改革，主要是向无地农民分配国有荒地，旨在缓解乡村普遍的贫困状态和农民的不满情绪，消除潜在的政治隐患。1952年，在库特省分配国有荒地210万杜诺姆。至1958年，约5.3万农户获得政府分配的国有荒地。[260]
1958年阿卜杜勒·卡里姆·嘎希姆政权建立后，废除君主制时代颁布的耕作者权利义务法和部族仲裁法，否定农民依附于地主的传统地位，强调公民服从国家的法律原则，旨在强化政府对于部族的控制。[261]1958年9月，阿卜杜勒·卡里姆·嘎希姆政权通过土地改革法案，宣布土地改革的目的在于废除封建生产关系和解放农民。[262]阿卜杜勒·卡里姆·嘎希姆政权通过的土地改革法案，参照1952年埃及土地改革的模式，规定私人占有耕地的最高限额为人工灌溉的耕地（水浇地）1000杜诺姆或自然灌溉的耕地（雨浇地）2000杜诺姆，超过最高限额的私人土地由政府征购，政府发行20年期限的公债作为对于征购地主土地的补偿；政府征购的土地按照人工灌溉土地30—60杜诺姆和自然灌溉土地60—120杜诺姆的单位面积出售给农民，农民支付的地价为征购价加20%的手续费和3%的利息，在20年内偿还；土地的征购和分配在5年内完成，由内阁成立专门机构负责监管；农民购置政府出售的土地后，必须加入农业合作社；租种地主土地的农民所得不应少于全部收成的55%～70%；宗教地产瓦克夫不在土地改革的范围之内。[263]根据1958年土地改革法的规定，需要重新分配的耕地共计850万杜诺姆。[264]至1963年政变前夕，政府共计征购450万杜诺姆土地，其中150万杜诺姆土地出售给农民。[265]由于缺乏相应的执行机构和政府提供的低息贷款，土地的购买者主要是中等农民，无地农民购买者寥寥无几。阿卜杜勒·卡里姆·嘎希姆政权实行土地改革的目的，在于铲除君主制时代传统秩序的社会基础。然而大地产主依旧控制乡村社会和农业生产，无地农民的境况并未得到明显的改善。[266]1963年阿卜杜勒·萨拉姆·阿里夫政权建立后，继续推行土地改革；1963—1966年，政府征购耕地共计510万杜诺姆，其中100万杜诺姆耕地出售给4.6万户农民，280万杜诺姆耕地作为国有土地出租农民耕种。1966—1968年，政府征购耕地共计350万公顷，其中140万公顷分配给农民。[267]1970年5月，艾哈迈德·哈桑·巴克尔政权颁布第117号法令，再次宣布实行土地改革，降低私人占有土地的最高限额；超过最高限额的私人土地，政府不再实行征购政策，无偿没收。[268]1975年伊拉克政府平息库尔德人反叛后，土地改革的范围延伸到北部地区，400万杜诺姆超过最高限额的私人耕地被政府没收。至此，自1958年开始的土地改革共计重新分配耕地约占伊拉克全部耕地的二分之一。至1981年，26.4万户农民通过土地改革而获得耕地共计1000万杜诺姆。[269]
阿卜杜勒·卡里姆·嘎希姆政权、阿卜杜勒·萨拉姆·阿里夫政权和艾哈迈德·哈桑·巴克尔政权的土地改革，导致伊拉克地权分布的明显变化。至1973年，地产超过200杜诺姆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1.6%，占有全部耕地的26.4%，地产不足40杜诺姆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62%，占有全部耕地的23%；与此同时，40—200杜诺姆的中等地产主呈上升趋势，占农户总数的27.5%，占有全部耕地的51%。[270]1958年，拥有土地的农户仅占农户总数的15%；1971年，在全部400万农户中，95%的农户拥有土地。[271]60年代实行的土地改革主要局限于大地产相对集中的南部，70年代的土地改革范围延伸到中部和北部地区。与此同时，合作社的数量呈明显上升的趋势。1968年，伊拉克共有合作社473个，加入合作社的农民为6.3万户。[272]1979年，合作社达到2000个，加入合作社的农民达到35.5万户。[273]70年代初，复兴党政权推行国有化的经济举措，创办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1972年，建成集体农庄6处，耕地面积2.4万杜诺姆，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民490户。1976年，集体农庄增至79处，耕地面积53.4万杜诺姆，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民达到9850户。1981年，复兴党政权废除集体农庄发展纲领，鼓励私人投资农业领域，在国有耕地创办合资性质的农业公司。此后，集体农庄数量锐减，至1983年仅剩17处集体农庄，集体农庄成员749户。[274]1987年，复兴党政权宣布解散国营农场。[275]80年代初，国有土地约占全部耕地的50%。1989年，88%的耕地属于私人所有，11%的耕地由政府出租私人经营，只有1%的耕地由政府直接经营。[276]
