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族抗战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

二、全民族抗战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的严重危险。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和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推动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形成。同年8月，国共双方达成将在陕北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在国民党统治区若干城市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和出版《新华日报》等协议。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命令，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一一五师、第一二0师和第一二九师。10月12日，国民党方面公开发布命令，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任命叶挺为军长。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在此之前，原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政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于同年9月6日正式改称为陕甘宁边区政府（1937年11月至1938年1月改称陕甘宁特区政府），林伯渠任主席，张国焘任副主席。陕甘宁边区共有23个县，人口约100万，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

全国抗战开始后，国民党政府从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实行片面的抗战路线，害怕抗日战争成为人民大众的抗战。共产党代表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提出一条全面抗战路线，使抗日战争成为真正的人民战争。1937年8月，中共中央洛川会议全面阐述了这条全面抗战路线，并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深入敌后，发动和组织人民群众起来进行抗日斗争，开辟抗日根据地，相继开辟了晋察冀、晋西北、山东、晋冀豫、冀鲁豫、皖东北、皖东、皖江、苏北、苏中、苏南、豫鄂边等根据地。

在抗日根据地内，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者和执政者，把抗战与实现民主、改善民生统一起来，实行了一整套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政策和措施。

在政治建设方面，党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相继建立了边区、县、乡三级政权。在东江和琼崖抗日根据地，建立了县级政权。1940年3月，中共中央专门发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强调：“目前是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极力反对我们在华北、华中等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而我们则必须建立这种政权，并已经可能在各主要的抗日根据地内建立这种政权的时候。”

这个文件对各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原则和政策作了以下具体规定：

关于政权的性质，文件指出抗日时期各敌后根据地建立的政权“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它是和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专政有区别的，也和土地革命时期的工农民主专政有区别。对于这种政权性质的明确了解和认真执行，将大有助于全国民主化的推动。过左和过右，均将给予全国人民以极坏的影响”。

关于政权组成的原则，文件要求：“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必须保证共产党员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因此，必须使占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只要有了这个条件，就可以保证党的领导权，不必有更多的人数。”“必须使党外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因为他们联系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我们这样做，对于争取小资产阶级将有很大的影响。”“给中间派以三分之一的位置，目的在于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这些阶层的争取，是孤立顽固派的一个重要的步骤。目前我们决不能不顾到这些阶层的力量，我们必须谨慎地对待他们。”“对于共产党以外的人员，不问他们是否有党派关系和属于何种党派，只要是抗日的并且是愿意和共产党合作的，我们便应以合作的态度对待他们。”

这个文件还规定了选举制度和抗日民主政权的组织形式，指出：“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选举政策，应是凡满十八岁的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国人，不分阶级、民族、男女、信仰、党派、文化程度，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产生，应经过人民选举。其组织形式，应是民主集中制。”

关于抗日民主政权的施政方针，文件规定“应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保护抗日的人民，调节各抗日阶层的利益，改良工农的生活和镇压汉奸、反动派为基本出发点”。

从这个指示可以看出，抗日根据地的各级政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即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它既与地主资产阶级专政相区别，也与工农民主专政不同。它是经过民主选举和按照严格的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来的。

抗日民主政权的政权结构包括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边区（省）、县的参议会既是民意机关，也是最高的权力机关。政府机关设边区、县、乡三级，另有边区政府的派出机关专员公署和县政府的派出机关区公署。司法机关在边区设高等法院，专区设高等法院的分院，县一级设县法院。

陕甘宁边区是新民主主义政治建设的实验区，对敌后各根据地的政权建设起到了示范和推动作用。

1939年1月17日至2月4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在延安召开，到会的参议员有145人。会议通过《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以及边区政府组织条例、选举条例、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边区高等法院组织条例、土地条例等文件。施政纲领在边区经过两年多的实践后，于1941年4月对其条文作了修改和进一步的完善。1941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5月1日由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颁布（又称五一施政纲领）。

