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古代书院对外示范与传播

（一）宁波古代书院对国内其他地方的示范与传播

宁波古代学者大多喜与外界交流，特别是喜与绍兴、金华等附近地域交流，由于同属于浙东地区，既有文化输出，又有文化输入；但对于浙西而言，由于浙东文化强于浙西，所以宁波古代书院对浙西起到了示范与传播的作用。对于宁波的对外示范与传播而言，影响力最大者非王阳明莫属。在王阳明之前，浙东的永嘉、永康事功学不仅与四明心学没有师承关系，而且这两者之间差异较大，永嘉、永康事功学派注重社会实践，而四明心学注重道德践履，后来王阳明心学把两者融合在一起，是站在心学的立场吸收事功学的。王阳明对心学的最重要的改造便是将事功学的事实事功思想引入心学认识论，从而确立了他的以知行合一为主要内容的“致良知”认识论。王阳明对浙西的文化传播和影响是深远的，首先是前文所提到的董沄父子、徐浮远、蔡汝楠、余尚友等人倾心于阳明心学（余尚友则直接自称阳明的“浙西后学”），除此之外，阳明心学在浙西还有不少的传播活动，如嘉靖十六年（1537），阳明后学沈谧曾在嘉兴文湖建书院，祀阳明，“同志与祭天真者俱趋文湖，于今益盛”^[23]。文中所说的“祭天真者”，即在杭州天真书院参与讲会活动的阳明学者。再如陶望龄说道：“夫文成之后，驾其说以行浙之东西者多矣”，“当正、嘉间……先生之教始于乡而盛于大江以西”。^[24]也就是说，陶望龄认为王阳明心学在浙西的传播并不亚于浙东。另外清人赵绍祖《赤山会约跋》记载道：“自姚江之学盛于水西，而吾泾各乡慕而兴起，莫不各建书屋，以为延纳友朋，启迪族党之所。其在台泉则有云龙书屋，麻溪则有考溪书屋，赤山则有赤麓书院，蓝岭则有蓝山书院。一时讲学水西诸前辈会讲之暇，地主延之，更互往来，聚族开讲，故合则考德问业，孜孜以性命为事，散则传语而述教，拳拳以善俗为心。”^[25]上文清晰地描绘出阳明及其弟子、后学为了宣扬心学，以极大的热情在浙西创建书院，设立讲会，以书院为依托进行学术思想传播。综上所述，王阳明去世后的心学浙江学术中心不在浙东，而是在浙西。

正德元年（1506），王阳明在兵部主事任上因卷入宦官刘瑾与科道官戴铣等人的政治斗争，而遭贬谪至贵州龙场任驿丞。这为他提供了一个潜心学术，反思检讨理学的大好机会，于是他埋头读《易经》，并招来远近诸生相互讲论，创龙岗书院。龙岗书院如今坐落于贵州省修文县龙场镇阳明村，是王阳明于正德三年（1508）建立的。王阳明“知行合一”学术思想建立后，在龙岗山洞开始收徒讲学，遂建何陋轩、君子亭、宾阳堂及龙岗书院。王阳明在龙岗书院著书立说，修身讲学，传播文化，当时规模宏大，据载，“门生颇群集”，“士类感慕云集听讲，居民环聚而观者如堵焉”。他在书院提出以“立志、勤学、改过、责善”为学规，弟子有远从湖南常德来龙场问学的蒋信、冀元亨等，王阳明在书院讲学中极力传播自己的心学思想。龙岗书院是贵州成立最早的书院之一，在这座书院中，培养了许许多多的杰出人才，对发展贵州的文化教育起到了重要作用。后来，王阳明还在江西修濂溪书院，在会稽建稽山书院，全国各地尤其是江南士子纷至沓来，蜂拥而至，一时竟“流风所被，倾动朝野”^[26]。

正德四年（1509），王阳明应邀讲学于文明书院，首倡“知行合一”之说，州县子弟伏俊者纷纷前来求教，“设问答疑或至深夜，诸生环而听讲者数百计”^[27]。从此，王阳明的“良知”之论、“知行合一”之说风行各地，在社会上和学术界令人颇有耳目一新之感。王阳明在江西修濂溪书院讲学，“四方学者辐辏”；集门人于白鹿洞书院讲学，“揭良知之教”，欲同门人共明此学；在浙江绍兴知府南大吉支持和邀请下“辟稽山书院，聚八邑彦士”^[28]，湖广、广东、直隶、南赣、安福、新建、泰和等八方学者三百余人环坐而听；又在广西建敷文书院，传播其“致良知”和“知行合一”之学。

