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根据地教育

高华

1954年出生在南京，17岁进工厂,当过8年工人。1978年考入了南京大学历史系，并获学士、硕士以及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曾在南京大学历史系担任教授和博士生导师。1995年至1996年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做访问学者。现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担任教授以及博士生导师。

高华先生主要研究中国现代史、民国史、中国左翼文化史以及当代中国史。其代表作主要有《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还有《身份和差异：1949～1965年中国社会的政治分层》以及一本马上就要出版的新书——《在历史的“风陵渡”口》。

曾子墨：几年以前，《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这本书在香港问世，很快地它就成为了所有关心中国政治、关心中国历史的人最热衷的话题。有人评价说，这本书凝聚了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对自己生活在其中的时代所进行的理性的思考以及心灵的体验。也有人说，这本书深刻地揭示了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并且通过这样的揭示回答了一系列引人深思的问题，而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很荣幸地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教授高华先生。

高先生，我想很多人提到您的名字，一定会提到这本书，《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大家一直特别想了解一个问题，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延安整风感兴趣的？

高华：应该说是对历史感兴趣。我是从60年代初进入小学，那是一个理想主义高昂的时期，经常能感觉到历史和现实的一种对流，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在我们的学习中，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过去的历史，过往的那些因素，经常不断地浮现，这就促使我对过去的那些历史，特别是对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历史产生一种兴趣。再一个原因就是我比较喜欢读历史书，历史上许多场景波澜壮阔，令人荡气回肠，有的时候也让人扼腕叹息，就是喜欢历史，这也是很重要的原因了。

曾子墨：我读过您那本书的后记，对于您小时候的事情也有一些印象，好像您从小就是一个对政治特别敏感的孩子，还不到10岁的时候就每天去看《参考消息》，是吗？

高华：今天的青年人可能会觉得很好奇，我们那个年代真的是一个政治意识过分发展的年代，青少年很自然地受到那个社会环境的影响，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就看《星火燎原》、《红旗飘飘》，看了很多革命的回忆录。我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就每天看报纸，以后就成了习惯。

曾子墨：看那些回忆录，关心那些国家大事，还是一个孩子，能理解吗？

高华：我记得大概1965年的时候，我动一个小手术，住在儿童医院，我带了一套《毛泽东选集》，还有一本书，讲德国共产党的一个革命烈士的故事，叫《前列》，我到现在还记住它的名字。那个护士小姐非常吃惊，她说这个小孩怎么这么老人头啊，这么小就看《毛选》，其实也没有人叫我去看，是自己愿意去看。

曾子墨：刚才高先生说1965年的时候住院，1965年的时候，高华先生是11岁，就是11岁的时候在读《毛选》。那个年龄读《毛选》，读出了什么心得体验？

高华：首先是很有意思，就是毛主席的书真的是比较通俗易懂。还有一个，我在读这些书之前，看很多的革命回忆录、报纸等等，已经有一些理解的基础了。至于什么心得体会，还谈不上，就是把它当成历史书来读，特别喜欢读毛！，那后面的注释。

曾子墨：为什么对注释那么感兴趣呢？

高华：因为注释的含量大一些，它对毛主席著作里面提到的很多东西有一个进一步的解释，比如说什么是“马日事变”，“马日事变”发生在哪一年，哪一月，它大致的经过是什么样的等等，所以我觉得它透露的信息量更大一些。

曾子墨：也许是您的成长经历，也许是您当时的家庭环境，促使您后来喜欢去研读历史，喜欢去关注一些可能跟政治有关的话题，后来您写了《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这本书，一直有人在问，这本书出版了之后，有没有对您个人有影响？

高华：我觉得没有什么，“三中全会”以后，国内的整个气氛和环境有了变化，我写了这本书并没有对我的生活和工作造成什么负面影响。

曾子墨：那可能您学生的看法跟您不太一样。因为我在网上查了一下高先生的资料，据我所知，在南京大学的时候，高华先生应该很受学生的关注。有一位学生说，有一天晚上，高华先生在大课上讲到反右运动，中途休息的时候，突然冲下了讲台，到第三排的一个学生面前找她要证件。这个课结束了之后，高华先生跟同学解释说，因为看那位同学长相比较成熟，比较像公安，而且在课桌上还放了一个随身听，以为是在录音。所以，同学们就感叹说，高华先生在上课的时候实在是太紧张了。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吗？

