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古代书院祭祀的符号崇拜

我国是礼仪大国，从古至今十分注重礼仪，无论是帝王还是平民百姓，都十分尊崇“礼”，在社会生活中，“礼”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在“礼制”中祭祀则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书院的基本功能就是教书育人，因此，传播“礼教”这一功能自是不可缺少。祭祀祭礼活动在礼仪方面有着多而严格的要求，因此能够达到教育的目的。大多数宁波书院从祀国学，传承儒家文化，古代宁波书院在文化传承方面的祭祀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每所书院均设立祠堂，里面供奉着孔子以及其他儒家先贤；第二，书院每隔一段时间都会举办规模较大的祭祀活动。一般来说，书院最高处作为祭享空间，有些书院除了供奉孔子等儒家圣贤之外，还供奉门中名人。大多数宁波书院都对祭祀做出了规定，比如“书院朔望焚香拜祭，谒庙行香，春秋祭祀”，书院祭祀日期基本选在中丁日或者是下丁日。直到今天，书院祭祀活动仍在开展。

祭祀祭礼的根本目的在于教化书院师生的伦理道德，在书院不断发展过程中，祭祀已经不再是宁波书院的一个附属功能，而是独立出来，成为一项规章，有些书院甚至将祭祀当作一种事业。关于书院祭祀的目的，邓洪波认为主要有两点：一是“正道脉而定所宗”，二是“尊前贤励后学”。^[12]邓洪波对书院祭祀“标识”和“激励”的作用予以了肯定。所谓“标识”就是对儒家思想与其他学派思想差别的区分，实际上就是本派和其他派别的差别；“激励”是指先贤对后人的影响。古代宁波书院祭祀的对象分为三类：第一类，儒家先贤。宁波各书院都兴建祠堂，时常修缮，用来祭祀学术先贤。第二类，宣传本学派的创始人、代表人物的贡献，标明本学派的学术渊源和特色，例如姚江书院在改建迁入城南角声苑时，“起前庭，廓后楼，旁立学舍。建成后，迁先师神主至阳明迄于同门私淑牌位于中堂”^[13]。第三类，对书院发展大力支持的各方力量，包括山长、书院重建者等，例如姚江书院祭祀王阳明，这是对其创新学术，倡导一代学风，从而导致学术风尚转变之功的肯定；同时，祀典配食十一人（俱为王阳明同邑门人），分别是：横山徐爱，字曰仁，王阳明妹婿；绪山钱德洪，字洪甫；南屏管州，字子行，嘉靖辛卯举人，师事王阳明；汝佩徐珊，本姓史，汝佩其字，嘉靖壬午举人；蒙泉孙应奎，字文卿；复吾夏淳，字惟初；半野范引年，字兆期，同复吾诸子师王阳明；后愚柴凤，翰林广敬孙；北江闻人诠，字邦正，王阳明姑表弟；德良黄骥，副使肃子；川甫胡瀚，从王阳明游。另外，姚江书院还从祀六人，附祀五人，在此不一一列举。^[14]再如慈溪杜洲书院祭祀童居易等六人，也是对杨简弟子童居易（又称杜洲先生）曾讲学慈溪以及“发明本心”之学的肯定和褒扬。

通过祭祀对象的划分，我们发现，宁波书院祭祀更加侧重于尊师重道，并且大多数都是学者。书院师生将这些儒学大师推上神坛，受到众人膜拜。在书院师生眼中，这些名儒大师已经不再是凡夫俗子，而是道德的化身。我们知道，学术思想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的变迁不断发生变化，向前推进。换句话说，名儒大师可能在某一时期被奉为“神”，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但这往往是暂时的。当新的学术大师将原来的学术权威取代之后，就会迅速偶像化，立于备受祭祀的地位。例如王湛心学对程朱理学冲击不但导致了王门弟子通过广建书院宣传王学思想，更通过建祠堂、修庙宇再塑学术神坛偶像。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书院师生通过祭祀先圣先师进行符号崇拜活动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

