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文人最自由

“文写叶公超，武写孙立人”，这是台湾文史学界的普遍说法。他俩一文一武，都差一点改变了台湾的命运。

20世纪60年代初，风头正健的“驻美大使”叶公超突然被召回，罢了官，还被勒令不得离开台湾。家人都远在美国，他终日形影相吊，只能以书画自遣，怒而写竹，喜而绘兰，闲而狩猎，感而赋诗，日子过得看似悠闲，其实，写竹的时候远比画兰多，晚景十分寂寞凄凉。

有一回，他应老友梁实秋邀请到台湾大学讲授现代英美诗歌。重操老本行，叶公超驾轻就熟，名诗名句信手拈来，引得台下听众如痴如醉。如雷的掌声，让他神采飞扬，恍若回到从前，他感慨道：还是文人最自由。

1

叶公超九岁留学欧美，在英美接受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完整教育。洋墨水喝足了，做派也就洋气新潮，整一个黄皮白心的“香蕉人”。在美国麻省赫斯特大学读书时，他师从诗人弗罗斯特，在英国剑桥大学攻读文艺心理学硕士期间，他与著名诗人艾略特亦师亦友，后赴法国巴黎大学研究院作研究，与他比肩的，不乏后来名扬天下的高人。

1926年，国内北伐战争正酣。叶公超从欧洲回来，担任北京大学英文系讲师，年仅二十三岁，他的两个得意门生，冯文炳（废名）大他四岁，梁遇春（秋心）小他两岁。从北京大学、暨南大学到清华大学，再到西南联大，他在讲台上站了十三年，担任外文系教授、系主任。

叶公超的英文水平甚至曾受到高傲的英国首相丘吉尔称赞。毫不夸张地说，在当时的中国找不到英文比他更好的了。刚回国时，闻一多就戏称他是“二毛子”，因他连英美小孩骂人的话都讲得流利地道。课堂上，他纯正动听的语音声调、幽默秀逸的遣词造句，让学生们心悦诚服，景仰不已，课后还围在他身边，不愿离开教室。

叶公超注重仪表，梳得发亮的头发，配上含在嘴里的栗色大烟斗，风度翩翩，十足的英国绅士派头。春秋时节，他着西装，发式右分，一丝不乱。隆冬天寒，需穿两件棉袍，但进教室前，他必先脱去一件，以免臃肿难看。

叶公超

叶公超奉行熏陶式教学理念，注重语感语境培养。他的教学方法与众不同，看似自由松散，实质并不随意。他上课几乎不作讲解，一上课，就让坐在前排的学生，由左到右，依次朗读原文，到一定的段落，他大喊一声“Stop！”问大家有问题没有。没人回答，就让学生依次朗读下去。在课堂上，叶公超喜欢信手拈来些唐诗、宋词、元曲，让学生们翻译，但他对音律平仄并不苛求，只讲究意会神通。叶公超采用的考试办法，独特新颖，打分严格，评分标准也与众不同，多凭平时课堂印象，并不全照试题答案。在西南联大时，一次杨振宁英文考试得第一，也才八十分。

叶公超教授英国文学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特别注重英文发音，强调语音学的重要性，坚持让学生用英文注解词典。在清华大学任教时，他主讲大学一年级英国文学课，然而他的教材从不固定，主要选自世界名著，如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爱默生的《自信》以及赛珍珠的作品。他的学生季羡林回忆说：“学生听他的课，有时一头雾水，天马行空，无边无际，他又喜欢逗乐，逗出的笑声差点把红楼扯去一角。”叶公超在课堂上的绅士派头，泱泱气度，高谈阔论，潇洒随性，在民国高校教授中堪称一道独特的风景。他虽在教室里一副师道尊严的样子，回到家里却对自己中意的门生热情接待，开怀谈天，无拘无束，甚至会清唱几段地道的谭腔京剧。

2

在大学执教期间，叶公超兼任北京《英文日报》主笔，为《现代评论》撰稿介绍英美文学，在北京《晨报》发表以英文写作的十四行诗，还以编辑和撰稿人的身份苦心经营《新月》和《学文》杂志。

