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先生纪念集》书后

蔡建国同志受命编选《蔡元培先生纪念集》，在编选过程中，每承商询，得知他的编选计划，并预读全稿。深感纪念集之出实有必要，写此《书后》，略述所感。

蔡元培在中国是一个有卓越贡献的人，值得我们纪念的人，也应该是为历史学家着重去研究的人。可是，十年动乱之前的十七年中，对他近乎冷谈，只出了一本不甚完备的选集，纪念文章自然不经见，研究文章也很少，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十年动乱不要说了，连孙中山都被林彪、江青及其爪牙消灭了，哪里还有人敢提起蔡元培？三中全会之后，拨乱反正，蔡元培方为人所注意。一九八〇年三月五日，首都各界隆重举行了蔡元培逝世四十周年纪念大会。一九八二年十月十五日，蔡元培铜像落成典礼在北京大学举行。近年来，研究蔡元培的论文也多起来了。教育论文选和一部简单的年谱出版了。由不正常到了正常，人们是忘不了历史的。

事情自然不应也不会到此为止，纪念有时而尽，研究则应无穷。国家的纪念，表明历史的公正。逝者生前友好的纪念文字，自出于抒发感情，其所记载之事实，当为研究者的材料。对于蔡元培的研究，似乎只能说方开其端，今后还要做大量的工作。这本纪念集所收文字，绝大多数为蔡元培逝世时其故旧之作，由于散见当时各报刊，读者研究者寻求为难，由于体例之限，现在结集尽管很不完备，究竟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则此集之出，非徒为逝者生前亲友故旧怀旧而已，更重要的是，可以作为研究蔡元培的参考材料。一个人死了那么多年，还为生者所怀念，是弥足珍贵，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犹忆王芸生先生生前对我说过一桩事：一九七九年，他受托主持全国政协召开的征集蔡元培资料的会议，出席会议者皆蔡元培学生与友人，其年龄均已七老八十，而一提蔡先生，座中皆老泪纵横，情不能禁。这种感情之发，我们不能说只是由于私人关系，而是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蔡元培是值得纪念的人，历史不能忘怀他。

蔡元培生前，多少年来，无论识与不识，提起他都称为蔡先生而不名，闻者闻蔡先生而知为谁何，称者知人皆必知其所指。这是一个充满了尊敬与热爱的称呼。时至今日，其门生故旧仍沿此称。举此小节，可发深思。

蔡元培是民主主义革命家，是兼融中西的思想家，是毕生献身教育事业的教育家，是孕育和培植中国文化和科学的倡导者。如何评价蔡元培，周恩来挽蔡元培联可谓确论。挽联云：“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和同时代的先进知识分子一样，蔡元培以排满而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和当时许多狭隘的反满派又不一样，他在一九〇三年写《释仇满》，反对种族之见，反对贵种贱种之别之说，提出“要之无满不仇，无汉不亲；事之有利于满人者，虽善亦恶，而事之有害于满人者虽凶亦吉，此则纯乎种族之见者也”。⁽¹⁾他的起点就比人高，他是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地接受和领会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不断学习，不断吸收，是以不断前进。他是一个翰林，这样的人物，辛亥以后都成遗老，而他是一个革命者。同为翰林而参加辛亥革命的，还有一个谭延闿，而谭延闿之末路又如何！蔡元培始终是一个爱国者，对帝国主义侵略无比义愤。抗日战争之前，劝汪精卫放弃卖国行为以至泪下酒席之上（要知道他是“和易不轻喜怒”不大容易动感情的人）。⁽²⁾抗战军兴，以病息影香港，力疾写抗日的《满江红》词，为人传诵。这些，都说明蔡元培志在民族革命的爱国行为。说蔡元培不断前进，自然他也有停顿甚至失误，一九二七年清党案之提出即是，这是不能讳言的。作为研究者，一应对此加以分析判断，二应从蔡元培一生所为作全面观察。辛亥之前，他办教育办报纸，宣传革命，领导同盟会上海分部和光复会，而且身体力行，参加军事训练，制造炸药。辛亥之时，远在国外，闻袁世凯出任湖广总督，立即致书吴稚晖，谓“故彼之出山，意在破坏革命军，而即藉此以自帝”⁽³⁾。一眼看透袁世凯。出任教育总长，以反对袁世凯之独裁而辞职。“二次革命”，急忙从国外回来参加。以后出长北京大学，提倡新文化新思想，为五四运动作了护法，而其在在所为，皆与北洋军阀政府相对抗，一九二三年为罗文幹案辞职，高唱不合作主义，是其著者。一九二六年归国，参与北伐事宜，一九二七年之参与清党，是历史事实，蔡元培本人亦不见得同意对此予以回护，一九三四年他在一张对他此举予以回护的报纸文章上批道：“于我多恕词。”⁽⁴⁾微言大义，可得其端倪。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看到他此后和国民党政府越来越离心离德，这是主流。一九三二年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积极为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与先进分子而奔走，可谓拍案而起。至此，蔡元培表现了他政治上的最大光辉，亦足以赎清党案提出之愆。保障人权是蔡元培的重要思想与主张，一生秉此行事。对学生运动，他有自己的看法，“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为他所提出，他并不赞成因参加爱国行动而影响学业，但是一当学生被捕他则义正词严认为这是蹂躏人权，总是挺身而出尽一切努力营救。因罗文幹案的辞职亦起于他反对人权之无保障。后来的事实教育了他，他所参加的国民党政权原来是最大的人权蹂躏摧残者，他义无反顾地与之作斗争，他的行动表明了他所追求的是民主政治与自由权利，“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符合蔡元培的实际。不看到这点，估价不正确，拔高了不是蔡元培。

