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李陵答苏武书》的几个问题

关于《李陵答苏武书》的几个问题

“人教社”课标教材必修四新选《汉书·苏武传》。课文练习引用了《李陵答苏武书》部分文字并提出下列要求：

相传苏武归汉后，曾致书李陵，望其归汉，李陵作《答苏武书》回复。下面即其中的一段文字。试结合课文和这段文字，谈谈你对苏武这一历史人物的认识。

《李陵答苏武书》（下称《答书》）是一篇怎样的文章？这篇文章与历史人物李陵有无关系？可不可以据此认识历史人物苏武？本文拟就《答书》涉及的几个问题谈谈个人的认识。

一、《答书》是文人作伪的产物，作伪技术几可乱真

《答书》的广泛流传，当归功于《古文观止》。《古文观止》选了这篇文章，编选者高度评价此文：

天汉二年，陵率步卒五千人出塞，与单于战，力屈乃降匈奴。中与苏武相见。武得归，为书与陵，令归汉。陵作此书答之，一以自白心事，一以咎汉负功。文情感愤壮烈，几于动风雨而泣鬼神。除子卿（应作少卿，李陵字——笔者注）自己，更无余人可以代作。

《古文观止》编选者认为此文“几于动风雨而泣鬼神”“更无余人可以代作”，其实是上了作伪者之大当！《古文观止》是三百年来流传最广的古文选本，于是，广大读者又以假作真，被《古文观止》编选者引入了迷途！

《答书》最早见于南北朝梁代萧统编纂的《文选》，其距李陵、苏武辈的汉武帝时代已有六百年之久。此前，无论是《史记》《汉书》还是其他历史文献，皆无著录此文的任何蛛丝马迹。《文选》中突如其来冒出的这一份《答书》，令人疑窦顿生。

首先对《答书》真实性提出怀疑的是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史通·杂说下》：“李陵集有与苏武书，词采壮丽，章句流靡。观其文体，不类西汉文，殆后来所为，假称陵作也。”北宋苏轼更是斩钉截铁断言：“及陵与武书，词句儇浅，正齐、梁间小儿所拟作，决非西汉文。”（《答刘沔都曹书》）清代考据之学勃兴。浦起龙、翁方纲、章学诚等学者均对《答书》伪作性质作过有说服力的辨析。翁方纲云：“苏、李远在异域，尤动文人感激之怀，故魏晋以后遂有拟作《李陵答苏武书》者，若准本传岁月证之，皆有所不合。”（梁章矩《文选旁证》卷二十五引）胡适《白话文学史》认为《答书》乃由“传说故事”讹出：“李陵、苏武的故事流传在民间，引起了许多传说，近年敦煌发现的古写本中也有《李陵答苏武书》……大概现存的苏李赠答诗^[1]文同出于这一类的传说故事，虽雅俗有不同，都是不可靠的。”

前人辨此信为伪作，主要有以下理由：文体不类，西汉尚无此种四六骈体。用语蹈袭，《报任安书》后出，而《答书》类之。《汉书》不录，此书果为李陵所作，班固立传断无不引之理。史事舛违，《答书》所述之事，多有与史实未尽密合处。今版《辞海》在“李陵”条下注释中，明确说明“世传《李陵答苏武书》系后人伪作”，应当说是准确阐明了学术界公认的一种认识。