古代宁波书院的祭祀祭礼分为两种，一种是日常性的祭祀，另一种是典礼性的祭祀。前者主要以立塑像、挂画像、供牌位、陈遗物等多种形式，使得师生能够在“仰而瞻其容，俯而读其书”的环境中，心灵得到教化和熏陶。这种祭祀的形式是制度化的书院规程，同时也是大众化的符号崇拜。书院管理者通过祠堂、塑像、牌位等具体可感的代表先圣先师的物质符号，来拉近现实与历史的距离，从而使得名儒大师的精神感召现实生活中的师生，并通过每个人在祭祀过程中对先圣先师精神的领悟、追思等情绪，对符号进行“解码”，而这一祭祀过程也是先圣先师精神对于生徒的人内传播过程。

书院祭祀的教育和社会教化功能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书院祭祀的对象并不是单一的，相反，祭祀是包含多种类型的一个复合系统。书院在祭祀对象的选择上体现了一定的原则，也表现出书院的价值取向。无论书院选择哪些先儒、先师作为祭祀对象，他们肯定都是为儒学理论的生产、发展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人。书院祭祀对象的选择凸显的是这些先儒先师的学术思想和人格，祭祀对象的画像、祠宇等实际上都是通过一种无声的方式对他们的学术思想进行宣扬，体现的是价值追求。书院祭祀是士人为学进德环境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对士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书院士人如果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受到长期的熏陶，就会逐渐产生认同感，时刻以先儒先贤自勉，深思力行，最终成为一名杰出的儒者。如果说士人在书院学习到的只是表面上的一些理论，是抽象的，那么通过祭祀，就能将这些抽象的理论、规范等具象化在先儒先师的身上。通过这些祭祀对象，士人就会对儒家理论产生一个更加深刻的认识，而这种效果是很难通过日常讲学达到的。正如有些学者所说，祭祀是教育理想的具象化，通过祭祀，儒家的学术思想、价值理念得以凸显。在日常生活中，这些思想和理念会逐渐根植在士人的头脑中，从而形成认同感。

其次，引发士人对儒学的信仰。信仰比理性更加牢固和深刻，它在塑造人的道德品质等方面产生的作用是强烈而持久的。信仰的产生并不是随意的，而是有它特定的环境和氛围，而书院则是信仰产生的一个重要场所。书院祭祀的程序多而复杂，为士人营造出一种庄严肃穆的情境，这样一来，使得士人对先儒先贤的崇敬上升到一个神圣的高度。比如，祭祀要求斋戒三日、不饮酒、不茹荤，散斋三日，沐浴更衣、宿于别室。在祭祀活动中，焚香、燃烛、揖拜、唱赞诗等。祭祀上的礼仪并不是简单地重复一些动作，而具有特定的意义。祭祀的目的是“示以敬道”，表现的是士人对儒家先师的崇敬，这种崇敬之前是从行礼者的内心流露出来的。在整个祭祀活动中，起到画龙点睛作用的是诵读的祝文，点出了祭祀的主旨和意义，从而将对祭祀对象的崇敬上升到对其学术理论的认同，使祭祀的意义超越了对人的崇敬，上升到对儒学的信仰。

再次，激发士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前文提到，书院祭祀的对象都是先儒大师，书院经常举行祭祀，能够激发士人形成见贤思齐的使命感。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会时常效法这些祭祀对象，以他们的丰功伟绩作为自我激励的目标，不断鞭策自己，最终成为有识之士。书院祭祀的都是楷模，士人们在日常祭祀中自然会对他们产生敬仰，而这种敬仰也会逐渐转化为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希望自己能够像这些名儒大师一样，成为有用之人。除此之外，书院祭祀还能够将士人的社会责任感激发出来。书院祭祀的对象还包括为本地或本院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人，正是因为他们的不断努力，书院才得以在大起大落之后弦歌不绝。在书院祭祀时，士人就会思考这些问题：如何才能不负先贤建设和对后人的期望，使自己成为能够承担明斯道、救斯民的重任？如何将宁波文化发扬光大？如何做对朝廷有用之人？士人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实际上就是社会责任感的体现。

最后，书院通过选择祭祀对象而体现一定的价值导向，许多书院都是基于这种认识而设立祭祀，希望能够改善士习民风。书院祭祀并非限于书院内部人员，书院祭祀上经常有社会人员参加，包括地方官员、士绅、百姓。可以说，祭祀是一种社会教化活动。不同身份的人前往书院参加祭祀，实际上就是接受儒学的洗礼，从而达到社会教化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