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宁折不弯的人

他半生徘徊于学术与政治间，本可创立自己的哲学体系，也可成为政治领袖，但最终两者都没结果。他有心提携了一位伟人，同时无意间忽视了另一位伟人，他栽了花也种下刺。他参与筹建了一个政党，中途退出后仍与之合作，但当这个政党即将在内战中获胜时，他又呼吁和平。为此，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坐了二十年冷板凳，晚年才成为“出土文物”。

这是“七君子”之一章乃器的儿子章立凡，在采访晚年张申府后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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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是中国一个非常奇特迷人的年份。梅兰芳自导自演的戏曲影片《春香闹学》和《天女散花》在北平上演；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在上海问世；思想巨擘、美国实用主义大师杜威在中国各地明星般巡回演讲；年末，另一位思想泰斗、英国自由主义导师罗素也来中国“凑热闹”。两位西方大师在遥远的东方会面，本身就带一点传奇色彩，也足以激起他们的讲学热情。此后，近一年时间里，双星交相辉映，在神州大地，各逞辩才，宣传各自的思想，往往在同一张报纸同一版面上，两人的讲演录交错在一起，构成了当时中国文化界一道独特的风景。雾迷津渡的民国，仿佛有两双手，试图撕开重重迷障，让清风朗月走进来。

大师的思想像野火一样在年轻人中蔓延。特别是罗素，他一旦站在讲台上，便神采奕奕，口若悬河，倾倒了无数热血青年。他盛赞中国传统文明，希望中国能创造一种新文化，以弥补西洋文化之不足。倡导自由主义的罗素，无疑更契合刚经历五四运动洗礼的心灵，成为当时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们的精神偶像，拥有庞大的“粉丝团”便是顺理成章的事。徐志摩曾用诗一般的语言描述了他对罗素著作的感觉，说它犹如“夏日黄昏时穿透海上乌云的金色光芒——冷静、锐利、千变万化”。北京大学二十七岁的哲学教授张申府是其中最“铁杆”的一个“粉丝”。有一次，在聆听罗素亲口解析他的哲学内涵后，张申府激动地在日记中写道：“罗素的演讲平易畅达，语皆中的，既富有充实的逻辑性，又幽默诙谐。在分析问题时，罗素深入浅出，说理透彻，有时也未尝无刺，但却不酸不刻，读来听去，使人发生快感。他的讲话很像玉泉山水，爽人宜人，清冽甘脆。”毫无疑问，张申府是当时中国最懂得罗素的人。

其实，张申府与罗素的结缘，纯属偶然。一次意外的“邂逅”，让他一生都追随罗素。

1914年，尚在北京大学数学系读大二的张申府，偶然在图书馆翻到罗素的著作《我们的外界知识》，翻看一遍，觉得很有新意，又接连看了两遍，从此对罗素产生了浓厚兴趣。特别是罗素的数理哲学，以全新的眼光看待哲学，清晰、缜密、流畅的文字让张申府大呼过瘾，他一遍遍爱不释手地读着。一本罗素的书满足不了他的求知若渴，他渴望读到更多的罗素作品。曾经让他倾注无数心血的数学，渐渐无法抓住他的心了，他的心魄被哲学深深吸引。他到处寻找罗素作品，现成的中译本读完了，他又找来原著，边阅读边翻译，还坚持不懈地撰写、评注罗素的文章，不遗余力地向国人推介罗素。他翻译了罗素和罗曼·罗兰等人联名发表的《独立精神宣言》，对杜威指称罗素是“极度悲观主义者”的说法极为不满。他把罗素作为批判思想的典范来崇拜，尽管他和罗素素未谋面，但神交已久。他渴望当面聆听大师的声音，他甚至给自己的书斋起名为“名女人许罗斋”，斋名中“罗”就是罗素，他最崇拜的人。

