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宁波市志》记载，宁波历史上最早的书院是唐大中四年（850）象山县令杨弘于县城西北蓬莱山麓栖霞观内设的蓬莱书院。书院主讲儒学经典，有学田作为经费来源。
宋代是宁波书院大发展时期。北宋“庆历五先生”杨适、杜醇、王致、王说、楼郁等曾设立书院，讲授经史。较有名的有由宋神宗赐额的桃源书院、楼郁创立的正议楼公讲舍等。
南宋明州“淳熙四先生”舒璘、沈焕、杨简、袁燮继承陆九渊学说，发展形成四明学派，聚集明州，设院讲学。较有名的有沈端宪讲舍（全祖望称之为“三先生书院”）、杨文元公书院、城南书院等（由于“三先生书院”、杨文元公书院地理位置接近，并且有很深的渊源，文中把两书院统称为“月湖竹洲书院”）。
清末光绪年间，还出现了由外国传教士在甬城创办的书院，如孝闻街上有三一书院，江北岸外滩有华英斐迪书院，江东张斌桥附近有华英书院等。
相关资料显示，自唐以来，甬上出现的书院有名可稽查者达100多所，为省内授书讲学中心之一。时至今日，许多书院历经风雨已湮灭不存，保存下来的只有中天阁（王阳明讲学处）、甬上证人书院（白云庄）、育英书院、金山书院，以及球山书院的碑记及碑石遗物等，其中，尤以中天阁和甬上证人书院最为有名。
（一）桃源书院
根据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桃源乡人臧麟炳、杜璋吉编纂的《桃源乡志》及全祖望撰的《宋神宗桃源书院御笔记》记载，桃源书院建于北宋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其前身为王致的旧宅“酌古堂”，位于桃源乡的“泥峙堰下，陶家埠东”，其地理位置应在今海曙区横街镇的林村一带。此处古为鄞西桃源乡，以全国三个“千年桃源”传说发源地之一而闻名，另两处“桃源”为湖南的常德和浙江的天台，鄞西桃源乡之名延续有1400年。
古时的桃源乡山清水秀，景色宜人。一到春天，桃花盛开，与青山碧水相映，美不胜收。林塘绿雨、磐石乔松、碧潭印月、流花春涨、关山雪霁、仙岩朝阳、剑峡猿声、古寺晚钟、花源深竹、姑射白云，这是历史上的“桃源十景”。“地广而景奇，神灵而毓秀”，“土地钟灵，科第叠出，而书香比屋，不无可望于后人者乎?”《桃源乡志》上的这些记载，酷似陶渊明在《桃花源记》里描绘的“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桃源仙境。
桃源书院的出现和繁荣，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唐代时，四明文风寥寥，文坛总体呈不开化状态。仅以诗人为例，明州有记载的诗人仅有6位，在浙江10个州中居倒数第三位。北宋王朝建立后，随着中央政权日益巩固，教育事业开始受到重视。庆历年间，范仲淹任宰相，建议兴学办校，为仁宗采纳，于庆历四年(1044)下诏各州县设立学院，“并由本道使者选属部官为教授，或再聘请乡里宿学有道业者充任”[59]。宁波率先恢复“即庙建学”的传统，将孔庙与建学结合，并确立官学以“儒学”为主的格局，教育面貌为之一变。王安石于庆历七年(1047)任鄞县知县，他兴学校，举贤才，创办了鄞县第一所县学，推动了明州兴学运动的蓬勃发展。这一时期，私学也如雨后春笋般在民间蓬勃兴起。最突出的当为杨适、杜醇、王致、王说、楼郁五位学者，他们曾“就妙音院立孔子像，讲贯经史，学者宗之”[60]，首开讲学之风，以私学师表一方，为民间所认同。
桃源书院的创立时代与岳麓书院大致相同，创立者为“庆历五先生”之一的王致。王致，字若一，北宋大中祥符年间，他举家隐居在鄞西桃源溪深处的庄家溪，在山岙中安贫乐道。他将旧宅“酌古堂”改建为书院，用于教授学子。他办学的时间，早于王安石任鄞县县令数十年。王致的继任者是他的侄子王说(1010—1085)。王说将“酌古堂”改建为“桃源书院”（这是北宋明州唯一一所有“书院”之名的教育场所），继续讲学30多年。他与其叔父一样，虽然清贫，但痴心于教育。他继承王致遗风，保持了桃源书院的教育风格，把书院发扬光大，成为浙东地区的“高等学府”，众多氏族弟子受惠匪浅。“间从游问道者，望慕景附，人因号为‘小邹鲁’。”[61]
在两宋期间，“桃源书院”名震浙东。王安石和“庆历五先生”均在该书院讲过学。桃源书院播下文化种子成为浙东文脉的重要源头，自北宋中期到南宋中期，桃源书院成了四明乃至浙东一带著名的修学之地，也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乡学”之一。尽管处于山野僻壤，但它在培养人才方面却是成绩斐然，引起朝廷重视。熙宁九年(1076)神宗皇帝御书“桃源书院”四大字以示褒奖。全祖望称：“吾乡之得拜御书者，宋时自先生始。”[62]这不仅是浙东首家，当时在全国也是罕见。桃源书院名声大振，也因此成为浙东办学久、规模大、影响广的书院。