欧洲归来不久，叶公超就加入了徐志摩的“新月俱乐部”，虽俱乐部“有舒服的沙发可躺，可口的饭菜可吃，有相当的书报可看”，但俱乐部绝不是“真正新月的清光”。当时“革命文学”呼声响彻云霄，上海的左派力量不断壮大，他们这“几个爱做梦的人，一点子创作的能力，一点子不服输的傻气”，一番雄心壮志，把酒言交，谈诗论文，开新月书店，办《新月》杂志，要争夺一方纯净的文艺阵地。他们坚持自由主义立场和文学非功利性，维护文学“健康与尊严”。这就是当年如晨露般清新的“新月派”。

《新月》采用轮流坐庄式编辑，叶公超主编《新月》期间，杂志极少发政治论文。他认为办刊物既要关注现实，又要同现实保持一定距离，特别是保持态度上的“独立”与“尊严”，登载的文章要具经典性，经得起时间的淘洗，他特别主张将传统与现代连接起来。后来，由于徐志摩意外飞机失事殒命，《新月》同仁胡适等人公然向国民党开炮，直接导致国民党压制《新月》，《新月》很快陨落。

出于对《新月》的恋恋不舍，也出于对梦想的孜孜以求，为沿着中断的旅途继续前行，1934年5月1日，叶公超等人编辑的《学文》创刊号问世。封面由才女林徽因设计，中间是一块汉砖图案，典雅朴素，独具一格。刊名“学文”出自《论语》“行有余力，则致以学文”，表示业余性质，明显带有自谦的意思。《学文》延续了《新月》的重文学风格，且将这一风格推向极致。《学文》坚持的纯文学立场，是那种真正的、不带任何杂质的纯。为了这个“纯”的梦想，叶公超苦心经营，四处奔走，从约稿、审稿、组稿再到出版发行，都亲力亲为，用心浇灌这一枝娇嫩的文学花朵。然而，现实与理想总是背道而驰。由于经济拮据，在叶公超出国休假期间，《学文》月刊“夭折”了，前后只出了四期，如同昙花一现。

叶公超属于述而不作的绅士派，著述不多，但他热衷于中西文化交流，是中国第一个介绍艾略特诗作与诗论的人。作为评论家，叶公超坚持独立而严格的艺术批评，以一种雍容而高贵的气度，奉行持论之平，不为政治倾向所左右。叶公超的批评文章，有如小品文般随意闲散，也有哲理散文的严谨缜密，既幽默雍容，又漂亮精致，创作态度也非常轻松，完全没有老学究般的一本正经、义正词严。他笔墨从容，甚至带有调侃意味，“嬉笑怒骂，皆成文章”，颇有英国随笔遗韵。他主张文贵疏简，徐志摩去世后，梁遇春写了一篇悼念文章《吻火》，初稿有两三千字，叶公超看后评价说，“写得仿佛太过火一点”，后梁遇春将文章改成只有六百余字。这篇散文被废名评价为梁遇春最美的文字，说它“有炉火纯青的意味”。

1936年10月，鲁迅病逝于上海，当时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叶公超特地把鲁迅所有的作品收集来，不休不眠地一口气读完，然后写了《关于非战士的鲁迅》一文并发表。他在文中充分肯定鲁迅小说史研究、小说创作及文学能力的成就。他说：“我有时读他的杂感文字，一方面感到他的文字好，同时又感到他所瞄准（鲁迅最爱用各种军事名词的）的对象实在不值得一粒子弹。骂他的人和被他骂的人实在没有一个在任何方面是与他同等的。”他盛赞鲁迅杂文：“他的情感的真挚，性情的倔强，智识的广博都在他的杂感中表现得最明显……在这些杂感里，我们一面能看出他心境的苦闷与空虚，一面却不能不感觉他的正面的热情。他的思想里时而闪烁着伟大的希望，时而凝固着韧性的反抗，在梦与怒之间是他文字最美满的境界。”通篇热烈的赞美，偏偏出于曾与鲁迅水火不相容的“新月派”叶公超口中，连一向以“宽容比自由更重要”的胡适都看不惯他对鲁迅的颂扬，嘲讽说：“鲁迅生前吐痰都不会吐在你的头上。”单纯的叶公超却是另一种立场：“人归人，文章归文章，不能因人而否定其文学的成就。”叶公超的文学气度与才士手笔，确非常人所能及。