王阳明的学术思想和活动，极大地推动了明中叶书院的蓬勃发展，书院的兴盛也为王阳明学说的传播提供了最适宜的形式和场所。阳明之学“东南景附”，“风靡天下”，弟子门人遍于国中，所建书院也就遍布各地。

江右一带，王门弟子众多。邹守益是王学在江右的主要代表，一生从未间断讲学，先后筑复古书院、白鹭洲书院等。他热衷于联讲会，在复古书院讲学，春秋两季，他的足迹遍及江南大部分地区，尤其江西境内，弟子动辄“以千计”。

罗洪先(念庵)、聂豹(双江)与欧阳德、邹守益等都师事王阳明讲求良知之学，建龙津书院讲论，学者远集而至，称“门人者半天下”。聂豹在任福建巡抚时，建养正书院，“以明正学”。

邹元标，阳明后学，曾因谏诤张居正而遭贬斥，又因上疏被谪贬至南京三年，罢官居家，建仁文书院，聚徒讲学。天启初年（1621），在京师建首善书院，与冯恭定一起讲学其中，并成为东林党的重要首领之一。

苏皖一带王门后学，被称为“南中王学”。主要代表人物有：黄省会(五岳)、朱得之(近斋)、唐顺之(荆川)、徐阶(存斋)等。

湖北一带主要有蒋信(道林)、冀元亨等。蒋信早年从学于王阳明，后又学于湛若水，因此，主张“理气、心性、人我，贯通无二”，兼有王学与甘泉学的思想成分。先后建正学书院与文明书院，学徒云集。

山东、河南一带也有王学传人，如穆孔晖(元庵)、尤时照(西川)、孟化鲤(云浦)等，分别在愿学书院、见大书院和湭西书院讲学。

泰州学派是阳明学的一个重要学派，而在学术旨趣上又有别于阳明学派，其代表人物多出自社会下层，主张“百姓日用即道”，具有浓厚的平民色彩，常被称为“王学左派”，对后世影响极大，近代的不少激进的民主主义者颇受其影响。泰州学派与明代书院的兴盛关系也极为密切。王艮是泰州学派的重要代表，从正德十五年(1520)起，追随王阳明，朝夕相待，沿途聚讲，先后在会稽筑书院于城市中，又在广德建复初书院“大会同志”，在泰州主持安定书院教事，后至金陵，与湛若水、吕柟、邹守益、欧阳德等讲论于新泉书院。

可以说，明代书院因王阳明及其后学讲学而兴盛，而明代书院的兴盛也为王学的发展和传播提供了机会和条件。

宁波古代以设立书院的方式向外传播文化的另一杰出代表则是黄宗羲，黄宗羲的外出讲学活动主要在康熙二年（1663）至十八年（1679），即他54岁至70岁这段时间。他先后到语溪（今属桐乡市崇福镇）、海昌（今属海宁县）、越城（今属绍兴市）等地设馆讲学。而在这前后，无论是居于余姚故居还是外出郊游期间，都有学者向他请教。他总是一一为之讲解，将平生学到的知识传授给别人。近二十年的讲学生涯让数百名的学生接受他的熏陶，全祖望在《梨洲先生神道碑文》记梨洲讲学之情形时说：

问学者既多，丁未（康熙六年），复举证人书院之会于越中，以申蕺山之绪。已而东之鄞、西之海宁皆请主讲，大江南北，从者骈集，守令亦或与会。已而抚军张公以下，皆请公开讲，公不得已应之，而非其志也。

由此可见当时黄宗羲讲学的盛况和影响了。在海昌讲学时，黄宗羲很重视讲授自然科学知识，他向许三礼等人传授了他研究时历、西洋历、伊斯兰历的知识，向学生陈讦传授中国传统的历算学知识以及从西方引进的历学、数学知识。学生陈讦深得老师学术精华，写了一本关于勾股定理的专著《勾股述》，黄宗羲非常高兴，亲自为之作序。黄宗羲在宁海讲学前后历经五年（康熙十五年至十九年，即1676—1680），听讲人数数以百计，培养了几个大弟子，出了几本学术名著，这是一种有形的成果，而大师讲学对于世道人心的无形影响，则是难以估量的。

