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本位提出的历史背景

二、生态本位提出的历史背景

20世纪，世界文明发展经历了“世界大战”、“经济危机”与“掠夺自然”三个历史阶段，人类走出世界大战硝烟弥漫与经济危机阴影笼罩的历史后，取得了空前迅速的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迅急发起一场掠夺自然资源的新型战争，从而导致了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最终使当今人类陷入了自然灾害频发和社会动荡剧增的“天灾人祸”并发的困境之中。美国系统科学家弗・卡普拉指出：“现在全球生态体系和生命进化处于危险之中，处于一场大规模的生态灾难之中。”^[20]这是因为，现代科技在人类利用及其发展市场经济中产生了一种反自由、反自然的异化力量，快速地侵蚀了人的心性和快速地摧毁了人和万物赖以存在的自然生态。这场灾难，全球范围内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幸免。在中国，经受了反右运动、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劫难后，急于想摆脱经济贫困而饥不择食的人们，“将西方18世纪启蒙思想家的思想奉为至宝，使科学主义、技术主义、工具理性万能的思想占据统治地位，致使中国形成‘德先生’退席、‘赛先生’专制的局面。民众对高科技能最终促进社会进步并造福人类的神话深信不疑，缺乏西方后现代主义对科学迷信的批判意识。”^[21]不惜以牺牲生态环境换取GDP，最终导致严重的生态危机。因此，在世界范围内，人类面临的问题已不再是“和平与发展”的关系，而是“环境与发展”即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果处理不好这一关系，人类虽然摆脱了20世纪战争威胁和经济萧条下的生存危机，也难免会陷入21世纪自然灾难带来的生存危机之中。美国美利坚大学教授阿米塔夫・阿查亚（Am itav Acharya）指出：“一方面是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另一方面，由于人类对于如何利用新的技术工具缺乏深刻和负责任的思考，因此，科技的迅猛发展和人类缺乏合理运用科学技术的相应能力这两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我们可能会在这一过程中获得我们本不该拥有的权力，从而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种由于过度依赖和滥用科学技术对人的安全带来的危害包括：故意行为（如生化恐怖）；意外事故（实验室泄露病原体）；科学发展所产生的预料之外的后果（由工业化引起的气候变化）；等等。”^[22]

1972年，梅都斯（Dennis L. M eadow s）代表罗马俱乐部发表了一份题为《增长的极限》的探究报告。报告提出了地球有限论即地球的资源存量有限和环境容量有限的新观念，揭示了现代经济增长已临近自然生态极限这一地球有限承载力的客观性，动摇了地球的资源和环境无限论即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传统观念，它在全世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但是，报告提出要以“零度增长论”的方式达到或维护全球均衡，这一不切人类生存实际的、事实上也是不具可行性的观点，引起反对派的严厉指责与非难。但无论怎样说，梅都斯等人是生态觉醒的先行者，为后来的全球绿色运动以及生态本位的确立都有其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正如余潇枫所说：“‘深绿’思想理念的确立实质上是‘类价值’的再建构，它倡导超越人类中心主义，改变过去的思维方式和政治结构，保持地球生态系统的基本平衡和可持续发展；‘深绿’还倡导建构一个全新的生态政治文明，确立和强化‘生态智慧’、‘尊重多样性’、‘可持续的未来发展’、‘社会正义’、‘非暴力’、‘个人与全球责任’等价值观。因此，‘绿色正义’或‘深绿’生态价值观，不仅是一种更加包容、和谐、合乎自然的生存观念，而且还是一种凸显‘球权’以保障‘人类绿色生存’、要求国际社会改变现状的政治主张。”^[23]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2002年生命地球报告》指出：

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已经大大超出地球的再生能力，用“生态足迹”（指地球上人类用于生产和生活，如农业、放牧、木材生产、海洋渔业、基础建设用地和吸收温室气体等必需的区域）表示，地球上除冰川覆盖的地面、沙漠和公海等不可用的区域，有110亿公顷可用土地，按世界60亿人口计算，人均只有1. 9公顷；但是，1999年，人均生态足迹已经达到2. 3公顷，已经超出地球再生能力的20%。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50年内，人类生态足迹，或可开采的再生资源总量将相当于两个地球。显然，这是无法达到的，是不可维持的。

美国国立生态分析和综合研究中心一个由生态学家和经济学家组成的研究小组，估算了地球的生态价值，指出：

森林为人类提供新鲜空气每年每公顷的价值为141美元，气候、气流、水、土壤形成与营养物质相关的循环，以及垃圾处理、生物控制、粮食生产、原材料、消遣与文化娱乐等，每年每公顷的价值为969美元。这个研究小组在英国《自然》杂志发表文章说：就整个生物圈来说，每年它向人类提供物质的价值估计在16万亿至54万亿美元之间，平均每年为33万亿美元。这肯定是个最低估计，因为这些物质大多数是市场上买不到的。33万亿美元，这是一个什么数字？全世界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约为30万亿美元。也就是说，地球生态价值每年对全球经济的贡献，相当于一年全球经济生产的总产值。上述研究小组的文章还说：如果没有生态学生命保障系统的贡献，地球的经济就将停滞。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地球对经济贡献的总价值是无限的。

针对上述问题的分析，余谋昌指出：“自然价值参与世界经济过程，对经济增长作出重大贡献。但是，世界经济增长以巨大的自然价值的损失为代价，而自然价值作为生产成本，它的消耗并没有在国民经济统计表上出现，没有作为价值来计算过。这样，现实的世界经济，长期以自然价值严重透支的形式运行，结果造成一种长期负债的经济，而且这种负债又不出现在经济统计中，因而又是一种扭曲的经济。这种经济是不可能持久的。”^[24]

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180多个国家派代表团出席了会议，103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与会并讲话。会议讨论并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又称《地球宪章》，规定国际环境与发展的27项基本原则）、《21世纪议程》和《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并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化公约》两个公约。1994年，中国政府发表了《21世纪中国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明确了治理环境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指导方针。在这一背景下，一些先知先觉的哲人开始深刻反思人类文明史：曾经光辉灿烂的巴比伦文明、哈巴拉文明和玛雅文明，都先后毁灭于生态灾难之中。而以商品经济和现代科技为主要特点的工业文明，是一条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不可持续发展道路。如果一直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人类在不久的将来必将陷入自我毁灭的深渊。因此，人类在生态环境新问题上逐渐觉醒过来，引起了一场人类意识的伟大革命——绿色思潮。它的根本标志就是生态觉醒的产生和发展。

以人类中心主义为价值尺度形成的人统治、主宰和征服自然的理论体系，它在本质上是“人本位”的意识，人和自然的关系基本上是分离和对立的。生态觉醒突破了这种理论框架，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有机统一、和谐发展的理论体系，它在本质上是“生态本位”的意识。它的核心内容，就是承认自然界的优先地位，把自然看作是一个整体的生态系统，把人类文明看作是这个整体生态系统的有机部分。这是人类对自我意识进行深刻检省的一场伟大的思想革命，是人类对自然、社会和自身关系重新定位从而推进人类文明走向更高层次的一次彻底觉悟。正如樊浩教授所指出的：“20世纪人类文明的最重要、最深刻的觉悟之一，就是生态觉醒。从遍及全球的绿色运动到联合国和世界各国制定的生态伦理的规范，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理论，无不在实践和理论的层面上标志着20世纪人类文明的生态觉醒。”^[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