《答书》是文人作伪的产物，作伪技术几可乱真，主要表现于下列三个方面。第一，《答书》对汉武帝时黑暗政治的揭露相当深刻。“陵虽孤恩，汉亦负德”是一种实际情形，汉武帝偏袒国戚，挟私用法，刑不当罪，滥杀无辜。“怀才受谤，能不得展”，“妨功害能之臣，尽为万户侯，亲戚贪佞之类，悉为廊庙宰”，《答书》揭露的专制社会的这种弊政，最易引起读者之共鸣。第二，《答书》对李陵投敌变节的心态描绘十分逼真。“身出礼义之乡，而入无知之俗，违弃君亲之恩，长为蛮夷之域”，“身负国恩，为世所悲”。李陵作为一位曾为国家立下战功，虽然失节，但良心未泯的蒙垢者形象，与读者从马、班史传中获得的印象完全一致，经过司马迁染色^[2]的李陵个人悲剧，最易激起读者之同情。第三，《答书》文辞生动情感炽烈，有足以动人心魄之处。“兵尽矢穷，人无尺铁”“徒首奋呼，争为先登”的惨烈血战^[3]，“胡地玄冰，边土惨裂”“胡笳互动，牧马悲鸣”的凄凉环境，“生为别世之人，死为异域之鬼”的生死诀别，凡此种种，最易触发读者之浩叹。在这三个方面，《答书》留给人们的印象十分强烈真实。故读者极易误识《答书》为真实作品。读者受到感染，专家看出破绽。学者专家的客观评价与一般读者的阅读心理产生差异，遂令《答书》评价出现特别复杂的情形。

二、作伪者为李陵所作的辩护十分拙劣，苏东坡并非“大言欺人”

伪作就是伪作。《答书》的思想核心是为李陵的变节行为辩护，正是在这一点上，《答书》丧失了基本的人文价值。

《答书》试图让李陵从“偷生”“惜死”这一历史定评中解脱。《答书》称：“子卿（指苏武——笔者注）视陵，岂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李陵的“偷生”“惜死”是难以推倒的铁案。比起乃祖李广的不甘受辱愤然自裁，比起副将韩延年的力战不屈宁死不降，比起五千战士的殒命沙场暴骨荒野，李陵被俘，投降，岂是“杀身无益，适足增羞”一语可行解脱？李陵终身不复归汉，应当受到谴责。千古艰难唯一死，作为汉朝蒙受国恩的将军，过不了生死这一关，也就背叛了平素尊奉的民族文化传统和基本价值观念。“已缁之素不可复白”，王夫之《读通鉴论》对李陵的这一评价应为不易之论。

《答书》为李陵所作的另一辩护同样十分荒谬。从来的变节者，最常用的辩护词就是“将以有为”，这正滥觞于《答书》。“然陵不死，有所为也，故欲如前书之言，报恩于国主耳。”李陵之“有所为”，指效法春秋时鲁将曹沫，寻找机会，谋刺单于，报恩汉主。后因汉武帝屠戮李陵全家而罢。且不说出诸李陵之口的这种说法可靠程度如何，单就运用恐怖主义的刺杀手段而言，显然是脱离时代实际于事无济的。何况，曹沫有不死三败之辱，却无临阵降敌之事，战败而降，已经“坠君命，挫国威”，大节亏损，耻辱难消，“有所为”是一种背叛之后再行背叛的无耻行为。

《答书》为李陵辩护的第三条理由是“陵虽孤恩，汉亦负德”，将责任归咎汉廷。汉武帝对李陵事件的过分严酷的处理，发生在李陵变节之后。李陵祖父李广“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而未有封侯之赏，最后因不愿面对刀笔之吏毅然引决。李陵故交苏武被拘匈奴期间，兄弟冤死，妻子改嫁，然而苏武持节十九年，从来没有动摇对国家的忠诚。他们与李陵一样，都受到君主不公正的对待，他们又与李陵不一样，都以磊落光明的行为保持了自己的气节。比之亲朋，《答书》以“汉亦负德”作为为李陵的背叛行为辩解的理由，同样不能成立。

问题在于，上引诸种理由，究竟是作伪者的曲为之说，还是李陵的真实心态？笔者认为，《汉书·苏武传》所载“陵与卫律之罪上通于天”的自白是真实的，而为李陵辩白的种种理由，并不能准确反映变节者李陵的心态。李陵投降之后，再无归汉之念。《汉书·李陵传》的一段记载最能说明问题：

昭帝立，大将军霍光、左将军上官桀辅政，素与陵善，遣陵故人陇西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招陵……立政等见陵，未得私语，即目视陵，而数数自循其刀环，握其足，阴谕之，言可还归汉也。后（李）陵、（卫）律持牛酒劳汉使，博饮，两人皆胡服椎结。立政大言曰：“汉已大赦，中国安乐，主上富于春秋，霍子孟、上宫少叔用事。”以此言微动之。陵墨不应，孰视而自循其发，答曰：“吾已胡服矣！”

