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根据地教育实践的特征分析

抗日根据地的教育是在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指导下，坚持教育为抗战服务，从中国革命战争和各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教育的伟大实践。综观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及其他革命根据地的教育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如下特征。

（一）以全新的教育理念为指导

抗日根据地的教育始终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区别于以往以“儒家精神”为主旨的传统教育和以“党化精神”为指归的国统区教育，特别强调“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和方法去分析中国历史与当前的具体问题，去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使学生养成这种应用的习惯，以便在他们出校以后，善于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和方法去分析问题与指导实践”^[118]这一基本原则。在实践中坚持对广大军民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使马克思主义始终占据思想教育首位。如，在干部教育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教育放在首位，进行较为系统的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的教育；一些中学也开设了马列主义基础课程；在社会教育中，结合实际工作的开展，广泛进行了马列主义思想、党的方针政策的宣传。正是由于广大干部、军民群众普遍接受了马列主义教育，有了共同的理想信念，有了争取抗战胜利，建设新中国的决心和信心，才保证了党在艰难的战争环境中不断发展壮大，最后领导全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革命实践中，一贯非常重视无产阶级争取教育权的斗争。他们曾明确指出：“不管怎样，最先进的工人完全了解，他们阶级的未来，从而也是人类的未来，完全取决于正在成长的工人一代的教育。”^[119]进而强调要“对一切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120]。抗日根据地的教育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大众教育，“应该扩大到群众全体”^[121]。在群众路线的口号下，各革命根据地的一切教育措施都以普及为主，采取各种形式、动员一切力量，为工农及其子女提供受教育的优先权。如，陕甘宁边区各中等学校在招生中明确规定“工农穷苦子弟应多有入学机会”^[122]。

在旧中国，劳动人民及其子女被排斥在学校大门之外，“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是农民”^[123]。而在抗日根据地，广大劳动人民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翻身做了主人，成为抗日战争的巨大力量和坚强后盾，而且在精神上也摆脱阶级束缚，从愚昧无知的状态中解脱出来，成为抗日根据地文化教育的接受主体和实践主体。毛泽东指出：“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124]大众生活可以成为教育的内容，大众也是教育的主体，教育形式更是采取大众化的形式，如普遍创办的干校、冬学、夜校、识字班、民办小学等，使广人工农群众接受教育成为可能。

（二）教育为革命战争服务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驳斥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污蔑时指出：“而你们的教育不也是由社会决定的吗？不也是由你们进行教育时所处的那种社会关系决定的吗？不也是由社会通过学校等等进行的直接的或间接的干涉决定的吗？共产党人并没有发明社会对教育的作用他们仅仅是要改变这种作用的性质，要使教育摆脱统治阶级的影响。”^[125]无产阶级的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的政治和革命战争服务。抗日根据地的各项教育方针政策及其具体实践都鲜明地体现了这一宗旨。

抗日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把抗日战争作为全国最大的政治，坚持教育为抗日战争服务的原则，在教学内容上增添抗战所急需的知识，在教学方式方法上灵活机动，讲求实效。一切为了革命，一切为了战争，始终贯穿于抗日根据地的各级各类教育之中。

在干部教育方面，各种干部学校的课程设置、组织形式等，都贯彻教育为革命战争服务的精神。课程设置上，一般都对学员进行经常性的政治、军事教育，设置社会科学、政治经济学、中国问题、战略战术、炮兵、测绘、地形、筑城、射击、救护、群众工作等课程。正如陕北公学的校长成仿吾所说：“在教学的课程方面，我们所实施的都是抗战所迫切需用的知识。”^[126]在教学组织上，也是根据战争形势的需要，灵活组织。例如，抗大一分校设在敌后，流动性较大，组织机构经常变动，战斗频繁，因此，它“既是一所干部学校，又是一个民运工作队和一支武装战斗队”^[127]，它的军事化与战斗化、军事组织与学校教育组织合一的体制适应了抗战的需要，推动了根据地战时教育与干部教育的发展。

在民众教育方面，把抗日救亡教育作为教育的中心，采用各种形式向民众灌输抗战救国思想。通过举行时事讨论、救亡演讲，练习国防歌曲、表演国防戏剧等等一系列教育活动，提高了民众斗争的能力，增强了民众抗战胜利的信心，就连一些老太太也自信地说：“我看鬼子没啥，他们不也还是人，有啥怕头！”^[128]

