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尧生先生手札书后

赵尧生熙先生致先父手札甚多，多已散失。只存十七件，装裱成册，珍藏多年。这一册页，连同尧生先生亲笔书其为先祖所撰之墓志铭，为先父所书并画之团扇四幅（八面），成了我家仅存的尧生先生手迹。谊属世交，情亲多年，所留存的纪念物，仅止于此，只能说是后人如我弟兄辈，未能善存其世泽。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这三项遗物的命运可想而知。早已装裱挂在框内的四幅字画，被一伙打家劫舍的“好汉”，随手劫夺而去。墓志铭自然被认为是续家谱的变天之账抄去，尽管彼辈中根本无识珠者。以上两件此后均不知下落，只有手札册页，则因家兄保管而幸存。

前年四月，有返川之行。本欲趁此觅得先生一些法书。我想，在四川，是不难寻求的。殊知，事与愿违。提起赵熙，有些四川人，只知道是川剧《情探》的作者，而不知其他！（看来，得赶快写出一部《四川文化史》。）归上海之后数月，蒙老友刘廷璧同志盛情，自成都寄赠尧生先生书其所作《丙子四月乌尤寺胜集特记梦痕》绝句七首单条一张，并对联一副。欣喜无极。自然，最可珍贵者，还是此一册页。因读先生此手札，草成此文，以为乡人谈乡贤。

先得交代一下尧生先生与我家关系。尧生先生是先祖（讳家驹，又名选皋，字直夫）的门生（先祖官荣县时，尧生先生于庚寅入贽）。据尧生先生纂修民国十八年《荣县志·秩官第十》载：“唐选皋，字直夫，贵筑人。光绪丙子进士。由工部主事改官荣县，十年到任。久于荣，熟悉民事，见闻中无其比。政多实益。当时无盛名，及其去，遂无趾美者，故民久而弥思之。”同书《事纪第十五》载：“光绪十八年，兴学田，士子入学，负院贵，选皋调兴文。其去也，士民送之，六十里不绝。贫民呼泣，选皋亦泣。太平佳话如此。”尧生先生复承先祖命，教授先父弟兄三人（先伯父汝声，字伯泉；先父凤声，字仲威；先叔父钧声，字叔均）。先祖早逝，尧生先生对先父弟兄，谊属师生，情同手足。通家之好，往还多年。

所存先生此十七通手札，其中五件为明信片，有年月可查。十二件书信，其在荣县家居时写者，具月日而不年，惟由书中内容所涉，大致可以考出年份。以上两者，均为二十年代初之作。起于一九二〇年，止于一九二四年。其在居成都时所书便简，月日均无，或仅署“即刻”字。考其内容，或写于民国初年居成都时，或写于二十年代偶游成都时。

手札内容，约言如下。

尧生先生为江西道监察御史时，“所陈治安诸策，直言切谏，无所回忌，能言人之所不敢言者。故直声动朝野。顾多留中不发，世莫知其详焉”⁽¹⁾。梁启超诗“谏草留御床，直声在天地（自注：君所上封事，什九留中）”（见《因若海纳交于赵尧生侍御，从问诗古文辞，所以进之者良厚。顾羁海外，迄未识面，辄为长谣以寄遐忆》），即指是。先生于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弹劾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借债卖路，更是敢言之举，以此而去官之沪，在此以前，曾连劾庆亲王奕劻等多人。近见《四川文史资料》第二十辑所载二文，得知戊戌政变后，先生为刘光第保存其为刑部堂官所扣之《甲午条陈》稿；宣统嗣位后，为杨锐之子杨庆昶代写呈都察院文，求为杨锐昭雪（杨锐门人黄尚毅撰《杨叔峤先生事略》全引其文）。于此，亦可见先生之风骨。辛亥革命后，数十年间无意仕进，俨然是个遗老。但是，其心情恐是复杂的，还要作具体分析。诗言志，其时诗作，多叹军阀混战，哀民生多艰，正是先生的心情表现。段祺瑞召集善后会议，电延先生参加，力却不与。从军阀混战到蒋介石政府统治，他都杜门不出，避与权贵往来。我所知道的，只在晚年（抗日战争后期），为盐务总局长缪秋杰所邀，赴重庆小住盘桓，亦为诗文交往之事。抗战时期复写了不少歌颂抗日反对投降的诗篇。这，也是可贵的了。今观其手札中，多对时局不满之语，更信为有心之人。

