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古代书院刻书的历史演进及其传播价值

我们知道，宁波是我国古代社会百家思想的聚集之地，在这里诞生了一批又一批的学术大师，他们的思想在这里交汇，形成了宝贵的财富。如何将他们的思想精髓传播下去？在过去采用的是手抄形式，将大师的思想记录在纸上，装订成书籍，但是大多数手抄本都是孤本，一旦丢失，大师的一些重要学术思想就极有可能面临湮灭的危险，无法传播给子孙后代。而书籍刊刻不仅将大师的思想用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而是能够刻印数本，不必担心失传的问题，同时便于在社会上流通，也大大方便了书院讲学，具有非常大的传播学价值。

书籍的刊刻使得学术大师的思想精华得以由文字形式保留下来，并有利于在社会上进行流通，方便书院师生的教学，具有很大的传播学价值。首先，相比起语言来说，文字的稳定性更强，而作为由书籍出版的学术理论，其完整性和系统性得到了强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古代思想文化精华；其次，书籍的出版可使得传播的范围有效地拓宽，书籍所能发行到的地方，就有可能促动理论在该地区的生发和传播；再次，刊刻并发行书籍，为该学院创造了一定收入，成为书院再发展的经济动力之一；最后，还展现了知识分子面对先贤创造的古代思想理论精华，保持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同时，在惠及大众方面，能够快速地进行信息扩散，推动学术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宁波刻书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宋代，宋代宁波成为浙江刻书中心之一，这与当时宁波地区发达的造纸业有直接关系，当时的鄞县、奉化、象山和余姚都是省内的刻书中心，刻本很多。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资治通鉴》的刊刻，共刻294卷，卷末附有“绍兴二年七月初一日两浙东路提举茶盐司公使库余姚县刊版”。两浙东路提举茶盐司先后刊刻《周易注疏》《尚书正义》及《周礼疏》等书；浙东转运司本有《通鉴外记》《前汉纪》《后汉纪》；浙东庾司本有《兰亭考》等。在元代和明代，宁波书院刻书取得了长足发展，比如范钦就刻印过许多书籍。

清代，宁波书院刻书发展到鼎盛时期，这一时期，宁波书院刻书表现出以下特点：（1）门类齐全，注重实用。清代宁波成为我国刻书的重要之地，刻书活跃，不仅种类齐全，而且参与刻书的机构众多。官刻主要以地方志为主，比如宁波府刻印的《宁波府志》，有三个刻本，分别是雍正九年（1731）刻本、乾隆六年（1741）刻本、同治年间刻本，《鄞县志》在各个时期均有纂修刊刻。同时还包括教育用书、兵器用书，比如《枪法准绳》，类似书籍刊刻出来之后，立即送至镇海海防官兵手中，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此外还包括《功过格》《监本五经四书》等书籍。书院是我国主要的教学机构，除了藏书之外，也会参与刻书。一般来说，书院刻书的针对性较强，包括本院志史、山长著作、名家学术著作以及研究所用资料等。比如乾隆年间姚江书院刻《姚江书院志略》、光绪年间崇实书院刻《全校水经注》、龙山书院刻《姚江龙山课艺初刻》、镇海鲲池书院光绪刻《镇海县志》、德润书院刻《德润书院课艺》等，书院刻书将许多古代文献保存下来，为后来的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承做出了不少贡献。（2）学者自刻，精品迭出。除书院刻书外，书院大师、学者等也积极参与刻书。其特点表现在字体精整，可以说得上是刊刻中的精品。清代时期，宁波书院兴盛，人才辈出。学者们除了积极开展讲学、探讨学术之外，还时常筹资刻书，比如全祖望、黄宗羲、卢址、邵晋涵、姚燮、张寿荣、郭传璞、朱兰等都有刻本留世或有具体的刻书记录。提到书院学者自刻，不得不提的就是郑氏家族刻书。郑氏是宁波当地的名门望族，在刻书方面贡献最大的是郑梁，他是黄宗羲的亲传弟子，康熙二十七年（1688）考中进士，是浙东经史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康熙年间，郑梁刊刻的书籍有《寒村杂录》《南雷文案》《乐典》以及《寒村全集》等。郑梁之子郑性为黄宗羲的再传弟子，他谨遵父亲遗嘱，在自家旁建立了二老阁，纪念先师和祖先。二老阁不仅是郑氏家族的私塾，也成为郑氏家族主要的刻书之地。郑氏家族刻书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刊刻了黄宗羲的著作和郑氏一门著述，如黄宗羲《明儒学案》，郑梁《寒村集》《勉斋先生遗稿》，杨简《石鱼偶见》，冯元仲《天益山堂遗集》，姜宸英《湛园未定稿》，潘平格《潘子求仁录辑要》，郑性《南溪偶刊》等。

宁波书院的刻书对当地文化事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首先，宁波书院大量刊刻古籍，除了能够满足书院师生阅读需要之外，还有许多书籍流向当地基层，普惠当地士子百姓，对促进当地文化的发展意义重大。宁波书院刊刻的主要是儒家经典著作，还包括历代文人诗文集，对这些著作的刊刻，为书院提供了丰富的藏书，成为书院藏书的一个重要来源。不仅如此，这些书籍还流布到社会基层，为宁波文化事业发展提供支持。这种面向社会的公共服务，使得书院刻书的公共性质更加突出，书院刊刻、出版不是深藏于书院之中，而是让其产品成为一种社会文化资源，这也是宁波学者将书院的刻书作为文化建设重要内容的原因。其次，书院编撰、刊刻的都是地方文献，因此，宁波书院刻书对促进地方文化事业发展有着重要作用。

宁波书院刊刻的地方文献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第一，宁波当地的地方志。第二，文人学者编写的有关宁波的著作。第三，由宁波书院自行撰修的书院志。上述几个方面的地方文献的刊刻，对促进宁波文化的积累和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一是地方志记录着宁波各地的地理情况、民俗风习、人物掌故等，对地方志进行编撰和刊刻，一方面可以对宁波文化源流进行梳理，将宁波深厚的文化底蕴展现出来，突出宁波特色；另一方面能够唤醒宁波人保护当地文化的意识，让当地人对宁波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认识，而外地人也能够对宁波有一个基本了解，进而推动宁波文化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二是历代文人学者的文艺作品和学术著作体现了宁波文学艺术的繁荣和理论水平的提高，书院对这些著作进行刊刻和出版，一方面能够在更加广阔的范围内展示出来，传播宁波文化成果，另一方面又为后人研究宁波历史和文化提供了有价值的文献参考。三是书院是儒家文化的重要体现，书院刻书表面上是为了满足书院师生和社会底层士人阅读、学习的需要，实际上是对儒家文化的积累和传播。宁波书院的建立和发展，实际上就是地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书院志是对书院历史和现状的记录，保存了书院甚至是与宁波当地文化发展相关的各种典籍，对书院志进行刊刻可以为宁波地方文化建设提供历史借鉴。

总体来说，书院刻书可以增加宁波的文化积累，促进宁波文化的普及和传播，是书院服务于地方社会的重要方式，是推动宁波不断发展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