桃源书院培养的人才，可谓群星璀璨。据《鄞县进士录》等典籍记载，在宋以前的数百年科举考试中，鄞县仅唐时有一人中过进士。而宋以后，鄞县历代进士竟达1205人，其中宋代730人，尤以南宋时最为突出，为601人，遂使鄞县成为名副其实的科举大县，全国罕见。桃源书院对宁波乃至浙东地方教育兴起和文化氛围的逐渐形成，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据《鄞县志》记载，两宋时期鄞县共有书院14家，桃源书院为其中佼佼者，其风头甚至盖过了官办的“县学”，王安石变法时的得力助手舒亶誉桃源书院为“郡学”，意为当时浙东的最高学府。其后，桃源书院“文化种子”仍不断扩散，成为宁波文化发展的重要源头。
元至正（1341—1368）末，乡儒张文海见书院倒塌，上书官府，重修书院。明代天顺年间（1457—1464）再建。明嘉靖年间（1522—1566），张发上书当局，收回被四邻所侵之地，书院得以重建。后因邻家失火殃及而毁，书院从此沉寂。2009年，在中华书局原总编辑、清华大学古典文献研究中心主任、甬籍著名学者傅璇琮先生及社会各界文化志愿者的倡议下，2012年始天马集团全资重建桃源书院。桃源书院总规划建筑面积1万平方米，主体建筑即书院之核心建筑“酌古堂”耸立于武陵山上，建筑风貌兼唐融宋，有“国学堂”“聚文轩”“聚义堂”“四明堂”等。其生活设施配套齐全，环境优美。书院拟建明道斋、经训阁、积微轩、怡香书院等。桃源书院承载讲学、藏书、典籍研究等文化功能，定期邀国学名家设坛讲经以兴国学之道。
（二）月湖竹洲书院
月湖竹洲原名松岛，历来是兴学重地，宋隆兴初年（1163）改名为竹洲。岛上的古松与银杏，如同历史见证者默默见证着悠久深厚的竹洲历史文化。
月湖的书院，规模都比较小，集住宅、藏书楼与讲堂于一体，一般称作讲舍或讲院，都属私人所办。最早的讲舍为北宋“庆历五先生”之一的楼郁所建。楼郁初居城南，在柳亭设讲堂，后迁月湖竹洲讲学，“乡人翕然师之”[63]，人称正议楼公讲舍。楼郁建舍讲学达三十余年，开创浙东理学之先河，造就了大批人才，成名的有丰稷、舒亶等人。丰稷为人正直，在北宋神宗、哲宗、徽宗三代都任要职，对皇帝敢于直谏，为官廉洁；舒亶博学多才，名重一时，王安石对他很赏识，他曾积极支持王安石变法。
南宋时，理学兴盛，书院发展。宋孝宗时，作为明州“淳熙四先生”的舒璘、沈焕、杨简、袁燮继承陆九渊学说，聚集月湖，设院讲学。清全祖望说：“时明州诸先生多里居，慈湖（杨简）开讲于碧沚，沈端宪（沈焕）讲于竹洲，絜斋（袁燮）则讲于城南之楼氏精舍。惟舒文靖（舒璘）以宦游出。”[64]又说：“湖上四桥，游人如云，而木铎之声相闻。”[65]“湖上四桥”，指柳汀的东西两座桥，即今天的陆殿桥和尚书桥，以及花屿的东、西湖心桥。“木铎”为铃中的木舌，摇铃舌动，发出声音，用以引人注意，原为古时宣布政教法令之用，这里指的是书院里的铃声。“木铎之声相闻”，可见当时书院的兴旺景象。南宋月湖书院，主要就是上述三先生在其中讲学的碧沚讲舍、城南书院、沈端宪讲舍。
南宋淳熙年间（1174—1189）的鄞县人史浩宰相告老回乡时，宋孝宗将“竹洲”封赐于他，并拨银万两在竹洲建“真隐馆”，垒石为山，引泉为池，意隐居山林，宋孝宗还亲笔书“四明洞天”四字相赠，因此“真隐馆”又叫“四明洞天”。当时，史浩另辟竹洲一部分让好友沈焕、沈炳兄弟设堂讲学。故月湖竹洲成为当时的浙东学术重地。
沈焕、杨简、袁燮三位主讲，既是同乡、同学，又是同志，他们都在宋孝宗乾道年间（1165—1173）在杭州太学读书（舒璘那时也在太学读书），当时的老师是陆九渊。这三位主讲“一时师同门，志同业”，有共同的哲学理论，有共同维护和发展陆九渊“心学”的愿望，因此在月湖书院讲学过程中贯彻了陆学的观点。可以说，陆学盛于浙东，与上述三位在月湖书院的讲学是分不开的。
碧沚讲舍，由南宋宰相史浩聘请的杨简为主讲，因此又称杨文元公书院。城南书院，由袁燮主讲，辟楼郁四世孙楼钥的住宅群为讲舍，位于城南柳亭。袁燮弟子有22人，其中也有史氏世家的史弥忠、史弥巩、史弥林、史守之、史定之等人。这些史氏子弟既学于杨简，又学于袁燮。沈端宪讲舍，设于月湖竹洲，由沈焕主讲，其弟沈炳辅讲，金华吕祖俭亦常集会于此讲学，因此全祖望称之为“三先生书院”。