机会终于来了。1920年10月，应梁启超之邀，罗素前来中国讲学。张申府终于见到了他的偶像罗素。遗憾的是，仅在上海与北京，与罗素两次会面后，张申府就奉陈独秀的指令去了法国，他要在勤工俭学的留学生中发展党员。临行前，张申府用英文给罗素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我大概将于17日离开北京前往法国，这么快就分开，我感到很遗憾。我将继续研究你的哲学，我总是想读你写的所有作品。今后如果你的书、文章（甚至评论）出版了，请立即告诉我。能给我一张有你亲笔签名的照片吗？提出这个要求只是因为我崇拜你。”张申府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此后，他们再无缘见面。

张申府痴迷罗素的逻辑分析哲学，他觉得罗素思想接近孔子。孔子倡导的“仁”相当价值理性，而植根于罗素的逻辑分析哲学的“科学法”则相当工具理性。在张申府看来，以清晰、精密、高度技术性为特征的罗素哲学，正是中国思想界最急需的。他企望中国也建立一种像罗素那样的“科学的哲学”。他抱持一种坚定的信念，认为孔子、列宁和罗素可合而为一。

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任教期间，张申府专讲罗素哲学，他要做“中国的罗素”。终其一生，罗素都是他的精神导师，他人生的救生艇，载着他漂流经年，即使在中国革命狂潮熄灭时，也不曾倾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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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任校长的北京大学，是中国新思想的传播中心。身处其中的张申府，深受影响，他经常参加各种学术讨论会，探讨哲学、政治、社会以及人生等重大问题。十月革命爆发后，马克思主义迅速传入中国，新文化运动又增添了新内容。陈独秀、李大钊、张申府三人经常见面，聚在一起谈论时事，交换看法，他们的许多观点是一致的。后来，他们又一起创办《每周评论》，宣传民主科学，并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

五四运动加速了马克思主义传播，1919年冬天，张申府随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创立马克思主义小组。这是一个带有学习性质的小组，组员常利用教室在晚间开会学习马克思主义。此时的张申府，一方面继续保持着对罗素哲学的热爱，另一方面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渴望能通过“一针强心剂”来改造中国腐朽的现实社会。1920年4月，共产国际东方局代表魏金斯基来中国帮助建党，他们讨论后确定，新组织就叫“共产党”。此后，三人分头行动，李大钊、张申府负责在北京建党，陈独秀负责上海。张申府满怀对共产主义信仰的激情，大声疾呼：“吾绝对相信救治今日的病恶，必须实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吾绝对相信如要把现状改换，只有改换一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社会。”经过秘密筹备，1920年10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李大钊一间并不宽敞的办公室内，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诞生了，成员是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

张申府与周恩来、刘清扬合影于德国

那时，张申府的偶像罗素还在中国各地演讲，新的党组织刚刚成立，张申府却开始了他的欧洲之旅。他被陈独秀委以重任，建立欧洲党组织。

在法国，张申府表面上是逻辑学教授，但更是负责组建海外共产党组织的神秘党员。他引荐了周恩来、朱德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组建中共巴黎早期组织、中共柏林党支部、中共旅欧党支部。中共“一大”召开时，这位共产党创始人，因时间紧、路途远，没能回国出席。也许，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憾事。

旅欧期间，张申府游走在学术与政治间，既是知识分子又是政治活动家。他担任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那时，他发表文章的笔名是“R”，这个笔名来自英文的“俄国（Russia）”、“红（Red）”及“罗素（Russell）”三个字的第一个字母，有“红色的罗素”之意。张申府到德国后没了薪金，只能靠卖稿生活。他为商务印书馆翻译爱因斯坦著的《相对论》，得到一笔稿酬，同时也给北京《晨报》写短稿，赖以维持生活。时间久了，他的生活就难以为继。1923年，张申府回国。当时正值国共合作，他参与筹建了黄埔军校，并出任政治部副主任。张申府是中共在黄埔军校的第一人。离任时，他推荐周恩来继任。