（二）古代宁波书院对日本的示范与传播

汉晋时期，宁波地区的句章已经成为比较固定的通海城邑，史书中有不少关于船舶自句章起航以及从海上抵达句章的记录。根据《史记·东越列传》记载，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秋，东越王余善反叛，武帝“遣横海将军韩说出句章，浮海从东方往；楼船将军杨仆出武；中尉王温舒出梅岭；越侯为戈船，下濑将军，出若邪、白沙。元封元年冬，咸入东越”。

自唐代晚期以来，明州（庆元）成为两浙地区沿海船运和远洋贸易的枢纽港。南宋建炎四年（1130），明州遭金兵的焚毁屠掠，但随着绍兴八年（1138）南宋朝廷正式定都临安（杭州），原本远离中央集权核心的明州一跃成为屏护首都的海疆重镇。同时，北方避乱士族的大量迁入也加速了明州的振兴，明州对外开放呈现了蓬勃之势，当时的明州设立了高丽司和招远局，专门办理与高丽往来交流事宜。当时的明州成为东亚地区的航海对外交流大港，是南宋与日本、高丽等国之间人员往来与物品流通的枢纽，交通的便利为书院文化对外输出提供了条件。

入明以后，宁波成为中日勘合朝贡的唯一交通港口，日本遣明使团远赴北京前后，大部分时间都在宁波度过，这样，宁波地域文化群体之间与日本遣明使团之间开展了密切的文化与艺术交流。

朱舜水对日本的文化传播与交流，就深刻地反映了古代宁波书院对外交流成果，树立了一个鲜明的典范。朱舜水出生于余姚龙泉山麓，距离明代大思想家、书院发展的主推手王阳明的出生地仅仅数百米之隔。“阳明”之号取于余姚家乡的山名，而“舜水”之号取于余姚故乡之水名。舜水的率真和固执，曾给他带来过许多误解和烦恼，而阳明善于应变、精于谋略，使他获得一次次丰功伟绩。朱舜水与王阳明在性格上的这些差异，并不能影响他对王阳明之思想深蕴的吸取与提炼，朱舜水能够为日本人所喜爱，其身上所具有的王阳明的怀疑精神和务实作风，不能不说是其中的重要元素。^[29]朱舜水小时候在余姚长大，曾师从慈溪李契玄和临海陈函辉，对其成长过程产生影响的还有其长兄朱启明。朱舜水一生体现出来的别具一格的人格特征，既有浙东心学化实学的思想特质，又有浙西理学化史学的理性追求。总体而言，舜水是尊崇朱子学的，比如强调“四书”“五经”“朱子之注不可废”；但他同时强调，“看书未必单单靠得注脚……为学当见其大，实实有裨于君民，恐不当如经生寻章摘句也”^[30]，这与王阳明的内在气质有颇多相似之处。

永历十九年（1665），朱舜水在长崎正准备购地躬耕之际，日本国副将军、水户侯德川光国（大将军德川家纲之叔父）欲兴庠序之教，派儒臣小宅生顺到长崎礼聘朱氏为国师，要朱到江户（今日本东京）去讲学。朱舜水竭力谦让，但是当他听安东守约等人介绍“上公好贤嗜学，宜勿辜其意”之后，答应了德川光国的要求，表示“至若招仆，仆不论禄而论礼”^[31]。翌年（永历二十年，1666年）六月，朱舜水抵达江户。德川光国亲执弟子礼，竭诚尽敬。德川光国认为朱舜水年高德重，不敢直接称名称字，要他取一名号以称呼。朱舜水就以故乡“舜水”为号，“舜水者，敝邑之水名也”，以示不忘故国故土之情。“舜水先生”之称始于此时。德川光国欲为他建新居，以“耻逆虏之未灭，痛祭祀之有阙，若丰屋而安居，非我志”^[32]四次力辞。在德川光国影响下，日本学者、达官显贵也纷纷诣门求教，或执弟子礼，或听其讲学。从此，朱舜水往来于江户、水户两地，公开讲学。他曾去信远在柳川的安东守约介绍讲学的盛况。由此可见，朱舜水的对日文化传播，是仿效书院讲学的形式进行的，也可视为王阳明所器重的书院文化的余脉，是宁波古代书院向外传播的一种形式。

