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韩氏之论亦是其来有自。民国时张鹏一所辑晋令便存一条《五时令》[97]：“太史每岁上其年历，先立春、立夏、大暑、立秋、立冬常读五时令，皇帝所服，各随五时之色。帝升御坐，尚书令以下就席位，尚书三公郎以令置案上，奉以入，就席伏读讫，赐酒一卮。”[98]只是这条史料在《晋书》中被明确标为“汉仪”。[99]暂不深考晋令是否有此一条，但从“读时令”的记载而推断存在令文乃至于令篇的论证理路，非始于韩氏则明矣。
既然史籍将“读《时令》”之举溯至汉代，本文亦对此略加考察：东汉明帝永平二年（59）“春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其班时令，敕群后”，其中注曰：“时令谓月令也。四时各有令，若有乖舛，必致妖灾，故告之。”[100]又，元和二年（85），陈宠在上奏中提到：“《时令》曰：‘诸生荡，安形体’”，《后汉书》注云：“《时令》，《月令》也。荡，动也。仲冬一阳爻生，草木皆欲萌动也。《礼记·月令》‘仲冬诸生荡，君子斋戒，安形性’也。”[101]由此可见，“读《时令》”即“读《月令》”，而此处所称《月令》之文，节录自《礼记·月令》。
学界对于《月令》已有较为厚实的研究积累，主要集中在《月令》的渊源、不同古籍中《月令》篇章之间的关系、《月令》与天象的关系、月令是否或如何落实于西汉政治中等问题上，[102]本书不拟作延伸讨论。邢义田认为：“除了王莽时期，汉朝应自有一套‘汉家月令’。这套月令一方面采择经书，一方面很可能也考虑到国家社会的实际需要而作了增删调整。经书中的月令除了与季节相应的农牧活动之外，更有许多与阴阳五行理论配合的虚文。这些虚文在现实上或许可以化成某些象征性的仪式，有些则窒碍难行，不能不调整，或曲作解释。经过调整增删以后的月令，应该就成了汉家月令。”[103]其中，王莽时期的“月令”体现在《敦煌悬泉月令诏条》上，[104]亦是本于《吕氏春秋》或《礼记》之篇。换言之，汉代史籍中所出现的“月令”记载，应分辨为经书之月令和汉家制颁之月令。那么，自东汉始见的“读令”之仪所读的文本，是经书之月令还是汉家之月令呢？王梦鸥认为：“凡是比较重视读令这一礼仪的时代，都要改写一次《月令》”，“从郑玄、蔡邕引称‘今月令’看来，可知当时读的不是现在这本《礼记》的月令。”[105]换言之，“读令”读的应是汉家新定之月令。只是，这个新定的月令，是对经书的修订，还是修礼入法之令篇呢？
在《礼记·月令》中，其每月之令大约分为三部分内容：其一是当月各种自然现象、节气特征，其二则是当月应遵守的行为规范，其三是违反这些行为规范所导致的灾害性结果。第二部分的行为规范又可根据行为主体而被细分为四小部分，本文以《孟春之月》为例，将其厘为下表：
表1：《月令》行为规范分类表[106]
依据上述划分，目前所见的秦汉法律所载仅为要求天下人“毋行毋为”的第四类规范。如早在《睡虎地秦简·田律》中便有类似条文：
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壅）堤水。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取生荔、麛（卵）鷇，毋□□□□□□毒鱼鳖，置宑罔（网），到七月而纵之。唯不幸死而伐绾（棺）享（椁）者，是不用时。邑之紤（近）皂及它禁苑者，麛时毋敢将犬以之田。百姓犬入禁苑中而不追兽及捕兽者，勿敢杀；其追兽及捕兽者，杀之。河（呵）禁所杀犬，皆完入公；其它禁苑杀者，食其肉而入皮。[107]
而《张家山二年律令·田律》依然有载：“禁诸民吏徒隶，春夏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進〈壅〉隄水泉，燔草为灰，取产（麛）卵（鷇）；毋杀其绳重者，毋毒鱼”；[108]至于汉代悬泉置壁书《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也基本源自礼经《月令》篇中有关行为规范的第四部分。[109]
既然《月令》的诸多规范已被有选择地吸收入秦汉法律之中，那么法律中便不应再有单篇《月令》（或《时令》），上述所及的诸次新定《月令》仅是礼经文本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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