中国自古以来，带着知识分子特有的骄傲从事政治的，都注定难以成功。张申府是这一类的典型。1925年1月，中共“四大”召开，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国共合作。会上，张申府极力反对与国民党结盟，他认为工人阶级有足够力量完成它的任务。他的说法，遭到了冷嘲热讽，特别是蔡和森，当面嘲笑他幼稚可笑，两人发生激烈争执。蔡和森的轻蔑态度让张申府极度难堪，他怒不可遏，当场表示要退党。大会结束后，张申府回到北京，大会上发生的一幕成为他心里解不开的疙瘩。尽管李大钊和赵世炎多次劝阻，他依然不为所动，“赞成我多的我就干，赞成我的是少数我就滚蛋，我可以在党外帮助干”。道不同不相为谋，中共“四大”选择的道路和张申府的主张南辕北辙，最后，他决意退出中国共产党，但也承诺保持友谊关系，做外围工作。妻子刘清扬继续留在党内，他也没强加反对。

突如其来的退党，改变了张申府的政治命运。从此，他从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变成了党外人士和党的老朋友。若干年后，面对别人一脸不解的询问，他依然满脸淡定地说：“我是一个宁折不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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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恋罗素哲学的张申府，爱屋及乌，也赞同罗素提倡婚姻自由和性自由的观点。他认为：“爱情原与天气是差不多一样的自然现象，天气不能天天一样，爱情自然也难免有时要有转变。”他渴望真爱，并认为爱情本应是生命的空气，但是，“爱情犹如古董，纵然可贵，只是真的不多”。

在张申府一生的情感历程里，刘清扬是陪伴他最长的女人，也是最志同道合的一位。

1920年11月，张申府以秘书身份随蔡元培前往法国，刘清扬与郑毓秀等二十多名青年男女同行。从上海到马赛，三十五天漫长又无聊的海上航程中，身为教授的张申府高谈阔论，大讲马克思、爱因斯坦、弗洛伊德三位犹太人的贡献，才学渊博、气质儒雅的张申府深深折服了单纯又充满激情的革命女青年刘清扬，特别是他的共产主义思想，更像一幅江南锦绣，密密地织在她的心中。而张申府也被这位热情泼辣的女青年所吸引。相同的信仰频率，共同的人生追求，让他们磁石般相互吸引，产生共振。二十七岁的张申府与二十六岁的刘清扬，在碧涛轻拥、海风轻抚的大西洋上，演了一出浓情蜜意的婚外恋。那时，张申府已使君有妇并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到法国后，他们便开始同居，夫唱妇随，刘清扬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位女党员。

此后，他们不管不顾地相爱依旧，生儿育女，牵手度过了二十七年，竟从未有过任何正式婚约。1935年夏，花木扶疏的清华大学照澜院9号寓所前，张申府一家留下了幸福的合影：男主人身着西装，白色长裤；夫人刘清扬一身素花旗袍，一手执扇，一手放在大女儿刘方明肩头；小女儿刘方清怀抱洋娃娃临母亲席地而坐。这幅和谐温馨、其乐融融的照片，是张申府动荡一生中难得的“清平乐”。

“女朋友”这个热词，张申府认为来自西方，中国在“五四”前没有过。他曾得意扬扬地说：“五四”给了我自由去找女朋友，可以说我是“五四”时期才成了男人。他鼓吹妇女解放与性爱自由，他公开自己有“三好”：好名、好书、好女人。在生活上，他亦步亦趋地模仿罗素，一生纠缠在几个女性间，不断制造风流韵事。他自己也承认：在女人方面，我真像罗素。可另一方面，张申府对性绝不是没有限度的放任，如他和董桂生情投意合、浓情蜜意时，他对性的态度，显然超越一般男人的自我限制。“我和她是柏拉图式的关系，完全没有性。我们同睡在一张床上，但也互不侵犯。”