这个施政纲领的基本内容包括：（1）关于团结抗战和军事政策。纲领规定：团结边区内部各社会阶级、抗日党派，发挥一切力量，为保卫边区、保卫西北、保卫中国，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战。坚持与边区境外友党友军及全体人民的团结，反对投降分裂倒退的行为。提高边区武装部队的战斗力，保障其物质供给，改善兵役制度及其他后方勤务的动员制度，增进军队与人民的亲密团结。从物质与精神上加强优待抗日军人家属的工作。（2）关于“三三制”政权与保障人民自由权利政策。纲领首次郑重提出：“本党愿与各党各派及一切群众团体进行选举联盟，并在候选名单中确定共产党员只占l/3，以便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均能参加民意机关活动与边区行政之管理。”当共产党员成为某一行政机关主管时，应保证该机关有2/3职员为党外人士充任。保证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等）的人权、政权、财权、其他自由权及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的权利。（3）关于法制建设和廉政建设。纲领规定：改进司法制度，坚决废止肉刑，重证据不重口供。对于汉奸分子，除绝对坚决不愿改悔者外，不问其过去行为如何，一律实行宽大政策，争取感化转变，给以政治上与生活上之出路，不得加以杀害、侮辱、强迫自首或强迫其写悔过书。对于一切阴谋破坏边区分子，例如叛徒分子、反共分子等，其处置办法仿此。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同时实行俸以养廉原则，保障一切公务人员及其家属必须的物质生活及充分的文化娱乐生活。（4）关于经济政策。纲领规定：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与商业流通。保证农民土地私有权；未分配土地地区保证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及债主的债权，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发展工业、手工业生产和商业流通，奖励私人企业，保护私有财产，实行自由贸易，发展合作事业，调节劳资关系，实行十小时工作制，适当改善工人生活；实行合理的税收制度，除极贫者予以免税外，均须按照财产等级或所得多寡，实施程度不同的累进税制，使大多数人民均能负担抗日经费。此外，这个纲领在文教、卫生、妇女、民族、宗教等方面都提出了符合民主政治和保障人权精神的基本原则。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在中国共产党的民主政治建设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其基本精神是“团结、抗战、救国”，突出特点是推行“三三制”的政权模式。这是一个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断深化民主政治的政纲，代表了各党派各阶层各民族的共同利益，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实现独立、自由、强盛的新民主主义中国树立了一面旗帜。

按照“三三制”原则，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根据地先后通过民主选举建立起临时参议会和政府机关。1941年7月，晋冀鲁豫边区召开临时参议会第一次会议，133名参议员出席，其中有共产党员46名，占三分之一。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选出的9名常驻议员中有3名共产党员。会议选出的边区政府18名委员中，有共产党员7名，略超过三分之一。共产党员徐特立当即申请退出，经大会通过，以党外人士白文焕递补。开明绅士李鼎铭被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毛泽东在会上发表演说，要求担任政府工作的共产党员，发扬民主作风，遇事同党外人士商量，鼓励党外人士对各种问题提出意见，取得多数同意，然后去做。共产党忠实执行“三三制”原则，在党外人士中引起强烈的反映。李鼎铭在就职演说中说：共产党“很愿意大公无私做到精诚团结”，各党派、无党派人士应“互相信任，互相亲爱”，“看成一家人，同力合作，干这抗战建国的事”。

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基层政权是直接选举产生的。由于一些选民不识字，为保证他们能够行使民主权利，采用了“掷豆子”等方法进行选举。通过选举，在村政权中，雇农、贫农和中农占据绝对优势，同时也团结了农村中的开明士绅，从而加强了基层政权的群众基础。

党在抗日根据地十分重视人权问题。除在施政纲领中写有保障人权的条款外，还专门颁发具体的保障人权财权条例，明确规定：一切抗日人民，不分种族、阶级、党派、性别、职业与宗教，在政治法律上一律平等；一切抗日人民都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居住、迁移、信仰及抗日自卫之自由；一切抗日人民都有人身不受侵犯之权利。这些条例的颁布和实施，对于提高干部和群众的人权观念，保障人民的人权、财权，加强各抗日阶层的团结，起了积极的作用。

