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文化的发展过程和类型

第一节　书院文化的发展过程和类型

一、书院文化的发展过程

书院这个名称，始见于唐代。清代袁枚在《随园随笔》中写道:书院之名，起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朝省，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肄业之所也。这说明，书院出现时还只是私人读书或“修书之地”，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教育机构。五代时期，由于战乱频仍，官学衰废，一些封建士大夫选择山林名胜之地，建造房舍，研习学问，聚徒讲学。作为教育机构的书院由此出现。陆游《南唐书》所载庐山国学便是著名的白鹿洞书院的前身。

北宋初年，海内一统，乱世渐平，文风日起，没有充足的实力兴学设校。于是，一批由私人创建的书院便兴盛起来，其中以庐山白鹿洞、岳麓、睢阳、嵩阳最为著名，史称宋初四大书院。吕祖谦在《鹿洞书院记》中说:“国初，斯民新脱五季锋镝之厄，学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先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师多至数十百人，嵩阳、岳麓、睢阳及是洞为尤著，天下所谓四书院者也。”^〔1〕北宋庆历之后，政府极力振兴官学，忽视私学，从而导致北宋书院的长期沉寂。

南宋时期，官学衰落，科举腐败，许多著名学者由官学转入书院，书院教育又日益发达起来。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组织之严密，制度之完善，都是空前，几乎取代了官学，成为主要的教育机构。南宋书院讲学活动有许多新的发展。讲学的人或为官吏聘请，或为主持人自讲，还可另请名师临时讲演，如朱熹于淳熙八年(1181年)二月请陆九渊到白鹿洞书院讲“喻义”章^〔2〕，黄斡去庐山访友时，曾被邀请到白鹿洞书院讲“乾坤二卦”^〔3〕，这是后来的书院“讲会”制度的开端。南宋至元代，书院的讲学内容都以程朱派理学为主，连科举考试内容也是如此。这使得清谈危坐、空疏无学之风盛行，支配中国学术思想和文化教育达六百年之久。

明初政府对教育的支持重点是办官学，兴科举，抑书院，使得自洪武之后一百年间书院处于沉寂状态，直到成化年间书院才又渐渐兴起。嘉靖以后，书院大盛，其直接原因是王守仁、湛若水等理学大师讲学的影响。王、湛等人讲学于书院，发展了书院的“讲会”制度，并由此涌现出一批颇具特色的书院。如王守仁每到一处，都设书院讲学。正德三年(1508年)王守仁被贬谪贵州龙场驿，便在那里创龙冈书院;次年，又在贵阳书院讲学，开始提倡知行合一学说。正德十三年(1518年)王守仁巡抚南赣、汀、漳，在江西修濂溪书院讲学，四方学者前来听讲，致使讲堂都容纳不下。王守仁的“心学”思想正是在江西、贵州等地书院讲学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明中叶以后，各地书院也成为以讲授陆王心学为主的书院。明朝末年，东林书院影响很大，书院师生评议时事，遭当局迫害，在天启年间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东林大案。

清代以后，随着书院官学化愈演愈烈，书院制度也日渐颓败。虽然书院大大增加，但多由官府操纵，没有讲学自主权，大多数书院成为科举的附庸。清朝中后期，一些书院顺应时势，进行改革，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发展，并形成一些新的特点。有的书院以经史实学纠正科举附庸之流弊，推古求新，如杭州的诂经书院;有的书院引入西学，试图以中西结合之方，为传统的书院事业注入新的活力，如长沙的校经书院、杭州的求是书院等。清朝末年，特别是甲午战争后，书院旧制已极不适用于时代，书院逐渐改名为学堂，书院制度随着封建教育的瓦解退出了历史舞台。

这里需要补充一点的是，随着中国文化的向外传播，书院制度也对国外产生较大影响。属于中国文化圈的东亚、东南亚的许多国家都模仿中国书院制度发展其教育事业。如朝鲜半岛，历史上就曾有过670多所书院;日本江户时代就有鹤山书院、藤树书院、止善书院、时习书院等十多所;印尼的明诚书院、马来西亚的五福书院、新加坡的萃英书院等都很有名。这些书院为传播中国文化，推进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二、书院教育的类型

古代书院因为其教学程度和学术水平高低不同、创建目的不同、服务对象不同，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类型。按照服务对象的不同，可以分为家族书院、乡村书院、地方书院、皇族书院、侨民书院、华侨书院、教会书院、少数民族书院等。按照等级差异，可以分为县级书院、州级书院、府级书院、道级书院、省级书院、全国性书院等。按照教学和研究水平程度的不同，有的属于蒙学，有的高于蒙学而接近初级教育水准，有的相当于中级教育，有的相当于高等教育。本章中所论及的书院一般指的是相当于现代高等教育水平的书院，历史上产生较大影响的书院大都属于此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