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言法语”是法学成为专科之学的“部落语言”，[1]兼具普通语词的开放性与专业术语的封闭性。所谓“开放性”，是指语词的含义会因时代、社会等外部环境的变迁而被不断地调整、更新。如“官户”作为法律术语，在宋代指称品官之家，而在唐代和金朝则指官府奴婢。[2]所谓“封闭性”，是指语词作为法律术语，具备其日常表意之外的特殊内涵，而这一内涵仅适用于专业语境之中。如“以”、“准”二字作为“律母”，前者“即同真犯”，“非真犯，而情与真犯同，一如真犯之罪罪之，故曰以”；而后者则指“用此准彼”，“所犯情与事不同，而迹实相涉，算为前项所犯，惟合其罪，而不概如其实，故曰准”，[3]这就比它们的通常表意更为复杂。正因如此，对于法律术语内涵之探究，必须回归彼时的时代语境，并综考各种法源，在法律体系的框架内，体贴语词所蕴含的法理逻辑。
唐代作为“中华法系”的成熟、定型时代，其法律术语既是彼时规范世界所共享的语意表达载体，也是中国古代法律文明从先秦发展至彼时、自萌芽至成熟的结晶，并为东亚其他国家所继受、为宋元明清所继承。因此，解明唐代法律术语之内涵，是探讨东亚传统法律文明的重要手段。其实，自唐及今，有关这一主题的研究已有极为宏富的积累。在中文世界，上至《唐律疏议》这一官方法律解释，中至唐、宋、明、清各代的律学著作，下至现代学术体系建立以来的各种研究，包括辞书编纂、史料译注、专题论文等；即便是异域他邦，远至日本古代明法家对于继承唐制之日本律令的注解，近至英、日、韩等数多语种的唐律译本，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不过，由于史料所限，现当代的研究相对集中于唐代刑律，且部分成果仍未超越明清律学以及乾嘉札记的考证水准。
本章选取《天圣令》所见“财没不追”和“僧道法”两个术语，结合唐代律、格乃至日本《养老令》等诸种法源，试图析出其在唐代法律语境中的内涵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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