3

风流倜傥的叶公超从不乏追求者，他是女学生眼中的白马王子。燕京大学华侨女学生陈仰贤对他的无望苦恋，最是可怜。据《吴宓日记》记载，1930年4月3日，叶公超生病，陈仰贤前来探病，对叶“亲密而恭顺”，晚上又给吴宓打电话，担心叶公超晚上无人陪护，托他找一名护士，可见她对叶公超的良苦用心。在得知叶公超属意袁永熹后，陈仰贤在给吴宓的信中说：“你说叶先生是我悲剧中人，并不错。但我自己并不觉悲哀，我可以代他死。我为他牺牲到这步田地，并不算什么；我不但不觉得悲哀，我有时还觉得荣耀。至于他的婚事，是我盼望他那么做的。我爱一切他所爱的人，这是他知道我的。我并不是故做好人，我不承认我这行为是好人的行为，我只是爱他。我无论他与别人结婚也好，不结婚也好；爱我也好，不爱我也好；我对于他，并没有所期待。总而言之，我是无条件（回报我爱的条件）的爱他。”字字句句都是无尽痴情。为爱情而死，并不算难事，但无条件的爱屋及乌，却非一般女子做得到的。爱至此，也算得是最高境界了。

1931年6月，叶公超与燕京大学“校花”袁永熹喜结良缘。袁永熹性情爽朗，待人热忱，全无“校花”架子。貌美如花又温婉似水的校花，按常理，应该是学风花雪月的文学之类的，可她学的居然是深奥的物理学，实在有点出人意料。吴宓教授对她极为欣赏，称她是“出众超俗之女子”。袁叶结合是典型的师生恋。婚后，他们就住在清华北院11号，叶公超在南窗外种植了毛竹，给寓所取名“竹影婆娑室”。新婚宴尔，琴瑟相和，又有诗书相伴，令人艳羡。他的学生赵萝蕤在《怀念叶公超老师》一文中记述道：“后来他结婚了，夫人是我在燕京时的一个比我班次高的同学。我有时到前铁匠营他们的寓所去串门。他们的生活令人羡慕：一所开间宽阔的平房，那摆设证明两位主人是深具中西两种文化素养的。书，还是书，是最显著的装饰品，浅浅的牛奶调在咖啡里的颜色，几个朴素、舒适的沙发，桌椅，台灯，窗帘，令人觉得无比和谐；吃起饭来，不多不少，两个三个菜，一碗汤，精致，可又不像有些地道的苏州人那样考究，而是色香味齐备，却又普普通通，说明两位主人追求的不是‘享受’而是‘文化’；当然‘文化’也是一种享受。”这大概是叶公超婚姻生活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

一年后，长女出生，取名叶彤；六年后儿子出生，取名叶炜。名字都来自《诗经》里的《邶风·静女》：“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

叶公超是典型的男性沙文主义者，这一点，他自己也是承认的，他特别喜欢meek（柔顺）的女子，而他心仪的袁永熹偏偏是一个清绝而有个性的女子。吴宓一度在叶公超家蹭饭，据他记述，一次，因饭菜味道不合胃口，叶公超大发脾气。袁永熹一言不发，等叶公超发泄完毕，她才一字一顿地说：“作为主妇，饭菜不合口味，我有责任。但是你当着客人的面发脾气，也是不合适的。”可见当他的夫人，并不是多轻松愉快的事。