评价蔡元培，最重要的，应是研究他在中国教育、科学、思想、文化上的贡献。他对此所作贡献是多方面的，极为卓越，而影响又极其深远。他委身教育事业有其思想基础：“孑民是时持论，谓康党所以失败，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此后北京政府无可希望，故抛弃京职而愿委身于教育云。”⁽⁵⁾培养人才以为改革政治，是其明确目标。首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即提倡新思想，遭堂董之恨而辞职。以后，任教南洋公学时，发生近代中国最早规模最大的学生退学事件，“论者谓为孑民平日提倡民权之影响”⁽⁶⁾。办爱国女校，为中国最早之女子学校，是蔡元培倡男女平等说的体现。办中国教育会与爱国学社，则直接将革命与教育合而为一。任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与唐绍仪内阁教育总长均为时甚短，而对于改革教育初具规模。蔡元培教育工作上最伟大贡献，当然是在北京大学，十年校长之任，实际在校五年，把一个腐败不堪的旧北大，改造成为焕然变色的新北大，新潮流新思想应运而生，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摇篮。其影响所及，绝不止于北大，而在于全国；其所改革者亦不止于教育，而在于整个文化。有人说：“北大之所以为大，因为有了一个蔡先生。”这须得加以补充：蔡元培之所以为大，在于他的兼容并包思想。蔡元培先生解释他的兼容并包思想来自《中庸》“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他举出了在大学应该允许和提倡各派学说并存之后说：“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⁷⁾但是，兼容并包并非无所选择，实际上他是“无所不容而有所不为”，兼容并包正是为了提倡新思想新文化。在科学事业上，在文化事业上，蔡元培的贡献都是巨大的。他提倡科学不遗余力，创办中央研究院，旧中国科学事业的一点成果，社会科学取得的成绩，和他的提倡与主持分不开。他注意文化，反对空谈，做了许多首创的工作。至于创办留法勤工俭学之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人才，更为人所熟知。

所有这些，自非这篇短文所能列举，作为研究，应该特别注意蔡元培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早年习举业，后治小学及经史，甲午之后留心西学，涉猎之面渐广。传统的思想文化观逐渐改变，对西学不断日益吸收。他总是感到不满足，不断进取，思想境界不断开拓。教育总长卸任之后，竟然作为一个学生到德国学习，一去四年，逐门功课认真地学，如此总长，并世当无第二人。以后多次出国，也总是认真学习，所涉之面愈广。中央研究院祝贺蔡元培六十五岁寿联称：“萃中土文教菁华于身内，泛西方哲思蔓衍之物外。”可谓得其当。蔡元培不是国粹派，但也反对盲目照搬西方。对于中西文化，他主张作比较研究，择善而从，对于何炳松等十教授中国本位文化的主张，他答复说：“若无此等方案（按指加以选择——引者）而凭空辩论，势必如张之洞‘中体西用’的标语，梁漱溟‘东西文化’的悬谈，赞成或反对都是一些空话了。”⁽⁸⁾这种主张，对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仍然可资借鉴。蔡元培自己说过：“学人难，惟通人更难。学人惟守先待后，通人则开风气者。”⁽⁹⁾蔡元培是学人而兼通人，其主要的功绩表现在通人之所作为，他所做的许多事都开风气之先。“但开风气不为师”，意在说明开风气者本人之谦虚，后代则宜以蔡元培为师，研究其可继承者而继承发展之。这当是治历史者的本意所在了。

《蔡元培先生纪念集》之出，为研究工作者提供了不少材料。缺陷是有的，那就是不能包罗蔡元培一生之全面。读者如能辅以此集未收的各个时期的纪念或回忆文字，当能看得完整一些。但是，纪念或回忆文章，毕竟只能作为材料去研究，而不可全以为据。因为写文章者所反映的，终归是他本人所接触到的一个局部，不能求其全面。亦由于是通过本人的理解去写，又加以必然带着主观感情，其所理解未必全皆准确。至于内容的或有出入，自然更所难免。这些就得靠研究工作者的鉴别考核和判断了。本来嘛，即使是全属历史记载以至档案文字，亦未必全然可信，更何况我们的档案未必完整。数月前，去某档案单位查阅蔡元培材料，事先曾闻《蔡元培年谱》编者某君言，材料很多，去时抱了很大希望。结果是不许查阅目录，无从得知材料是多还是少，后来开列了所要看的专题，而取出来的，则材料极少，甚至蔡元培北上民元迎袁世凯南下卷宗内，竟只有油印的北上迎袁代表名单一纸。果然如此，那就更证明了私家记载的可贵。是以，这本《蔡元培先生纪念集》的出版，除了表现国家对历史的尊重，亦必为读者和研究工作者所欢迎。

一九八三年一月四日写

（原载一九八三年二月八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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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释仇满》，《蔡元培先生全集》第四三八页，台北：商务印书馆出版。

(2) 王世杰《追悼蔡先生》，《蔡元培先生全集》第一四二一页；罗家伦《伟大与崇高》，《蔡元培先生全集》第一四四七页。

(3) 《致吴稚晖函九件》，《蔡元培先生全集》第一〇三五页。

(4) 高平叔《蔡元培年谱》第八七～八八页。

(5) 高平叔著《蔡孑民先生传略》第二页，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

(6) 高平叔著《蔡孑民先生传略》第四页。

(7) 《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蔡元培先生全集》第九四五页。

(8) 《为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复何炳松柏丞教授函》，《蔡元培先生全集》第一二七二页。

(9) 吴稚晖《四十年前之小故事》，《蔡元培先生全集》第一三七三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