高华：事情大致是有的了，但是在描述上大大夸张了。第一个，我并不是一个箭步冲下去，没有。老师有的时候会问一问同学，你是哪个系的等等，我大概是很一般地，很平和地，问一下子，说你的学生证给我看一下子。是这样。

曾子墨：看学生证在课堂上还是很少见的，我想。

高华：有的，个别情况。

曾子墨：无论高先生是不是记住这些细节，但是这些细节给听过您的课的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也希望您的演讲也能给我们在座的很多同学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有请高先生进行今天的主题演讲。

高华：今天我讲的题目是《抗战时期的根据地教育》。这些年来，我对抗战时期的教育有一个新的研究兴趣，我发现，抗战时期的教育不仅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且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史上都有很重要的价值。

同学们都知道，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对中国的教育造成极大的破坏。据当时统计，1937年中国大专以上的学校有108所，受到日本的侵略以后，被破坏的占到91所，占整个中国高校总数的85%。仅仅一年，全国的中学生只有57万人，有50%的中学生失学。据当时的统计数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后，中国在教育方面直接和间接的损失将近9.6亿美元，这是当时美元的比价。所以日寇对中国的侵略极大地破坏了中国教育，从而带来一个新的情况，就是中国教育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也就是中国出现了三种类型的教育。

第一种就是大后方教育。抗战爆发以后，特别是八一三淞沪会战发生以后，我们有一个教育内迁，当时有52所沿海地区的高校迁到了大西南，这是一块大后方教育。第二块是沦陷区教育。第三块就是根据地教育。那么今天我主要讲的是根据地的教育。

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是，在二十世纪中国教育史上，抗战时期的根据地教育是第一次大规模地把政治动员和社会改良相结合的一次试验。这里我要讲一下，根据地的教育类型和当时大后方的教育类型以及沦陷区的教育类型是完全不一样的，是非常独特的。简言之，它是有三个类型的教育系统。

第一个教育系统是面对干部的、以培训革命干部为宗旨的干部教育系统。第二个类型是面对社会底层民众的社会教育系统。第三个才是一般的国民教育系统。那么这三种教育系统的创设，一个是现实的需要，第二点是因为意识形态的要求。

我首先讲根据地的干部教育，这是三大教育系统中最重要的部分。

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初期，许多去过延安的访客，都会对延安的一个现象感到非常吃惊，就是这个不太大的地方，很小很偏僻很落后的地方，居然有这么多的学校。它有培养共产党的高中级干部的中央党校，有培养共产党的高级理论人才的马列学院，有培养妇女干部的中国女子大学，有培养军队干部的抗大和军政学院，有培养民族干部的民族学院，有培养文艺干部的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还有培养新文字干部的学校，叫新文字干部学校。当然青年是延安的主体，延安有两所专门面对青年的学校，一个是陕北公学，还有一个叫泽东青年干部学校。除了这些学校以外，还有一些专门性、专科性的技术性的学校。

那么，人们自然会提出疑问，办这么多学校，肯定需要学生，延安哪儿来这么多学生?但是事实上，在小小的延安确实涌进了将近两万到三万的学生，他们基本上是在1937年到1939年进入延安的。这就牵出另外一个话题，为什么这个时期这么多的青年人，他们不去大后方，而要到共产党领导的延安？因为这个时期国民党也在积极抗战，如果说为了抗战，那么大后方也可以去啊，这么多青年人去延安，去干嘛呢？我想，我的看法是，这么多青年人去是要干革命，他们是要去寻求生活的意义。

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延安，是一个典型的革命社会，是一个充满着意识形态符号的地理空间，是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空间。在那些奔赴延安的左翼青年的心目中，那些自然景观都会被赋予丰富的意象，比如说宝塔山啊，延河水啊，农民戴的白羊肚的毛巾啊，秧歌、纺车啊，都被赋予了一种思想的含义，从而成为某种鼓动性的符号。我认为延安的中心话语就是革命，抗战被包容于革命之中，革命成为延安和其他根据地的最重要的灵魂。特别是在延安和其他革命根据地，它奉行一种军事共产主义体制，这个体制对当时的革命者有着巨大的意义，具有着平等意味儿的共产生活方式，它是和大后方的、和重庆的那种世俗化的生活方式完全对立的两种生活方式，它对金钱物质的排拒，使它具有巨大的政治上的动员作用和精神上的感召力和凝聚力。