在汉昭帝赦免李陵罪过之后，李陵依然不思归汉，这种汲汲于个人恩怨的行为更见出李陵人格的丧失。“吾已胡服矣”，李陵这一回答，说明《答书》为李陵所作的辩护何其可笑。《古文观止》编选者认为苏东坡谓《答书》为“小儿为之”“未免大言欺人”。由上面的分析可知，作伪者为李陵所作的辩护十分拙劣，苏东坡并非“大言欺人”。

三、《答书》的审美价值在于，可以借此观照变节者的内心世界

《答书》真正的作者是谁，今已无从考究。苏东坡认为是齐梁间人之作，章学诚《文史通义》则称：“当是南北朝时，有南人羁北，而事类李陵，不忍明言者，拟此书见志耳。”章氏此说，最有见地。作伪者与李陵可能有别国抛家的类似经历，才能描摹出屈身事敌的类似心情。与其说《答书》表达了李陵心曲，不如说反映了那些良心未曾完全泯灭的变节者的普遍心态。《答书》的审美价值在于，可以借此观照变节者的内心世界。

对南北朝时士人这种情感的理解，不妨读一读庾信的《哀江南赋》。这位先在江南为官，后来被拘北地改仕北朝的文人这样表达了其故国之思：“《燕歌》远别，悲不自胜；楚老相逢，泣将何及！畏南山之雨，忽践秦庭；让东海之滨，遂餐周粟。下亭漂泊，高桥羁旅，楚歌非取乐之方，鲁酒无忘忧之用。”“远托异国，昔人所悲，望风怀想，能不依依！”《答书》表达的这种情感是南朝许多文人的共同心曲。他们离别温柔富贵之乡，来到荒蛮绝域之地，那种“胡笳”“悲鸣”之声，造成了心灵的巨大震撼。试看《答书》下列一段文字：

自从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穷困，独坐愁苦，终日无睹，但见异类。韦韝毳幕，以御风雨。羶肉酪浆，以充饥渴。举目言笑，谁与为欢？胡地玄冰，边土惨裂，但闻悲风萧条之声。凉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侧耳远听，胡笳互动，牧马悲鸣，吟啸成群，边声四起，晨坐听之，不觉泪下。

虽然有尊显的地位和优越的生活条件，但是，只要是一个良心未泯的人，那种屈膝投降的耻辱造成的心灵创伤，是无法驱除的。“忍死偷生廿载余，而今罪孽怎消除？受恩欠债应填补，总比鸿毛也不如。”（吴伟业《临终诗》）文人生性懦弱，极易失节，但行为失节并不意味着内心易志，其去国之哀和思国之情，亦有动人心魄之处。你看，那聊蔽风雨的帐篷，那半生不熟的羊肉，那带有膻味的奶浆，与江南美食迥异。“凉秋九月，塞外草衰”，与秋高气爽、绿茵遍地的故国季节不同。荒原寒夜，气氛悲凉，阵阵笳声，萧萧马鸣，更是撩人相思，令人彻夜失眠。这正是那些“事类李陵，不忍明言”的“羁北”“南人”的真实观感和微妙心态。

先人世居汉土的李陵最终的归宿是“遂亡其宗”，弃华夏而入异族。这使被迫羁留北地的南朝士人与历史人物李陵产生了精神上的共鸣。于是作伪者借助六百年前的历史亡灵来演绎自己的心灵轨迹。这就是《答书》产生的时代背景。背弃国家之人，失去的将是有价值的人生。就这一点来说，《答书》虽为伪作，对人生的反面警示，也并非毫无价值。