清乾隆年间，著名学者全祖望又在竹洲设“竹洲三先生院”（“三先生”即沈焕、沈炳、吕祖俭三人），占地7000多平方米。全祖望在此为宁波留下了许多“考证文献，表彰先哲”的著作，对修治地方文献做出了很大贡献。光绪五年（1879），知府宗源瀚在竹洲创办“辨志精舍”，建有讲学厅、学子宿舍等院舍四进，废书院制和科举制，制定规制，设汉学、宋学、史学、舆地、算学、词章六科，为甬上开设新学科的先导，“辨志精舍”在浙东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光绪二十八年（1902），宁波知府高英在竹洲开设“城南小学”。次年，邑人林松堂、戴洪祺又改设“觉文学会”，开建楼房一幢，名曰“师竹楼”，此楼后来曾成为宁波的地下党活动中心。光绪三十二年（1906），又改名为“崇正小学堂”，直至清亡。
（三）中天阁
在余姚城内的龙泉山上，有王阳明先生的讲学处——中天阁。中天阁始建于五代，明代时属于龙泉寺的一部分。这是一家奇特的书院，它的前身是一座寺庙，后来才改为教学场所；这是一家奇怪的书院,虽无书院之名，却行书院之实。这个讲学处是明朝思想家王阳明在家乡，甚至是整个浙江省唯一一处开堂讲课的场所。
王阳明曾数次在这里讲学，史籍上有明确记载的就有两次：一次是在明正德十六年（1521），那时候王阳明已经平定江西宁王之乱，名扬天下，同年九月回家乡余姚祭扫祖茔。刚回到家乡的王阳明马不停蹄地先去了自己的出生地瑞云楼探亲，触景生情想到自己不能奉养母亲，也不能为祖母送葬出殡，一连痛哭数日不能自已。就在王阳明沉浸在悲伤中时,余姚一位20多岁的小伙子钱德洪带着自己两个侄子登门拜访。之后，又将其请到中天阁，包括自己在内共计74名余姚当地的优秀学子一起拜王阳明为师。这74位学子都堪称余姚乃至浙东地区的饱学之士，其中，钱德洪、夏淳、范引年、柴凤等人后纷纷考中举人,成为进士，入朝为官。看到此情此景，王阳明大为感动，欣然允诺。从此，中天阁正式成为阳明讲学处。
另一次王阳明在中天阁讲学是明嘉靖四年（1525）。如果说第一次讲学是蜻蜓点水，那么第二次教书所耗费的无论是时间还是精力都远超过第一次。这次，王阳明立下规矩，每月(农历)的初一、初八、十五、二十三是他亲自授课的日子，剩下的时间里则由钱德洪代班。王阳明授课的消息立刻在浙东文化圈引爆，不仅余姚本地的学子纷纷慕名前来，就连附近州县的读书人也赶来听课。一时间，中天阁内人满为患，由于讲课的主厅并不宽敞，许多人只能站在走廊上，伸长脖子，竖起耳朵聆听王守仁的教诲。听课人数最多的时候达300人。
嘉靖六年（1527），广西一带的少数民族发动叛乱，当地总督姚镆抵挡不住，紧急向朝廷打报告求援。于是，朝廷颁布诏令，命王阳明出任两广总督兼巡抚，率领大军出征平叛。虽然中天阁的主讲人王阳明走了，可学术基地的读书氛围被彻底激活，周围的学子已经养成习惯，时不时在龙山的中天阁聚会、讨论、分享人生感悟或者人生中的困惑，这就是名满江南的“龙山之会”。王阳明对家乡的教育真的非常上心。远在千里之外的王阳明听说家乡中天阁讲学并没有因为他的离去而停滞，反而越来越兴旺，感到非常高兴和欣慰。后来，在平叛的决定性战役断藤峡之役后，又听闻龙山之讲不废，王守仁抚掌大笑，“甚为喜之”。
如今，处于山半腰的中天阁内摆设为王阳明曾经讲课的课堂原状，屋内每一课桌对应一把椅子，王阳明的讲桌仅比学生们的宽敞一些，椅子的背后则是他亲自写下的校规《书中天阁勉诸生》。这篇《书中天阁勉诸生》与其说是一篇校规校训，不如被视为劝勉、激励学子的公开信。在文中,王阳明打了一个生动的比方，生命力再旺盛的植物，如果暴晒一日后迅速冷冻十天也会死亡。读书就如同上述的植物，不可“一曝十寒”，应该细水长流，相互探讨，求同存异，云云。
王阳明57岁那年病情严重时还写信“问及余姚龙山之讲”，可见先生与中天阁的关系非同一般。中天阁后毁于战火。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余姚县令刘长城在此建龙山书院，每岁延师课士，楼上设王阳明神位，楼下为童生学习场所。
（四）姚江书院
姚江书院是由明末余姚一群学术观点一致的学者为传播王阳明学说而创立的一个教研活动基地，并因讲学而形成了影响卓著的“姚江书院派”，是明末清初浙东阳明学术的著名支派，它与绍兴的“蕺山派”、嵊县的“石梁派”鼎足而立，成为明清之际传播阳明心学的主要场所。正如清代知名学者邵廷采所说：“姚江讲学之盛，前称徐（爱）、钱（德洪），后称沈（国模）、史（孝咸）焉。”[66]
