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高考和入学的片断回忆

杜　钧

一、高　考

高考录取

“杜钧考上大学了！”这个消息像重磅炸弹一样迅速在鄞县古林镇传播，马上成为人人皆知的新闻。我就这样在“万众瞩目”下，于1978年10月成为杭州大学78级地理系气象专业的本科生。

1977、1978年那会，如有人考上大学，其效果就像中国历史上有人中了状元一般，具有重大的新闻价值，成为人们在街头巷尾谈论的内容。因为当时刚刚恢复高考，社会和学校有大批人参加考试，而录取率奇低（扩招后才6%），师生同考、父子或母女同考现象也时有出现。我所在的古林中学1978年应届高中毕业生近两百人，只有三人考取了大学。所以大学对人们来说是高不可攀、高高在上的圣殿。

高考复习

关于77、78级进大学，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觉得蛮神奇和激动的。我的小学六年（1968～1974）是在“文革”的阶级斗争中度过的；初中两年（1974～1976）是在“学工、学农、学军”中度过的，基本上没有学习什么真正的文化知识。几何课请来工厂老工人演示三角尺（勾股弦定理）等工具的使用，或走出去学开拖拉机、学医生打针、军训射击等等。在“不学ABC，照样干革命”的思想指导下，学校外语课被取消了。进高中（1976～1978）一年后听说要恢复高考了，还半信半疑，在工农兵学员推荐进大学的形势下，怎么可能让我们高中应届毕业生考大学呢？当时我们都打算高中毕业后上山下乡到农村去。直到1977年开始高考（当时都有点怀疑是否真的会按成绩录取），大家才认识到考大学是真的。

入学留影

这样才开始认真学习文化知识，学校也开始认真抓学习，帮助学生准备高考。这时高中一半时间已过去了（当时高中只有两年），离1978年高考只有约一年时间。当时我们学校临时把高二的四个班级中学习较好的学生挑选出来，成立了一个“小小班”，作为高考的强化突击班，本人有幸被选入。所以，当时基本情形是：在高一期间把初中文化知识给补上，高二期间把高中两年课程学完，并开始备考。当时学习资料奇缺，到处打听寻找。有时好不容易借到一些有用的参考资料，如过去的高考试题等都要手抄下来。后来终于买到了一套“数理化自学丛书”（买书钱都是平时省吃俭用攒的），如获至宝。这些复习主要是针对数理化课程的。因为没有英语课，我的26个英文字母是在数学课中学的。后来学校原英文老师在高考前突击一到两月给我们补了几节简单的英文课就上场考试了，所以英文考试时基本上是“猜”，我好像得了30分，“猜”对了大约三分之一。幸好，当年英文考试成绩不算在总分内，只作参考分。关于语文考试，除了语文老师帮忙复习，因为自己从小爱读小说和喜欢写文章，所以就上场应对了。最后我的高考总分好像是357分左右，即平均每科（数学、物理、化学、语文、政治）71分上下。这里特别要感谢我的高中老师们：傅老师（化学），周和金老师（语文），顾、潘和施老师（数学），何老师（物理），金老师（英语）以及马校长（政治）。他们尽心尽力地帮助学生，一心希望学生们能考上，经常超时工作，没有任何报酬。

虽然基础弱、时间短，但复习还是相当刻苦自律且有效率的。记得当时我父母工作的医院买了一台9吋黑白电视机，这可是一件轰动的大事。因为这是当地唯一的一台电视机，以前还没有人见过电视机是长啥模样的，所以周边众多居民每天晚上都汇集过来观看当时热播的电视连续剧（好像是《血疑》和《大西洋底来的人》），把医院院子挤得水泄不通。我家就住在医院内宿舍，放电视的地方就在我家窗外，这个诱惑是巨大的，但我还是控制住了自己，在外面电视剧的优美音乐声中专心复习。那时没有空调和暖气，冬天忍着冻僵手脚的寒冷、夏天擦着满头的大汗坚持学习，当时的信念就是要考上大学，虽然对大学是什么知之甚少。

专业选择

不像现在有网络，信息灵通，学生和家长对于学什么专业都做足了功课，那时对大学一无所知，所以根本就不知道选什么专业。当时社会流传的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所以在1977、1978年，大部分学习好的学生都选择考理工科而弃文科（当然，现在知道这完全是偏见），我也理所当然地选择了理工科。理工类中，除了医生、教师坚决不做外，其他什么都可以。不想做医生是因为我父母是医生，从小在医院的环境里长大，觉得做医生太脏；不做教师是因为觉得教师工作整天站着吃粉笔灰。

我的气象专业是一个邻居王老师帮我选的，他是浙江大学无线电系的老师，放暑假回家，我们问他学什么好，他说天气预报是用电子计算机算的，工作干净轻松，应该不错。我和父母当然相信大学老师的话，所以就这样决定把杭大气象专业作为第一志愿（那时全国也没有几个气象专业）。

二、入　学

大杂烩

开学后的第一印象是南腔北调。当时普通话教育不普及，各地中小学用当地的方言上课，特别是南方人，譬如我操着浓重的宁波话，许多同学听不懂。所以学习普通话就成了我的第一课。同学间年龄相差悬殊，我们应届生是16岁，而“老三届”的已30多岁，相差十五六岁，几乎是两代人。生活经历也很不同。有些同学家有老婆和孩子，有些是上过山下过乡的知青，外加我们一些刚出校门第一次离家什么也不懂的毛孩子，所以大学四年夹在这些大人中间，我总觉得自己是小孩子。风俗的不一致也闹出过笑话。我们发现另一男生寝室晾出了花短裤，原来是一山东同学的，把我们这些南方的男孩子惊得目瞪口呆，大家议论纷纷，怎么还有这种男女不分的事呢？