党在抗日根据地除了大力开展政治建设外，还领导军民大力进行经济建设工作，以解决战争和生活的需要。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主要是发展农业生产，同时注意发展工业生产和对内对外贸易，并建立银行，发行货币。在保障工农群众基本利益的前提下，调节各抗日阶层的利益，实行劳资两利、公私兼顾、合理负担的原则。

在抗日根据地内，党实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一方面要求地主要减租减息，以改善农民的生活；另一方面，农民交租交息，以照顾地主、富农的利益。实行这一政策，在政治上可以动摇封建统治，在经济上可以削弱封建剥削，改善农民的政治地位和生活状况。它是党在民族战争条件下处理土地问题、发动农民抗日的重要政策。它兼顾农民和地主两方面的利益，有利于团结大多数地主抗日，把发展统一战线和解决农民问题很好地结合起来。减租减息政策的贯彻执行，适当地调节了根据地内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团结了各个阶级、阶层，这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在工业生产和劳资关系方面，抗日民主政府和工会组织克服了一度出现的片面强调提高工人工资和减少工时的过“左”做法，也纠正了一些雇主不注意改善工人生活的偏向，具体规定了一系列改善工人待遇、保护工人权利和调整劳资关系的办法。这样既有利于调动工人的积极性，也照顾到雇主、资本家的合法利益。在公营企业内，抗日民主政府十分注意保障工人的权益和改善工人的生活，调动工人群众的积极性，促进了陕甘边区工业生产的发展。

在金融方面，各根据地银行在边区政府领导下，与经济、贸易部门相配合，积极打击日钞、伪钞，逐步取缔杂钞，不断扩大根据地发行的货币的流通范围，逐步建立起统一的本币市场。这对稳定金融，保护和推进各根据地的生产建设事业，改善人民生活，支持敌后抗战，起了积极的作用。

为了克服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坚持长期敌后抗战、改善人民生活和巩固抗日民主政权，迎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各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学人员和人民群众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掀起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1941年3月，八路军第三五九旅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开赴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人人动手开荒种地，把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解决了部队的后勤供给问题，大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与此同时，在延安的数万名党政军学各方面人员，都投入到大生产的热潮之中。战斗在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华中、华南等地区的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军民，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中，创造了开展大生产运动和进行经济建设的多种形式。在发展经济中，各根据地还注意运用互助合作的形式把农民群众组织起来，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十分重视总结根据地财政经济工作的经验，总结并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总方针。大生产运动和经济建设，为渡过严重困难，巩固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支持敌后长期战争，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发扬了党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积累了一些经济建设的经验，培养了一批经济工作干部。

党在各抗日根据地还大力开展文化教育建设。1939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抗大总校迁往晋察冀根据地。此后，抗大陆续在各抗日根据地内办起14所分校、5所陆军中学、1所附设中学。抗大在抗日战争期间共培养了10余万名军政干部。其他干部院校在这期间也得到很大发展。各抗日根据地组织大批知识分子参加国民教育工作。他们克服困难，因陋就简，办起大批中、小学。各抗日根据地普及文化知识的社会教育，如夜校、冬学、识字班（组）、读报组和剧团等也有很大发展。一些世代不识字的农民开始学习文化知识，关心国家大事，思想上和文化上得到启蒙和提高。各抗日根据地新闻出版事业获得很大的发展，一批马列著作得到了翻译和出版，《新中华报》、《解放日报》、《解放》周刊和《共产党人》等报刊广泛发行。

抗日根据地还大力发展文化艺术事业。各种文化艺术团体十分活跃。仅陕甘宁边区就相继建立了鲁艺实验剧团、鲁艺平剧团、西北青年救国总会剧团、陕北公学文工团、延安平剧研究院、延安业余杂技团和鲁艺秧歌队等文艺团体。1943年春节期间，鲁艺秧歌队百余人在杨家岭、中央党校、文化沟、联防司令部先后表演了《兄妹开荒》、《七枝花》、《三流子变英雄》等节目，毛泽东、朱德亲自观看，并笑着连连点头，表示叫好称赞。