姚江书院的创办人是沈国模（1575—1656）。沈国模字叔则，号求如。他是钱德洪学生的学生，称得上是王阳明一脉真传弟子。明崇祯十二年(1639)，沈国模以绍兴讲会较盛，而阳明故乡的龙山书院反而旧废不举，认为应该以义学作为基础，创立书院。于是会同管宗圣、史孝咸、史孝复等，在城南双雁里半霖史家买下沈氏旧宅作为校舍，创立“义学”，即姚江书院的前身（顺治十四年正式定名为“姚江书院”）。此举得证人社朋友刘宗周等的支持，得到绍兴知府、余姚知县的赞助。院内建有讲坛，前为堂，中悬孔子像；后为楼，祀先贤王阳明，以徐爱、钱德洪配享。经过两年的建设，于崇祯十四年（1641）竣工开学。书院严肃学规，沈国模每日按时到书院，亲自授课。至崇祯十五年（1642），已形成格局完整的书院体系。建院至清初顺治十六年（1659）前后近二十年间，属于姚江书院发展的前期，也是姚江书院教学活动的黄金时期。
姚江书院的兴起，是经过较长时期的奋斗才实现的。王阳明心学创立后，后学学不一途，尤其在王阳明死后，后学各自为体、各自为表，王学一分为八，即江右派、浙东派、浙西派、南中王门学派、闽粤王门学派、北方王门学派、楚中王门学派、泰州学派。再加上王阳明在世时已功高遭妒忌，影响了对其学术的评定。就在阳明学说遭到极力诋毁的局势下，作为王阳明故里的余姚，讲授阳明学说的风气并未衰息，姚江书院成为传播阳明心学的中心，实属难能可贵。
清康熙八年(1669)，韩孔当主院事，严立规约，弟子七十余人。韩孔当去世后，继任院事的俞长民、史标等与黄宗羲有接触，曾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元夕，邀请已八十岁高龄的黄宗羲会讲于姚江书院，绍兴知府李公铎、余姚知县康如琏等亦到场听讲。康熙三十三年（1694）邵廷采继之，四十一年（1702）迁城南角声苑(今花园桥)。姚江书院重自由讲学之风，弘扬王阳明“致良知”学说，为“姚江学派”活动中心之一。书院组织严密，规章制度完备，月有会，会有讲；强调“进德修业”，力求言行一致，反对“趋炎附势、把持乡曲”。院规有六条：一，“阐致知之蕴”，为学须精切探求，阐明“致良知”深义，躬行实践；二，“合证人之旨”，立诚为首，为学不能有半点虚假；三，“申鹿洞之教”，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四，“加敏求之功”，应“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五，“乘不拔之志”，要严于操守，持之有恒；六，“究当世之务”，要关心社会。
姚江书院在明末清初天下书院衰微之际，能够独立于浙东，学业兴盛不衰，成为当时传授阳明学术的大本营，正如姚江书院正厅前的一副楹联所写：“学术允能成一派，典型猷自有千秋。”
（五）甬上证人书院
甬上证人书院位于宁波城西管村的白云庄内，是一幢青砖黑墙、古朴庄重的古建筑，这是明末清初儒学大师黄宗羲的讲学之地。
黄宗羲，字太冲，号南雷，世称梨洲先生，是清初浙东学派的代表人物。清康熙六年（1667），黄宗羲重开绍兴“证人书院”。证人书院原为山阴（绍兴）学者刘宗周在蕺山讲学时所创立。黄宗羲年轻时曾从学于刘宗周。明亡，刘宗周绝食而逝。康熙七年（1668）三月，黄宗羲应甬上诸门生之请，来鄞城担任讲席，先与诸学子大会于城内广济桥高氏家祠内，之后又聚集于宁波南门的延庆寺。在黄宗羲提议下，遂改讲经会等为“证人书院”。他在《董吴仲墓志铭》中记述此事云：“先师立证人书院，讲学于越中，至甲申（崇祯十七年）而罢讲。后二十四年为丁未（康熙六年），余与姜定庵复讲会、修遗书，括磨斯世之耳目。……甬上之闻风而兴者，一时多英伟高明之士，吴仲其一也。明年，余至甬上，诸子大会于僧寺，亦遂以证人名之。甬上讲学之士，数百年所创见……风气为之一变。”[67]
据全祖望考证：书院设于“城西之管村，万氏之别业也”，证人书院的再启并重新接续“证人之学”，“为天下所注目”，吸引了许多有识之士前来求学。自此，白云庄与蕺山，双峰并峙，交相辉映，成为博纳兼容、学贵创新、经世致用的浙东学派的发源地和凝聚浙东人文精神的思想高地。浙东学派继往开来者全祖望为了使之区别于会稽刘宗周创办的证人书院，特意冠上“甬上”二字，并撰有《甬上证人书院记》，叙其始末。
甬上证人书院的教学模式独特、高效，极富哲理，给后人以启迪。讲习“先从黄先生所受说经诸书各研其义，然后集讲”，“一月再集。先期于某家，是日晨而往。抠衣登堂，各执经以次造席。先取所讲覆诵毕，司讲者抗首而论，坐上各取诸家异同相辩析，务择所安。日午进食，羹二器，不设酒，饭毕，续讲乙处，尽日乃罢”，有时甚而续灯夜聚，“连床大被，所谈不出于王霸”。[68]称得上处世俭朴，操履高洁，心智充盈。诸家子弟凡年龄在十岁以上者，均要求跟随听讲，以增知识。这些年幼的学子，皆显得彬彬有礼，举止得体。