叶公超的坏脾气让原本幸福的婚姻蒙上了一层阴影，而他接连不断的风流韵事，更是直接摧毁了袁永熹对婚姻的信心。在叶公超与堂妹的一段恋情曝出后，不管叶公超怎么辩解喊冤，袁永熹始终无法原谅他，两人的关系越闹越僵，爱情也在几次三番的折腾中消失殆尽。抗日战争爆发后，叶公超将妻子儿女送往美国。后来，叶公超去了台湾，踏入仕途，袁永熹并不喜欢丈夫拜相封侯，两人嫌隙越来越大，她又极不习惯台湾繁文缛节的生活，便选择了偕子女定居美国。她在加州大学任研究员近三十年，退休后，又过着波澜不惊的隐居生活。在叶公超生命的后四十年，他们的婚姻其实已名存实亡。叶公超在台湾因心脏病复发去世，袁永熹没有赶去告别，只以未亡人身份献了一副挽联：“烽火结鸳盟，治学成家，心虚安危轻叙别；丹青遗史迹，幽兰秀竹，泪痕深浅尽纵横。”夫妻感情至此，无论孰是孰非，都不能不说是人生中的大悲哀。

4

叶公超有两个习惯：一不记日记，二不收集照片。他认为一个人如果有成就，别人当然不会忘了他，自己也就用不着收集照片写日记了。叶公超的办公室很少挂照片，家里也不挂照片。他说，他本人不写历史，但愿意创造历史。

日本人发动的侵华战争，让叶公超创造了历史。

叶公超平时讲课不喜欢涉及时事。不过在日本侵华在即时，他却明确对学生们说：“日本人要是开始蠢动，就是他们自掘坟墓的日子到了。我们中国，平时虽然破破烂烂四分五裂，可是，对外战争一开始，大家就会抛弃成见，凝聚起来，共同拟订方案，救亡图存。中国太大了，要吞，谁也没本领吞得下去。”卢沟桥事变后，叶公超与梁实秋等人历尽艰险，逃至南京，向教育部请示分配新工作。后来，他又携家带口长途跋涉去了长沙，再到昆明担任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

1939年春天，叶公超叔叔叶恭绰的一封家书改变了叶公超的命运。这番因缘际会，叶公超弃教从政，中国学界失去一位出色的教授，政坛多了一位并不算十分成功的外长。

叶公超父母早逝，自幼依叔叔膝下，叶恭绰视他如己出，精心抚育教诲。叶恭绰是民国早期交通系重要人物，能诗擅画，嗜好古物，雅好藏书。他收藏的宝贝中毛公鼎是西周晚期青铜器，鼎身有铭文四百九十九个字，是现存青铜器中铭文最长的，它记述了周宣王告诫和褒赏大臣毛公之事，是货真价实的国宝。抗日战争爆发后，叶恭绰前往香港避难，将此鼎藏于上海寓所，由其妾潘氏保存。后来潘氏为争家产闹纠纷，要出卖毛公鼎。为国宝安全，叶恭绰写信给侄儿叶公超：“过去日本人和美国人两次想出高价购买毛公鼎，我没答应。这是国宝，决不能落在外人手中。现在把此任务交付于你，不得典质，不得买卖，有朝一日，可以捐给故宫博物院。”收到信后，叶公超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火速赶往上海。潘氏想鲸吞财产未遂，便向日本宪兵告密。叶公超早料到有此一招，事先将毛公鼎妥帖地隐藏起来。日本宪兵突击检查叶宅，搜出大批字画和两把手枪，就以间谍罪逮捕了叶公超。叶公超被关在狱中四十九天，历经七次提审，两次鞭刑、水刑，仍坚决不肯说出毛公鼎的下落。后因重金具结保释，叶公超才重获自由，之后他秘密携鼎赴港。

历经劫难后，叶公超回到重庆，国仇家恨集于一身，已无意再回到平静的校园教书。在朋友的动员下，叶公超投笔请缨，决然告别学界，步入仕途，义无反顾地做起“过河卒子”，远离家人，奔走于新加坡和英国伦敦，为抗日战争筹资。1938年9月，他的好友胡适也跟随他的脚步，出任驻美大使。晚年有人曾问胡适：你说你从不做官，大使不是官吗？胡适回答说：当时国家是战时。战时政府对我的征调，我不敢推辞。叶公超选择从政，理由与胡适同出一辙，完全是自由知识分子深入骨髓的民族感情。他在晚年说：“我之所以进入外交界，完全是因为抗战的关系。若没有抗战，我想我是不会进外交界的。”