四、李陵游说苏武之辞于史不合，不具有认识苏武的历史价值

《答书》有一段李陵游说苏武之辞，这也是课文练习引用的：

且足下昔以单车之使，适万乘之虏，遭时不遇，至于伏剑不顾，流离辛苦，凡死朔北之野。丁年奉使，皓首而归。老母终堂，生妻去帷。此天下所希闻，古今所未有也。蛮貊之人，尚犹嘉子之节，况为天下之主乎？陵谓足下，当享茅土之荐，受千乘之赏。闻子之归，赐不过二百万，位不过典属国，无尺土之封，加子之勤。而妨功害能之臣，尽为万户侯，亲戚贪佞之类，悉为廊庙宰。子尚如此，陵复何望哉？

作伪者设定的《答书》写作背景在汉昭帝时。其时，苏武归汉（始元六年，前87年）未久。“异域之人，一别长绝”，苏武自与李陵诀别，道分两途，天各一方，双方是否有可能书信往还，本身就是一个疑点。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李、苏之间，话已说尽，情已用尽，“昔者不遗，远辱还答，慰诲勤勤，有逾骨肉”，《答书》设定的李、苏遗书长答，信函不断之情境，不太可能发生。

更重要的是，这段文字，反映出作伪者对历史人物李陵、苏武心态的把握并不准确。剖析这段文字，便可知苏轼缘何称此书“词句儇浅”。

在这段文字中，作伪者将李陵不愿归汉的原因说成是汉廷的寡德少恩。这是对历史的蓄意歪曲。李陵不愿归汉，确凿原因如下：其一，身败名裂，无颜见陇西父老。“陇西士大夫以李氏为愧”，社会舆论对李陵极其不利。其二，富贵荣华，丧失返归汉廷之心。李陵降后，“单于壮陵，以女妻之，立为右校王”。这皆为载于《汉书》本传的确凿事实。汉昭帝时，汉与匈奴紧张关系缓解，汉廷赦李陵之罪，李陵归汉的障碍已经不存在。然而“吾已胡服矣”，李陵的回答完全可以说明，是否归汉取决于李陵而不取决于汉廷。因此，“子尚如此，陵复何望哉”这一托词，完全是作伪者编造的历史谎言。

同样，这段文字中，作伪者对苏武心态的把握（当然是以李陵口吻写出的）也极不准确。汉武帝时，兄弟自杀，妻子离散，苏武闻之，不为所动不改其节；昭帝时，苏武受封典属国^[4]赐爵关内侯，封官进爵身居高位，《答书》为苏武的“鸣冤叫屈”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苏武更不可能为《答书》那种挑拨君臣关系之言辞打动，“今足下还归，扬名于匈奴，功显于汉室。虽古竹帛所载，丹青所画，何以过子卿！”苏、李诀别之时，李陵的这番话坦露心声，说明早在苏武归汉之时，李陵对苏武心志即有准确的价值判断，在苏武归汉之后，李陵不可能说出上引挑拨苏武与汉廷关系的言辞。所以，《答书》指责汉廷薄待苏武之言，明显表现出作伪者因对苏、李关系的陌生而为情造文作欺世之言。

《答书》既不能真切表现李陵心态，也不能翔实反映苏武际遇，怎么能据此认识历史人物苏武呢？笔者的看法是，既然作伪者所撰李陵游说苏武之辞于史不合，也就不具有认识历史人物苏武的史料价值。那种将《答书》与苏武评价生硬联系起来的做法，无疑是不妥当的。

李陵是一个极其特殊的人物，《答书》是一篇十分特殊的文章。特殊的经历、特殊的环境形成李陵复杂的精神世界。而马、班对这个人物的同情性评价又无疑影响着千百年来的读者。尽管如此，按照《答书》的逻辑去理解李陵、评价苏武，是不可能得出正确结论的。

（原载《中学语文教学参考》2006年第1-2期）

【注释】

[1]另有李陵《与苏武诗》三首，亦伪托之作，本文不赘。

[2]司马迁在不完全知情的情况下为李陵作了辩护，事见《报任安书》。

[3]《答书》对李陵与匈奴最后一战的描写显然蹈袭了《报任安书》和《汉书·李陵传》文字。

[4]苏武归汉之后，官典属国，负责少数民族事务，秩中二千石，俸禄为最高一级，应当说是受到了朝廷很好的对待。《答书》的描绘不吻合史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