办学宗旨为“经世致用”。黄宗羲云：“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不读，但从事于游谈。学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乃不为迂儒。”又云：“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读书多而不求于心，则又为伪儒矣。”[69]所习课程有经学、史学、文学、历算等。
其特有的教学方法可归纳为四个方面：
其一，学生自学为主，教师讲解为辅。往往“思至心破”。黄宗羲来甬，再执经而问。
其二，自由讨论，相互辩难。每集会，由一人主讲，然后相互讨论得失。
其三，教学相长，允许学生发表不同意见。例如，史载：万斯同“学礼有疑，质之其师梨洲先生”；万斯大“取先祖万文射龙一事诘问真伪”；董允璘（吴仲）疑刘宗周“意为心之所存”论断，“未为得也”，乃作《刘子质疑》寄于黄宗羲，黄宗羲以《答董吴仲论学书》回复，对学生这种钻研精神大加肯定，说：“昔人云：小疑则小悟，大疑则大悟，不疑则不悟。老兄之疑，固将以求其深信也，彼泛然而轻信之者，非能信也，乃是不能疑也。”[70]
其四，考证古籍，裁以己意。讲礼经时，“大略合之以三礼，广之以注疏，参之以黄东发、吴草庐、郝京山诸先生书，而裁以己意”[71]。
甬上证人书院前后听讲的有100余人，其中有弟子66人，被黄宗羲推许者有18人，个个学有所成，或长于经学，或长于史学，或长于文学。在黄宗羲的思想和学术风格熏陶下，以甬上证人书院弟子为主力，其流风被于浙东乃至全国、其学脉传于乾嘉以至清末的清代浙东学派形成了，并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一席。
清朝末年，书院废圮。1934年，宁波教育家杨贻诚等访得书院和故居旧址，集资修葺恢复。2006年，白云庄作为明代至民国时期古建筑，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白云庄占地面积约4000平方米，由甬上证人书院、万氏故居和万氏墓地组成，有建筑四幢，占地面积约为650平方米。白云庄主体建筑坐西朝东，大门中轴线上由台门、正厅、后屋组成。台门门额上书“白云庄”三字，为我国现代书法大师沙孟海先生手笔。正厅和后屋均为三开间木结构单檐硬山顶建筑，为“梨洲先生讲学处”，堂中悬挂“甬上证人书院”匾额。万氏故居主体建筑坐北朝南，中轴线上由南面牌楼式大门、前厅和后厅组成，为五开间硬山顶建筑。正厅门上方挂一匾“浙东学术文化陈列”。后厅明间廊下挂着“万氏故居”横匾，有万氏史迹陈列。
尽管上述书院有些在历史的长河中遭到损毁、消失，但这些书院对于宁波文化的传播却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宁波古代书院统计一览表
北宋时期宁波书院一览表
南宋时期宁波书院一览表
续表
续表
元代宁波书院一览表
续表
明代宁波书院一览表
清代宁波书院一览表
续表
续表
资料来源：宁波市教育委员会编：《宁波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钱茂伟、毛阳光：《宁波通史》（元明卷），宁波出版社2009年版。
【注释】
[1]因对书院的界定及其性质、功能等方面的认识存在分歧，学界对书院的产生时间大致有三种看法：一是产生于唐代，二是产生于五代，三是产生于北宋时期。
[2]（清）袁枚：《随园随笔》卷十四《书院》，《袁枚全集》（五），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47页。
[3]转引自肖东发、钟洪、王波：《中国古代藏书概论》，《图书馆》2001年第1期。
[4]《四川通志》中提到张九宗书院于“贞观九年建”。
[5]（元）吴澄：《鳌溪书院记》，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卷五〇八，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5册，第305页。
[6]转引自自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史资料》，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中册，第1859页。
[7]（明）胡应麟：《少石山房笔丛》，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886册，第192页。
[9]参见李国钧：《中国书院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5页。
