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跃在抗日根据地的国际友人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战，得到了世界上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的深切同情和真诚帮助。在河北的抗战中，就曾经有过很多国际友人和燕赵儿女一起抗击日本侵略者。他们中有医生、技术人员、军人等。他们不仅和河北人民一起战斗，还向外界宣传中共抗战，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甚至献出了生命。

毫不利己，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

在河北人民心里，白求恩和柯棣华这两个让燕赵儿女永远怀念的神圣名字几乎是连在一起的。他们不远万里来到河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帮助河北人民抗战。他们都有着精湛的医术和火热的工作热情，为了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倾尽了自己的所有，最后都牺牲在河北大地。

白求恩1938年6月到达晋察冀根据地，担任军区卫生顾问。

为了在战斗中尽早介入对伤员的抢救，白求恩总是不顾个人安危，把临时战地手术室搬到距离战场最近的地方；为了最大限度地抢救伤员生命，他常常像“钢铁侠”一样不吃不喝、不眠不休地持续工作。

白求恩在为伤员做手术

1938年10月，在日军“扫荡”期间，他6天时间做了105台手术，医治了142个伤员。11月20日，他赶到三五九旅卫生部，顾不上吃饭和休息，一口气检查完30多个伤员，手术一直做到深夜12点多。21日凌晨4点，他出发赶往下一站，上午检查了100多个伤员，下午做手术一直到晚上。22日凌晨4点，他又赶往另一个地方，连续做手术30多台。在1939年4月的冀中齐会战斗中，白求恩把手术室设在离战场几里地的一座真武庙里，持续工作69个小时，给115名伤员做了手术。

在工作中，他对伤员像慈父一般，倾注了全部的爱。他习惯性地称呼伤员为“我的孩子”。为了这些“孩子”，他愿意去做任何事情，不仅检查、治疗、手术、换药，而且喂水喂饭，端屎端尿。有一次一名伤员由于不能动弹，大便到床上。白求恩不但不责怪，反而垫上纸用手捧走。一次因为没有麻药，伤员在手术中忍受着巨大的痛苦，白求恩心疼极了，他头上的汗水比伤员还多，但他还是不停地轻声安慰着伤员：“我的孩子，好了，很快就好了……”他每次检查伤员时，总是俯下高大的身躯，亲切地问：“我的孩子，你感觉怎么样？”1939年10月摩天岭战斗中，在给一个伤员手术时，日军逼近“手术室”，大家准备转移。伤员也让白求恩不要管自己，赶紧离开。白求恩说：“我的孩子，谁也没有权力把你丢下，来得及，你放心。”就是在这次手术中，白求恩的左手中指被手术刀刺破，五天后不幸感染丹毒。11月12日，这名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印度援华医生柯棣华是在白求恩大夫牺牲后来到晋察冀根据地的。到晋察冀根据地后，他先是担任了晋察冀军区白求恩卫生学校教员，后又担任了“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首任院长。

柯棣华在担任院长期间，既是医院领导，又是全院最忙碌的医生。日军“扫荡”时，他还兼任指挥员，指挥和带领大家转移。在同事眼里，他是平易近人的领导；在伤员眼里，他是亲切热情的兄弟。他不但给伤员施行手术、包扎换药，而且喂水喂饭，经常把自己的房间和食物让给伤员，甚至为伤员缝制被褥。

柯棣华在为伤员做手术

在一次日军“扫荡”时，柯棣华带领医院人员往山里转移。大家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赶路，但柯棣华不放心一个刚做完手术不久的重伤员，便寸步不离地守护着担架，半路休息时给伤员喂水，他还把军区专门给他送来的战利品——牛奶给伤员们喝。在条件允许的时候，柯棣华还用自己的津贴到村里买鸡蛋给伤员补充营养。伤员们感动地说：“柯大夫真是一心为我们，比亲兄弟还亲！”

有一次，医院送来一个胸部中弹的危重伤员，伤口感染，到医院时已经奄奄一息，大家开始给他准备后事。柯棣华不愿意放弃，他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抢救伤员，使伤员伤势好转，暂时保住了生命。但伤口处不停地往外渗着脓血，身下的褥子不断地被浸染。那时候根据地物资奇缺，没有条件给伤员不断地换褥子，但不换褥子伤员有可能再次被感染。于是，柯棣华经过思考想出了一个办法，给伤员缝制了一条特殊的褥子——伤口下面留一个窟窿。

柯棣华这种一心为伤员着想的精神感动着每一个人，大家都说：“黑大夫（柯棣华有着印度人常见的黑皮肤）和白大夫（白求恩）一样，都是我们的亲人！”

其实除了白求恩和柯棣华外，还有一个“洋大夫”值得我们铭记，那就是奥地利大夫傅莱。傅莱年轻时在奥地利由于反纳粹被追捕来到中国，费尽周折来到他一直向往的晋察冀根据地，在白求恩卫生学校担任教员。在教学工作上，傅莱十分努力。他努力学习汉语，一年时间就可以用汉语流利地给学员上课，为晋察冀根据地培养了大批医疗人才。