在朱舜水之前，中国对日本的了解程度远不如日本对中国的了解程度。人们习惯于用“一衣带水”来形容中日两国在地理上的近邻关系。两国之间仅仅一海之隔，人员往来在古代已称得上频繁密切。尽管日本对中国的了解和学习可谓由来之久，但中国对日本的了解和认识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程。一方面是因为古代中国是文化输出国；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人的天朝心态，直接影响了对外认知。正如黄遵宪讲道：“余观日本士夫类能读中国之书、考中国之事，而中国士大夫好谈古义，足以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无论泰西，即日本与我仅隔一衣带水，击柝相闻，朝发可以夕至，亦视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若邹衍之谈九州，一似六合之外，荒诞不足以论也者。可不谓狭隘欤！”^[33]

不过在黄遵宪的眼中，朱舜水是一个例外。这也是他非常推崇朱舜水的重要原因。尽管朱舜水是作为宾师被请到江户向日本人传播中国思想文化的，但他已有了超越传统的夷夏观念，以及学习日本文化，融入异国他乡的准备。这是朱舜水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精神遗产之一，也是他能够超越同时代的其他人的重要原因之一。

与明朝绝大多数日本研究者未到过日本不同，朱舜水是个在日本生活多年的有心之人，并且与日本上流社会、武士阶层有着非常密切的接触，所以他对当时日本社会的政治体制、武士文化，尤其是天皇与幕府的真实关系比较了解。朱舜水的历史作用，主要体现在传播中国思想文化、活跃日本近世学术、重建儒家价值系统、推动日本实行王道政治等方面。他为培养日本各个领域的精英人才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对近世日本的各思想流派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对日本走出中世纪，迎接近代文明的曙光起到过间接的推动作用。最明显的例证就是，他与安东守约、德川光国、前田纲纪以及水户学派的关系。虽然朱舜水被幕府准聘为水户宾师，但他并没有为幕藩体制歌功颂德，反而是为维护和恢复天皇的权威制造舆论，从而为后来的倒幕维新、王政复古创造了条件。在这一点上，学术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朱舜水在日本近世思想史上独树一帜、流风余韵影响日本200余年，幕末维新时期仁人志士也无不以他的思想为社会变革的武器。

（三）古代宁波书院与西方的互动

宁波最早皈依基督教的人是朱宗元，1638年前后，他在杭州接受阳玛诺的洗礼，成为一名基督教信徒，他的教名是“葛斯默”。在他的介绍和劝说下，阳玛诺先后多次来到宁波进行传教，阳玛诺为传教做出了杰出贡献，因此也被当成是声望最高的来华传教士之一。1638年，阳玛诺不远万里来到宁波传播基督教，数日之内，就有十余人接受了他的洗礼，其中，有一半以上的人是学者。次年，阳玛诺第二次来到宁波传播基督教，此时阳玛诺在宁波已经小有名气，前来入教的人越来越多，同时也得到了广大教友的热烈欢迎。朱宗元是一名非常虔诚的基督教徒，不仅如此，他还劝说他的母亲以及两个弟弟也皈依基督教，两个弟弟也都分别取了教名。我们由此不难看出，朱宗元在传播基督教上做出了许多贡献，在他23岁时，就撰写了《答客问》，这部著作中对世俗迷信做了详细的介绍，他还校订了阳玛诺的《轻世金书》，后又撰写了《拯世略说》。虽然在他的两部著作中世俗迷信占据绝大部分，在今天并不应当提倡，但是朱宗元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这两部著作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

1640年，葡萄牙神父孟儒望也到宁波传教，接受他洗礼的人达500人之多。一年之后在宁波创立了一个会口，也就是说，此时的宁波教务已经非常昌盛。除此之外，毕方济也曾来到宁波进行传教。1648年，意大利神父卫济泰到宁波传教，并设天主堂，不久之后，天主堂就被清兵所毁。1659年，西班牙人马兰士来宁波。因为当时政府对宁波采取禁海措施，所以上述传教士不是直接经由海路到达宁波的，而是从杭州辗转而来，并且前来传教的时间也不固定。

