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对域外异邦的示范和宣传

对于异族入侵导致的政权更迭来说，中国士人阶层头脑中割不断的“忠孝节义”观时常能发挥巨大的作用，而面对异邦小国，自周天子时代的“泱泱大国”心态和居“核心”地位的俯视眼光，常使得中国以“输出者”的身份和“文化母体”姿态出现在世界舞台。通过书院对外传播的情况可以窥伺中国古代文化对外传播的“冰山一角”。

新加坡、朝鲜、日本是与我国接壤或邻近的三个国家，在古代，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在文化方面，中国都是这几个国家效仿的对象。中华文化在向外传播的同时，也将书院文化传播出去，成为别国文化的一部分。由于亚洲国家的政治经济结构、文化背景较为相似，因此，在学习过程中采用的是“整体搬迁”的方式，并不是“重新洗牌”。

最先移植我国古代书院制度的是朝鲜。源头是书斋和寺庙，并替代官学，成为单纯的教育机构，和我国的官府以及民间书院并不相同。明正统四年（1439），才有确切的文字说明我国书院传入朝鲜。《李朝世宗实录》记载：“世宗二十一年九月甲申，初兼成均主簿宋乙用上书，请令各官学校，明立学令。……成均馆议曰：‘朱文公淳熙间在南康请于朝，作白鹿洞书院，为学规，其略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22]朝鲜书院祭祀功能的出现预示着朝鲜书院的体制更加完备。白云洞书院是朝鲜功能较为齐全的书院之一，无论是在规模还是制度上都是模仿朱熹的白鹿洞书院，甚至名字都十分相像，被学者认为是中国书院在朝鲜的溯源。需要说明的是，朝鲜书院主要的讲学内容是朱子学说，这一点足够说明我国古代书院对朝鲜书院的影响之大。

邓洪波按照时间先后的顺序，介绍了我国古代书院由东洋最终传到南洋的过程，南洋地区生活着许多华侨，因此在创办书院上基本是承袭祖制，将母体文化传播到南洋，可以说，书院是联系中外文化的重要纽带。其中，最能代表我国书院特色的就是新加坡的华侨书院。提到新加坡华侨书院，不得不提的是萃英书院，由陈金声创办，除了具有基本的讲学功能之外，萃英书院也十分重视祭祀，同时在课程的设置上也兼顾了当地的珠算等课程。在传播文化方面，华侨书院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双向传导作用，也就是说，华侨书院一方面将我国传统文化传播到海外，另一方面也成为我国吸收海外文化的管线。

由此可见，我国古代书院在朝鲜、新加坡等邻近国家拥有较好的传播效果，这些国家都将我国书院刻书和祭祀功能承袭了下来，并且在模式上也十分相近。东南亚是较晚接触到中国书院的地区，萃英书院的创建深深表达了海外华人对本土文化的弘扬和眷恋，虽然在模式上和我国古代书院的差别非常大，但是仍然为中外文化的交流做出了很大贡献。

在书院的传播过程中，日本、朝鲜等邻近国家都是以书院为媒介，直接移植，而意大利等西方国家，则是由外国传教士将我国古代书院制度带回西方。宁波作为通商口岸，成为当时外国传教士学习书院规制的主要阵地。除了引入书院规制外，外国传教士还在我国创办书院，以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所以，在以书院为媒介传播文化的同时，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走出去，一个是引进来。

宁波是我国重要的贸易港口，无论是对国内还是对国外而言，宁波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有学者研究发现，14世纪末，欧洲人就已经知道中国有个宁波，意大利人鄂多立克提到了宁波，而在欧洲地图上也将宁波的地理位置标注了出来。由于宁波是外贸港区，自然也就成为耶稣会重点发展地区。

外国传教士来宁波传教，是由在外地受洗的宁波信徒引导的结果。宁波奉化西坞镇人王方济是有据可查的宁波第一位天主教信徒，同时，他也是宁波历史上第一位裁缝。他在北京入基督教，后回到老家，与之同行的还有葡萄牙人费乐德神父，在王方济的家乡“邬镇”传教，并且得到了当地群众的热情接待，费乐德也因此成为宁波地区传播天主教的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