世局动宕不定。闻省城时有风鹤之惊。城居畏兵，乡居畏贼，十年饱尝此味，亦复家常便饭矣。

这当是一九二二年所写的信。因为信中首先问及我家叔父在贵州为土匪绑架事。此事发生于一九二二年。信尾署“闰四日”（概为旧历，下同）。考一九二二年农历有闰五月，“闰四日”即闰月四日，亦即闰五月初四日，即公历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八日。信中言“十年饱尝此味”，意即民国成立后之十年，实为十一年，此处约言之。“省城”，指成都（手札中亦有简称为“省”者，意同）。此时先生居荣县故里。“时有风鹤之惊”，指军阀混战。“城居畏兵，乡居畏贼”，一语道出人民的痛苦。

钧弟何时成行，已往黔中否？倘可稍缓，亦未始非策。乱世道途之警，万方一概。俟太平从容措置，良佳也。

此信署十一月十九日，即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七日，首句所言，即指先叔扶先祖柩回黔安葬事。言乱世道途之警，劝缓行，果然言中。

前后信中，多处言乱世，并由此而论及处世之道，主逆来顺受，并求从佛法因果中谋解脱。一九二一年另一信云：

古今乱世之变，何所不有？仅此小小事端（按指军阀派款事——引者），正以炼吾气性，方寸中自有桃源也。

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六日信（信中署“五月十五日”）云：

成都景况，时于友人书中得其大略。国变十三年矣，吾人事事经惯，且可安之。

称清之亡为国变，依然御史风貌。“事事经惯”，正见其对乱世之不满，而又无可奈何。前此，一九二三年三月二十四日一信（信中署“二月八日”，有较详的发挥）援引如下：

谁知今年大局如此。三弟在黔，自以安住为上策。此次风浪，折尽宿世恐怖之缘。（作此想则为大幸）以后慎之又慎，履险如夷，多为修福，自然远离颠倒梦想矣。

敝县隶八师防区，陈师长于众流中，可云事事佛因。不筹款，不轻战，总以地方安静为前提。党派中人，或议其观望。然按之事势，实有不能滚入漩窠之苦。而人民叨福极矣。昨一英人见过，谓一入八师防区，居然福地。可知公论在人也。

三弟既然平安无恙，侧想师母大人自然欢慰。凡乱世一动不如一静，颇闻滇黔亦有兵事，果不虚也。在省亦自无防。“万人如海一身藏”，东坡诗也。只身在外，固易为计，特不可轻动耳。

四川其时军阀分割，行防区制。所述荣县一带境况，自是比较而言，未可轻信。然四川人民尝够了派款、混战之苦，“不筹款，不轻战”，“人民叨福”虽未必极矣，困苦总稍好一些。

对于教育问题，颇感不满。何以解救生民，叹无良策，发了如下一通议论：

近来世兄辈计渐成人，知当照常读书。惟外观世局，不知拨乱返正当用何术。学子争谈流派，大都趁意所云。至寻常科业，仍是从前制艺变相，利禄之途，且夫昏乱士生。斯世惟出没于五浊中耳。伏维一门慈孝，自远风尘，心太平庵，桃源所在，此即人间大福，夫复何求？

自然，他也明白：“自远风尘，心太平庵”，也非“桃源所在”。于是，屡言其暮境。实则，其时只五十余：

不佞入夏来，转多小病，至端节前后忽困。自知年日衰则病日臻，乃人生应历之程。生老病死，时至即行，安之而已。

“生老病死，时至则行”，唐裴度之语也。其上句为“鸡猪鱼蒜，逢着则吃”。裴度语此，人以为豁达。先生用之，则意在从读佛经中求解脱。手札中言读佛书之处甚多，并一再嘱为觅佛经，还多次发挥议论，只引以下二段，以概其余。