叶公超弃文从政，同事、学生都深深惋惜。王辛笛说：“在旧日师友之间，我们常常为公超先生在抗战期间由西南联大弃教从政，深致惋叹，既为他一肚皮学问可惜，也都认为他哪里是个旧社会中做官的材料，却就此断送了他十三年教学的苜蓿生涯，这真是个时代的错误。”抗日战争胜利后，叶公超凭借优秀的英语能力和外交能力，出任外交部长，入蒋彀中，一度成为重臣。

5

叶公超的脾气在民国是有名的，和他相处，如同喝一杯烈酒，吃一碟辣椒。“爱管是非生性直，不忧得失寸心宽”，是他写的联句，也是他当时的境遇。他的好友叶明勋说：“提起李白，除了诗忘不掉他的酒；徐志摩，除了散文忘不掉他的爱情；叶公超先生，除了他的外交成就与风流风采，我们忘不掉他的脾气。”官场交往中，酒筵酬醉间，他常常语出诙谐，对人奚落讽刺也是平常事。他看不得别人有错，有错就当面指责。不管是谁在他面前耍花枪，他都会马上拆穿。叶公超在学校里是一副名士派头，到了官场上也还是一样豁达率性、不拘小节，宦海沉浮也未能淹没他的书生本色。他的书生脾气，让他做不到凡事要听话，在蒙古加入联合国时，他和蒋介石发生激烈争论，结果当然只有成为悲剧主角的分。

叶公超的画

叶公超的书法

叶公超晚年也常说：“一辈子脾气大，吃的也就是这个亏，却改不过来，总忍不住要发脾气。”其实，一个人天性中的狂与傲是没办法改的。叶公超一辈子都放不下知识分子的身段，丢不掉知识分子的傲气。临死前，他指着家中悬挂的一幅刘延涛名画《烟波江上一翁》说：“这个老头就是我。”画上的题字是叶公超最喜欢的一首诗：“自织自耕自在心，江干千种柳成荫。兴来一棹悠悠去，酒热深杯细细斟。”颇能反映他晚年的心境。“大”脾气也好，“坏”脾气也罢，不唯命是从，直言无忌，有独立见解，又敢说敢做，却正是叶公超作为自由知识分子的可爱处。不幸厕身官场，这就成了他的阿喀琉斯之踵。

获知叶公超离世消息后，著名的“飞虎队”将军陈纳德妻子陈香梅悲痛万分，这位叶公超的“超级粉丝”，幼年时即称他为“乔治叔叔”的传奇女性，在很短的时间内写了一篇悼文、两首挽诗。在诗中，她饱含深情地说：“奉献给你红色的玫瑰，那是我从童年、青年到中年对你的半点关怀与爱意……多少双纤手为你磨墨、添香，多少颗心曾为你似醉非醉。”在悼文中，她说：“叶公超是个性情中人，他是个读书人，有报国的雄心壮志，他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比爱自己多多，他也是一位怜香惜玉的才人，他对不少女人有不同的情感，但他不可能是理想的丈夫，他的婚姻是失败的，我们不需替他辩护。他爱的国家，他爱的女人都使人失望，有负于他，这是一个大讽刺，也是一场悲剧。”这番话，多少有些盖棺论定的意味。

叶公超驾鹤西去，让一个时代完全终结。政治舞台容不下叶公超这样的天才，实在是时代的悲剧。叶公超留给后人的，是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高大背影和一声轻轻的叹息。就像木雕石塑守不住信仰一样，历史也守不住那些伟岸的记忆，一个读书人的真性情真才学，只配得上一文不值的两个字“狂傲”，可如果连这也失去了，还有什么能调节史简中那些与苦难直接相关的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