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古代书院的发展历史

文化教育

道统程朱东谷家声何远

学宗唐宋南阳世泽弥长

———公元1938年叶瑞荣修谱圆工祠堂祭谱联，收集于前人手抄本

玉华叶氏始祖叶坤，虽然出身低贫，仍然不忘记督促子弟读书，他的两个儿子正处在玉华叶氏的最早期，财力十分有限，到了他的孙子出生的阶段，终于在经济上有了积累，于是送叶克诚到兰溪城南瀫东书院（叶震年少的时候，其父叶克诚当时还未建立重乐书院，于是叶震只能在别人办的书院中就读）。宗谱中存在叶震《题瀫东书院》诗一首。

碧云深处启窗棂，追忆当时旧典型。

不特丰标清绝世，更夸授受远趋庭。

气钟灵洞前年间，曾雅兰溪一脉馨。

我愿此庐常翼翼，可忘此念永惺惺。

叶克诚先生和叶震先生父子做的四件事中，前三件选址、整水和建祠，它们的作用是基础之表，那么第四件事才是千秋万代的“里”。那就是兴修书院，奠基文脉。叶克诚有很高的理学修养，十分重视叶氏子弟的读书进学。当时在兰溪县城南有一座白下里叶村民子弟大抵至此的书院，即南宋叶诞创立的“瀫东书院”，（瀫东书院中的“瀫”指“瀫江”，“瀫江”又名衢江，在浙江省金华县境内。瀫东书院的位置可以在《浙江通志》上可以找到，《浙江通志·卷二十八·学校四》说：“瀫东书院在县南鸬鹚坞”，可惜记录并不详细（而且这里还有个问题，据《浙江通志·卷二十八·学校四》说，瀫东书院是叶诞读书所，而并非由他创建。）可见这个书院很有地位，叶克诚幼年曾在那里读过书。由于它离白下里叶太远，叶克诚中年以后在距新叶村三四公里路道峰山北的山坳间再建起一座供子弟学习的书院———重乐书院，并请了理学大师金仁山先生主持讲学。金仁山先生当时名气很大，不少外姓学子前来求学，以致后来这里渐渐形成了一个杂姓聚集的村落，称为儒源村。叶克诚所作的这几件大事，对新叶村此后几百年的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奠基作用。叶克诚时，玉华叶氏人口总数不会超过50人。以这样少的人口，就已经造了两所宗祠和一所书院，足以说明农业社会中宗族制度的强大和耕读理想的力量。不过，毕竟人口很少，经济力量有限，据宗谱记载，祖庙和书院都很简朴，虽然都采用了合院式形制，规模不大。顺便提一下，当时有序堂也是简单的合院式，不像现存的有序堂那么富丽堂皇。

浙江古代书院，在数量上仅次于江西，名列全国第二。浙江古代书院，始建于唐代；宋元时期是浙江书院的第一个发展期，我们可以单从这些资料上就可以得到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新叶村的祖民是兴师重教的。“书院”之名，约出现于唐代中期———根据王炳照《中国古代书院》，浙江的书院，到了宋元时期有了极大的发展，数量大为增加，多达180余所，分布在浙江各地。而且成为以教学为主，兼备研究、藏书的教育场所。叶克诚那个时期（宋元时期）的书院，不属于私塾、社学、义学等一类的基础教育形式，而是在此基础上成为私人创办的中等或高等教育的机构，层次和档次上均属于上乘，其意义远远超出了私塾等教学形式，相当于我们这个时代的高中或者大学教育，学生学习的目的不是入仕。重乐书院在中国书院历史中榜上有名，见清雍正朝《浙江通志》：“重乐书院原名为重乐精舍”根据《玉华叶氏宗谱·叶氏书院记》记载：“氏族大家，比有书院之建，所以崇儒重道为弟子藏修游息之地，事之最有补于风教者也。”浙江书院在宋元的发展，不仅表现在数量的增加，而且教育制度也相当健全。重乐书院建筑设施、建筑布局、建筑形式与选址等又体现了书院的特点，同时对白下里叶有着重要、重大而且深刻的影响。