[10]转引自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史资料》，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2页。
[11]邓洪波：《中国书院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1—103页。
[12]《元典章》卷三十一，《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87册，第326页。
[13]（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四，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08页。
[14]邓洪波：《中国书院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82页。
[15]（清）张廷玉等：《学习考八》，《清朝文献通考》卷七十，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495、5504页。
[16]转引引自刘海峰、朱华山主编：《科举学的拓展与深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99页。
[17]（唐）韩愈：《原道》，屈守光、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662页。
[18]彭永捷：《论儒家道统及宋代理学的道统之争》，《文史哲》2001年第2期。
[19]（宋）石介：《徂徕石先生文集》，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88、233页。
[20]（宋）张栻：《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南轩集》卷十，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167册，第506页。
[21]（明）王云凤：《弘道书院记》，陕西《三原县新志》卷四，光绪六年刊本，《中国方志丛书》华北第539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72页。
[22]邓洪波：《中国书院学规》，湖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4—115页。
[23]邓洪波：《中国书院学规》，湖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2页。
[24]朱汉民：《长江流域的书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02页。
[25]（清）全祖望：《同谷三先生书院记》，《鲒埼亭集外编》卷十六，《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429册，第609页。
[26]（宋）朱熹：《静江府学记》，《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八，《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141页。
[27]（明）王守仁：《年谱附表一》，《王阳明全集》卷三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343页。
[28]转引自陈谷嘉、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史资料》，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下册，第1953页。
[29]赵所生、薛正兴：《中国历代书院志》（五），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91页。
[30]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学规集成》第一卷《惜阴书院借书局章程》，中西书局2011年版，第199页。