上课之余，他还努力搞科研，尤其是传染病的研究。1942年6月，他在灵寿召开的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作了题为《疥疮、结核、疟疾的诊断与治疗》的报告，还当选为军区医药指导委员会委员，从此他成为卫生学校传染病教学工作的带头人，并为边区传染病防控作出了贡献。

1943年，晋察冀根据地流行麻疹和疟疾。由于日军封锁，边区缺医少药，军民生命和健康受到很大威胁。傅莱用自己的传染病知识，并虚心向老中医学习，形成一套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传染病，用针灸治疗疟疾，取得了很好的疗效。傅莱的这一“发明”受到了毛泽东、朱德和聂荣臻的表扬。

1944年，傅莱经聂荣臻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5年，傅莱随晋察冀边区机关来到刚解放的张家口。那时候，神奇的青霉素已经问世，但根据地没有这种药。一个偶然的机会，傅莱得到了美国援华委员会提供的青霉素菌种和一些书面材料，于是，他土法上马，大胆试验，用一个土屋当实验室，在里面垒炕烧火，保持恒温，然后将菌种放入瓶瓶罐罐中培养复制。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创造了奇迹，研制出了“土青霉素”，并到部队中推广使用，大大减轻了伤员伤口感染的概率。

后来，傅莱加入了中国籍，此后一直在医学战线工作，2004年去世。按照他的遗愿，安葬在唐县晋察冀烈士陵园白求恩、柯棣华墓地旁边。

傅莱在给八路军战士看病

学术精湛，为根据地建设培育人才

林迈可出生在英国一个世代书香的家庭，毕业于牛津大学，1938年初受邀到中国燕京大学任教。1938年和1939年，林迈可曾到晋察冀根据地访问，根据地军民的抗日热情让他很受感动。同时，根据地的艰苦条件也让他非常震惊。他经常利用外国人的特殊身份，通过各种关系为根据地购买无线电零件、药品、医疗器材，然后通过地下党组织转送到根据地。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美英对日宣战，日军开始抓捕在华英美人士。林迈可夫妇在北平地下党组织和游击队护送下到达平西抗日根据地。

不久，林迈可担任了晋察冀军区通讯部技术顾问。由于没有教材，他给部队的技术人员从最基本的电学基础知识开始讲授无线电课程。林迈可的妻子李效黎在通讯部任英语教员。在工作中，林迈可夫妇发现，用中文发报会有很多的麻烦，一个数码错了就会译成完全不同的另一个字，而英语单词都是由字母构成的，偶尔拼错一个字母一般不会影响到原意的理解。于是，他们共同帮助部队用简单的英语来传递无线电信息。1942年春，晋察冀军区创办无线电高级训练班，林迈可教授为大家讲授无线电技术原理。从1942年到1944年，林迈可夫妇一直在晋察冀军区工作，从事电台设备的整修改进和教学工作，为八路军培养了一大批无线电人才。许多老一辈无线电技术人员、骨干、专家都是从这个培训班出来的。

1944年5月，林迈可夫妇离开晋察冀军区到达延安，担任了八路军总部通讯部的无线电通讯顾问，继续为敌后抗战贡献力量。

林迈可三次访问晋察冀和在此工作期间，用相机拍下了根据地军民战斗、生活的点点滴滴，真实记录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人民如何艰苦卓绝地进行抗战。这些照片是驳斥一些人诬蔑中共“游而不击”的最有力证据，也是林迈可留给中国人民的一笔巨大财富。抗战胜利后，林迈可携家人返回英国后一直致力于宣传中共的抗日事迹。

林迈可在为晋察冀军区无线电技术高级训练班学员授课

班威廉是英国著名物理学家，1929年到燕京大学任教。珍珠港事变后和林迈可一起被八路军护送到河北敌后根据地，在边区无线电高级训练班任教，讲授高等物理、微积分、理论电磁学等课程，为八路军培养了一批急需的通讯人才。1943年8月，班威廉离开晋察冀去了延安。

调转枪口，“日本八路”与中国军民一起反对侵略战争

抗日战争时期，一些觉悟了的日本士兵和日本俘虏，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争取感召和日本共产党人的积极领导下，脱离日本军队，成立“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毅然加入中国人民反抗侵略战争的行列，掉转枪口对日本法西斯反戈一击，这堪称世界战争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观。“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是一支特殊的国际主义队伍，他们被中国老百姓称为“日本八路”。