张申府一家合影于清华园

张申府对性的核心态度其实是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要忘了性，也要不忘了性。或说：要忘了性，也不要太忘了性。”这充满辩证的话，他时常提及。这话的背后，其实是他在现实与理想、写实与浪漫的交集中的错愕和矛盾。张申府多次提到，倘若革命意味着阶级和制度重新整合，这革命是注定失败的。他从没放弃“五四”以来的理念，即在社会自由和个人自由的斗争中，妇女始终是站在最前线的。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对婚姻的态度，时至今日都是劝和不劝离，但张申府却提倡离婚自由：“结婚既要自由，离婚自然也要自由。两方有爱情就可以同居，爱情消灭，也就当自然可以相别。既不要什么仪式，也说不上什么道德不道德，更用不着无聊的法律来规定。”他曾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结婚是所谓恋爱的坟墓，但尤其是女子的坟墓。他希望在中国离婚变得容易，要让人们改变对女人的看法，不能把她们当作货物、玩物。他感叹爱情如果与生命一致，也许就没有悲剧了。爱情与生命一致的社会，应该是理想的社会。他甚至公开赞扬私生子：“公生没有什么稀罕，私生有什么可丑？私生不但没有什么可丑，因为公生常常是虚假生的，常常是专为肉欲生的，私生倒常常是由真爱情生出来的。”他甚至激动地写道：“私生简直有时更觉光辉，可惜人类作伪惯了，甘心处在逼人作伪的制度下。”这样的论调，也只有在那个激变的年代，那个把自由民主呐喊得震天响的时代，在旧桎梏尚未完全挣脱，新观念没有明朗确立的夹缝里，才有存在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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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党后，张申府人生的重心又回到著述和教学。政治上不得意的张申府辗转各大高校，1931年受聘于清华大学哲学系当教授，他穿一身考究的西装，严整地打着领带，在清华园度过五年“为学不忘政治”的优雅生活。

五四运动后，民主与科学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价值追求。但真正能将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全面融入民主理论的，张申府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在张申府的理论体系里，科学是民主的，民主亦是科学的，民主的实现必须以科学精神的培养为基础，“科学与民主总是并进的，或并不进的，就是进则一块儿进，不进也一块儿不进”。他认为，民主最简单的解释就是以民为主。在一个民主社会里，必须把人看成人，必须容许他人，敬重他人。如果世界或一个社会不是民主的，不容自由思想，甚至是迷信的，不使人或不许人瞧见事实，或敢于面对事实，那就不会有科学，有科学也不会进步。可以说，张申府弘扬发展了“五四”精神。他还特别崇尚自由：“自由恰是当今社会所急切需要的，只有自由才能实现人的解放，只有自由人们才能解放思想，只有自由才能促使人们考虑民主，进而实现民主。”1934年元旦前夕，他在《清华副刊》发表《新年的梦想》一文呼吁：“我梦想的一九三四的中国就是比较可以使我自由做梦的中国。”

张申府

张申府坚持民主是实践上的事情，他积极投身民主实践。1935年冬，他与妻子刘清扬以及姚依林、孙荪荃等发动和领导了北平的“一二·九运动”，夫妇一同被捕入狱。出狱后不久，他被清华大学解聘。

被迫离开教坛的张申府又重新走上革命道路，开始了长达十一年的政治生涯。他在北平组织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并加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为救国会在华北的重要领袖，后又被国民政府遴选为国民参政员。抗日战争期间，张申府是当时“新启蒙运动”的主要设计师和旗手。“新启蒙运动”以“继承五四，超越五四”相号召，是“五四”精神在抗日战争中的再生。张申府用批判性的战时哲学与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直接叫板，他敢与蒋介石倡导的对战时领袖忠诚的思想唱对台戏，反对搞个人独裁。1942年5月，张申府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科学与民主》一文，称：“科学和民主都是客观的东西，没有客观的精神，不但科学不能成立，民主也必不能实行。现在提倡科学，不应只注意其结果，尤其要注意其方法、其精神。中国政治上、社会上应该实行民主，实在已十分迫切。民主是实践上的事，只有在实践中学习乃最方便。”张申府在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中冲锋陷阵，他的批判性哲学在抗日战争期间大放光彩。一次，他在陪都重庆毫无顾忌地批评蒋介石独裁统治：中国现在屈辱到这个地步，危急成这样局面，一个人如果对外不能御敌，不能捍卫国土，没有丰功伟绩，对内能独裁吗？