食　堂

我最爱吃的菜是大肉和大排，1角5分钱一份，越肥越爱吃。有些不爱吃肥肉的同学常常跟我换瘦肉，本人来者不拒。有一阵子学生对食堂饭量不足有不满，有人非常有创意地用刚学的微积分课程中的极限公式以大字报形式贴在食堂门口：当食堂人员身体体积趋向无穷的时候，学生身体的体积趋向于零。总体来说，食堂还是不错的，就是每天排队长了点，这时候同学间互相帮个忙就显出了它的重要性，有时一人要买好几份。

读书风气

那时学习气氛很浓厚，大家每天基本都是三点或四点一线（寝室，教室，食堂，有时再加操场）。为了好好听课和学习，每天早上、晚上大家都去大教室或图书馆用一本书或书包占位子。大家敬佩的人也是学习好的同学。记得系里另一专业有个同学特爱好数学，讲话走路神神道道的，总在思考问题，看上去好像也有可能走路会撞到树上去的那类，戴着厚厚的眼镜，经常在吃饭时用筷子蘸上水在饭桌上写写画画数学公式什么的，长得也有点像陈景润，所以大家背后叫他“陈景润”，特敬佩他。有人为因陪家人和朋友游玩杭州风景区而少掉了一些学习时间而难过得流泪。本人当时也在书包上写下过如下激励自己的豪言：“热爱大气科学，献身气象事业。”这个现在也已基本实现了。那时没有电脑，没有电话和手机，没有电子邮箱，更没有微信，只有书、纸和笔，唯一的消息来源是每班都订的《浙江日报》…（大家抢着阅读），所以也没有多少诱惑，不容易分心，时间不浪费，零钱也不浪费（主要用来买参考书），偶尔写写文章和诗，给校广播台投稿（通讯员，同学们戏称我为“杜子”）。

杭大82届气象专业小结

业余生活

杭州大学82届气象专业毕业照

业余生活简朴又快乐，偶尔周末看场电影或去景区远足是主要的休闲活动。那时杭大在郊区，最常去的地方是黄龙洞和葛岭，那一带人很少，非常幽静。夏天也去畅游过六和塔下的钱塘江。雷峰塔还没有重建，所以只听说过，却没有见过。很少下馆子，即使有也是一碗光面之类的。谈恋爱是大人的事，同我们小孩无关。很单纯，对钱、权好像不关心，也没兴趣。放假是最期待的大事，因为一年就两次（寒假和暑假），起早排长队买火车票是一大奇观。回老家前，进城去湖滨路、解放路或延安路买点杭州特产果脯回家送人必不可少。当时交通不发达，虽然杭州至宁波仅仅160公里，但火车却要跑5个半小时。

校　园

气象观测场

那时一进杭大校门，两边成荫的梧桐树大道，以及对称的地理楼和物理楼，马上就衬托出高雅幽静的高等学府味道。校园中央还有两个对称的白色的属于我们专业的气象观测场，背后校园中央坐落着气派又漂亮的校图书馆，这一切都显出浓厚的学术气氛。可惜这昔日宁静漂亮的大学校园现在（浙江大学西溪校区）已被带有商业气味的高楼大厦和大片居民住宅楼破坏了，中央校园也变成街头公园风格，大门成了停车场收费站，大学的味道已完全不复存在了，真是太让人惋惜了。“杭州大学”这四个很独特很有力的字也找不到了。但是，杭大，你美丽的校园将永远存在我的记忆中。

三、后　记

我1982年从杭大毕业后，先回家乡宁波鄞县气象站（现为宁波鄞州区气象局）从事天气预报工作。1985年考取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生，师从中国“天气学之父”陶诗言院士，1988年获气象学硕士学位。1990年赴美国亚利桑那大学（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攻读博士学位，1996年获大气科学博士学位（是全世界在“区域集合预报”领域的第一个博士）。随后到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NOAA）从事为期两年的博士后研究，两年后留在NOAA继续工作直到现在，负责区域数值集合预报模式和产品的研发。目前在NOAA任资深研究员，2001年研发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正式用于业务预报的区域集合预报系统（目前仍是美国每天制作天气预报的主要模式之一）。“集合预报”引入到日常天气预报制作过程是一个革命性的理念转变，它实事求是地把地球大气的混沌性考虑在天气预报中，即把天气预报制成过程中的随机性也给定量化并表达在最后发布的预报形式中（而不是理想化的决定论式的天气预报了），这对那些应用天气预报信息作经济决策的行业尤其重要。我曾受邀参与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民航华东空管局的天气预报保障工作和项目，也是中国国家气象局气象中心和数值预报中心的特聘专家，以及武汉暴雨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协助北京大学、气象科学研究院等单位指导过多名博士、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在国际主要气象专业杂志上发表50多篇论文，并为多种专业图书撰写部分篇章内容。曾任美国《天气与预报》杂志编委（2009～2014），并获美国气象学会在年会上颁发的“主编奖”（Editor Award，2012）。现任中国《气象学报（英文版）》和《气象科技进展》杂志的编委，也常在中美两地奔走访问讲学。

杜　钧　世界著名气象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