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所谓“新五代史”的书名问题

北宋时人欧阳脩所撰载录五代十国史事的纪传体史书，文忠公定稿之初，就在神智还很清醒的情况下，将其命名为《五代史记》。过去，这是稍习中国史籍者，尽人皆知的事情，因为直到明南监本，所有的刻本，题名无不如此。虽然从明北监本开始，妄改书名为《五代史》，汲古阁本和清武英殿本等承之，但直到1974年12月以前，人世间印行的所有版本，其正式名称都是或题作《五代史记》，或题作《五代史》（明汲古阁本和北监本妄改书名之后，清代即使是覆刻古本之外的普通刻本，仍有题作《五代史记》者，如清乾隆十一年裔孙欧阳徽柔的刻本，就是如此），并不存在《新五代史》一书。那么，在1974年12月发生了什么重大历史变故，以致完全改变了这一“正史”的名称呢？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是列在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中的这一部书出版发行了。

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五代史记》

浙江图书馆藏宋刻元明递修本《五代史记》

如果一定要看一下当时的历史环境的话，我们都知道，中华书局出版此书的时候，还是“四人帮”那伙人当道横行的日子，而两《唐书》、两《五代史》又都钦点定在“四人帮”的老巢上海，是不是学术界同仁都能够对此充分表述自己的意见？这是一个引人思索的问题。我也曾经听中华书局直接参与相关点校工作的老编辑，以及花费很大力气一一核对过不同版本的周绍良先生，亲口讲述过当年的混乱情况。

时移世易，改革开放以来的新一代历史学者，大多都是读中华书局点校本长大的。常语云“积非成是”，以致许多人并不留意，此书本来是叫什么名称；即使偶然翻检一下出版前言，知道它出生时候不叫这个名字，也会充分相信堂堂中华书局的权威性，服膺改名换姓的合理性。

1974年中华书局点校本的《出版前言》，开篇即谓：

南京图书馆藏宋刻元明递修本《五代史记》

《新五代史》，宋欧阳修撰，原名《五代史记》，后世为区别于薛居正等官修的《旧五代史》，称为《新五代史》。

清宣统三年刘世珩玉海堂覆刻宋本《五代史记》

百衲本影印所谓宋宁宗庆元年间刻本《五代史记》

从实质内容上看，这话虽然说得不错，但行文过简，容易让初学者产生很大误会。实际情况是，薛居正领衔修的书，名为《五代史》，而欧阳脩（《出版前言》书作“欧阳修”者乃误）自己写的书，叫做《五代史记》，傻子都能看出其间的区别，本来不存在相互混淆的问题（北监本等妄改《五代史记》为《五代史》，是因为薛居正主持修撰的《五代史》，从明代中期起，即已失传于世，今本是清乾隆年间始由《永乐大典》等书中抄录出来的辑本，因而在当时也不会发生相互混淆的问题。《四库全书总目》虽误记欧阳脩此书本名为《新五代史记》，但针对《四库全书》实际写录的书名《五代史》，亦特别说明，“世称《五代史》者，省其文也”，正确指出了《五代史》这一书名的来由）。简单地说，因其所记述的朝代，都是五代，故后人为行文或是说话方便，就统统将其称作“五代史”。具体来说，当然还是要有所区别，于是，前面修得早的，叫“旧五代史”；修得晚的，便被称作“新五代史”。亦即和所谓“旧五代史”一样，“新五代史”，只是一种俗称，人们抄写或是刊印此书，当然应该依照其本名，题作《五代史记》。

国家图书馆藏元宗文书院刻明修本《五代史记》

山东省图书馆藏明嘉靖汪文盛等刻本《五代史记》

古代典籍，像这样的情况有很多。其最为昭著者，像同为正史的所谓《三国志》，它的本名是叫《国志》。对于早期写本和宋元刻本来说，写录或刊刻时，只能采用其本名。《国志》的题名，被改作《三国志》，是明朝万历年间的事情。明北监本擅改《五代史记》为《五代史》，同样发生在这一时期。历史是发展的，并不是后人做的事，就一定逊于前人，然而，在擅自妄改古人书名这一点上，至少清末民初人叶德辉是很不以为然的，乃至竟以“明人刻书而书亡”这样激烈的词语相斥责。我读书少，但在就古代典籍的了解而言，我是服膺叶德辉的，他读的书很多，所说的话，应该比上海点校书的人和中华书局的专家领导要更有权威性。