第一，重乐书院在青山秀水、环境幽雅的地方选址。唐宋时期府学、州学与县学，都选址在府城、州城与县城之中，多为城市的中心地区，杂噪烦乱，学生容易心浮气躁。而宋朝书院的选址却相反，绝大多数离开热闹的府城、州城与县城的中心地带，选择城郊环境幽雅、无干扰、适宜学子专心读书的地方。而且，环境幽雅、青山秀水的地方，多有名人胜迹。重乐书院没有选址于白下里叶村内，还因为开办书院，必然有外姓学生至此，在求学过程中留居下来也不能避免。为了保护本姓氏族的土地利益，叶克诚选址应该说是正确的，而事实也证实了这一点。

第二，重乐书院的建筑，突出三大功能。即教学功能建筑讲堂（教室建筑）、祭祀建筑———祭殿（礼治建筑）与藏书建筑（图书馆），已十分完备。功能上一般多有讲堂、祭殿、藏书楼、斋舍与其他生活设施等。主与次、动与静，内与外等建筑功能分区明确。

讲堂，是师生教学活动的主要场所，也是讲学论道的厅堂，是书院教育功能的最重要的功能建筑。重乐书院初期的讲堂，为三开间的平房建筑，仅有一间，同规模较大的有二个或三个讲堂的书院相比，重乐书院是简陋的。因为讲堂是老师讲学论道的地方，故又名论道或明伦堂。一般讲堂能坐数十人，规模大可坐百余人。讲堂有时也是与外地学者交流的场作，举行联讲活动（讲座），故又名“联讲会”。联讲会往往事先公布讲座的时间、地点和内容，然后按约定举行。有名的书院常常有游学的学者自愿来做讲座，但更多的书院是邀请外地著名学者或本地名师、名贤来书院讲堂作报告，扩大学生的眼界。

祭殿，或称祀祠或称先贤殿等，书院建筑之二。书院的祭殿，当然不是供拜菩萨神仙，而是祭拜儒家先圣孔孟或宋代理学大师或本地圣贤宗师，悬挂他们的画像，把他们作为师生的楷模，为大家树立榜样。如宋代以后除了祭拜孔子以外，其他还主要祭祀南宋理学大师朱熹、吕祖谦等。

藏书楼，书院的主要功能建筑。源于唐代，至宋代后已经十分重视这一功能。重乐书院藏书较少，但到了明代以后，重乐书院藏书居然也有数千卷了。这些藏书的来源大致有自身购量、地方官绅捐赠、官府颁赐等。

此外，书院还有学生的斋舍、厨房、浴室等生活设施。重乐书院自元代后名声在外，其供学生生活的建筑和设施已经供不应求，古代在书院中求学或游学的学生年龄普遍较大，他们通常具备生存自理能力，有些甚至还带有家眷。于是经济实力强的学生纷纷在书院四周造房建屋，定居下来。以重乐书院为中心，逐渐竟然成了一个自然形成的村落———儒源村。光绪《兰溪县志》说，儒源，玉华山左，源深十里许，峰峦环绕，重重弯曲，一经中通，地极幽静。《玉华叶氏宗谱》中说儒源村最早为姓陈的人居住，后来陈姓移居到现在的里陈桥，后来张姓来至此，接着来了杜姓。这时候张姓向里移，成为张村。当时在石柱源深山里有一村庄，姓舒，因为洪水泛滥成灾不能再居住而迁入儒源，杜姓出走，姓夏的来，姓沈的来，于是儒源村成为有沈姓、夏姓、舒姓、张姓等杂姓的村庄，成为一个小村，亦叫余荷山。原来的儒源村已经被解放水库淹没。现在里陈桥与余荷山合为一个儒源行政管理村。

重乐书院在建筑布局上，是中轴线，两边对称组成庭院，这和叶克诚主持修建的祠堂形制差不多。建筑朴实、简洁，砖木结构、单层。

第三，书院教师，通常选择具备重量级的国学大师主持和主讲，其实创建精舍、书院，都是古代学者用来实现新儒学的工具，书院运动使得程朱理学成为中国正统思想，重乐书院正是这样的一个舞台。正是这些理学家们，以其特有的社会责任感，承担着“讲道”、“传道”的历史使命，创建和建设书院，并以此为目标和理想，使发展中的书院深深留下了理学家的时代烙印。重乐书院的主讲教师主要是金履祥^[1]。