1946年，中共代表宴请民盟负责人，并在南京梅园新村留影纪念（左五为张申府）

张申府批判蒋介石的言论，没成为日后他的“护身符”，他的爱批评、不识时务终于“引火烧身”。全面内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关系彻底破裂，张申府回到北平，负责民主同盟华北支部，书生本色的他发表文章呼吁和平。1948年10月，张申府在储安平主编的《观察》杂志上发表《呼吁和平》一文。他在文章中写道：“如果双方都完全标明只为和平而战，也许会师出更有名，也许会打得更起劲。如此，作战的双方既都要和平，而且只要和平，这岂不更可证明：呼吁和平，要求恢复和平，有百是而无一非？可是当真双方都要和平，那就应该立即停下来，而不该再打。”当时的局势是共产党主导的“三大战役”即将打响，胜利曙光已现。张申府“不合时宜”地发表文章呼吁和平，结果可想而知。很快，他亲手缔造的中国民主同盟开除了他的盟籍。妻子刘清扬也迫于局势压力，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离婚声明，标题为《张申府背叛民主为虎作伥，刘清扬严于指责》，她义正词严地表示：“从今后，不但在公的方面，与张申府完全脱离合作，并在私的方面，也永久断绝二十七年来夫妇关系……”《呼吁和平》的发表彻底终结了张申府的政治生涯，曾经的风起云涌，曾经的灿烂辉煌，都随风而逝，剩下的，只是无尽的惨淡和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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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张申府一度没有工作。后来章士钊向毛泽东求情说：“张申府也算是我们党的老人了，他的工作应该安排一下。”没想到，毛泽东一口拒绝：“他是我的顶头上司，我怎么敢安排他呢。”原来，张申府在北京大学当教授时，曾帮助李大钊管理图书馆。毛泽东当时是管理员，有时候借书卡片登记错了，张申府就让他重新登记。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讲到此事时说：“张申府的老板面色很难看。”后来，在周恩来过问下，张申府被安排到北京图书馆。在图书馆，他埋首研究，政治上的活动没了，文章也极少发表。张申府从最初的图书馆又回到图书馆。三十年，只是历史一个轮回。而对张申府而言，回不去的，不只是时间，还有信仰。

1957年6月，随着“大鸣大放大字报”，“最高指示”认定“事情正在起变化”，农工民主党开会批斗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思想，张申府即席表态。喜欢讲真话的他，又一次“不识时务”。他认为：“章伯钧的立场不够百分之百坚定，但也够百分之九十五的坚定。关于章伯钧所说的组织‘政治设计院’的意见，还是值得考虑的。”这样的“一派胡言”，怎么逃得过“右派”的大帽子！

“太上忘情，其次任情，最下矫情”，语出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也是暮年张申府最喜欢的一句话。20世纪60年代，张申府意外地收到罗素的书信。罗素在信中写道：“收到你的充满智慧和善意的信，我感觉收获甚大。随函附上我庆祝九十岁生日时所收到的一份程序表——这是我十分珍惜的，也希望你也拥有一份。另外我还附上一本我的《袖珍世界历史》，希望你喜欢……如果可以的话，我真希望能够同你见面，畅谈我们分别后所发生的种种事情……在我逝世之前，我不打算出版我的自传，因为世事无常。受许多因素影响……我希望你会再写信给我，因为我喜欢听到你的讯息。”收到精神偶像的来信，张申府自然不能忘情，但他已被全面封杀，组织上要他“不准出面，不准说话，写作不准发表”。喊了一辈子民主与自由的他，已没有了给罗素回封信的自由。

“要清白，请长寿”，张申府坚韧地活到了九十三岁高寿，终于等到了“著名爱国人士、我党的老朋友”的盖棺论定。差不多一个世纪的风雨，他应该早就淡然了，喧嚣嘈杂也罢，万马齐喑也罢，终敌不过静止着的从容，历史那力透纸背的颜色中，总有一抹不易察觉的线条，透露着夺目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