1941年5月，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晋察冀支部成立大会

当年在河北境内出现的日人反战同盟有晋察冀、冀中、冀南、冀鲁豫、太行、冀东六个支部。这些“日本八路”的主要工作就是对日军进行反战宣传，瓦解日军士气，唤醒日本士兵觉醒。工作方法包括印发传单、阵前喊话、电话交谈、送慰问袋、挂鲤鱼旗等。他们的反战宣传起到了普通八路军战士无法起到或很难起到的作用。比如，时任反战同盟冀鲁豫支部长的保谷政治（在中国化名水野靖夫）和他的支部成员，用各种各样的形式进行反战宣传，令日军十分头疼。还有能写善画的秋山良照，他根据日军内部情况，有针对性地编写日文宣传品，用极其简陋的印刷工具大量印制宣传品，仅1942年他编印的宣传资料就多达十几万份。他还抓住日本士兵的心理，经常与他们写信谈心。到1942年8月，秋山良照收到的日本士兵回信累积起来有一尺多高。

在战斗和生活中，这些“日本八路”和当地人民群众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日人反战同盟冀中支部成员西村在五一反“扫荡”中腿部受伤，被分到了安平县马江村郭大娘家养伤。郭大娘把他藏进了地道里，对他像亲生儿子一样照顾，一年多时间里，每天送水送饭，端屎端尿，精心照料，把最好的东西都留给西村吃。日军多次到村里搜查，甚至好几次把郭大娘打得遍体鳞伤，昏死过去，但郭大娘始终没有透露西村的藏身地点。西村在郭大娘家养伤期间，学会的第一句中国话就是叫“娘”，把郭大娘认为自己的妈妈。在伤好离开的时候，西村拉着郭大娘的手泣不成声，久久不愿意松开。

患难与共，朝鲜义勇军与河北人民并肩作战

在20世纪20年代，一些朝鲜的志士在朝鲜沦丧后来到中国从事反日革命运动。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他们参加了中国的抗日战争。1938年10月，他们在武汉成立了朝鲜义勇队（1942年7月改为朝鲜义勇军）。1940年底，朝鲜义勇队分别组成华北支队、华中支队和华南支队，先后开赴敌后战场进行抗日活动。华北支队于1941年5月到达河北涉县。

朝鲜义勇军华北支队成立伊始，就把配合对日斗争、开展政治宣传作为自己的重点工作之一。由于义勇军的战士们都精通日语和汉语，因此，所到之处，他们都在附近村庄唱歌、跳舞、演出话剧，还用中日韩三国语言书写标语，并散发大量的宣传品。在冀西一带，他们平均在每个村庄张贴300多张标语，400多份传单。据不完全统计，仅1941年1月至1942年7月，朝鲜义勇军华北支队就散发传单227种，计123800张，贴标语1453条，并训练出两万多名可以在火线上对日军喊话的战士，有力地驳斥了日军所谓的“日朝一致”“东亚民族解放战争”的欺骗性宣传，动摇了日伪军的军心，鼓舞了华北人民的抗战信心。1942年11月17日，韩春成等82位朝鲜青年脱离敌占区来到涉县，集体参加朝鲜义勇军。

朝鲜义勇军在涉县南庄村举办干部学校旧址

朝鲜义勇军华北支队不仅擅长政治宣传，还是一支能征善战的战斗部队，在华北的四年间，他们参加战斗上百次。1941年12月，朝鲜义勇军华北支队第二分队30余人，为掩护元氏县抗日政府和群众，在胡家庄一带与敌进行了殊死战斗，击毙日军中队长中野以下10余人，4名年轻的朝鲜义勇军队员孙一峰、王现淳、韩清道、朴哲东不幸牺牲，他们的遗体被群众一直抬到赞皇县黄北坪村安葬。1942年4月，日军对太行根据地进行了空前残酷的“扫荡”。在这场艰苦卓绝的反“扫荡”战斗中，朝鲜义勇军华北支队和八路军并肩作战，完成了保护上级机关和突围的任务，但也遭受了很大伤亡，义勇军领导人陈光华、石正牺牲在十字岭。至今，他们的遗体仍安葬在晋冀鲁豫烈士陵园。

在太行山地区的四年间，朝鲜义勇军作为一支新生的武装力量，通过不断的政治宣传攻势和对敌作战，瓦解敌军，扩大自己的力量，同时也和中国人民一道经受了抗日烽火的严峻考验和锻炼，最终使自身成为一支能够承担未来民族解放重任的革命武装力量。

除了以上介绍的外国友人之外，还有很多国际友人曾来到河北。比如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密使、美国海军陆战队驻华情报官员卡尔逊，曾长时间在晋察冀根据地考察，被根据地人民的抗战热情所感染，向外界不遗余力地宣传共产党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及八路军的抗战事迹。此外还有德国大夫米勒、美军观察组成员布鲁克·多兰上尉和惠司脱、被根据地人民救护的美国空军中尉白格里欧、英国驻华武官司品列等人，他们都为外国人了解根据地真实情况，帮助根据地军民抗战作出了自己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