在中小学教育方面，1938年4月，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边区国防教育的方针与实施办法》，其中规定“国防教育的课程，应以政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军事（游击战术）和战时知识（防空、防毒、救护等）为中心，一切课程内容都应与抗战联系，不适应战时需要的课程，应取消或减少钟点”。对于学校的组织形式规定：“学校的组织应适应战争变化的环境（如学校的军事化、在露天上课等）。不要敌人一来，便把学校停办，要发挥在任何环境下都能进行教育工作的那种艰苦卓绝作风，用最大灵活和坚忍，坚持战时的教育。”^[129]在课程内容上，各科均增加了有关抗战的内容，如小学国语课程增加了抗战故事、战争消息；写作课教学生写抗战标语、路条、墙报；政治常识课注重宣讲抗战形势；自然常识课教学生防空、防毒常识；历史课介绍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以及中华民族英勇斗争的史实；地理课教学生绘制战区地图；音乐课教学生唱爱国歌曲；美术课教学生画抗战漫画等。这对于培养学生的民族意识、革命精神以及抗战的基本技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抗日根据地内，教育与革命战争紧密结合，各级各类学校的广大师生和工农群众的抗战自觉性得到了很大提高，积极投身到抗日救国的伟大事业中来。可以说，坚持教育为革命战争服务，是中华民族能够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苏区教育的基本经验之一。在抗日根据地继续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十分迫切和重要。因为各抗日根据地都处在物质生活条件极端困难的环境中，在这里既要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扫荡”，又要维持当地人民群众和军队官兵的生活。因此，抗日根据地的教育就必须要发扬苏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革命传统，使教育同抗日根据地的生产联系起来，同群众的实际需要联系起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从抗战一开始，党中央和毛泽东就经常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重要意义，经常教育干部和广大师生注意生产，参加劳动。1939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生产动员大会上指出，生产和学习是全党和根据地的工作中心。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指出，延安的干部学校和青年们的学习特点之一就是和生产劳动相结合，他说：“延安的青年们……在实行生产运动，开发了千亩万亩的荒地。开荒种地这件事，连孔夫子也没有做过。……中国古代在圣人那里读书的青年们，不但没有学过革命的理论，而且不实行劳动。现在全国广大地方的学校，革命理论不多，生产劳动也不讲。只有我们延安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青年们根本不同，他们真是抗日救国的先锋，因为他们的政治方向是正确的，工作方法也是正确的。所以我说，延安的青年运动是全国青年运动的模范。”^[130]

如何对待体力劳动和广大劳苦民众，是无产阶级新教育与剥削阶级旧教育的本质区别之一。中国传统的封建教育宣扬“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鄙视体力劳动和劳动人民。抗日根据地针对旧教育的流弊，在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指导下，以培养具有革命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全面发展的新型人才为目标，在各个方面，采取多种形式，体现和落实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一重要教育思想。

在抗日根据地，从干部教育、社会教育到普通教育，从大学到中小学，无不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与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结合起来。1943年，党中央提出了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号召，大力发展学校的生产事业。各抗日根据地的各级各类学校，都结合各自的特点，组织广大师生参加劳动。干部学校一般都把生产劳动作为学校教育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采用灵活多样的形式，因地制宜，因陋就简，把干部教育组织形式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如抗大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开展了大生产运动。1943年全校开荒7430亩，同时还开办了小型的工厂和作坊，发展了纺织、养猪、种菜、烧炭等副业。^[131]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干部教育克服了受教育的需要与参加生产劳动需要的矛盾，使干部学到了生产劳动知识和技能，不仅促进了干部素质提高，而且推动了根据地的经济建设。

社会教育中，针对抗日战争时期的特殊性、边区农村分散的特点和当地生产劳动的现实条件，社会教育的组织形式不力求集中，而尽可能地与群众的生产劳动结合起来。例如，陕甘宁边区的冬学，在当地基层冬学委员会和小学教师的领导和推动下，把生产组织和学习组织统一起来，生产组长就是学习组长，按各行各业分编九组。其中运输组4人，每次3人出外贩货，起身领字，沿路学习，1人轮替在家上学，捎带担水做家里活；熬硝组8人，扫土熬硝的时候，早晚学习，闲暇时整天学习；推粉组2人，午前推粉，下午漏粉，正午、晚间学习；卖茶饭组3人，学习3天，生产2天，逢五逢十就赶集卖货；杂务组7人，除做冬季的活以外，整天上冬学；揽羊娃娃组6人，清早领字，揽羊时学习，夜间检查温习；拾粪组6人，整天学习，逢五逢十赶集时，因过路牲口多，放假拾粪；教字组3人，由做小买卖的组成，3天集合教字一次；妇女识字组24人，分为4小组，由专人教字^[132]。这样，冬学就把文化学习和生产劳动完全结合起来了。类似这样的做法，其他抗日根据地也很普遍。