土地改革尽管导致地权的明显变化，加速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衰落进程，却未能成为促进农业生产的积极因素。80年代初，伊拉克的耕地面积约2200万杜诺姆，年均播种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60%；农业构成劳动力总量最大的经济部门，占全部劳动力的42%。[277]然而，由于农业投资的不足，加之城市化进程导致农业劳动力的严重短缺，农业生产长期停滞不前，农作物产量增长缓慢，明显落后于人口增长的速度。根据相关资料的统计，1964—1982年，主要农作物小麦、大麦和水稻的总产量仅从161.4万吨增至203万吨，棉花产量从2.9万吨下降为1.4万吨。1958年，伊拉克尚可出口谷物；进入60年代，伊拉克逐渐由出口谷物变为进口谷物。1961年，伊拉克开始停止出口大麦，国内市场40%的小麦和水稻来自进口。1974—1981年，谷物进口增长2.5倍。1982年，谷物进口占伊拉克进口货物总额的15%。[278]
1912年，英国、荷兰和德国共同组建土耳其石油公司，开始在奥斯曼帝国的摩苏尔省勘探石油。一战结束后，德国退出土耳其石油公司，法国和美国相继加入土耳其石油公司。1925年，根据国际联盟通过的决议，摩苏尔省划归伊拉克，土耳其石油公司遂改称伊拉克石油公司。[279]1927年，伊拉克石油公司在摩苏尔省的基尔库克发现石油。1931年，伊拉克政府与伊拉克石油公司签署协议，伊拉克石油公司获得在整个伊拉克东北部地区勘探和开采石油的权利。[280]伊拉克石油公司的石油年产量，1932年为12.2万吨，1935年为366.4万吨，1945年为460.7万吨，1950年为647.9万吨。[281]基尔库克油田自1934年开始经输油管道向地中海东岸港口城市海法和的黎波里出口石油。二战结束后，伊拉克石油公司开始在伊拉克南部沿海勘探石油，1949年建成祖拜尔油田，1953年建成鲁麦拉油田。1958年，伊拉克石油公司在伊拉克北部和南部共计拥有8处油田，其中北部的基尔库克油田和南部的鲁麦拉油田规模最大。1960年，南部鲁麦拉油田的石油产量达到25万桶，占伊拉克石油总产量的25%。[282]
伊拉克石油公司的股份，分别属于英国—伊朗石油公司、荷兰壳牌石油公司、法国石油公司、美国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和摩比尔石油公司。[283]伊拉克的石油工业长期处于外国资本的控制之下，具有明显的外向性。1952年，伊拉克政府与外国资本控制的伊拉克石油公司签署协议，伊拉克石油公司的利润由伊拉克政府与伊拉克石油公司实行五五制对半分成。[284]1958年阿卜杜勒·卡里姆·嘎希姆政权建立后，致力于实现石油国有化的战略目标。伊拉克政府与伊拉克石油公司自1959年初举行谈判，1961年10月达成协议，伊拉克石油公司继续拥有北部基尔库克油田的股份，伊拉克政府将南部的鲁麦拉油田收归国有。同年11月，伊拉克国家石油公司宣布成立。[285]1969年，艾哈迈德·哈桑·巴克尔领导的伊拉克政府与苏联政府签署协议，苏联政府承诺援助伊拉克政府在南部沿海勘探油田和开采石油，在波斯湾港口城市法奥兴建炼油厂。[286]1972年，伊拉克政府将伊拉克石油公司及其控制的北部基尔库克油田收归国有，伊拉克的石油国有化进程宣告结束。[287]
石油的开采导致伊拉克政府岁入结构的明显变化。伊拉克王国建立初期，土地税构成政府岁入的主要来源，约占政府岁入的40%；1958年，土地税在伊拉克政府岁入中所占的比例下降为2%。[288]相比之下，伊拉克石油公司的利润分成，30年代初约占伊拉克政府岁入的20%，50年代初达到伊拉克政府岁入的40%，1958年在伊拉克政府岁入中所占的比例接近70%。[289]二战结束后，伊拉克石油产量明显提高；1951—1958年，伊拉克石油产量增长4倍。[290]伊拉克政府从伊拉克石油公司所得的利润分成，1945年为230万第纳尔（折合644万美元），1950年为530万第纳尔（折合1484万美元），1952年为3740万第纳尔（折合1.47亿美元），1958年为8000万第纳尔（折合2.24亿美元）。[291]1958年伊拉克共和国建立后，特别是1972年伊拉克石油公司收归国有后，伊拉克政府的石油收入呈进一步上升的趋势。1958—1968年，伊拉克的石油日产量从73万桶增至150万桶。1968—1979年，石油日产量从150万桶增至340万桶。1975—1979年，伊拉克石油产量的年均增长率达到52%，超过科威特年均20%的增长率、沙特阿拉伯年均35%的增长率和伊朗年均42%的增长率。[292]伊拉克政府的石油收入，1971年为8.4亿美元，1978年增至102亿美元。