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钱伯城先生书

伯城兄，

本期《论丛》甚佳，读了几篇文章，以为可称佳构。蔡鸿生文清楚明白。所谈实即寅恪先生之诗史互证，谓之曰“从小说发现历史”，自亦未为不可。其文虽失之浅，然分析介绍陈先生之《读莺莺传》以广诗史互证则是必要。

桑兵冰雪聪明，为文向有见解。此文论寅恪先生之近代史研究，是述陈先生之学少见的题目，因为陈先生没有关于近代史的著作。但此不等于陈先生对近代史没有研究。陈先生对近代史有精深独到的见解，不过轻易不为人道及。吾友石泉四十年代在先生指导下写作硕士论文《甲午战争前后政局概观》，即深感先生见解之人不可及。桑兵能见及此，广搜材料，发而为作，应有拾遗补阙之功。文中释“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以为非指治中古史，如钱宾四所言，而另有今典，即言陈先生自居于晚清以来今古文派之争之外，兼意为不新不旧，即文化激进派（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与文化保守派之外，其说甚具巧思，可以引人深入。唯于陈先生自谓“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句，解释为即咸同变法，或同光中兴，即改革，曾张不过作为代表举出而已，则尚嫌牵强，不足以服人。看来桑兵不愿将陈先生归入中体西用论者，其实中体西用从历史上说是进步的，也是改革派，不必要大家都去革命才痛快。从来对陈先生这段自述多歧解，我则秉述而不作之旨看老师，还是认为中体西用论恰当。

开卷谈世纪中国史学之文，是一篇好文章。我初读时以为题目大而无当，加上文字不考究，看时颇不耐，勉阅之，愈读愈觉其佳。好在治棼理丝，层层深入，得其大体，理胜于文，此之谓也。但是，有一大不足。从梁启超到战国派，重要史家各列之备论之（其实，战国派昙花一现，于雷海宗、林同济、陈铨诸公及身而绝，在史学上并不重要），独于寅恪先生只在论他人如王静安、陈援庵、傅斯年时作为陪衬而稍及，不作专章，不作评论，是为大失。岂作者于陈先生之学未深究耶？吾不知其何以如此。实则，陈先生在史学上开宗立派，自成一家，为传统学术之殿军，兼为新史学之开山，如我所素言。不过，惜不见真正之传人耳。作者大名，愧所未悉，度是由台湾去美之士，其然？虽然，还得承认这是一篇佳文。又及：寅恪先生之长，绝非只是精于考据如此文所谓。即从此点，可见作者对寅恪先生之学并不真了解。

我向不敢轻考据，然如只重考据而不及义理，是以小见小，只能是饾饤小儒。我服膺钱宾四先生论朱熹以大儒而通考据事固无难之言。《论丛》本期之佳，即在于非只为考据而已。附带一句：本期论玄武门之变参加者文，只在考据，且其考据亦不过硬，很多是推理，所以不耐看。寅恪先生论玄武门之变是考据学典范之作，玄武门之守卫力量（布置），小也，而论其系唐初至中叶政治革命之成败大也，正是陈先生从小见大、以大儒而通考据之代表作。陈先生之作未论及秦王发动玄武门之变的参加力量，如继之而作此文，于发皇寅恪先生之学应有可观，惜乎此文只是就事论事而已。

读本期数文有所感，敢陈不经之说，忝在知交，求我兄及国章、晓敏诸公正之。

专此即颂

著绥

弟　唐振常拜

五月十七日

（原载二〇〇〇年七月二十九日《文汇读书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