中小学在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基础上，贯彻生产劳动教育。提倡教职员及12岁以上的学生都要参加生产。男学生捻毛线、种瓜菜、种棉、砍柴，女学生做针线。^[133]抗日根据地的小学教科书中也增加了大量生产劳动内容。如，1945年晋察冀边区政府所编写的小学国语课本，有关劳动观点、生产知识的内容就占到全部课本的37％。同年晋冀鲁豫边区出版的初小国常合编的新课本，在316课中有关劳动观点、生产知识的就有121课，占到全部课本的38％。^[134]教学过程中，也注意把教学和生产结合起来。如教算术时就教儿童统计生产成绩，练习记工记账；送粪时，就讲肥料的种类和效用，结合耕地的实际讲解为什么要把土翻松晒热等。通过这种渗透在整个教学中的生产劳动教育，不仅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劳动观念，形成良好的劳动习惯，克服旧教育脱离实际生活的弊病，而且使学生获得一定的生产劳动技能，直接帮助了根据地的经济建设。

（四）鲜明的实用倾向

抗战教育是中国革命战争环境的产物，所以抗日根据地的教育是直接为战争服务的实用性教育。在教育实践中，始终把有助于解决实际问题放在突出的位置，在实际工作中也常常表现为教育工作围绕某一中心任务而不断调适，使教育工作同整个革命形势及各种突击任务紧密联系起来。

首先，依据现实需要创建教育组织形式。抗战期间，各抗日根据地根据各部门工作的需要与可能，经常开办各种训练班，培养急需的干部。例如，一个地区的军事、经济、政法或教育文化等部门，需要培养新的或提高原有干部的工作水平时，就开办诸如行政人员训练班、司法干部训练班、银行会计训练班、文教训练班等，把必要的业务或技术传授给他们，使其能够更好地担负某项业务或技术工作。社会教育方面，这种依据现实需要创建的教育组织形式更是不胜枚举。例如，为了提高群众的抗日觉悟，组织各种演讲会、讨论会、读报组、墙报等。小学教育方面，为了克服生产和学习时间上的矛盾，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季节、不同对象，变更了教学时间和方式。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因时制宜，随着农民的忙闲，灵活地创造了整日制、半日制、早午制、小组教学或个别教学等方式。为了克服地广人稀、经济困难、居住分散、师资缺乏等困难，创办了“巡回学校”，使更多的适龄儿童能够接受教育，受到了群众的欢迎。

其次，依据现实需要施以相应的教育内容。《解放日报》的社论曾指出：“我们的干部教育，无论名目过去叫做中学、师范、大学、学院或训练班，都应该把指导战争和生产实际需要的知识列为课程。”^[135]干部教育内容紧紧围绕当时国际国内的实际情况，“以马列主义的基本知识，党的建设与游击战争作为教育计划的中心内容”、“用什么，学什么”。社会教育中的识字教育，并不是单纯的识字，而是和抗战，和群众生活的实际需要结合在一起的。1944年8月晋绥行署在《各级政府努力开展今年冬学》中指出：“以实用为主的识字教育，联系记账目、写信、开路条、写约据及订生产计划等实用知识。”^[136]除此之外，还结合生产的实际需要进行生产技术教育。如晋察冀的曲阳民校，在农民遇到枣步曲的虫灾时，就讲授枣步曲的生长发展过程和防治的方法。小学教育中，教学内容的选择以“学了就能用”，“和群众需要相结合”为原则。如规定国语课，初小毕业要学会记账、开路条、写对联、写简单信；高小毕业要会写信、写合同、写报告、写通讯及群众婚丧事宜的一般应用文。公民课讲生产自卫的各种劳动英雄，及有关的社会政治常识，增加珠算，学会打算盘，增加农业课，学习生产知识。学校还有计划地组织学生生产，如纺毛、种地、喂猪、养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