那么，我下面要讲的这个根据地的干部教育，它的主题是什么？是不是每天学数学、物理、化学?不是的，它的主题就是学马列理论和中共的方针政策。所以从毛泽东开始，王明、洛甫(就是张闻天)、博古、周恩来、刘少奇、陈云、朱德、邓发这些著名的中共领袖经常到这些学校去作大报告。在我看，1937年到1940年，延安和其他根据地是处在思想领域的一个过渡时期。什么叫过渡时期呢？就是从江西时期到典范性的延安时期的过渡。这个时期，在思想空间里存在着一种多样性。这种多样性表现在：一个是五四时期的话语，包括“五四”以后的平民主义的那种叙述，它有一个空间，它还在流传。第二种话语是俄式马克思主义话语，从江西时期延续下来的布尔什维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等等，这种俄式话语。第三点就是毛泽东的新话语已经登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我的看法是，话语有三种，甚至更多一点的话语在那儿重合，所以出现了一种生动活泼的气氛。或者说在革命的框架下存在着一种多样性，主题就是革命、抗战和共产主义。人们在这儿学习，学习理论，期待着未来，期待着一个新的理想社会。今天还有许多老同志，他们很怀念那个时期在延安的学习生活，这是我讲的根据地教育的最重要一块，就是干部教育。

根据地教育的第二块是社会教育。什么叫社会教育？社会教育就是对底层民众进行扫盲、知识启蒙等等。我们知道陕甘宁边区在当时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地区，边区主席叫林伯渠，1939年1月他有一个报告，他说在1936年到1937年期间，边区全部人口是150万人。可是识字率呢，只是1%。妇女几乎不识字，而且缠足的现象非常严重。这个时期的根据地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推动扫盲，开展各种形式的冬学。冬学就是天气冷了，没有什么农活了，利用这个时间学识字，办了各种识字班，把抗战和对底层民众的知识启蒙结合起来。我想它的目标很明确，第一，提出来要消灭文盲，目的是提高大众的政治文化水平。第二，要提高大众的民族觉悟，要动员群众参加抗战。第三，要提高大众的民族思想，提高中华民族的民族思想，使群众觉悟有所提高，运用民主的能力并且培养民主的习惯。第四，还要增进大众的战时生活知识和一般生活知识。这是社会教育的一个基本的宗旨。

到了1941年，边区已经办了5800多个识字班和识字组，吸收了将近4万人扫盲。其中许多妇女参加到这种识字班和扫盲组中间去。到了1939年，根据边区妇联的统计，边区的妇女人口中，识200个字的妇女已经占到了10%。200字当时不是一个小数字，从来不会识字的，懂200个字已经很了不起了。识1000个字就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

和刚才我讲的社会教育相联系的，就是废止缠足、裹小脚。边区政府在1937年7月19号，七七事变爆发不久，通过了第一个禁止缠足令。以后在1938年、1939年边区的政府和边区的民政厅又通过两个法令，规定18岁以下的女孩子绝不准缠足，如果违背，她的丈夫和父母要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这是用政府的力量强制性地进行社会改革。我们知道，运用群众运动推行社会改革，这是当时的一种基本方法，通常说就是一个是宣传，一个是组织。为了废止小脚，各地，各个区、县、乡都成立了放足突击委员会、放足组、放足突击院，而且还创作了一个歌，叫做《放足歌》。到了1939年，延安市裹脚的现象已经没有了。在延安县，在陇东地区，在许多地区，这种裹脚现象已经越来越少，这是我讲的第二块，就是根据地的社会教育。

第三个问题，我讲国民教育。1937年以前，全边区只有120所小学，中学生屈指可数，女孩子读书几乎没有。经过几年的文化建设，边区的文化教育有很大的发展。1939年年底，全边区中学生的女孩子是120个，我指的是土生土长的陕甘宁的女孩子，不是外地去的那些女孩子、女革命家。到了1941年，全边区中等师范学校已经有了7所，小学也发展到1300多所，小学生有40000多人。以上，我简要地把边区的三个类型的教育，即干部教育、社会教育和一般的国民教育作一个简单的叙述。