[293]1979年两伊战争前夕，伊拉克成为海湾地区仅次于沙特阿拉伯的第二大石油生产国，伊拉克政府的石油收入达到210亿美元，政府岁入的90%和外汇收入的98%来自石油出口。[294]1980年，伊拉克政府的石油收入达到265亿美元。[295]自两伊战争爆发以后，伊拉克石油产量大幅下降，政府财政收入锐减。80年代末，伊拉克已经探明的石油储量为1150亿桶，约占全球石油储量的11%，仅次于沙特阿拉伯的2600亿桶，位居世界第二。1990年7月入侵科威特前夕，伊拉克石油产量达到顶峰，日产石油350万桶。海湾战争结束后，伊拉克石油日产量下降为50万桶。1996年联合国石油换食品计划实施后，伊拉克石油产量逐渐增加；1999—2001年，石油日产量达到250万桶。[296]
伊拉克的传统手工业包括烟草加工业、纺织业和食品加工业，主要满足国内市场的需要。自19世纪中叶开始，随着椰枣出口的增长，椰枣加工业的规模呈明显扩大的趋势。椰枣加工业大都分布于巴士拉地区，普遍采用手工加工和作坊经营的传统模式。[297]
伊拉克王国建立后，现代工业渐露端倪。位于巴格达的卡兹米耶区，阿兹拉·雅尔库卜公司和法塔赫公司分别始建于1926年和1929年，主要向政府提供官服和军服，采用半机械化生产，是伊拉克最早的现代纺织企业。1932年英国托管统治结束后，伊拉克政府鼓励发展现代工业。1935年，伊拉克政府创办工业银行，负责提供中短期的工业投资贷款。工业银行的资本，创办初期不足100万第纳尔，1952年增至300万第纳尔，1958年达到800万第纳尔。[298]然而，由于国内市场的狭小和国外工业品的竞争，伊拉克政府的工业化举措效果甚微，工业发展步履维艰。[299]二战结束后，工业化进程逐渐加快。1948年，萨利赫·伊卜拉欣在巴格达创办现代化的纺织厂。50年代初，法塔赫公司引进欧洲的新式纺织设备，现代纺织企业从巴格达扩展到摩苏尔和基尔库克。1948年，工业银行与法塔赫公司共同投资兴建大型水泥厂，结束水泥完全依靠进口的历史。至1956年，水泥业的私人投资超过700万第纳尔，年产水泥80万吨，不仅供应国内市场，而且开始出口国际市场。[300]50年代中期，伊拉克工业企业共计22460家，从业人员约9万人，其中规模超过10人的工业企业727家，从业人员4.4万人，占工业企业总数的3.2%和从业人员总数的50%。[301]君主制时代地主阶级的统治严重阻碍着工业化的长足进步，农业和水利建设构成政府投资的主要领域，私人的工业投资长期局限于日常消费品的加工领域，主要经济部门农业和石油业分别处于地主和外国资本的控制之下，农业的主导地位和工业发展的滞后导致经济结构的明显失衡状态。
自1958年开始，伊拉克的工业化经历长足的进步。不同于君主制时代地主阶级操纵的旧政权，共和制时代的新政权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强调工业优先的基本原则，削减农业投资，工业投资在政府财政预算中所占的比例逐年上升。1952—1956年，农业投资总额5340万第纳尔，占政府财政预算比例的34.4%；工业投资总额3100万第纳尔，占政府财政预算比例的19.9%。1961—1965年，农业投资总额1.13亿第纳尔，占政府财政预算比例的20.0%；工业投资总额1.67亿第纳尔，占政府财政预算比例的29.4%。1975—1980年，农业投资总额23.7亿第纳尔，占政府财政预算比例的14.6%；工业投资总额49.4亿第纳尔，占政府财政预算比例的30.3%。[302]另据统计，1954—1969年，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从22.6%下降为17.2%，工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从5.8%上升为9.3%。[303]另一方面，新政权长期奉行国家资本主义和国有化的经济发展战略，旨在通过扩大政府的经济干预推动工业化进程。1964年7月，伊拉克政府颁布国有化法令，政府收购私人经营的金融机构和30家大型工业企业，成立伊拉克国家石油公司。[304]70年代复兴党政权建立后，进一步推行激进的经济社会改革，强调政府的经济干预和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模式，工业化进程明显加快，工业生产的规模随之不断扩大。1962—1981年，工业企业总数从21377家增至31462家，从业人员从12.1万人增至24.1万人，其中超过10人的大型企业从1186家增至1449家，从业人员从77690人增至17.7万人。1981年，超过10人大型企业数量占全部工业企业总数的4.6%，从业人员占从业人员总数的73.3%，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71.3%。