第四，理学精神。叶克诚、金履祥和他们的重乐书院对抗科举利诱，反对场屋俗学，是以理学家们的长期任务，也一直是书院自别于官学的努力所在。这也可以解释了历史上的新叶村为什么没有出现很多的科举人才的原因。同时这也正是新叶村的可贵之处。那么就必须说说“书院运动”。书院运动之初的乾道二年（公元1166年），张栻在长沙岳麓书院就提出了矫正但为科举利禄，仅习言语文词之工的问题，并想以“造就人才，以传斯道而济斯民”的理学教育来解决它。他的办法是率性立命，从体察求仁，辨别义利入手，他认为“天理人欲，同行异情，毫厘之差，霄壤之缪，此所以求仁之难，必贵于学以明之”。如此这般，理学家们从反对“但为决科利禄”入手，在书院讲其道传其学，将科举功名，置换成了天理人欲、义理之辨、治心修身、养于未发、察于将发等等理学概念与理论，希望将危害士人的利禄之心，化融消解于理学精神之中。中国理学之“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而笃行之。由是而进于场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学、胸中之蕴，而不诡于圣人。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职，勤其事，心乎国，心乎民，而不为身计。其得不谓之君子乎”。重乐书院其“发明敷畅”，“恳到明白”，“听者莫不悚然动心”。我们可以看到，在南宋末年和元代初年的村落，通常科举仕途都不怎么发达，可能和程朱理学的深刻影响有关。那个时候的学者，不分派系，无论朱陆，在对待场屋科举的问题上是基本一致的，既认为“今为士固不能免此”，又对其不可胜言之害深恶痛绝，而希望以“讲学”来予以救正。其“大要”在“续洙泗之正传”，而“淑诸人者”，无外乎为“忠君、孝亲、诚身、信友，用则泽及天下，不用则无愧俯仰，如是而已”。至于救之之方，也就是讲学的内容，虽然各家各派已呈现不同特色，“天理人欲之分”的剖析，“喻义喻利之论”叶氏的重乐书院已经敷阐精至。并且，它不以举业为教学的唯一内容，重要的是研习交友，聚会结社，思想风气特别活跃。宗谱中《叶氏书院记》记载：延仁山金先生主持书院时，“白云许先生，由庚叶先生，道传柳先生，见心徐先生辈亦曾往来于其间”。

重乐书院是叶克诚奠定新叶村的文脉的标志，相当于给玉华叶氏的文化与精神指明了方向，而方向一旦确定，便从来没有重大偏移过这条轨道。白驹过隙，一晃已经800年。

重乐书院从建立开始，兴旺了300年，这段时间刚好是玉华叶氏家族日渐发展并日臻鼎盛的时期。300年的理学教育把这条文脉写进了玉华叶氏的基因和血液中了。另外，顺便提一句：如果把新叶村没有出现很多的科举人才的原因归结为村中风水或者村民保守，是有失公允的。

那么，为什么叫“重乐书院”呢。儒家重乐教，亦是因为乐直接与人的情感生活相关，可以移风易俗，使人直情而进德。反映在白下里叶理学表达可从三个步骤观之：一是治道；二是教化与人生；三是性与天道。此三个步骤层层递进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然若仅看前两步，其所表现的实是儒家共性的一面。比如就治道言，孟、荀皆言“王道”而鄙弃“霸道”。就伦理教化说，仁义、孝悌、忠信诸德，儒家各派率皆言之，甚至所用语辞也可相同。荀子论礼乐教化，与《礼记》中一些篇章在文辞上雷同者颇多。如其《乐论》注重乐之教化功能，与后人所称出自公孙尼子的《乐记》便有很多雷同之处。但如果深入到其性情、性与天道论的层面看，则其学说之旨归便立见分别了。古人引书，很不严格。其成书，亦有先口授而后著之于竹帛的特点，其间师之所授与徒之所衍也不作分别。先秦儒率皆宗师孔子，孔子身后儒家所传记说，同记述于儒门各派著作，亦属自然。史实和文句上的参证，对学派的归属问题可以提供种种可能性，而深入其“性与天道”思想的深层，在这些可能性的选择上，可以有进一步的决定作用。儒家内部派别的划分，应主要表现于其性与天道的层面。上古之世重礼乐，礼乐不分家，是那时候上层贵族最普遍的。孔子以六艺设教，其中便有乐。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儒家重乐教乐教、诗教、礼教，是一回事。诗本来是来唱的，唱诗遵循一定礼节程式来进行。按近代康有为先生考证，孔子之时乐教已失其旨，故周公言治道以“礼乐政刑”，而孔子则不得不言“德礼政刑”。在古代，音乐教育被赋予了生命的功能，歌、舞、乐三位一体的乐舞在当时就具有表现人类生存、繁衍、劳动、祭祀的特征。其实，性与天道之精神传授的乐教实际在于政治教化，是儒家政治教化中的一个构成部分———儒家政治理想教育。儒家讲究“中庸之道”，故曰：“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即以礼节，以乐和。这才是“重乐”的核心意义所在。