下面我讲第二个问题。根据地的教育它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教育?我的看法是它是“战时状态下一种高度政治动员型的革命大众主义”的教育，它实现了从江西苏区战时共产主义教育向新民主主义教育的一个过渡或者叫“转换”。我下面对它进行分析。

我们知道中共成立以后，办过一些工人夜校、农民夜校、农民运动讲习班。但是在1927年以前，还没有大规模的教育试验，教育试验，是有了自己的地盘才开始的。而中共的教育从1927年以后就开始在江西实践了，它的教育的基本理念和当时国内的其他地区是不一样的，在我看是一种叫“阶级论”的教育，突出阶级论，也就是相信一个看法，叫做“教育权随所有权”走。

教育是无产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这是共产党教育观的一个核心观点，20年代后期、30年代初就开始形成。由于有这样一个看法，对“五四”以后，在国内传播的自由主义的教育观以及在社会逐渐发展的平民教育、劳动教育、生活教育、职业教育等等，都给予一种批判和否定。在排拒了“五四”的教育观念以后，吸收的是从苏联引进来的苏式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和制度。

1927年到1937年间，差不多10年，在江西苏区和其他苏区，参照苏俄经验，建立起了苏区的共产主义教育制度。它的基本方针就是教育要为革命战争服务，教育要面对工农劳苦大众，教育要和劳动生产相结合，这是江西时代的教育理念。破天荒第一次，从政治斗争和革命动员的需要出发，把中国教育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培养干部的干部教育系统。第二类是对青年学生进行政治动员和劳动日常技能训练的，叫国民教育系统。第三类是社会教育系统。江西时期，这三类教育的大致模型已经出现。只是延安时期把江西时期放在第二位的国民教育系统给它拉下来，把社会教育系统提上去。

我为什么说在延安时期、抗战时期，根据地教育实现了从苏式的共产主义教育向新民主主义教育的转换?江西时期，由于国共之间尖锐的战争对立，所以在教育的内容方面，除了政治动员以外，更重要的在教育对象方面有限制。因为它奉行的是工农子弟优先入学的方针，地、富子女只可以读小学，不能再读到高中，这是明确规定的。再一个，江西苏区禁止私塾先生，禁止传统的旧学，对老师的阶级成分和思想的正确性的要求也比较高。所以我们说它是带有共产主义特点的、共产主义式的教育制度。但是到了延安，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在继续坚持阶级论的教育观的同时，国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比重大大增加，这样就和国内的、大后方的主流的教育思潮发生了一个联系。第二点，对教师的要求有所松动。江西时期，教师要纯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延安时期，只要你拥护中共政策，私塾先生可以继续教书，旧学、私塾可以保留存在。再一个对地、富子女的入学放宽，地、富子女也可以和其他人一样读中学，江西时期是不可以的。在教育理论方面，这个时期很重要的变化是开始有比较多的中国的民族特色。

1942年4月份，当时的共产党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反对教育工作中的急性病》。它强调共产党在根据地办教育当然最重要的是立场问题，可是在站稳立场的同时，也应该从中国的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中吸取养分。这是一个新概念，主要体现在是把教育的类型进一步明确化，就是干部教育是第一位重要，社会教育是第二位重要，一般的国民教育是第三地位。这主要是从当时的政治动员以及政治功用方面来进行分类的。这是我刚才讲的第二个问题。

下面我讲第三个问题，抗战时期的根据地教育的价值和它的局限性。根据地教育是中共领导的战时状态下的革命大众主义的动员教育，这种教育是一种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强调意识形态灌输的教育，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政治动员性。它以革命政党的世界观和路线方针为依归，突出教育的政治思想训练以及基本生活、生产技能的学习。这是它的一个基本特点。根据地的教育，又和当时中国共产党党内的思想斗争相依相随。经过整风运动，根据地的教育实行了一个转换，就是从过去江西时代的教育，甚至是比较多地受苏联教育模式影响的那种教育转换过来了，形成了一个烙有毛泽东印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阶级论的教育。那么这两种教育观，在我看没有太多的差别。所谓苏式的教育观是什么呢？也是在政治第一的前提下，比较强调知识传授的系统性。而中国的这种特色的阶级论的教育，因为受到战时环境的影响，更注重政治教育的通俗化以及实用性的生产技能的学习。面对大众，这是中共阶级论教育观的主体部分，也和“五四”的平民教育思想相契合。在群众路线的口号下，一切都以普及为中心，最重要的是普及，不强调提高。当然我在这里强调是因为当时战争环境的影响，当时提出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对我们建国以后的教育都有影响，就是大众也应该是教育的主体，比如说请老农到学校来上课，那个时期就开始了。