[305]国有化政策无疑是构成推动工业化进程的有力杠杆，国有经济在国内生产中所占的比例从1968年的31%上升为1977年的80%。1972—1982年，超过10人的工业企业从1289家增至1384家，从业人员从11.6万人增至17.3万人，产值从2.36亿第纳尔增至15.21亿第纳尔，其中国有企业从182家增至270家，从业人员从7.1万人增至13.4万人，产值从1.72亿第纳尔增至11.11亿第纳尔。[306]国有企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1968年为31%，1977年增至80%。[307]两伊战争以后，伊拉克政府逐渐放弃国有化和对于经济的直接干预，推行自由化的经济政策，解除政府的价格限制，出售国有企业，开放国内市场，鼓励私人投资。[308]1989年，政府出售70家大型企业，涉及建筑材料、采矿、食品加工和轻工业品制造领域。在服务业、交通运输业、房地产业和农业领域，私人经济亦获得长足的发展。[309]
20世纪伊拉克社会结构的突出变化，在于游牧人口与定居人口此消彼长的明显趋势。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巴士拉、巴格达和摩苏尔三省人口，1867年共计125万，1890年共计183万，1905年增至250万。1919年，巴士拉、巴格达和摩苏尔三省人口269万，其中巴士拉省人口78万，巴格达省人口136万，摩苏尔省人口55万。伊拉克王国建立后，人口数量呈继续增长的趋势，1930年达到282万。[310]人口数量的增长与游牧经济的衰落以及定居化程度的提高表现为同步的过程。1867年，在巴士拉，巴格达和摩苏尔三省的总人口中，游牧人口约占35%，定居人口约占41%。1905年，巴士拉、巴格达和摩苏尔三省的游牧人口所占的比例下降为17%，定居人口所占的比例上升为59%。1930年，游牧人口仅占在伊拉克总人口的7%，乡村定居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达到68%。[311]
20世纪伊拉克社会结构的另一突出变化，表现为城市化的长足进步。极权政治的膨胀、工业化进程、民主化的滞后、乡村普遍的贫困与落后以及由此形成的城乡之间经济社会发展的非同步性抑或不平衡性，是改变人口分布和导致乡村人口流向城市的主要原因。1933年，伊拉克总人口约为330万，其中城市人口仅50万。[312]二战结束后，特别是1958年伊拉克共和国建立后，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1957—1970年，伊拉克的总人口从630万增至944万，其中城市人口从245万增至545万，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从39%上升为58%，乡村人口从385万增至399万，乡村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从61%下降为42%。1970—1980年，伊拉克的总人口从944万增至1320万，其中城市人口从545万增至912万，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从57.8%上升为69%。1977—1980年，城市人口年均增长率为6.1‰，乡村人口年均增长率为—2.9‰。[313]1921年，伊拉克的主要城市巴格达人口约20万，巴士拉和摩苏尔的人口各约5万。[314]1947—1957年，巴格达的人口从51万增至79万；1956年，9.2万人居住在旧城东郊的棚户区。[315]阿卜杜勒·卡里姆·嘎希姆执政期间，改造巴格达东郊的棚户区，兴建巴格达新城区，时称“革命城”，后改称萨达姆城。[316]1962—1975年，巴格达人口增长2倍，巴格达棚户区人口增长9倍。[317]1965年，巴格达、巴士拉、摩苏尔、基尔库克、纳杰夫的人口均超过10万，另有人口超过5万而不足10万的中等城市7个。[318]1977年，巴格达人口300万，巴士拉人口40万，摩苏尔人口30万，基尔库克人口20万。[319]1983年，巴格达的人口达到400万，巴士拉和摩苏尔的人口均超过100万。[320]1947—1982年，巴格达的人口在伊拉克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从10%上升为27%，在伊拉克城市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从30%上升为55%。[321]