[31]丁钢：《书院建置的文化意向》，《书院与中国文化》附录一，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32]（宋）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陈宏谋编《五种遗规》，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年版，第3、4页。
[33]李申：《中国儒教史》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39页。
[34]盛朗西以供祀作为书院的“三大事业”之一，参见盛朗西的《中国书院制度》（中华书局1934年版）第47页；章柳泉也将“书院祭祀先贤”视为书院的几大特点之一，参见章柳泉的《中国书院史话——宋元明清书院的演变及其内容》（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3—15页。
[35]肖永明：《儒学·书院·社会——社会文化史视野中的书院》，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334页。
[36]陈谷嘉、邓洪波：《岳麓书院祭祀述略》，《中国书院制度研究》附录一，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85—594页。
[37]高明士：《书院祭祀空间的教育作用》，《中国书院》第一辑，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72页。
[38]转引自邓洪波：《湖南书院史稿》，湖南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160页。
[39]（明）唐肃：《黄冈书院无垢先生祠堂记》，《丹崖集》卷五，《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326册，第148页。
[40]佚名：《桐乡书院志》卷六，清末活字本，《中国历代书院志》，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766页。
[41]参见滕巽真：《判府提刑高峰先生寿祠之记》，《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68册，第352页。
[42]［德］恩斯特·卡希尔著，甘阳译：《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3页。
[43]（宋）朱熹：《信州州学大成殿记》，《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十，《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806页。
[44]肖永明：《儒学·书院·社会——社会文化史视野中的书院》，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356页。
[45]（明）周伟：《祀典·释菜》，《白鹿洞书院志》卷四，万历二十年刻本，转引自赵所生、薛正兴《中国历代书院志》，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册，第550页。
[46]吴万居：《宋代书院与宋代学术之关系》，（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年版，第164页。
[47]（清）罗典：《新增丁祭公费记》，《长沙岳麓书院续志》卷四，同治元年刻本，转引自赵所生、薛正兴《中国历代书院志》，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4册，第489页。
[48]（清）戴凤仪：《考课·释菜说》，《诗山书院志》卷七，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25页。
[49]转引自吴宣德编：《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4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85页。
[50]（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309页。
