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制度层面上的选举改革之外，竞选生态层面上的选举改革，也是影响自民党支配体系变迁的重要参数。冷战后日本选举制度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推行“政策本位”（或“政党本位”）的选举，以克服“候选人选举”的弊端。为此，各党在竞选过程中纷纷推出“政权公约”，试图展开一场“改革”政策竞争。此种竞选生态的变化及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所谓“政权公约”，是政党执政之际的公约，表明政策的具体目标、支撑财源、达成期限等。在2003年众议院选举中，各党首次制作、颁布“政权公约”。其中，在野的民主党代表菅直人效仿英国率先颁布“政权公约”，发表“摆脱官僚宣言”并批判自民党政权。“养老金改革”与“经济重建”，成为此次选举中广大国民最为关注的“政权公约”要点。
尽管“政权公约”在形式上展示出“政策本位”，但实际操作起来却困难重重，往往会流于政治宣传及社会情绪。例如，“在2003年的大选中，民主党提出比较新颖的政权公约，议席也获得大幅增加，但在选举过程中政权公约并没有得到多少重视，其获胜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大选前夕自由、民主两党合并带来的气势所致”[23]。特别是在小泉纯一郎内阁执政期间，首相一天早晚两次会见记者，相关影像在每天的电视新闻中不断播放，“剧场政治”成为小泉赢得2005年邮政民营化选举的基本手法。针对“是否理解首相有关政策及政治课题的观点”的提问，表示“理解”者仅占18%，“不理解”者占50%，“不好说”者占30%。小泉首相的影像播放作为形象战略发挥了效果，但很难说是尽到了向国民阐释政策的责任。[24]
此外，“候选人本位”选举仍占有优势，世袭候选人已经深深扎根于诸多选区。“在小选区的选举运动中，后援会依旧发挥着巨大作用。并且，虽说派阀对选举的影响力已减弱，但绝非完全丧失了力量。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政党本位的政治，尚需要时间。”[25]
结果，“政权公约”的提出，并未能强化广大选民对“政策本位”的选择力度，反而受到“剧场政治”冲击，变得虚幻了。
21世纪初期，各党之间的政策竞争，是在自民党政权推行一场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并举的改革的环境下展开的。
从小泉内阁的特殊法人改革至安倍内阁的规制缓和，结构改革的基本手法就是削减企业成本及裁员、对大企业缓和规制，带有强烈的新自由主义属性；另外，强化“官邸主导”、完善安保立法、军事大国化等改革措施，又带有强烈的新保守主义属性。其中，持续的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导致各种社会性不良后果：企业重组、薪金低下、失业、破产、差距扩大等。对此，“‘安倍经济学’对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进行了某种修正，紧急处置结构改革造成的各种不良结果，消除不满与愤怒，旨在达成重新启动财界要求的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的协议”[26]。因此，“安倍经济学”并非取代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的“对案”，而是再次将改革引入新阶段。
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属性表面上相互矛盾，但在日本的政治实践中，“结构改革”与“军事大国化”却并行发展、相互关联。例如，在教育领域，包括择校制、民间经营、跳级制等在内的规制缓和措施得到急速推进；另外，通过强化教育委员长及校长的权限、教职员会议形式化、排除反对派教员、强制升国旗及奏国歌等措施，学校的管理与统制也得到迅猛推进。伴随着“结构改革”，“军事大国化”的体制及意识形态将更加严苛地支配学校教育。[27]
在上述“改革”竞争环境里，各党之间的政策差别往往体现为“视角不同”或是“个别政策”，主要政党之间的政治理念及意识形态差距不大。
例如，在2003年众议院选举的“政权公约”中，民主党强调“脱官僚”“脱集权”，自民党主张“从官至民”“从国家至地方”，二者的差别在于，基于社会或经济的不同视角主张内容相似的政策。[28]即使在外交及安保政策领域，“1997年以来作为最大在野党的民主党，在外交问题上显示出现实路线。民主党在《反恐对策特别措施法》上展开实质性政策讨论，在有事法制上提交对案并与政府达成协议。民主党作为旨在夺取政权的负责任政党，在安全保障问题上与自民党站在同一赛场上”[29]。
一般而言，意识形态在政党形象认知与政党体制构建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1955年体制”下，执政的自民党与最大在野党社会党之间的差别，在意识形态领域就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冷战后，伴随着日本政党政治呈现“总体保守化”或“总自民党化”趋向，主要政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对立已经不复存在。而对于各党间具体、细微的政策差别，广大选民未必能够明确认知，很难将各党的政策与自身的立场结合起来考虑。对于政党而言，正确把握年龄、性别、居住地、阶层、职业等各异的选民的多样化要求，也是很困难的。
因此，意识形态对立，是区分政党、吸引选民的有效路径。从这个意义上讲，主要政党之间意识形态对立的缺失，意味着目前日本国内尚不具备两大政党发展的政治生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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