自1950年起，伊拉克人均年收入呈明显上升的趋势。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1950年，伊拉克人均年收入为30第纳尔（折合84美元）；1970年，伊拉克人均年收入为104第纳尔（折合291美元）；1979年，伊拉克人均年收入达到826第纳尔（折合2313美元）。[322]20世纪70年代，复兴党统治下的伊拉克经历经济社会的长足进步，可谓伊拉克现代化进程中的黄金时代。物价稳定，失业率明显下降。
教育的发展和医疗环境的改善，集中体现20世纪伊拉克社会生活的长足进步。政府控制的石油收入，构成推行福利政策和改善福利环境的财政基础。君主制时代初期，伊拉克采用法国的教育模式，初等学校学生8000人，中等学校学生200人。30年代，引进美国的教育模式，初等学校学生34000人，中等学校学生2000人。1958年，中等学校学生达到74000人，高等学校学生达到3500人。[323]二战结束前，高等学校仅有始建于1908年的法学院、始建于1923年的高等师范学院、始建于1927年的医学院、始建于1936年的药学院和始建于1942年的工程学院。二战结束后，君主制政府于1946年创建女子学院，1947年创建商学院，1949年创建艺术与科学学院，1952年创建农业学院，1957年创建巴格达大学。[324]
君主制时代，教育和卫生事业的投资相对有限。1958年，教育和卫生投资仅占政府财政预算的14%。1958年伊拉克共和国建立后，教育和卫生事业长足发展。教育和卫生投资在政府财政预算中所占的比例，1962年占27%，1974年占22%，1975年占16%，1981年占11%。教育和卫生的投资尽管在政府财政预算中所占的比例呈波动的状态，然而绝对投资额无疑呈大幅上升的趋势。[325]
奥斯曼帝国统治末期，伊拉克的文盲率高达99.5%。1957年，文盲率为81.7%。1974年，政府实行免费教育。1978年，复兴党政权推行强制性的扫盲运动，所有15—45岁的伊拉克人必须接受扫盲教育。1981年，200万人通过扫盲考试。80年代初，文盲率下降为不足50%。[326]尽管如此，直至1958年，教育的进步局限于城市和男性的范围，文盲率高达85%。[327]复兴党政权的另一突出的教育成就是女性教育的发展。1970—1979年，初级学校女性学生从31.8万增至116.6万，中等学校女性学生从8.9万增至27.8万，高等学校女性学生从0.9万增至2.9万。与此同时，女性就业率明显提高。1980年，女性教师占教师总数的46%，女性医生占医生总数的29%，女性药剂师占药剂师总数的70%，女性职员占政府职员总数的16%，女性工人占工人总数的14%。1968—1980年，女性在非农业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从7%增至19%。[328]1993年，女性占服务业从业人员的79%，占技术领域从业人员的43.9%，占政府职员的12.7%。[329]
1958—1983年，初等学校的在校学生从41.6万人增至260万人，中等学校的在校学生从5.1万人增至99.8万人，高等学校的在校学生从0.6万人增至12.3万人。[330]1958年，适龄儿童的初级学校入学率为60%，适龄青年的中等学校入学率不足20%；1980年，适龄儿童的初级学校入学率达到100%，适龄青年的中等学校入学率达到60%。1958—1990年，文盲率由85%下降为10%。[331]1958—1982年，医院从123家增至198家，增长率60%，床位从9200张增至24772张，增长率250%，医生从1190人增至4661人。医生与人口的比例，1960年为1：5270，1980年为1：1790。[332]
自80年代开始，伊拉克经历两伊战争和海湾战争，直至2003年被美军占领。此间，伊拉克经济长期处于萧条状态，社会生活水准急剧下降。1980—1997年，伊拉克的总人口从1320万增至2160万，国内生产总值从539亿美元下降为81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4083美元下降为375美元。[333]80年代后期，伊拉克年均进口民用消费品46亿美元；90年代前期，伊拉克年均进口民用消费品下降为5.3亿美元。两伊战争和海湾战争，特别是90年代国际社会的经济制裁，导致伊拉克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第纳尔大幅贬值。伊拉克第纳尔与美元的兑换率，两伊战争爆发前的70年代为1：3.2，1995年为3000：1。1990年7月至1995年8月，物价上涨约5千倍，其中粮食价格上涨超过1万倍。[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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