重乐书院从命名上就是依照正统的儒学理念，而它正是新叶村的精神。在金履祥主持讲学时，有金华学者许谦、浦江学者柳贯、兰溪学者章进之、章品、董遵、章贽、徐用检、吴师道等多名道学名士经常聚会于此，研习经史之学。

经过精神文化统治相对宽松的元代，明初，由于民办书院中自由讲学和议论朝政的风气对封建专制统治不利，于是经常被朝廷政治限制，而且时下已经到了程朱理学运动的后期，加上金仁山去世多年，后继无人能够担负书院教务，重乐书院遂废。《叶氏书院记》中说：“今日之书院虽荒芜，而址与名则犹存焉”，“在今儒源上新屋左手大麦地内，败瓦残垣依稀尚可辨识”。如今，历史这本大书已经翻到了21世纪，那些“败瓦残垣”也已经早就消失了吧（《玉华叶氏宗谱》中没有重乐书院图，可是现在迂于里陈桥的《陈氏宗谱》中仍保留书院形制图，仅此可查，而因为兴修水库而整体淹没了的儒源村旧址已无从考查）。

白下里叶从开始到后来一直不算富裕（经济始终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村民富裕不富裕主要看平均水平，而不能看贫富差距，但是并不富裕的村民在物质上还是勒紧裤带，举族集资，在村口修建了抟云塔和文昌阁，甚至在村里纵横交错的窄巷中，专辟数条平整的青石板路，且每条路都通往学校，为的就是让读书人“足不涉泥，雨不湿靴”。以祈求文运昌盛，而命运似乎和村民们开了个玩笑，新叶村的科举记录并不辉煌，仅仅是在清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叶元锡得中辛未科进士，之后便再无建树。尽管如此，玉华叶氏族人还是津津乐道于科举和仕途。为鼓励族中子弟获取功名，整个叶氏宗族不遗余力在物质、经济上、家族地位上给予倾斜。可谓用心良苦。

明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十一世祖白崖山人叶一清先生在第三次重修宗谱时，写了《勉族祖训》诗，有一条“读书”，其中写道：

谋生帷有读书高，试把书高训尔曹。

平地可登卿与相，翻身便作俊和髦。

能消心上如焚火，解拔胸中似织茅。

更有一言是真诀，买珠还椟剑进鞘。

玉华叶氏族人为鼓励读书进阶，宗族对本族子弟读书有成就者给予多种形式的奖励。赴考发给盘费，考中功名分级奖赏，并记入宗谱。叶氏宗谱《仁分祀产》中载：“文武童生县试，给盘费银二钱五分，府试给盘费银二钱五分，院试给盘费银三钱正。”《义分祀产》中则记载：“举人每年给谷六石，副拔岁贡每年给谷四石，进士每年给谷八石。”除这些奖励以外，还要在功名人所属支堂前设立“抱鼓石”^[2]，“上下马石”，“竖旗立座”。每逢喜庆日，还要在祠堂内挂上长帐，上面记录着中试人的姓名、等第和所任官职，以激励族中子弟。每次大祭后的会馂时（分吃祭品的时候，比如宋代周密《武林旧事》中言：“村店山家，分馂游息”），读书有成就的子弟受到特殊的优待。比如民国时期到公元1949年建国以前，每年春节大祭之后，初一至初四期间发馒头，小学毕业生每人发馒头4个，中学毕业生发8个，大学毕业生发16个，而普通人（不包括妇女）每人只发两个馒头，60岁以上的老人每人发四个，70岁以上才发8个。玉华叶氏宗族一方面鼓励读书，另一方面倡导敬重老年人。但是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读书人所受的待遇已经非同一般。

