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八《刑法类》“天圣编敕三十卷”条下载：
官品一，户二，祠三，选举四，考课五，军防六，衣服七，仪制八，卤簿九，公式[61]十，田十一，赋十二，仓库十三，厩牧十四，关市十五，捕亡[62]十六，疾医十七，狱官十八，营缮十九，丧葬二十，杂二十一。[63]
浅井虎夫于1911年便指出：“《郡斋读书志》作《天圣编敕》，非也。《天圣编敕》乃依《律》十二篇立目，详见《玉海》，其云‘三十卷，又为令文’可知。”[64]但是，仁井田陞、牧野巽对浅井氏将此详目判为北宋《天圣令》篇次的观点持怀疑态度，因为他们认为《天圣令》中至少还存在《封爵令》、《假宁令》、《宫卫令》、《学令》、《乐令》等篇，而如上详目却未涉及。所以，他们将此详目定为《天圣附令敕》，并言道：“职员、封爵、假宁、宫卫、学、乐等篇目未被列举，大约是因为此等的令中没有《附令敕》。”[65]不过，这一定性并不妨碍将此篇次视为《天圣令》的部分令篇。其中，仁井田氏还怀疑“赋十二”是否为“赋役十二”之误。
除此之外，仁井田氏从宋代史籍中辑出《淳化令》的部分存目，并认为《淳化令》、《天圣令》与唐《开元二十五年令》并无明显不同，所以他断定：唐宋令变化的分水岭在于《元丰令》。[66]换言之，以《元丰令》为界，可以将宋代的《淳化令》、《天圣令》列入唐令谱系，而元丰以后的令才是宋令谱系。
《天圣令》的发现，证明仁井田氏的如上推论基本准确：
1．《天圣令》残卷以“右并因旧文以新制参订”、“右令不行”分别标示当时参酌新制而修成的行用的宋令和被废弃的唐令，可与传世史料所载《天圣令》“凡取唐令为本，先举见行者，因其旧文，参以新制定之。其今不行者，亦随存焉”交互印证，[67]足证仁井田氏以《元丰令》为界划分宋令的卓见。
2．上引《郡斋读书志》所录《天圣编敕》的篇目自《田令》以下与《天圣令》残卷大致吻合。其中，《郡斋读书志》所载“赋十二”而非唐令之“赋役”，亦在《天圣令》残卷中得到印证，只是《天圣令》残卷在该卷卷首处用“赋令”，但在卷末用“赋役令”。[68]又，《郡斋读书志》所载篇目中有“捕亡”，而《天圣令》残卷则将该令作为《关市令》的附篇；《郡斋读书志》有“疾医”之篇，与唐令、《天圣令》之“医疾令”有异，而与《庆元条法事类》所存《庆元令》同。如上差异的原因何在？高明士认为或许是因二者祖本不同所致。[69]笔者以为，《天圣令》残卷首篇《田令》已列为“第二十一”，而《郡斋读书志》所存篇目最末者即“杂二十一”，“田”则在第十一，二者相差悬殊，应非据同一性质的文本所录。与其将之归结于“祖本不同”，毋宁返诸上述仁井田氏、牧野氏有关《天圣附令敕》的判定，即《郡斋读书志》所载并非是《天圣令》的篇目，而是对《天圣附令敕》的概述。《玉海》载：“《天圣令》文三十卷，时令文尚依唐制，夷简等据唐旧文斟酌众条，益以新制，天圣十年（1032）行之。《附令敕》十八卷，夷简等撰《官品令》之外，又案敕文录制度及罪名轻简者五百余条，依令分门附逐卷之末。”[70]之所以《附令敕》的篇名少于《天圣令》，是因有些令篇并无相应敕文可附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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