那么，经过改造的根据地教育就实现了毛泽东对教育的要求，以阶级论为中心的教育思想统一了干部的思想，统一了群众的思想。而边区的那些老师呢，过去他们是所谓自由职业者，经过这个转换已经变成了“毛泽东的教育战士”。从实际效果看，根据地教育取得很大成效，培养了一大批适合战时需要的人才，对边区的社会经济生活的改善、对人民生活的提高，都有很大的作用。这是应该肯定的。

但是，根据地教育也存在着那个时代的局限性。下面我要谈它的局限性。第一点，在阶级论教育观的贯彻和实践中，“五四”的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遭到过分地打击，在教育思想、学制、管理等各个方面都有所体现，从而有损教育的全面性。有时会因为突出政治思想的训练而取代知识和技能的学习，这是它的第一个不足。

第二个不足，在战时的环境下，如果一切都从眼前的需要出发，也会造成教育的短视和片面性。1938年到1941年，边区的文化教育工作是由张闻天负责领导的，张闻天认为，抗战以后，我们有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那么教育方面也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向正规化方面有所发展，所以在张闻天的领导下，边区在1937年、1938年、1939年、1940年，把一些分散的小学合并成“完小”，也办了好几个师范学校，这些努力以后都被批评了，认为犯有严重的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错误。1941年 9月开始，延安就开始检讨、批评前几年的教育方面的错误，认为在前几年的教育思路影响下，边区的教育者都被荒废了，在边区不存在升学的问题。我们的教育是什么呢？只要会识字、会算、认识路条就可以了,能写、会算即毕业。这都叫需要第一。在当时的情况下，或许是为了适应当时的这种战争和生产的需要的，但是以后呢，把它作为革命教育的一个经验时，在实践过程中又给神圣化，这给未来的教育带来不良的影响，这是它的第二个不足。

第三个不足，就是忽视受教育者兴趣、天性、个性的发展和培养。认为教育如果关心学生的兴趣和个性，这叫失去分寸。从这个观点出发，就过分地批判了儿童教育。因为儿童年龄太小，不能马上参加革命战争和生产。事实上，它有碍于边区教育的全面发展和青少年的成长。

第四个不足，过分地强调干中学，学中干。在实际操作中又经常流于只重视生产劳动而轻视知识传授，这样会慢慢就走向对知识传授的否定。比如说在学校里讲授太阳系，认为学天文讲太阳系，这个不好，思想不正确。为什么呢？太阳系太空洞，跟我们眼前的斗争没有关系。最后走向完全取消学校教育的地步。当然我这里强调它是在一个阶段，在1943年的下半年，以后这种偏差得到纠正。

第五个不足，在当时的边区和其他根据地，广大教师为边区的教育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但是当时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说这些教师教条知识多，不会劳动，又不会打仗，因此有的时候对他们团结教育不够，批评多了。今天看的话呢，也是应该讲在当年这些教师的积极性的发挥方面，存在问题。这是刚才我讲的根据地教育，在肯定它有很大成绩的前提下，也指出它存在的不足。

我的最后的看法是，近代以来，中国的教育改革和国家的现代化是紧密联系的。中共致力于社会改造，从瑞金时代照搬苏联，到延安时期的新民主主义教育，逐渐在探索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革命教育的理论。但是根据地教育，又是二十世纪中国教育遗产的重要部分，它留给我们丰富的启示，给中国的教育、未来的变革，提供了某些重要的参照。这就是我今天的报告。

曾子墨：非常感谢高华先生，和我们一起回顾了在延安根据地时期的教育系统，同时也对它进行了一些评价。这里有一些网友希望和您交流，有一位网友，他的名字叫做“我爱北京天安门”。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在毛泽东去世以后，他在民间的形象经历了很多次的转变，曾经走下神坛，又走上过神坛。但是现在民众在上访的时候，会把“毛主席万岁”挂在嘴边，而有很多的企业家，他们也会把毛主席的像供奉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面。您怎样看待这些社会现象，认为它反映了什么样的社会心态？