不佞开年似较去冬为健。然岁月到此，衰困亦是常理，无复不了之缘。上年蒙赠佛经，愧未能以次尽读。钝根多所不解，故精进难耳。而各地僧众，往往以佛学书相遗，因此引动。展读《圆觉经》，真浩浩法海，四无崖际。……净土三经，不佞有其二，惟缺《十六观经》。欲恳吾弟便中于各寺访求，代请一部。则亦弟之法施，功德为不小矣。

在另一信中，写着：

然佛真无上正等正觉，赞无可赞，今事粗知，皆拜吾弟及乌尤和尚之惠也。彼亦随时赠我经典，拔我于苦海之中，其与弟慈悲一也。

于是他概括言之：

世局如此，尊处扰于筹款，谅必深苦。然望随缘应付，勿生烦恼。此是劫运，处处皆然，非己身独丁其厄。佛学之要，忍而已矣。

这正是人们无可奈何中带有普遍性的想法。

由于书信集中于二十年代初这一段时间，写得最多的，是关心先叔赴黔为土匪绑架事。语词中，充满关注之情。

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八日一信云：

不佞数月来，死不死，活不活，知药无益，亦复置之。百事悠悠，随化待尽。故凡知旧处，皆三月无书。然三弟行迹，未尝一刻去怀。妇孺辈皆祷神问卜。第一师母长寿，不宜忧虑。下则三弟夫人着急，为极当办理而慰藉也。大抵失财免灾而已，但机宜当中节耳。不佞卜谓平安，梦中云：有江苏人无意保持，仗此神庥，稍缓即泰。寤而颇喜，似非偶然。望弟便中垂示数行人（四字密圈——引者），下慰寒家之悬念也。

得先父去信后，同年七月十六日复一明信云（片中署“闰月二十二日”）：

奉书，忧惋无似。黔事虽未就绪，能确探行人所在否？（八字密圈——引者）钱所无计，（句尾密圈——引者）要使人无恙。（句尾密圈——引者）不佞辈束手无一策也。弟性笃爱，望投闲设法，万无着急，谋以上慰慈闱，下安三弟夫人，尤第一要务。不知如何乃善法也。人生灾运，命有定程。行善获祸，信修善事，度难一次，则平生业缘，亦减一半。世风如此，而身适遭之，无可奈何。好在奉安灵柩，乃孝行之大，必蒙天修也。

越月余，未得复，又于八月二十一日写一明信片云（信中署“二十九日”）：

久未得书，不审三弟安信，近已妥确办理否？不佞于此不能尽毫毛之助，安悬心著急而已。望上解慈怀，下慰三弟夫人之切望。二弟当此，计亦苦矣。便中望示数字为祷。

之后，人的下落探明了，于同年十月六日又写一片云（片中署“中秋翌日”）：

前得书，知远人无恙（四字密圈——引者），窃慰，窃慰。瞬过中秋，天气日凉，古人砧杵刀尺之时也（深恐体气侵挹）。不知已办有头绪否？此等事不可久悬，日日在危境中，不知何时可以出险？（八字密圈——引者）素知二弟睦谊深至，苦心焦思久矣。愧不能助分毫之力。破财多少，似无庸计议矣。时时延望，近希便中示及近状，（四字密圈——引者）（举家悬念）为幸。

翌年初，得知出险，于二月二十日写一片云（片中署“破五日”）：

奉书，知三弟出险，暂回黔居住。举家狂喜。新年第一大庆也。去腊得约麦书，以为费尽巨款，而安问渺然，方极怅愤。继思巨款必托亲知，岂有于此干没之理？必可无恙。今果吉人天相。乃知孝思诚笃，一年惊惧中折除此生无限浩劫矣。

以上作了较多的抄录，备见先生之重于友情。这种友情，缘于先生始终尊重和热爱他的老师。一九二一年一函，言及为先祖撰墓志铭事，又检出所存先祖手书，嘱加保存：

老师墓铭，不肖今年必当敬谨从事。乞禀师母慰心。箧中检得当年数札，恭缴弟存为世泽。计此外，按求各处，亦不能多得矣。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七日一信，言及为先祖所画之像，并谓将为先祖母画像事：