进士第，进入这个门的左侧就是荣寿堂

前面我已经阐述了白下里叶为什么在科举史上的足迹并不辉煌的原因，但是，这只是其中的一条。而且我认为继承和弘扬程朱理学是玉华叶氏不追究仕途的“里”像。那么还有“表”的原因，即那个时代背景。宋明理学是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性与天道”是理学讨论的中心内容，这是哲学问题，同时也涉及政治、道德、教育、宗教等许多领域。宋明理学以儒学的内容为主，同时也吸收了佛学和道教思想。它是在唐朝三教融合、渗透的基础上，孕育、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学术思想。宋明理学浸润封建社会后期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的各方面，成为具有权威性的支配力量。尽管如此，宋明理学吸收了大量的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在思想史上是继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之后的又一新的发展阶段，有值得后人参考的若干珍贵内容。理学中有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两大派别。它们相互法辩，相互渗透，又出现了朱陆合流的趋势。众所周知，朱熹是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程朱理学，只是在朱熹的手里，才确立了它在学术上的庞大规模与独特的体系，影响了以后学术思想发展达五六百年之久，其余波至今未已。白下里叶的早期积累阶段正是和理学的成长史相一致。

首先，元代村落城镇经济与村落经济的相对繁荣（前代积累所致），为理学的兴盛提供了物质条件和群众基础。元代前期，随着经济的逐步恢复，理学这种最富于当时文人接纳的儒学形式，更适应村落乡人生活方式和思想审美要求，于是迅速的兴盛发展和世俗化起来。在江南农村，经济的积蓄和发展，私塾和各种形式的教学开展，并出现了固定的场所———书院。也有力地促进了理学的兴盛。其次，元代政治对理学的兴盛也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这种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元代社会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特别在元代初年比较尖锐，这不仅造成了人民生活的痛苦，也激发了知识分子的愤怒和反抗情绪。而程朱理学正是战斗性和群众性较强的文化思潮形式，最足以转移和调和人民的愤怒情绪和创造美好愿望，所以得到迅速的发展。另一方面，元代初年在军事、政治方面严加防范，然而在经济、文化艺术、道德思想上却相当放松；^[3]由于元代初年禁锢人们头脑的儒家思想受到了动摇，这对人们的思想是一次很大的解放；蒙古统治者由于语言、文化和习俗的隔阂，对中原文化还不甚了解，使他们不自觉地对理学内容采取了放任的态度。这些都从不同角度共同促成了程朱理学的兴盛。

再次，元代文人社会地位低下，促使大批文人投身于理学研究，这对程朱理学的兴盛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究其原因，主要是：金元之际，文人沦为奴隶的极多；元代实行的民族歧视政策，使广大汉民族知识分子社会地位普遍降低；蒙古灭金后，停止科举考试将近80年，文人入仕的机会相对地说要少多了，同时他们散布于社会各个角落；由于元代统治者重实用、轻文学，即使文人入仕，也多不受重用，故而流传“七匠八娼九儒十丐”的说法。正是当时文人社会地位如此低下，使一大批文人以流布讲学为生，大大壮大了程朱理学研究的队伍，提高了研究的质量。同时，社会地位的低下，也促使文人作家更深切地感受到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和生活愿望，更广泛地接触和了解社会，这就有利于程朱理学思想成就普遍提高。

白下里叶在积累初期正赶上宋亡，随后蒙古灭金后，停止科举考试将近80年，读书人没有机会入仕，而且即使文人入仕，也一般不受重用。我们通常说“有好的开始，等于成功的一半”，玉华叶氏在初期因为历史原因而没有出现“通过读书然后入仕”的表率，当然可以想象为什么这个古村落没有入仕之风了，是理所当然的。而凭借为人推荐这一途径入仕，对于地理位置不重要、交通不便和地缘价值低等诸多不利因素总体表达为封闭的玉华叶氏而言，不可能有大量的官员涌现。以上就是其原因之“表”。也即：书院传学授问程朱理学是玉华叶氏入仕不振之内因，而元代废科举的历史环境是其外因。这和什么所谓“风水”，是没有直接关联的。我们也可以从其他历史资料上看到，初期人文精神积淀对于单个古村落的科举纪录的巨大影响。比如通常明清两代建成的宗族型古村落，科举纪录往往很光彩。而宋末明初建成的宗族型古村落，则入仕纪录寥寥。所以说，白下里叶的这个问题并非特例，而具备一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