中山大学图书馆藏明万历四至五年间南京国子监刻本《五代史记》

吉林大学图书馆藏明嘉靖刻本《五代史记》

像《三国志》与《国志》的称谓，虽然我也极力主张恢复本名，但从明朝万历年间以来，相沿日久，究竟怎样处理更为妥当，还可以多征求专家意见，慎重考虑。但《新五代史》一名，至今行用不过五十年时间，若有机会重新整理或是修订此书，及时恢复其本名，在我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具体的处理办法，甚至可以在封皮仍然印上“新五代史”一名，但书中每一卷卷端的题名，则改回为“五代史记”（《国志》可以同样处理，新、旧《唐书》和所谓《旧五代史》也应该采用同样的方式来处理）。

或许有人要问，叫什么名称不行，这重要么？说不重要，当然也不重要。你看监狱里的犯人，统统编个号码，确实也都能活，但用自己本来的姓名活着，和以一个号码存活于世，不仅感觉大不相同，存活的状态也天差地别。大多数人实在不喜欢被人叫号码，估计欧阳脩也不会喜欢。

再说，既然花费很大精力，耗费诸多财力，组织批量的人力，穷尽海内外各种版本，力图勘定一部最符合作者原貌，同时也是最为精善的版本，那为什么在最为惹眼，同时最为重要的书名这一点上偏偏要依从后人妄改的名称？对于像我这样低下的智力来说，这真是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

清乾隆十一年欧阳文忠公裔孙徽柔刊本《五代史记》

名从主人，本来是基本的社会规则，印行古籍，更应如此。然而在当今之世，奇怪的例证，却比比皆是。像岛田翰的《古文旧书考》，多雅的书名，又是多么契合其内容，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印行此书，上来就大喇喇给改成了《汉籍善本考》，还振振有词地说什么，这是为了“显明作者撰著宗旨，并便于循名责实之读者索阅”，真让人哭笑不得。

从更深一层看，每一个书名，都带有特定时代的文化烙印，蕴涵着很丰富的历史信息，你给改了，这些信息也就泯灭了。至少对欧阳文忠公编修的这部书来说，还真的不是叫什么都差不多的问题。众所周知，欧阳脩在这部书中，对他的“书法”，是费了牛劲的。怕别人看不懂，还和门人徐无党商量，借用徐的名义，添加不少注释，阐发其微言大义所在（欧阳氏论著述体裁，以为“为文自注，非作者之法”，说见《集古录》之《唐元稹修桐柏宫碑》跋，故不得不假诸徐氏之名）。因而，对书之大名又岂能马虎？

通观历史大势，我们可以看到，直到元朝官修宋、金、元三史之前，历代纪传体“正史”的体裁与其名称之间，有一项重要的对应关系，即断代为书，通代称史。前者如《汉书》、《后汉书》、《晋书》，后者如《南史》、《北史》以及本来拟定合并行世的梁、陈、北齐、北周、隋之《五代史》。若论其渊源，前者取则于《尚书》之《夏书》、《商书》、《周书》，后者系效法《史记》（拙文《子虚乌有的金刻本〈旧五代史〉》对此有具体论述，收入敝人文集《困学书城》）。但若仔细斟酌起来，《南史》、《北史》以及梁、陈、北齐、北周、隋《五代史》，一则与《史记》的名称并不完全符合，二则“史”字同时又是更大范畴的所有体裁史书的通称，考虑到这一点，就不如用“史记”来替代“史”字要更为合理。我推测，这就是欧阳脩将此书定名为《五代史记》的缘由，并不只是在形式上与薛居正的《五代史》有所区别而已。

2015年8月19日晨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