先师画像，不知师母下汔弟、妹辈以为肖否？不肖敬瞻眼神，颇觉如侍几杖。大端疑不差矣。师母寿像，寒家拟议不一，未审弟谓如何？久思上讯，因贱体不适，至今乃一商酌也。

先生所书墓铭，一反所见法书，一字一划，工整极矣，为先生法书中另存一格。稿中还画了图，说明安葬之法。先生善画，而不轻易为之。其所画山水，淡淡几笔，气象俨然，保存了文人画的传统风格。读此信，方知亦擅人物画。

先生视我家如己家。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六日一函，动问家中情况之后，说：

不佞僻居山县，而私心时时在尊府。伏望便中示及一二。

一九二一年一函云：

入春，师母计安适。叱名请安。闺人感念慈德，时时怀恋也。频年在省，上荷师母慈德，下蒙二弟、三弟相爱，谊如骨肉。不知何以得此。

正因先生视两家关系为通家之好，便将其在成都读书之子交先父照顾。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七日，有一长函，谈及其事云：

五子留省，诸蒙挚爱，千感万谢。前闻五子意羡奢风，修饰不祥之物，承吾弟谕止，恩逾骨肉。儿子年少，或不尽知感戴。然宠及深远，俾终身不入歧途，虽至亲伯叔，不过尔尔。不肖则望风拜谢。弟之风义，真古人不啻也。

今已冬寒，不知五子犹遵教诲，不放意他驰否？往尝见送子求学，学未成而身败名裂，十有八九。此子性情不定，亦不确知邪正之分。（此层最可虑）能侍贤叔，自是福命。尤望推爱不肖之意，切实规范，勿碍口也。（四字密圈——引者）其有零星用度，乞弟考其真实不虚者，乃照付之。不肖敬当一一缴还。苟其暗趋邪僻，则以钱造孽矣，乞斥之勿与也。

不肖年五十余，自省平生衣食，皆循寒苦。儿辈虽非华腴，较不肖已算为所欲为。不肖断不至悭吝小费。所不放心者，恐其自罹罪业耳。近闻其衣履，一一当须添置。果其非妄，乞弟为我酌之。感刻无极。

外与五子一纸，乞垂示之。此纸亦乞示之一诵为幸。

手札中，有述其山水之乐者，有记其诗词者，均为佳妙文字。兹引一九二一年一函如下：

去冬蒙枉送江楼，明发安流，一日抵黄龙溪，次日至彭山。已承眉山派兵迎护。抵眉，官绅留饮。向于诗中知墓颐山，此行乃畅游，生平快事也。张文襄香涛（张之洞——引者）于苏祠修一楼，四十年来未题榜。州之君子，以委不佞，亦雅话也。拟撰一诗，刻之墓颐。今延未就，懒散至矣。青神留饮一日，起岸。经井研，又留饮一日。行程至乐矣。乃乐不可极，隔日而风雪作，抵家之日，极苦。舆中戏赋一诗云：

下簾浑不辨西东，晓气僵人雨又风。一例天寒笼病鹤，无声穴处蛰寒翁。安危只好人相托（谓舆夫也。一笑），辛苦谁云命不同（吾于舆中叫寒。舆夫云：坐者如此，荷者何如哉？又一笑）。少日安心思八座，老还新妇闭车中。

无事，可与山公、向农先生、季吾一笑也。

归家百事如梦，瞬又花朝。因忆去年今日出门，曾有小诗纪事。昨钞寄山公，极岁华之感。

再者，前恳向农先生代觅《集韵》，不知可得否？此书于词学至有关系，（宋韵之根荄也）倘寻得者，实大幸也。

尊府子弟观法，向农先生即读书可为种子者矣，来往须勤。常诏子弟效法，即宏益也。附叩。

“常诏子弟效法，即宏益也”，读此句，无限感慨。忆少年时，得大舅父钟爱，耳提面命，时加教诲。惜少不更事，多所未解。而今思之，追悔无及。闻大舅父遗稿多散佚，搜集整理之事，其门人当能任之。而大舅父长孙师古，得承家学，尤宜奋而为之。