为了推动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陕甘宁边区于1940年2月成立西北自然科学研究会。同年8月创办了延安自然科学院。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开展自然科学教学与研究的机构。它的建立，对推动边区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党在抗日根据地还十分注重民族工作。1938年11月，中共中央成立西北工作委员会（简称西北工委），主持除陕甘宁边区以外的西北地区党的秘密组织的工作，尤其是少数民族工作，并把过去负责民族工作的机构合并进来；还专门设立民族问题研究室，系统进行中国少数民族问题的研究工作。1940年4月和7月，中共中央先后原则上批准西北工委起草的《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和《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等关于民族工作的文件。

党在抗日根据地执政的过程中，注意节省人力、物力和财力，以减轻人民群众的负担。1941年12月，中共中央接受党外人士李鼎铭等人提出的建议，发出指示，在各根据地实行了精兵简政。这对于解决抗日根据地内政权机构庞大与受到战争破坏的社会经济缺乏足够承受力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和培训干部、积蓄力量起了重要作用。

党在陕甘宁边区及敌后各抗日根据地通过进行民主政治建设和其他各项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因而成为全国抗日民主建设的模范，受到了国民党统治区很多进步人士、海外华侨和国际友人的关注和好评。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率团于1940年5、6月间访问延安，经过亲自考察，对共产党的认识由怀疑转向同情和称赞。他对延安和重庆进行了比较。在延安，“平等无阶级”，人民安居乐业，“无苛捐杂税”，“无游民盗贼之害”；“县长民选”，“贪污五百元者枪毙。”“长衣马褂，唇红旗袍，官吏营业，滥设机关，乃酒楼应酬，诸有损无益各项，都绝迹不见。”而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中心的重庆，他感到“虚浮乏实，绝无一项感到满意，与抗战艰难时际不甚适合耳”。^[6] 陕甘宁边区的为政清廉与国民党统治区的贪污腐败，形成一个鲜明对照，陈嘉庚由此断言：国民党必败，共产党必胜，中国的希望在延安。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在1945年访问延安后，深感中共朋友最可宝贵的精神，“是不断地要好，不断地求进步，这种精神充分发挥出来，前途希望是无限的。”^[7] 陈嘉庚和黄炎培在延安考察所得到印象，正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执政过程中所形成的“延安精神”的生动体现。

为了适应残酷的战争环境，更好地协调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关系，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作出指示，强调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和调整各组织间关系，规定：中央代表机关（中央局、分局）及各级党委（区党委、地委）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对各地区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中央代表机关及区党委、地委的决议、决定和指示，同级政府的党团，军队的军政委员会、政治部和民众团体的党团及党员，均须无条件执行；各级党委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根据这个决定的精神，中共中央先后建立和健全了在各地区的中央代表机构。各抗日根据地内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实行，增加了党的团结，统一了抗日根据地各部门的工作步调，保证了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对敌斗争的发展及根据地的巩固和建设。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执政的过程中，随着执政实践的深入发展，执政的理论也得到极大丰富和发展。1939年底和1940年初，毛泽东发表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关于在中国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和社会的完整理论，为抗日战争时期以及此后的政权建设指明了方向。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并指出这三者的结合，“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这就是今天‘建国’工作的唯一正确的方向”。^[8]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一个主要贡献是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大会提出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9] 的政治路线。大会指出，我们所要建立的新中国，既不应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也不能是社会主义国家，而应当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各革命阶级民主联盟的国家，即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大会强调，为了建立新中国，当前最迫切最重要的任务是立即废止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大会还拟定了在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前和之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两个具体步骤，同时对新民主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纲领和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也作了全面具体的说明。这次大会为党领导人民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为党由局部执政走向全国执政，奠定了政治、思想和组织等方面的基础。

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八年浴血奋战，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在八年抗战中，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民族解放的大旗，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敌后抗战，坚持团结全国最大多数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在抗日根据地执政过程中实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措施，因而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发展了自己的力量。至抗战胜利时，中国共产党已成为120多万党员的大党，抗日根据地的面积达到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人，人民军队发展到120余万人，民兵发展到220万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所占的地位和比重，与抗战初期相比，有了迅速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