高华：这个现象我也看到了。主要是90年代中后期以来，社会在快速转型的过程中，我们的社会分化也比较明显，出现了这个所谓弱势阶层。这样一个历史记忆群体，他们在对过去的历史记忆啊，他们是一种有选择性的历史记忆。毛泽东时代的很多经验被抽象化，认为毛泽东时代非常强调社会公正。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这种现象是对我们现实的、目前的一种发展或者是某些不和谐方面的一个反映。可能是这样。

观众：高华教授，您好，我是华东师大国际关系学院的学生。我们很多同学都想知道一个问题，就是说在建国之后的国民教育中，对于国民政府在抗战中的作用，我们一般是没有进行什么大规模的宣传或者类似形式的表扬，是吧?那么我想问一下，在抗战时期，在根据地教育中，对于国民政府在抗战中的一些作用，他们是如何宣传的？这些宣传对后期的教育产生过什么样的影响？

高华：好，我刚才提到的边区的教育中有三大块，在干部教育这一块中间，在1940年之前，还有一个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教育。特别是在1938年、1939年这个阶段，它是一个经常性的教育。这个时期我们知道，国共两党的关系虽然有摩擦，但大致还处在抗日合作的比较好的状态下。所以这个时期根据地的有关教育，对国民党的抗战啊，一般都给予比较正面的肯定。在延安，在边区，有的时候还会把蒋介石的像挂起来。孙中山的像是长期挂着的。这都是表示对统一战线的这样一个维护的态度。

到了40年代后，特别是皖南事变以后，国共关系严重紧张。对国统区的有关抗战的情况，它的叙述有所变化。对国民党统治区中因为战争造成的民生困难啦，政治腐败啦，这一类情况，报道得可能更多一些。我想这种对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作用的描述，是和当时的国共关系的起伏相联系在一起的。

观众：高华教授，您好！主持人，您好！我的问题是，延安办的这些学校，它的学生有一部分是知识分子，这批知识分子，本来具有自己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当他们投身到延安这个革命大潮当中的时候，他们接受这种以阶级意识为中心的教育的时候，是很顺利的吗？当时他们的心理状态，还有这个观念的转变是什么情况？

高华：好的，你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个很大的问题，讲一个小时都可以的。我想第一个，去的青年人基本上都是左翼青年，所以去的人本身就已经具备了一些革命的基本的概念，这是使他们和延安的那个新生活能相融的一个最重要的前提。如果他对这个不认同，他们可以去其他地方。丁玲有一篇小说，叫《在医院中》。小说写一个女主角叫陆萍，陆萍是上海去的一个女青年，她去延安的时候，她当时的基本想法是她要去做群众工作者，她要做女性的革命领袖。可是去了以后，要求她的是什么呢?要求她的是大众化，而不是高高在上的精英主义的大众化。当然她会有痛苦，她有一个转变过程，她对新概念有一个学习和内化的过程。就是刚才我讲的毛泽东的那些新概念，包括阶级论的教育观，都有一个内化的过程。大量的资料证明，就是尽管是左翼青年，但是去延安之前的革命的想象和去了以后是有落差的。另外革命对他的要求是更高的。所以这个过程，有人称之为脱胎换骨的过程。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主要是知识青年。我把《在医院中》这本小说推荐给你，它可以回答你刚才提的这个问题。

曾子墨：好，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前，还是想请问您，希望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结束您今天的这个演说？

高华：好的。我想二十世纪这一百年是中国几千年来社会变动最剧烈的一百年，人们为了追求一个理想的社会，在进行大规模的革命和改革，其间获得巨大的成就，也有很多教训。就像抗战时期的根据地教育，它的成就和不足都值得后人重视，可以成为我们今后利用、研究、反思的思想资料之一。

曾子墨：今天高华先生带给我们的这个演讲，就像高华先生曾经写过的那本书《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一样，他让我们回忆起二十世纪中国曾经有过的这些革命。它可能是美丽的，也可能是浪漫的，但是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思考一些美丽和浪漫之外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