尧生先生毕竟是诗人本色，寄情山水，赋诗填词，原来信中一种消沉之气顿消。一九二一年六月十四日一信云（信中署“五月九日”）：

不肖拟游峨眉，期本月发。惜弟不偕此乐。

归荣县后，于十月十七日写一片云：

不佞中夏游峨眉，孟秋之杪乃返乡县。登崖涉壑，恣所欲行，并及二峨而返。得纪行七绝约百首，碑文三通。归来后翻阅佛乘，大抵弟昔年所赠者也。（真过百金之惠，读之粗能入也）丁兹末世，舍闭门读书，别无上策。而登山临水，极生平未有之奇，斯获于天者厚矣。

登山临水得来的快乐，溢乎纸上，是真快乐。读佛书“粗能入”，不是诗人本性的快乐，只是无可奈何中自求安慰而已。

中夏出游，孟秋杪返，二月之间，得绝句竟达百首，碑文三通，才思之敏捷，足以惊人。钱基博推崇先生诗才之捷，诗笔之精云：“而诗功湛深，苍秀密栗，成之极易。见者莫不以为苦吟而得，其实皆脱口而出，不加锤炼者也。”钱基博并举一例，谓杨增荦将官蜀，先生为写入蜀山水竹枝词三十首，陈衍（石遗）见而爱之，请书一横幅见畀。先生立增首尾四诗为赠云：“石遗老子天下绝，谈诗爱山无世情。大好金华读书处，闻风心到锦官城。”“送客魂销下里词，故人杨子最能诗。迟君一纵巴山棹，细雨迎秋唱竹枝。”“千山万水三生约，好句亲题送子云。西向定将人日报，草堂花发最思君。”“水驿山程约略齐，并应渔具手中携。闲吟无伴陈无已，一夜乡心到蜀西。”次日，陈衍相过，先生之送行诗，又增为六十首矣。钱氏以此记先生写诗之敏捷。（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其实，诗才敏捷，得力于素养，并非什么天授。而先生性爱山水之游，“尝五至京师，五出入夔巫巴峡，一登嵩山，一游西湖，……爱峨眉竺，盖尝七八游。故咏峨眉及夔巫巴峡中景物诗独多。一景物每数咏之，以极其变”（《香宋诗前集·周善培叙》）。所谓胸中自有丘壑，故能出口成章耳。这就是杨增荦“致叹熙之锤幽凿险，范山模水，出以歌咏，直有抉天心、探地肺之奇，不徒以捷给见长也”（《现代中国文学史》）。梁启超对先生诗文说得好：“诗撼少陵律，笔摩昌黎垒。择言转气盛，刊华得神拟。浩浩扬天风，郁郁斐兰芷，幽幽缭洞壑，漠漠弄洲沚。……自从同光来，斯道久陵替。岂期万人海，复听九嗥戾。”⁽³⁾

从先生手札所述写诗作文事，亦可证其才思之捷。旅居成都时一信云：

归奉手教，敬当一一遵命。惟诗、字可以坐索，作文而强为之，必落酬应之习矣。稍留周纪于此，俟夜中构思，再属草也。

说得明白，诗与字可以坐索，作文不能。但“稍留周纪于此”，夜中即可草成交来人带回，实际也是坐索可得。这亦见才思之捷。尽管坐索可得，先生反对酬应之习，总是慎重从事的。绘画亦然。有一便笺云：

再者，去岁蒙命涂绘五件。此次均在行箧，非敢忘也。特临事愧耻，须缓缓从事，或丑状少耳。

“临事愧耻”，表现了郑重的创作态度。又在一便笺中，附了如下一句：

不肖不喜涂折扇，希一概代谢为幸。

这并非书画家的癖性，恐亦“临事愧耻”之意。

又，先生旅居成都时，所书便简，多为向先父借书。所索书多史。旅途为暂，书不在箧，而犹勤于读书可见。

《香宋词》三卷，刻成于一九一九年（香宋为先生别号）。《近三百年名家词选》谓刻成于丁巳（一九一七年），其后绝不复作，文守仁《赵熙传》已指其误，然文氏不知一九一九年之后复有续刻。手札中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八日一信云：