西方传教士之所以能把我国书院和书院文化引入西方，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有在中国生活的经历，对我国书院、文化有一定的理解。在西方人看来，宁波是我国长三角区域最为理想的港口。16世纪以后，西方出版的地图总是将宁波标注在显著的位置。康熙十六年（1677），我国初步放开海禁，宁波百姓得知此事非常高兴，欢呼雀跃。宁波的开放意味着“自近洋诸岛国以及日本诸道，无所不至”。海禁开放后，宁波人逐渐做起了海上贸易，而西方人也通过宁波这个窗口和我国开展海上贸易。宁波海禁开放不仅实现了货物的流通，而且还促进了人员的流动，许多西方传教士进入我国。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他们扮演着重要的使者角色，也是将我国书院传到西方的中介。比如意大利的文华书院，它的创始人是马国贤，曾在清朝皇宫当过画师，他辞职之后，带领一名教师和他的四名中国学生返回意大利，回国后创办文华书院，目的是培养中国留学生。该书院在学术传播方面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比如编撰了《中华进境》，此书在后来又被多次刊印，此外，该书院还刻印了《原道》《桃花源记》《兰亭序》等传世文章。虽然西方书院在取名上仍然保留着“书院”二字，但是由于受到西方政治经济的影响，不论是在模式上还是在内容方面，都和古代宁波书院相去甚远。

西方传教士长期生活在宁波，参观过多处宁波书院，也有西方学者在宁波书院求学，久而久之，对宁波历史、文化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他们为了表达这种认同感，在宁波当地创办了许多博物馆、学堂、图书馆等，并将它们命名为“书院”，但是这些机构就性质而言和真正的宁波书院相去甚远，比较接近的应属“教会书院”。教会书院的创办并不是无根之树，当时宁波学术之风盛行，百家争鸣，在这样的学术大潮中，教会书院应运而生，教会书院不仅传播西方的语言文字、宗教理念、科学技术，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翻译我国儒家经典著作，将他们传播到传教士的国家。清朝末年，鸦片战争打开了我国紧闭的大门，大量西方传教士进入宁波及其附近地区。

现以“三一书院”为例介绍一下宁波教会书院。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英国圣公会之行教会所遣戈柏、禄赐二教士抵鄞。不久，购得城中贯桥旁民房一幢为寓所，开始传道。自此以后，来鄞之英教士就多栖息于此。至同治七年（1868），该会将民房改建为三层高楼，设立贯桥义塾，主持人戈柏。光绪二年（1876），圣公会传教士霍约瑟来宁波主持教务，改义塾为三一书院，附设三一神道院。次年，英岳教士及其夫人来华管理义塾，聘鄞郡牧师王有光为教习。这是三一书院的始基。同时，该教会又设女塾三所：一在城南大庙前之仁德堂，一在城中小校场，一在城西五块桥板。之后，英国禄女士来鄞主持女校，合并三女校为一，设于孝闻坊基督堂对面，这是仁德女校的始基。义塾是为了培养他们的宗教人才，吸收的学生是经会督同意的有培养前途的教内子弟，课程有圣书、儒书等。肄业学生一律不收膳学费，所以叫“义塾”。从义塾中卒业的学生有童道法、沈再生、沈再灵等。他们卒业后被封为助士、牧师、教师。沈再生后来成为第一个华人主教。后来私塾规模不断扩充，并命名为“三一书院”，其规模程度在中等学校以上。光绪二年（1876），英人霍约瑟教士抵鄞，这时会督禄赐刚刚买到孝闻坊广场一方地皮，霍即襄助禄赐建筑校舍（后仁泽医院、三一小学址）。这年秋，迁贯桥义塾于此。自霍建院后，学生日众，校舍亦有扩充，课程除原有国文、圣经外，增设算学、历史、地理、体操等并开始向学生收费。霍一人不能兼顾，行教会于1879年派霍之胞妹及妹婿来鄞襄助他。霍复函请英国戚友捐资兴学。学校不断发展，孝闻坊校基已不敷应用，1883年复建新校舍于李衙桥侧（今广仁街八中址），并添设神道院。1884年、1885年，行教会先后派林悦理、沐约翰来鄞为书院教习。后林、沐二人又皆因病回英。至1888年，行教会复遣慕华德及海多马来鄞襄助霍约瑟，慕为副监院。1898年，行教会改派霍为香港会督，三一书院由慕华德主院。自霍约瑟监院开始至调任香港会督为止，二十几年间，两建新校舍两迁校址，其规模已发展到“备馆”“正馆”“神道院”三个阶梯。当时三一书院还有三事为其他公私立学校罕见：一是附设印书所，印刷试题、讲义及各种文籍。所印的书有三四十种；二是组织青年会，性质和学生自治会类似；三是设立戈柏奖学金，1903年，英国戈柏夫人以英金百镑归行教会，嘱令存放银行，每年利息作为三一书院正馆卒业生前两名的奖学金。当时英国圣公会行教会把三一书院当作他们在华开办的一个重点学校。因为宁波在“五口通商”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它的重要性超过杭、沪、宁。所以他们的宗教先遣队以宁波为中心点向四面辐射，形成一个规模相当大的宗教教育网络。