[51]俞福海：《宁波市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200页。
[52]俞福海：《宁波市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210页。
[53][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出版社2006年版，第84页。
[54]（清）全祖望：《槎湖书院记》，《鲒埼亭集外编》卷十六，四部丛刊本，第20册，第23页。
[55]（明）宋濂：《选举志一·学校》，《元史》卷八十一，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032页。
[56]钱茂伟、毛阳光：《宁波通史》（元明卷），宁波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
[57]宁波市教育委员会编：《宁波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6—8页。
[58]对于书院数量的统计，因对书院的定义和统计地域（因朝代不同，管辖的地域范围有变化）原则不一样，而导致对书院的统计数据有些微差异，但不管依据什么方法和原则来统计书院的数量，最终统计结果偏差不会很大，总能反映书院数量事实的基本情况。本统计数据源于《宁波市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和《浙江教育史》（浙江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的综合分析。
[59]中国教育事典编委会：《官学、私学和书院》，《中国教育事典》，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684页。
[60]董绍德主编：《鄞县教育志》，海洋出版社1993年版，第10页。
[61]（清）臧麟炳、杜璋吉著，龚烈沸点校：《桃源乡志》，方志出版社2006年版，第80页。
[62]（清）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二十二，万有文库第二集，第953页。
[63]俞福海：《宁波市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200页。
[64]（清）全祖望：《大愚吕忠公祠堂碑文》，《鲒埼亭集外编》卷二十三，四部丛刊本，第292册，第10页。
[65]（清）全祖望：《碧沚杨文元公书院记》，《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中册，第1046页。
[66]（清）邵廷采：《姚江书院传》，《思复堂文集》卷一，转引自浙江省博物馆编《东方博物》，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8页。
[67]（明）黄宗羲：《董吴仲墓志铭》，《黄宗羲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1994年版，第10册，第453页。
[68]李国钧主编：《中国书院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836—837页。
[69]转引自贾丰臻：《中国理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61页。
[70]（明）黄宗羲：《答董吴仲论学书》，《黄梨洲文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
[71]转引自虞浩旭：《书院圣地白云庄》，宁波出版社2003年版，第75页。
[72]（清）徐兆昺：《四明谈助》，宁波出版社2003年版，第1142页。
[73]董绍德主编：《鄞县教育志》，海洋出版社1993年版，第50页。
[74]（清）徐兆昺：《四明谈助》，宁波出版社2003年版，第1142页。
[75]宁波市档案馆编：《〈申报〉宁波史料集》，宁波出版社2013年版，第4册，第16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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