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件文书中有“露场约伍伯硕……在场更仓眼贮纳”等句，这涉及唐代“仓”形制结构的两个问题。其一，唐代虽然仓屋与仓窖并行不悖，但“敦煌地区由于地势高燥，那里的正仓是用窖藏形式贮粮”，[117]所谓“仓眼”，便表明其窖藏的性质；其二，唐代“仓皆有场”，“是官仓用来量覆、扬掷谷物的场所，也可用来堆放随税谷一道征来的税草、杂物等”。[118]本件文书中的“露场”、“场”，便是这种附属于郡仓的场所。
正仓的形制结构具有相当的普遍性，那么“设范立制”的唐令是否对其有统一规定呢？天圣《仓库令》宋1载：
诸仓窖，皆于城内高燥处置之，于仓侧开渠泄水，兼种榆柳，使得成阴。若地下湿，不可为窖者，造屋贮之。皆布砖为地，仓内仍为砖场，以拟输户量覆税物。
李锦绣据此复原唐令为：
诸仓窖，皆于城内高燥处置之，于仓侧开渠泄水，空地不得种莳。若地下湿，不可为窖者，造屋贮之。[119]
在天圣《仓库令》的宋令部分，从语句表达到规范意旨皆可明显看出其与庆元《仓库令》源流关系者，有宋1、宋18、宋23、宋24。[120]李锦绣在对这4条宋令进行唐令复原时所采取的一个原则是：若南宋《庆元令》的文字表达与北宋《天圣令》宋令不同，则判定《天圣令》宋令承自唐令，即从宋令复原，如复原34（宋23）、复原35（宋24）；若《庆元令》的内容与《天圣令》宋令一致，则判定《天圣令》宋令融入宋代新制，则唐令复原舍去这些文句，如复原1（宋1）、复原28（宋18）。[121]
这个复原原则存在两个问题：首先，唐、宋令内容的变化是否存在于每一个条文之中？换言之，若《天圣令》与《庆元令》的表达一致，是否意味着该令文已经融入宋代新制，而非完全承自唐代？如本书第二章所讨论，许多《庆元令》条文直接源自唐令，且这一继承关系并非鲜见特例。其次，即便唐、宋令内容有所变化，但通说咸以《元丰令》为分水岭。如此，《天圣令》与《庆元令》的条文之间究竟是同质多还是异质多，恐怕无法一概而论。
鉴于此，对于此条唐令复原，笔者提出两点复原意见：
第一，对于宋令“兼种榆柳，使得成荫”之句，由于庆元《仓库令》有“植木为荫”之句，而《庆元条法事类》所收一条《旧令》则规定“仓库空地不得种莳”，李锦绣据此认为《旧令》是唐令，与宋代“植木”的规定有别，所以在复原唐令时取“空地不得种莳”而舍“兼种榆柳，使得成荫”。[122]其实，《庆元条法事类》所称“旧令”未必是“唐令”，即便是“唐令”，也与仓侧种树不相关，因为“空地不得种莳”指向的是另一种经济行为。《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哲宗元祐元年（1086）三月“诏狄谘、刘定与外任宫观差遣。以御史王严叟劾谘、定提举河北保甲，于教阅团场外种莳鬻钱，充本司杂用故也”。[123]虽然“教阅团场”与仓场并非同一性质，但“种莳鬻钱，充本司杂用”作为一种违法行为遭禁，其理乃一。唐代仓侧是否“兼种榆柳”虽暂时不可确证，此句是否复原为唐令亦待琢磨，但无须以“不得种莳”去否定“兼种榆柳”。
第二，李锦绣以“‘皆布砖为地，仓内仍为砖场，以拟输户量覆税物’，与《庆元条法事类》中的‘仍置砖场以备量覆，其敖内地皆布砖’同，可能是宋代新制”为由，在复原唐令时删除此句宋令。虽然因史料所限，笔者也无法确论唐代仓场是否已如宋代这般“布砖为地”，但可断言者，“以拟输户量覆税物”应为李唐旧制，因为《唐六典》卷一九《司农寺》有“凡受租皆于输场”之文。[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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