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

四、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

报刊的社会责任理论是建立在一种更为积极的思想基础之上的，这一思想认为报刊的从业者都具有积极的生活态度，有某种程度的社会责任意识。这种判断补充了自由主义理论中的某些基本说法，而更多地拒绝自由主义理论的一些消极说法。它所代表的自由的概念，基本上不同于传统学说所代表的思想。自由主义理论是从消极自由的概念里诞生出来的，这种消极的自由概念，我们可以概括为“免于……的自由”，或者说，就是“不受外界限制的自由”。社会责任理论则很不相同，它是以积极的“有做……的自由”为基础的，它要求有能达到所希望的目标的必须手段。

总的说来，消极自由就是让一个人自由地去创造他自己的命运。这一思想假设，一个人要是不受外力的束缚，他就能凭借自己的理智来发现支配宇宙不变的自然法则，这样他就能够创造自己的命运。这就是说，只要取消对于人类的限制就够了，并且只要取消对于报刊的绝大部分限制就够了。因为，如果报刊是不受束缚的，它就会向市场供给消息和思想，而从各种消息和思想的交流中，就会胜利地出现真理。

社会责任理论虽是以这一思想为基础的，但有了重大的调整。这个学派认为，纯消极的自由是不够的，是没有实效的。从这一观点看，消极自由是一项空洞的自由，这好像告诉一个人，他可以自由走路了，可是没有首先弄清楚他是不是瘫子。如果是真正的自由，必须是有效的。只对一个人说，他可以自由地去达到某项目的是不够的，还必须向他提供足以达到这些目的的适当手段。

有实效的自由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新闻自由委员会说，“像一切自由一样，新闻自由意味着‘免于……的自由’和‘有做……的自由’”两种不同的主张。一个自由的报刊是不受一切限制的，虽然在实践中它还不能免除一切的压力。它有自由去争取达到它的道德意识和社会需要所指出的目标。而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它必须有技术条件、经济力量、取得消息的权利等等。但是委员会所关心的不只是那些掌握着通讯工具的人们的自由；它也关心那些只有消极的言论自由的公民们。委员会说，新闻自由对于一个不掌握通讯工具的人来说，是相当空洞的权利。它的自由必须由具有与他相似观点的报刊来履行；必须由政府或非营利机构所经营的通讯工具来履行。

甚至报刊本身也由于越来越重视“消息自由”，而逐渐放弃了消极自由的概念。报刊认为，消极自由的体系没有提供一种从守口如瓶的政府官吏处获得消息的手段。美国各州的报刊都百折不回地为通过一种法律而努力，这种法律要求某些官方团体在公开会议上处理事务，并且容许报刊查阅其纪录。

这个问题到1967年、1977年得到了根本的解决。1967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情报自由法”，1977年，美国国会又通过了“政府公开法案”，前者规定各级政府部门的记录如无特殊情况，应向任何公民开放，公民可就不理会或拒绝查阅政府资料的事实向法院起诉。后者规定政府各部门属于讨论性质的会议向社会公开，各部门首长确定不能公开的秘密会议要征得该部门首席法律官员的同意才具有法律效力，公民认为某一秘密会议应当公开者，可以向法院投诉。

这类法律虽然是面对一般公民的，但实际上真正查阅资料和旁听会议的主要是新闻记者，因此，这两个法律实际上给了记者更大的采访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