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当代发现”

一、问题的提出:所谓“当代发现”

马恩早期著作的发现，是当代思想界最有意义的理论事件之一。然而对于这种意义的评价和估计，仍然只有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当代争论的背景中才能真正做出。

直到20世纪初，马克思和恩格斯世界观形成时期的著作还鲜为人知。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在档案库里搁置了六十多年，甚至恩格斯也只是耳闻有这篇文章。即使是已经发表过的《神圣家族》，也只有为数极少的马克思主义者阅读过。至于恩格斯写于1844年以前的著作，几乎可以说，除了马、恩本人之外，根本就没有人知道。此外，包括在这些人们一无所知的遗著中的作品还有:《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3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此外，《莱茵报》和《德法年鉴》本身已成为极其罕见的珍本藏书，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些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也几乎已经湮没不彰了。

在这些遗著的发现、整理和出版方面首先做出贡献的，是梅林编辑的三卷本《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遗著》(1920年出版，以下简称《遗著》)。这部选集不仅第一次发表了马克思的《博士论文》，而且收入了《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曾经在《莱茵报》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以及马克思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四人通信”、《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除去这部选集的一些形式上的缺点^[1]之外，正像梅林在1907年所说的那样，由于仍有许多材料尚付阙如，所以马克思思想形成过程的某些问题，“直到现在也很不容易搞清楚”。例如，梅林的名著《马克思传》(1919年出版)在谈到1844年春夏马克思的理论活动时不无惋惜地说，除了卢格的一些零星的记述外，关于马克思这一时期所进行的研究，没有保存下来任何材料。^[2]

然而无论如何，梅林编辑的这部《遗著》，无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传播，还是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研究来说，都是一项了不起的功绩。正如尼·伊·拉宾在半个多世纪以后满怀深情地记述的那样:“我们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在二十世纪中叶是依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因此很难想象这部遗著的出版对当时那一代人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这部书所收的绝大多数著作，无论对普通读者，还是对专家来说，都是新发现。整整一代马克思主义者都是用这部书来学习的。列宁就是用这部书研究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的策略。”^[3]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更加重要的遗稿的编辑出版，无疑应当特别地归功于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和苏维埃国家——这样一种伟大的、无私的理论兴趣，在当时确实是无与伦比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做出了惊人的努力，在收集卷帙浩繁的遗著、手稿的辨认、翻译和注释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自192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国际版(MEGA)问世至1932年，研究院首次发表了马克思的一系列早期著作，其中特别重要的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3年)、《克罗茨纳赫读书笔记》(1843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全文)。此外，还有《中学作文》、《诗集》、《狂歌》、有关《博士论文》的材料、《柏林读书笔记》(1840—1841年)、《中央集权问题》以及《路德是施特劳斯和费尔巴哈的仲裁人》(此文后经考证，乃是费尔巴哈所作)。

然而，所谓马恩早期著作的当代发现，决不仅仅是说这几部著作在某月某日出版，它的更深刻的含义在于，这些著作契合着当代所面临的重大问题，重新激动并引发了极其广泛的争论。特别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表，不啻是一声霹雳，震动了整个西方思想界。几乎时隔四十年，卢卡奇在回忆初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感想时还说:“当我1930年在莫斯科时，梁赞诺夫给我看了马克思1844年在巴黎写的手稿。你们可以想象我的兴奋心情:读这些手稿，使我与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关系发生了变化，使我改变了我的哲学观点。”^[4]

如果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表仅只是在学理方面具有编纂学意义的话，那么它至多也只能引起卢卡奇的个人兴趣或学院内部的学术兴趣。然而，马克思早期著作的发表从一开始就表明它是具有极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意义的。如果联系着我们前面提到的当代争论来看的话，那么与其说早期著作的发表引起了争论，倒毋宁说对这些著作的估价和发现是以当代争论为背景的:早期著作的发表一方面把一些尖锐的问题进一步突出出来，另一方面也使在背景中的对立和冲突围绕着一个似乎是纯学术的问题而得以展开。

在这里，我们首先强调的一点是，关于马恩早期思想之意义的争论，并不仅仅是由于这些著作的偶然发表而引起的争论，它实际上是当代世界关于马克思主义所形成的对立和争论的题中应有之义;如果说，当代世界对于马克思主义之彼此反对的立场也决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那么很显然，这种对立立场的更加深刻的根源正在于当代社会生活发展起来或新生产出来的矛盾和对立。

详尽地研究和考察这种矛盾和对立不属于本文的范围(这是一项极其有意义然而也是困难得多的工作)，在这里只需作这样一种设问，即:如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再晚五十年发表，那么全部争论是不是会整个地、彻底地撤销?毫无疑问，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争论将不会也不可能围绕着这两部手稿展开;然而，争论是否围绕着某个主题展开与争论全然不会发生是两回事。我们的观点是，如果马恩的这两部手稿未能在20世纪30年代初发表的话，争论的整个形式将会相当地不同，从而争论的内容也不能不有所改变。但是，争论的性质决不可能整个地不同。因为，争论的核心始终正是当时迫在眉睫的生活中的问题;如果我们仅就西方世界而言的话，那么问题的重心始终正是社会生活的新的内在矛盾，是预感到这种矛盾而又无力真正克服它的那一代知识分子之生存境况的反映。

《历史与阶级意识》在1923年对所谓“物化现象”的那种批判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假定说，在《资本论》中特别地择出“物化”概念并且用以补足马克思早期思想的空缺，可以仅仅是个人的观点或“眼光”的话，那么，这部著作之成为“本世纪最有争议的著作之一”并在西方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就决不能单纯用个人的“眼光”或洞察力来加以说明。1932年《巴黎手稿》的发表似乎是有力地印证了卢卡奇的见解，然而就卢卡奇本人而言，《巴黎手稿》的发表却令他本质重要地修正了先前的观点(其主要之点是严格地区分所谓“异化”和“对象化”)。如果说这种修正再一次可以是个人观点或“眼光”的话，那么，西方思想界几乎完全不顾及这种修正并仍激赏其先前观点的情况就再一次表明，这里的问题决不仅仅牵扯个人眼光以及《巴黎手稿》的纯粹学理，而是一个真正与社会生活的内在矛盾与新的冲突相关的解释学问题。

1927年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问世并很快成了哲学争论的中心之一，同样表明了这种情况。这部著作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被概括为“异化问题”。在西方思想界关于卢卡奇和海德格尔的关系——究竟谁影响谁，谁是先驱者——曾有过争论;按照戈尔德曼(L.Goldmann)的说法，《存在与时间》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说是对卢卡奇见解的直接应答。毫无疑问，这种说法仍然可以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成为学术界饶有兴趣的争论主题。但是就我们所涉及的那个更加深入的问题而言，回答谁是先驱者并不显得特别紧迫。重要的问题在于:(1)所谓“物化”或“异化”问题在当代世界究竟具有怎样的意义?(2)当代的资产阶级哲学和“文化批判”如何在哲学上把一种社会历史的异化状况表述为一种永恒的“人类状况”?(3)关于马克思早期思想的理解和争论是怎样同这种背景相关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