约麦尝过从否？闻近病疮，犹健行否？音书久绝，不知新词刻竣否？便晤希致下忱。

手札中，复有一笺云：

柳花球词，乞代致约斋钞一稿为幸，附纸。

约斋当即约麦，嘱将柳花球词交约斋钞一稿，显为刻入新词。则“不知新词刻竣否”之询，必指先生之作无疑。现将先生附纸所写之柳花球词录下，以为本节作结：

怪东风无力，总荡愁边。吹作雪软于绵，一条条，绾定万丝千楼。非花非雾，情海漫漫。

绿鸟吴音，黄骢征曲。欲挽柔情难上难。拾翠佳人洗眉黛，一鞭游子怨关山。

昔日家中所悬之先生字画幅，即有此柳花球词，忆不只此一阕，惜被劫夺，不能复忆其词。

尧生先生生于一八六七年（同治丁卯），卒于一九四八年，享年八十一岁。一八九一年（光绪辛卯）领乡荐，一八九二年（壬辰）成进士，入翰林院（文守仁《赵熙传》谓“光绪十六年庚寅成进士”，误。《香宋诗前集》第一卷《北游诗录》自注“辛卯腊月至壬辰七月”，盖赴京考沿途之作。《辞家》云：“乡俗重过年，儿偏驰岁暮。”可证辛卯年尾启程。《天津行》云：“天津二月春水清，壬辰赵子天津行。”可证壬辰二月抵津。《四月十日放榜，名第十七，恭纪》，壬辰四月也。《传胪列二甲，恭纪》句：“五月蓬山扫落花”，《朝考》句：“一样榴花端午节，今年何幸在銮坡”，《西苑引觐，钦选翰林院庶士，恭纪》句：“万柄芰荷香海净”，皆明著时间，可证成进士于壬辰）。最负盛名者，为先生之诗。一时海内名诗人陈衍、陈三立等，皆与唱和。二陈诗属同光体，先生诗则出入唐宋。诗之外，先生之词，之文，之书，皆妙绝一时。画不多作，得者以为珍。先生又是一位剧作家。人们谈到先生所改写的川剧《情探》，总以其词典雅称之。这种褒词，是片面的，于先生不足荣。即使只就剧词论，典雅绝不能概括赵作《情探》，而是典雅通俗，兼而有之，绝无咬文嚼字之弊。敫桂英唱：“纸儿，笔儿，墨儿，砚儿，件件般般都如郎君在。”多么通俗，又多么切合人物身分与规定情景。《情探》名为改编，实是创作，是刻划人物之作，为戏曲创作首开新路，较诸原作，高明多矣，岂只是剧词典雅通俗而已！我以为，我们不应以名士目先生。先生是一位文学家，著名诗人。

写到这里，深感应该搜集整理先生遗作出版，并编写传记、年谱。以诗而论，先生为诗极多。文守仁谓“生平所为诗三千余首，顾不自惜，随手斥弃”。《赵熙传》所称“三千余首”，当远不止此。钱基博谓：“每观近人刻集，多空陋，心嗤其骛名而无本，遂自戒不轻付刻”（《现代中国文学史》）。世间传诵，是其少量，成集者当更少。一九五四年，先生门人江庸、周善培、向楚、郭沫若、吴念存、尹石公等集资刻《香宋诗前集》上下册五卷，只是先生诗的一部分，即按周善培《叙》所云：“曰《前集》者，先生诗散在四方，集之不易。又局于资，仅能即已集者先印其十之六，权以为《前集》。余十之四，或续有所集，能复得资，当更付印，则以为《后集》。”可见，已经搜集到的，还有十分之四；而此十分之四的《后集》，亦始终未见出版，更何况还有所不知数量的没有搜集到的。又如先生之文，《香宋诗前集》周善培《叙》云：“先生之文，亦集数十篇，并待续印。”亦未见印。先生之词，亦得按集整理出版。至于书札，其有史料价值者，亦不宜使之散佚。总之，这是一项应该立刻做的工作。侧闻赵氏后人已着手，甚望能早日公诸于世。

一九八一年一月十日写　十五日抄定

（原载《重庆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四辑，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一九八二年三月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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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民国四川人物传记·赵熙传》，台北一九六六年出版。

(2) 潘慈光《龚向农先生传》，载国史馆馆刊第一卷第三号，一九四八年出版。

(3) 《因若海纳交于赵尧生侍御，从问诗古文辞，所以进之者良厚。顾羁海外，迄未识面，辄为长谣以寄遐忆》，并参梁诗《寄赵尧生侍御以诗代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