在文化传播方面，教会书院和以宁波为代表的中国传统书院存在以下几方面差异：

第一，传播内容。教会书院传播基督教“福音”，以西方科学知识为主，兼顾中国儒家经典；我国传统书院以儒家经典理论为主，但是分为多个派别，另外还宣扬伦理道德。

第二，传播方式。教会书院采取分班制管理，侧重于组织传播；我国传统书院亲授弟子和再传弟子，大众普及。

第三，费用来源。教会书院初级阶段不需要承担过多费用，后主要依赖于教育收费、捐助以及拨款；我国传统书院收入主要来自学田，教育收入比重较小，还依赖于个人捐助以及政府临时拨款。

第四，祭祀方式。教会书院中的祭祀为宗教礼拜；我国传统书院中的祭祀是儒家祭祀。

之所以出现上述差异，除了宗教信仰的原因之外，大多数学者对遵从基督教从而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知识这一形式是反对的，因此，大多数学者对教会是极其排斥的，认为教会宣传科学文化实际上是对本国学术的压制，而且教会确实是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精神侵略的一个无形工具，教会不仅控制中国百姓的思想，同时也严重冲击着我国传统文化。但是我们也应当客观地看到，教会在传播西方科学技术、引入新教育模式等方面确实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注释】

[1]戴琏璋、吴光主编：《刘宗周全集》文编七《答史子复》，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339—340页。

[2]唐代陆羽所著，是中国乃至世界现存最早、最完整、最全面的介绍茶的专著，被誉为“茶叶百科全书”。

[3]（清）全祖望：《杜洲六先生书院记》，《鲒埼亭集外编》卷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049页。

[4]顾志兴：《浙江藏书家藏书楼》，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版，第28—57页。

[5]慈溪市教育委员会：《慈溪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2页。

[6]明代浙江长兴人吴珫编著。

[7]转引自陈谷嘉、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史资料》，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中册，第1850页。

[8]李希泌、张淑华编：《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74页。

[9]李希泌、张淑华编：《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74页。

[10]李希泌、张淑华编：《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74页。

[11]宋代的一部等韵书，为国学古籍。

[12]邓洪波：《中国书院史（增订版）》，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68页。

[13]钱茂伟：《姚江书院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6页。

[14]参见钱茂伟：《姚江书院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5—284页。

[15]（清）钱大昕：乾隆《鄞县志》卷五，乾隆五十三年刻本。

[16]钱茂伟：《姚江书院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7页。

[17]（清）萧良乾等：万历《绍兴府志》卷一八，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

[18]（元）刘仁本：《羽庭集》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集部第1216册，第32页。

[20]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通史》（宋元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41页。

[21]是一些分类排列的简明百科全书，供给一般人日常生活中需要的技术知识。

[22]转引自朱瑞熙主编：《朱熹·教育和中国文化》，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版，第82页。

[23]（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徐枫点校，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3册，第251页。

[24]转引自钱明：《近世“浙学”的东西之分及其走向》（原载于《歇庵集》卷三、卷五），《中国哲学史》2006年第1期。

[25]（明）萧雍：《赤山会约》，赵绍祖跋语，《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5页。

[26]转引自聂付生：《晚明文人的文化传播研究》，电子科技出版社2014年版，第114页。

[27]王炳照：《中国古代书院》，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页。

[28]王炳照：《中国古代书院》，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8年版，第162页。

[29]钱明：《胜国宾师——朱舜水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3、5页。

[30]（明）朱舜水著，朱谦之整理：《朱舜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5、381、385页。

[31]转引自认识朱舜水编委会编：《认识朱舜水》，中国档案出版社2010年版，第26页。

[32]余姚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余姚市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21页。

[33]黄遵宪：《日本国志自序》，载王宝平主编《晚清东游日记汇编》之《日本国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